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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能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又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信，这位“×同志”——马林确非等闲之辈。难怪当他光临奥地利，会引起那么一番不小的风波!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叫“国际工人协会”，着力于组织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在一八七六年解散。“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创立的，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解体。“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

马林是在一九二○年七月，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那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召开。马林是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马林同志，您从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来，我想请您参加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好吗?”列宁紧握着马林的手，这么说道。“好，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愿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马林一口答应下来。他用流畅的英语跟列宁谈话。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正因为这样，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在委员之中，有墨西哥代表团负责人——印度人罗易。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讲话。列宁写出了提纲初稿，向罗易，也向马林征求意见。

“列宁同志，我对您的提纲有不同的意见。”罗易很直率地说道。“欢迎，欢迎。”列宁的眼角皱起了鱼尾纹，笑眯眯道，“罗易同志，我事先把提纲初稿打印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听取各种意见。”“列宁同志，我认为您的提纲初稿中，低估了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低估了这些国家中革命的工农运动。”罗易开门见山地说道，“共产国际不应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当只帮助建立和发展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第二部分：前奏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2

“罗易同志，你的意见很好。”列宁说道，“我建议你也写一份提纲，根据你所熟知的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提纲，在大会上发言。”这样，列宁和罗易相继在大会上发言。在七月二十八日第五次全体大会上，马林作了发言，谈了自己的见解，也谈了对列宁和罗易提纲的看法：“同志们，荷属东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过去七年我的工作是和东印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大会对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将给予关注。我认为在议事日程中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我看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扮演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马林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应当重视中国的革命者：“我愿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这个“世界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他，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

马林的跃升，当然是由于列宁的信赖。而他，正是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赢得了列宁的垂青……马林，这个荷兰人，怎么会对东方的殖民地的革命如此熟悉?他怎么会成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

在众多的欧洲国家中，荷兰和葡萄牙是两个奇特的国家。这是两个小国，论面积不到十万平方公里，论人口不过一千万上下，可是却曾成为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十五到十六世纪，葡萄牙凭借自己强大的船队远征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成了“殖民地大国”。紧接着，在十七世纪，荷兰猛烈地向海外扩张，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国。

荷兰的殖民者远征亚洲，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属东印度”。一八八三年，马林降生在盛开郁金香的荷兰海港鹿特丹。鹿特丹不仅是荷兰第一大港，迄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万国商船云集。莱茵河、马斯河在那里注入北海。一座座风车在这片地势低洼的土地上缓缓转动，把水排到长长的海堤之外。

马林在这“欧洲的门户”长大。中学毕业后，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懂得革命的道理。一九○二年，十九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他的很强的组织才能。一九一三年，三十岁的马林被派往万里之遥的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工作。

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最为繁华的是爪哇岛，那里集中着全国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马林在爪哇岛的三宝垄，担任那里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那里的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

马林深感政党的重要性。一九一四年五月九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发起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他也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亲自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擅长作文的他，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消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发表了好多篇文章，为十月革命欢呼雀跃。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抓住了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垄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莫斯科，列宁一次又一次会见马林，跟他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因为马林有着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列宁那睿智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东方，尤为关心东方的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列宁说，“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目前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列宁在考虑着、物色着恰当的人选，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马林闯进了列宁的视野。不言而喻，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马林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之后，又接到共产国际一项新的使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马林的这项新的使命的任务是：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和建立联系，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不过，马林在接到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委派之后，没有马上前往中国。他到苏联巴库出席了东方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又回到荷兰，希望办理撤销荷属东印度对他的驱逐令的手续。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向荷属东印度总督寄递的撤销驱逐令的申请书被驳回。他又到意大利处理一些事务。在一九二一年暮春夏初，他出现在维也纳，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第二部分：前奏“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一八四○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十九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的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当二十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偲”、“麦喀士”。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九年二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八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一八九八年原版本。“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中国读者。紧接着，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到了一九○二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一九○九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共产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ｅ”译成“公社”、“工团”，因此“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一九一二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二部分：前奏“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一八四○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十九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的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当二十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偲”、“麦喀士”。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九年二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八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一八九八年原版本。“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中国读者。紧接着，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到了一九○二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一九○九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共产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ｅ”译成“公社”、“工团”，因此“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一九一二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二部分：前奏“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2

迄今，仍可以从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七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十一月十日，上海由叶楚伧、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里林”何人?哦，“Ｌｅｎｉｎ”，列宁!《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十一月十一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了十月革命的经过。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一九一八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这位邵力子，乃清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教师，那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以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好多位教授与他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顶顶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常，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是“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二○年七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Ｌｅｎｉｎ）的功业；是列卜涅西（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的功业，是马客士（Ｍａｒｘ）的功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第二部分：前奏《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丽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一九三六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柯庆施致陈独秀》(一九二○年)，《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二九一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

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独秀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好景不常。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经过这般大起大落，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二十六日上午说过的话。“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胡适先生!”陈独秀道。“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一月十五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一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一九一六年九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1

陈独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一九○四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