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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寂寞。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三月五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小引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绝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小引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第三部分：酝酿三益里的四枝笔投奔陈独秀 2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一九○二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两人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七月十四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一九二○年二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四川前往遥远的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住宅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一九一八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此人，年长于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以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一九一六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枝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余杭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追随孙中山。一九一一年，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一九一二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公部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张东荪回上海，依然主编《时事新报》。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这些“秀才”，最初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部分：酝酿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四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于上海潮湿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他在北京时，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拉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力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着“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月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一个字组成的。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客房里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气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杨明斋安顿好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雨渐渐住了。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三十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苏俄《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距。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六号跑……

第三部分：酝酿张东荪和戴季陶拂袖而去

新渔阳里六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一九一八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他把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住。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在陈独秀家进行密谈，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走了。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②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②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忆：“一九二○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五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又引起一番争论。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我们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1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这初版本在一九二○年四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这一版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这一珍本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戴树棠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温州发现国内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温州日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一九七五年还曾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印错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一九二五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此书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穿越黑暗岁月的一道霞光——〈共产党宣言〉中译首版本被发现的故事》，《济南日报》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一九二○年八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珍本，是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损坏。上海图书馆保存着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一九二○年九月所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再版本。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封面上还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客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译本全文共五十六页。《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们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此文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一八五○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一八六三年)、丹麦文版(一八八五年)、法文版(一八八六年)、西班牙文版(一八八六年)、波兰文版(一八九二年)、意大利文版(一八九三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一九○五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一九○八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一九一九年，年仅十九岁的张闻天在八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此人瘦削，那颧骨显得更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结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留学日本，是浙江名流，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一九一九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2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告诉笔者，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五十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据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一九二○年二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其后，罗章龙曾试图将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义〕词，‘徘徊’亦然。”罗章龙：《椿园载记》，八九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一九二○年四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二十九岁的陈望道兴冲冲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面是邵力子家。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枝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陈望道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风行全国发行量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内中的缘由：“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六月八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地〔的〕堆在社里……”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此处摘录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

“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

“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如此鲜明的进步色彩，宣传“北极下来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评论》遭禁。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告吹了。幸亏因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其实也就是他一个人)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渔阳里二号陈独秀那里住了。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3

《新青年》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国内四十三个省市设有九十四个代派处。一九二○年五月一日，《新青年》推出面目一新的《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比往常多了两倍，有四百来页。

这一期刊出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刊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刊十五个团体、八家报刊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这一宣言是历史性的文件，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便已发出，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这一宣言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发表。《新青年》以不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不寻常的姿态，表明陈独秀明显地倒向苏俄。诚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后来则既“宣传社会主义”，也宣传过美国“杜威派的实验主义”，而从“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