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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有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常委的作家蒋光慈(曾名蒋光赤)。有成为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有在一九二五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启汉。

杨明斋除了在新渔阳里六号主办外国语学社，还在那里的亭子间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来改为华俄通讯社)。这个通讯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国与苏俄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的）质问》等等，便是中俄通讯社提供的。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1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陈独秀说及了胡适：“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掀起一阵狂澜。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的《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2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第四部分：初创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返沪之后，一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十一月六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评论》第五十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五月七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十一月七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的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他作（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紧接着，十一月八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二十多天后——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一九三四年，他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中国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三年病逝于北京。

第四部分：初创《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就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登出陈望道、李达驳斥张东荪文章的那天——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这份新杂志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为李达。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这个“小组”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份新杂志选定十一月七日作为创刊之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十一月七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便清楚了：“今天是公历十一月七日，正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劳动界》，一九二○年第十三册。正是选择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共产党》月刊的创刊之日。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的《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共产党》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李达也。“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笔名“丙生”衍生，因为“丙”的英文拼写开头字母为“P”。“汉”，那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五千份，通过各种渠道像飞机播种似的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渔阳里二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那两篇，一篇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另一篇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一九五六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译者的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Ｃｈａｎｇ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这个“Ｃｈａｎｇ”，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了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现据“张”的中译稿，摘录于下：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为时不远了。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下来。建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

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第四部分：初创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一九二○年七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渔阳里二号黑漆的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他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他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他穿梭于京沪之间：一九一九年六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来月。一九一九年底，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张东荪、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过从甚密，直至一九二○年五月才返回北京。隔了两个来月，这一回他又来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势又日渐吃紧。

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凯音，又名张特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说，是“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的父亲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算是一县之“父母官”。在中学时，张国焘便喜欢英语和自然科学。一九一六年十月，这位“江西老表”来到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起初，他埋头于数理化，不闻窗外事。自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青年》，叩响了他的心扉。他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北大，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身处在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启蒙。

李大钊深刻地影响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与〔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频繁。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张国焘崭露头角。“五四”前夕——五月三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五月四日，张国焘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

他擅长社交，联络各界人士。这样，他也就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这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依然是李大钊，给了他莫大的影响。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自一九六六年起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内中这么写及李大钊：“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意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除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言，他成了一个“特殊学生”：“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这位“特殊学生”，来来往往于京沪之间。当陈独秀仓促从北京逃往上海，借住于亚东图书馆里，正在上海的他便“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时隔五个来月，这一回，当他与陈独秀同住渔阳里二号，他发觉陈独秀的思想跃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引者注：指陈独秀)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地发觉，“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七月中旬来到上海渔阳里二号，至八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八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第四部分：初创“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六岁，比张国焘大两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为了来沪迎接罗素。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财政部长，筹了一笔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要从北京来沪迎接他。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他是这样回忆的：“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引者注：即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一九一九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一九二○年七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九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一九二○年十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天，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七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义。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加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七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之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内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环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

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信扔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一九一八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