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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名字已小有名气了!”“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那是一九一○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做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苏轼、米芾、黄庭坚也多有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遐迩闻名。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一九一六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深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一九二○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一八九一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他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二十四岁，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2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六月离美。七月抵沪探母。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胡适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文。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一九二○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如沈尹默所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后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部分：前奏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的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即“二十八画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个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哦，“毛泽东”——整整二十八画!《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写《体育之研究》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这样谈及杨昌济：“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一页至一二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一九○九年春，杨昌济从日本去到伦敦北淀大学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一九一七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一九一八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六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中旬起，每当梁漱溟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

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

，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了钱到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泽东。此生资质高，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二十九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眠井胡同七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也去拜访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还去拜访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比毛泽东神气多了。毛泽东曾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这位“二十八画生”，当时尚未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然而这半年，北京大学、《新青年》、“北李南陈”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使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部分：前奏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一九一九年五月，鲁迅所言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终于被众多清醒过来的人用愤怒的铁拳砸出了一扇窗户。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在五月四日爆发……那天中午，北京的“总统府”里，还显得十分平静。

总统徐世昌正忙于午宴。这位“徐大总统”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登上总统宝座的。那时，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与孙中山对抗，在北京组织新国会，选举徐世昌当大总统。

徐世昌此人，二十四岁时便与袁世凯结为金兰。此后中进士，当上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东三省首任总督。袁世凯得势时，他成了北洋政府的国务卿。袁世凯去世，冯国璋任总统，一九一八年十月冯国璋下台，徐世昌成了北洋军阀元老，顺理成章成了大总统。

徐大总统设午宴，为的是替章宗祥洗尘。章宗祥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日语纯熟。后来投奔袁世凯门下，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从一九一六年六月起，改任驻日公使，参与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三天前从日本返回北京，向徐大总统密报与日谈判内幕。徐大总统颇为满意，故为之洗尘。午宴只请了解对日谈判核心机密的三位要员作陪：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钱能训乃国务总理，当然参与机要。

陆宗舆乃印铸局局长。本来印铸局局长未必参与机要，但陆宗舆乃前任驻日公使，多次与日本外相密谈，所以也成为陪客之一。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日本政界有着瓜葛。自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起任驻日全权公使。此后，章宗祥继任公使。

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照理，交通总长亦与此事无关。曹汝霖在座，那是因为他也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法政大学，熟悉日本事务。此后，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参与对日秘密谈判。

如此这般，五人聚首，原因很明白：一个大总统，一个国务总理，加三个“日本通”。

席间，觥筹交错，眉飞色舞。尤其是在章宗祥悄声讲起对日密谈的新进展时，举座皆喜。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承宣官忽地入内，在总统耳边悄然细语，总统脸色陡变。承宣官走后，总统徐世昌只得直说：“刚刚吴总监来电话报告，说是天安门外有千余学生，手执白旗，高呼口号，攻击曹总长、陆局长、章公使。请三位在席后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为学生即将游行。润田、闰生、仲和三公，请留公府安息，以安全为重。”徐世昌提及的吴总监，即警察总监吴炳湘。润田、闰生、仲和分别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号。

总统这几句话，如一盆冷水浇下，谁都放下了筷子，无心再吃——虽说刚刚送上一道凤尾大虾，热气腾腾，那是为浙江吴兴人章宗祥特备的海鲜菜。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或许是酒力发作，或许是心虚之故，前额沁出了汗珠。曹、陆、章各怀心腹事。前几天，他们已风闻，学生指责他们为三大卖国贼：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徵祥一九一五年在北京跟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谈判而成的。谈判进行了一半，日本公使忽地因坠马受伤，无法外出，曹和陆竟赶到北京那“国中之国”——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日置益的床前谈定“二十一条”!至于章宗祥，则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当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章宗祥竟表示“欣然同意”!五月一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披露爆炸性消息：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曾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意大利总理组成的“四人会议”所否决。五月二日，广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刊载徐世昌的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文章，透露了中国政府在巴黎的外交惨败。消息传出，北京大学一片哗然，北京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于是，五月四日中午，就在徐世昌“欢宴”曹、陆、章之际，北京的三千多大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发出愤怒的呼号：“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总统徐世昌离席，要国务院总理钱能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

总统、总理都忙着去下命令，午宴半途而散。躲在总统府里如坐针毡，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于是，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了总统府，途经前门，向东，拐入小巷，驶入狭窄的赵家楼胡同，出了胡同西口，往东，到达曹宅。曹汝霖邀章宗祥入寓小憩，两人下车，见门口站着数十名警察。往日，曹寓门口是没有警卫的。一问，才知是警察厅派来的，为的是防止学生闯入曹寓。曹汝霖见有那么多警察守卫，也就放心了，跟章宗祥步入客厅，沏上一杯龙井清茶。悠悠啜茗，算是松了一口气。一杯茶还未喝完，嘈杂之声便传入耳中，有人入内报告，学生游行队伍正朝此进发!“不要吃眼前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曹汝霖放下手中的茶盅，从红木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对章宗祥说道。

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避进一个箱子间。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一书所载，曹汝霖当时的情景如下：“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掷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作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仲和(引者注：即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吴总监(引者注：即警察总监吴炳湘)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引者注：实为三十二人)，送往警察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

翌日，为了声援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一呼百应，北京各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万马齐喑的中国，终于响起呐喊之声——这是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在中国的回响之声。北京大学高擎“五四”火炬，冲锋陷阵在前。北洋军阀把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对准了校长蔡元培，对准了《新青年》主帅“北李南陈”……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1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五月九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五月九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六月十一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饭足，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高一涵一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古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一九一○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尹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2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时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停刊。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九月十六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第二部分：前奏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