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1939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隼，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党徽或“元首万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个医院去。珍贵的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党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成精神负担就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
1939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