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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克·施罗德曾是纳粹党党员，她能当希特勒的秘书当然是以“相互信任关系”为基本条件的。但是她又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憎恨对事实的歪曲”，以至在30多年后终于“明白”希特勒是个“魔鬼”。（以上引语均引自本书《编者的话》）因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是值得参考的。
尽管施罗德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说她的笔记只是记录了在一些场合的所见所闻；然而这些见闻有时却涉及希特勒争霸世界的某些战略和策略。例如，书中一再提到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书中写道：“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希特勒）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治奠定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希特勒放弃了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的机会，书中叙述希特勒对此的想法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书中也一再谈到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说希特勒只要提到布尔什维主义，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指侵苏战争），那就太晚了。”书中还叙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对英和对苏的战略放在他的争霸世界总战略中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英国）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南美去换。”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希特勒让英国在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中充当小伙计的企图并未能实现，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书中还谈到希特勒在争霸世界的战略方针下对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两个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和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施罗德的遗著记录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记录了希特勒的恶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书中记述希特勒的弱肉强食思想说：“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书中揭示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疯狂思想，希特勒把犹太人贬为“劣等人”，说什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生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希特勒公然自称为“窃国大盗”，他说：“我是个窃国大盗，不是穷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内圈当中，希特勒把自己的仇视人类的思想表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施罗德在她的遗著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摆脱纳粹宣传的阴影也很难。原书中常常出现赞美希特勒的言词。希特勒也确实是个善于欺世惑众的蛊惑家。今天，希特勒作为一名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解脱。因此，中译本对于原书中赞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词作了省略，是合适的。此外，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叙述（例如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军队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希特勒并吞他们国家的反应等等）都是歪曲事实的和错误的，这些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原书书名为《他是我的首长》，中译本改为现用的书名。
陆世澄
1990年6月
编者的话
瓦尔特·弗伦茨先生有一次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这样，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克里斯塔·施罗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罗德，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陈规俗套。她有文化，有音乐天资并且始终在寻求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她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对人、对环境、甚至对她自己和她的过去总是持一种极端的批评态度。有时她可以出口伤人，然而这种处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内心极其敏感、有时缺乏自信心和神经过敏的人。
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一施赖速记法写成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隼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住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据1945隼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照片上，在场的重要人物还有拉麦斯部长和施图卡特国务秘书。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对我说来的确过分了，因此我过问了此事，但终无结果！我请求《晚邮报》澄清此事，《晚邮报》却让我去找一家米兰通讯社，而这家通讯社却又让我去找设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讯社。就这样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师说：“……得帮助一下像你这样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但是，他的主动姿态并非像我开始所感到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像律师本人后来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他希望为将来办理类似的案件积累经验。
他到处写信，发向所有曾在某个时候引用过所谓我的言论的报纸和杂志。甚至给当时纽伦堡监狱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凯利大夫也发了信。凯利大夫在这期间已出了一本书题为《希特勒周围的22个人》，书中登载了由我撰写、但署着我的假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这种刻划将载入史册。
但这位律师的努力无济于事。凯利先生这时已经自杀。律师也像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样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没有澄清问题，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乱。他答应巴黎通讯社，他将说服我接受该社记者对我进行1小时的采访。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说：“我不稀罕这5万法郎，我要查明这篇连载的幕后策划者。”然而这个人始终没找出来。为澄清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我托付给律师办的关于四幅希特勒草图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的爱德华·鲍姆加滕提出的论据才
激励我再次介入这个事务。他在1974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这个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经历谈》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脚，否则这本书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写的了……，但尽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动核心部分。从核心内容看，这的确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谈，尽管她受了惊，但还是在恐惧中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忆她毕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人。一句话，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为人，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这个人从近处和在各种形势下认识另外一个人，她始终充分理解他，但却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距离，保持着独立的个人判断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