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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再现“铁腕总理”风采）
作者：本书编辑组
第一部分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1)
（2001年9月6日）
巴盖：人们的印象是，对中国来说，只有美国才是重要的。请问欧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何在？
朱镕基：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也重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欧洲在历史上曾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欧洲也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中国和欧洲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当前双方正处于各自内部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和需要。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和国际社会面临各种新挑战的形势下，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一个致力于改革开放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日益强大的欧洲加强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巴盖：中比今年庆祝建交30周年，请你对中比关系作一总结，并指出今后还应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
朱镕基：中比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都硕果累累。双方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往来日益密切，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000万美元增至去年的36亿美元。比利时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比在华投资项目则从无到有，至今年6月已达358个，实际投入4.3亿美元。中比科技合作富有成效，迄今已执行了200多个合作项目。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双方文艺团体的互访和精美的文物、书画展览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迄今中国留比学生已超过1000人。省际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回顾30年来中比关系的巨大发展，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中比关系还有巨大发展潜力，中方愿与比方一道，将中比关系不断推进到更高水平。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进一步加强人员交往。尽管现代化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双方应加强接触、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减少误解，扩大共识、推动合作。第二，进一步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中比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正在实施 十五 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欢迎更多的比利时企业家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信息、生化等比利时拥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对华合作。第三，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桥梁作用。中比、中欧两种不同文明相互补充和借鉴，可以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第四，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中比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立场。我们愿就联合国事务以及军控、环保、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经常与比方交换意见，加强协调与合作。
我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比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巴盖：中国的改革造成了诸如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准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朱镕基：失业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很大，下岗职工增多。第二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3%，失业人员约62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630万人。另外，农村有富余劳动力1.5亿人。 十五 期间，中国面临新一轮就业高峰，新增劳动力将达到4600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入WTO、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它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2)
是人口众多、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反映，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及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以下一系列积极政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实行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的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吸收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等多种经济，以及吸纳就业能力比较强的小企业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在城市中重点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实行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增加就业岗位。
二是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在巩固 两个确保 的同时，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形成市场竞争就业新机制。为帮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实现再就业，由政府组织开展 再就业援助行动 ，通过上门指导、贴近服务、专项扶持、接续社会保险等援助措施，对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发展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将就业信息及时、快捷地送到下岗失业人员面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将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街道、社区，把下岗失业人员管理、服务纳入社会化轨道。
三是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中国政府自1998年起在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并提供再就业服务。3年来，共有2300万名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的15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目前在中心的下岗职工还有630万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为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对原有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覆盖范围，增强了基金的支付能力，提高了管理和服务水平。目前，有1.02亿名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到240万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的，还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中国政府为人均收入偏低的城市居民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去年，有400万城市居民进入了保障范围。这三项保障制度，我们称之为基本生活的 三条保障线 ，它们对促进经济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实施城镇化战略，多渠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外出就业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继续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探索统筹城乡就业和发展小城镇扩大就业的途径。
五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积极推动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前的劳动预备制培训，继续搞好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大力推动创业培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逐步形成 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 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注重应用远程培训手段扩展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巴盖：台湾问题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两岸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对话？
朱镕基：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的方式解决与台湾方面的分歧，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去年3月20日，台湾地区选举刚刚结束，江泽民主席就公开表示： 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3)
都可以谈。 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受权发表声明指出： 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 两国论 ，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 但是一年多来，台湾当局领导人不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92年 两会 共识，不放弃分裂主张，而且一再恶化两岸关系，破坏了两岸对话的基础。在此，我可以重申，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主张和诚意是一贯的。台湾当局如果真有重开对话与谈判的诚意，就应该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诺坚持1992年 两会 共识，并为重开两岸对话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1)
（1993年5月6日）
柴德立兹：我并不期望中国领导人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脱去衬衣，在荧屏上展示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有传闻称李鹏总理因心脏病突发住院，因此我想在提问之前，请你谈谈对李鹏先生健康状况的看法。
朱镕基：谢谢你的关心。我可以告诉你，李鹏总理正在康复。事实上，我几乎与他同时得了感冒。因此我也不想显示自己身体很好，我也感冒了。可能是因为最近北京天气变化太大，忽冷忽热的。如果医生建议我休息，我也很乐意，但是我还得坐在这里接受这次采访。今天上午，我已经说了近两个半小时的话，现在嗓子还很难受。
柴德立兹：副总理先生，有人说中国经济过热，担心发生极度通货膨胀，还担心1988年的混乱重演。在上海，我得知大众（中国）公司继去年提薪20%之后，今年又不得不提薪25%。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朱镕基：去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超过12%的速度增长。相比前几年较低的增速，这一速度确实比较快。我认为，今年我们还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但不会超过12%。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很自然地会引起国外人士的关注。有人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有很大的潜力进一步发展；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经济发展过热。
柴德立兹：那么你的看法呢？
朱镕基：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放慢一点。去年经济快速增长有赖于前10年的成功积累，也是前几年经济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通过治理整顿，我们得以厚积薄发。
确实，相比只有1%、2%或最多3%的西方经济增速，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这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稀奇。如果你回顾我们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发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年均增速就在7%到9%之间，也相当快了。当然，去年12%的增速是比平均值略高一些。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并不希望一直保持1992年那样快的增速。8%到9%，最多不超过10%的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合适，也不算太快。我想要提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综合国力较强，但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少。
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信心，更愿意来我国投资。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仍然较低，这就使中国产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柴德立兹：你担心通货膨胀吗？
朱镕基：我们非常重视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提出的建议与警告。我们正努力预防再度出现经济过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有着清醒的头脑，并对这一趋势保持警惕。
尽管通货膨胀率高于往年，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并未过热。中国的老百姓对此还是可以承受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8.6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涨幅更大，上涨了10个百分点。这和香港的情况差不多。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物价体制进行了大胆、重大的改革。目前，我们已经放开了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其中甚至包括中国老百姓必需的农产品。过去完全由政府定价的资本货物现在已由市场来定价。这些大胆举措实属前所未有。我们现行的定价方法和你们的市场经济采用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大胆的物价改革举措，必然会引起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
没有迹象表明1988年8月的混乱局面会再度上演，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比较稳固，消费品供应也很充足，甚至供大于求。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2)
生活。所以，我们有能力来承受和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
柴德立兹：那就是说，没有 刹车 的必要？
朱镕基：我并不是指整个中国一点儿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迹象。事实上，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还是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在沿海地区，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业以及证券发行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在部分地区，当地政府甚至在尚未确定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就把大片土地划为新的开发区。有些地方还建造了许多豪华别墅和旅游景观。这种大规模扩建显然超出了实际需要。
此外，几乎每个省份都想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为自身的发展筹集资金，但是，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经验和必要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公众利益。
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确保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我们即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许多国家所广泛采用的，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来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增长。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这项措施。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将尝试更多措施，尽管这些措施都比较温和，我们不希望进行得太快。我们将主要依靠吸收存款来为国家发展筹措资金。当然，我们也会采用直接筹款或融资，但这不会是首要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的目标将保持不变，但我们不想进行得过快。我们让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保持不变。
柴德立兹：在德国东部地区，我们看到大型国有工厂的改革推不动。这些工厂消耗大量的政府补贴，运营模式不经济，运营成本过高，冗员问题严重。你能做到在中国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吗？这会让工人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朱镕基：1990年，当我还是上海市长的时候，一名德国的企业家到上海来拜访我，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当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并且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他说，德国东部会迅速发展并赶上西部。我回答说： 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国东部的情况。中国和民主德国都曾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国都发展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德国采取的这种迅速私有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也算不上很成功。虽然德国东、西部同属一个民族，但这两个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德国东部非但没能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成为西部的负担。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采取私有化的办法。
我们可以允许国有企业向个人出售股份，但大部分股份还是要由国家来掌控。我们完全相信，国有企业也能做到像私营企业那样有效益。我们的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但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我们现在还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像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现在看起来虽然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些亏损，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赢利，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来，我们为国外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免除了它们几乎所有的税收。对于私营企业，我们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则肩负着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纳税的税率比是5 1。这就是说，如果外资企业承担的税率是1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则要承担5的税率。
柴德立兹：但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公司在香港注册后，以香港外资公司的身份重新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你认同这些国有企业所采取的这种避税做法吗？
朱镕基：这就表明竞争有多么的不公平。我们把这种公司叫做 冒牌外商 ，名义上是外资公司，实质上却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先到境外去，然后又回来。我当然不认可这种有失公平的做法，但我也的确没有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3)
办法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者是不让它们回来。
柴德立兹：随着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何差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是否正在消失？
朱镕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仍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我们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同。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探索过程之中，目的是要发展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中国为探索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进行了各种尝试。开始是依照苏联模式，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经过多年尝试，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滋长了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吃 大锅饭 。这显然不能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继续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社会公正。我们相信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尽管此前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我们不会照搬其他党派或国家的做法，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这种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柴德立兹：中国能从新加坡、日本这些成功的亚洲国家身上学到什么？
朱镕基：我们充分参考了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经验。但是，中国与它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新加坡很小；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而新加坡没有。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外部资源，而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但新加坡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如城市发展、开发区建设、金融和旅游业发展等。
柴德立兹：很多人担心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上不易相处的伙伴。你对此有何回应？
朱镕基：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可能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凭历史教训得出这一结论：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扩张。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他们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好好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还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中国过去饱受列强欺凌，而从来没有欺凌过任何国家。即便中国在很久以后经济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永远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其次，这种担心是那些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散布的。总之，中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威胁。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也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去年，我访问了北欧，几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都抱怨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这样做也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企业有责任对他的工作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此外，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而企业还可以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安排一些职工就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离岗不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4)
离职 。
现在，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
柴德立兹：世界上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出口继续扩大。他们会说，中国追求一切好处，却跟日本一样，别人进不了它的市场。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中，我们只占很小的比例，大约是2%或3%。虽然我们的贸易总额有1000亿美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海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创造的。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都比不上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在抱怨对华贸易存在逆差的问题。实际上，他们不应该责怪中国，而是要怪他们自己的企业，是这些企业导致了如此之大的逆差。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所以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这部分出口都算做是中国的出口，事实是大部分收益并没有装进中国的口袋里。每100美元利润中，我们只能拿到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被美国、日本和英国在香港的公司赚走了。
现在，香港人比我们还要关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彭定康先生正在美国呼吁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他非常清楚，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不是中国内地，而是香港将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这也意味着在港的美国和英国企业要遭殃了。
柴德立兹：从你的话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彭定康也不全然是那么糟？
朱镕基：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柴德立兹：你计划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吗？你将阻止人民币正在贬值的趋势吗？
朱镕基：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但这恐怕还需要时间，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目前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实事求是的，也与外汇收入和出口额的比例相符。关于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我认为那种汇率水平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长期维持的。现在外汇调剂中心的汇率这么高，这是由于很多暂时性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当所有人都想快速发展经济时，对外汇的需求量就增大了。第二，大量的外资企业本应出口它们的产品，却在中国进行销售。为了保持外汇平衡，它们去外汇调剂中心获取外汇，这也抬高了对外汇的需求。第三，那些认为人民币不久将进一步贬值的人正在进行投机买卖，造成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然而在我看来，人民币官方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供求将在一段时间后达到平衡。
柴德立兹：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社会快速转型还会带来社会问题。你将如何在这方面给予支持？当今中国，每个人都想发财，除了家庭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难道没有被完全忽视吗？
朱镕基：的确，在中国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外界对它的影响也在增加。在这方面，东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冲突，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有不同。因此，在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我们还有腐败的问题。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即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中国优秀文化教育，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教育等。这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在我们党和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些腐败的人和腐败的现象，然而一旦被发现，他们将会被依法严处。江泽民总书记就在昨天还号召人民与拜金主义作斗争。腐败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加大努力，加强教育，进一步发展经济，这些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不会成为社会主流。
柴德立兹：谢谢你，副总理先生。
朱镕基：我建议德国企业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信心。我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出现过热，对这种可能性我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不想发展得太快，谁也不必对中国发展放缓感到惊讶。我相信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5)
我们能保持8%到9%的增长率，那就很了不起了。
不久前我见了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我告诉他，我对中国增长速度过快表示担忧。他说，他见过很多国家的部长和总理，我是唯一一个担心增长过快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对增长缓慢忧心忡忡。
请转达我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朋友们的问候。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1)
（2001年10月22日）
记者：总理先生，德国总理施罗德将于下周第三次访华，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发展良好。你认为，德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德国是否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朱镕基：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我和施罗德总理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多次见面，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这是他第三次访华，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会很好地接待。我认为，德国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德两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希望德国在今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乐于看到这一点。
记者：总理先生，你和施罗德总理推动一项备受瞩目的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项目以来，成立了很多研究和工作小组，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一些法学家在中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权力高于法律，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彻底改革，那么法律什么时候才会高于权力？
朱镕基：中国与德国在司法方面的合作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迄今为止只跟德国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德国的法律比较健全、严密，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现在这一合作进行得很好，双方政府都对此十分肯定。德方能够在中国看到我们实行法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很好，我们感到高兴，这样能够针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中国正在建设并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我们实行的是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已经有390多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有几百个，各个地方制定的法规有好几千个。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备了，但我们吸收和借鉴了各国的立法经验，来建立适合中国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
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和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我们各级监督和审计机关对发生的腐败现象从不姑息，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于行政渎职的现象，我们进行严肃的处理。你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安全事故，如煤矿爆炸，我们一直处分到省长一级，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省长受到了记过处分。
记者：过一段时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要来中国访问。在德国，如果谁对施罗德总理不满意或者对他的政策不满意，可以上街组织游行，举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 施罗德，你下台吧 ，或者也可以组织反对党使他落选。现在中国老百姓是不能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如何发泄不满呢？
朱镕基：中国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许多城市经常有这种情况。现在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们阻断交通，在铁路上卧轨。不过打出牌子来要我下台的还很少，群众主要是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
记者：总理先生，在德国许多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的印象，认为中国每年对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者施以死刑，并且追捕 法轮功 成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
朱镕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我们有侵犯人权的现象，但在哪个国家没有呢？我们始终在加强立法，并且严格执法，在改进这方面的状况。我认为我们是有进步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改善。
至于 法轮功 ，我亲自跟 法轮功 分子谈过话。他们当面向我承认， 法轮功 不是宗教，也不是气功。中国的气功还是有一些科学性的， 法轮功 只是骗人的邪教。可是，它为什么能发展到有那么多人呢？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些低层次的人身上，当然一些高层次的人也相信，其中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绝大部分是比较低层次的人，他们没有受到很多教育，收入比较少，对社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2)
会有不满的情绪，因此他们容易相信 法轮功 。绝大部分 法轮功 的痴迷者是群众，对于他们，我们采取的完全是教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教育。只是对那些极少数与国外 法轮功 分子，比如和 法轮功 头目李洪志有直接联系的人，我们是要把他们抓起来的。即使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 法轮功 分子，我们还是很少采取判刑的手段，而是采取教育的办法。如果没有国外的反华势力支持这些人，给他们提供经费，支持他们在国内闹事，那么应该说 法轮功 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
记者：总理先生，我们记得，你刚刚当选为总理的时候，表示要在任期之内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当时不仅是中国国内，包括一些德国人都很高兴看到你当选为总理，大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有希望。但是现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对政治改革的现状却比较悲观、失望。你当时说过，你在政治改革方面是耐心最少的人，你要尽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自由化，现在你个人也有些失望情绪吗？你现在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者吗？
朱镕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在本届政府就职时提出的经济改革目标，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我说的基本实现是指我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整体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要走的路还很远。
至于你所提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政治改革和我们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和法制。西方国家认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是否实行多党制，是否实行普选，是否实行 三权分立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当然感到失望，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政治改革。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可以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道路一定可以走通。我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失望，而是满怀信心。
记者：你认为今后3年中国经济领域改革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朱镕基：今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像走钢丝一样，要保持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必须通过竞争使经济有活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开放不至于使我们的农民和大部分企业破产。有一些企业破产没有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如果多数企业都破产，那怎么得了？！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哪些产业会因此受益，哪些会因此受损？
朱镕基：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5年，恐怕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到现在，我不敢说中国肯定可以参加WTO，只敢说差不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努力、耐心地进行谈判呢？是不是加入WTO就可以带给中国很大的好处呢？不是这样。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利。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应该有平等参加WTO的权利，WTO没有中国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认为，参加WTO后有利有弊。如果弊大于利，就是说开放速度过快，国内企业缺乏承受的能力，就会导致国民经济遭受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你知道中国有9亿多农民，他们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成本高，现在还比较贫困。如果一下子大规模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民便可能破产。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德国的作用。最近几年，德国有很多跨国公司的大项目进入中国，我们积极争取，它们也很愿意来，并且也确实取得了成功。中德经济合作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这次施罗德总理来访的时候，我将陪同他去上海参观磁悬浮铁路的工地。我此前从来没有陪同过哪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观过任何一个项目，只是在北京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宴请等。
我们计划建设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我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究竟是用法国的、日本的还是德国的技术，关键就是看这个示范段是否成功。我相信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3)
，它一定会成功。我自己在德国坐过磁悬浮列车，将来也会到上海去坐，表示它是安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最近说，他们也考虑要修从深圳到香港的磁悬浮铁路。
请代我向德国的电视观众转达这样一句话：我访问德国的时候，在汽车里看到街上很多普通老百姓向我招手，我十分感动。请向德国人民、柏林人民问好。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1)
（2000年10月14日）
筑紫哲也（ TBS新闻节目主持人）：今天出席我们对话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邻国的朱镕基总理。这样的节目在两年前第一次尝试，出席嘉宾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这回是第二次。首先请总理讲话。
朱镕基：我应邀访问日本的背景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日本，同已故的小渊惠三首相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确定了中日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那个时候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在日本国内，有一些对中国的疑虑、担心，甚至于认为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 威胁 。同时在中国，觉得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等方面，日本有一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日本，希望能够做一些增信释疑、推动合作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不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直接对话。所以，我非常珍视今天晚上和日本人民的直接对话。我想，中日双方都很重视这次对话。不久前，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向我提出忠告： 届时你无论如何要保持满脸笑容，越是对你提尖锐的问题，你越是要笑。 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平常讲话的时候，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勉强，更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可怕。请多多关照。
筑紫哲也：按节目的惯例，请朱镕基总理先简洁地回答几个简短的问题。下面是来自因特网和传真的问题。
（画外音：千叶县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 我们班只有20名同学，但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不太容易，请问中国是怎样把近13亿人团结在一起的？ ）
朱镕基：我想，第一种方式就是法制的方式，中国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第二是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8个民主党派，它们联系不同的阶层，经常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也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第三，还有舆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舆论，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台在反映民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要进一步反映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筑紫哲也：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 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
朱镕基：中国鼓励每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农村，这个限制是比较宽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他们生养孩子是不受限制的。在城市里面，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是有体会的。我只有一个外孙女，13岁，我觉得她确实感到很寂寞。可是我们也要想，如果一个12.5亿人口的国家再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不都是中国人了吗？
筑紫哲也：听说你讲过日本人太客套，不想会见日本人，太浪费时间。
朱镕基：不，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愿意借此机会说清楚，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我认为会见客人的时候必要的寒暄和客套话，是起码的礼貌，也是有情有义的表现。但是最近几年我会见外宾，包括日本的政要和朋友们，是比较少了，这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我忙不过来。比较起来，我会见日本人还是比会见其他国家的外宾要多得多。可是，我不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所以请日本的朋友们、我的老朋友们，请你们谅解我。
筑紫哲也：听说朱总理只怕劳安，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镕基：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筑紫哲也：假如劳安不在演播厅，你是否会做同样的回答？
朱镕基：当然，表里如一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