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设计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