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比德：你讲的这个开放A股和B股指的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现在我没有时间来解释。总之，我觉得现在把一个经济问题 WTO谈判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化了。前天，我会见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议员很直截了当地跟我讲，WTO的谈判就应该和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等等联系起来。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把任何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都跟人权、核不扩散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把任何经济问题都跟这些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中美两国就没办法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了。农业方面的谈判，关于TCK小麦问题、柑橘问题、肉类检疫问题，中国都做了充分的让步。美国方面认为，在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达成协议。那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农业方面的协议公布于众，取得大家的拥护，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谈其他问题。当然，我也讲了，这个协议的公布并不是说整个WTO一揽子协议达成了，它要等到一揽子协议达成以后才能够生效。但是现在公布有助于改善这个气氛，同时促进其他协议的达成。可是美国方面就是不同意，说 It s impossible（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中方反复地考虑，还是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会影响到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格局的。因此，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是决定让我到美国去。这次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美，是希望做一次努力，来沟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意见，并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看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3)
一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继续推向前进。
康比德：是不是说，在你访问美国期间是不可能就WTO问题达成一致的？你刚才说不可能，是不是指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意思？
朱镕基：我刚才讲 It s impossible ，是指我提议先行公布一部分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美国方面说 It s impossible ，不是我们讲 It s impossible 。
康比德：希望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告知美国的企业界，让他们了解美中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朱镕基：那巴尔舍夫斯基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了。我想，我这次访问不会很轻松。中国有句话叫做 两面不讨好 。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务是very difficult job（困难重重的工作）。
康比德：还有10个到20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朱镕基：我下面还要接受一个采访，加拿大《环球邮报》的。
康比德：你认为美国的商业界、企业界是支持改善美中关系的，但事实上，对华的外来投资在减少，这是不是实情？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
朱镕基：实际上，外国当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就比前年有所增加。你刚才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减少，完全不是这样。去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459亿美元，超过了前年450亿美元的水平。今年1到2月份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进入中国的投资会有更多的增加，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东南亚的某些国家要强得多，特别是在我们实行了刚才我讲的诸多领域的开放，尤其是电信产业方面的开放以后，外国的投资更会大量地进入。
康比德：想问你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问题。中国目前不断加深的经济自由化，是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多元化的增强？或者说，政治多元化是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使之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你对这二者间的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当然，经济决定政治的走向，政治对经济也有它的反作用。问题在于我们两个人对于所谓 经济自由化 和 政治多元化 的含义怎么理解，那是另一回事。
康比德：你刚才也提到，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曾经共同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美中之间要朝着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前进。但是有人认为，目前两国距离这种关系实际上还很远。那么，除了世贸组织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会采取某种做法，使我们这种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实现。
朱镕基：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仍然而且始终恪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要致力于建立的这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可靠的朋友。我们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不等于我们会赞成美国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或者对内政策，反之亦然。我想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见得都同意美国的每一项政策和每一个行动。
康比德：鉴于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请你评判美国在发挥其独特作用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你给美国打几分？
朱镕基：美国确确实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一个超级大国不是很容易，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并且，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永远成为超级大国。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应该好自为之。它对待别人的态度，应该像它所宣传的那样，要讲民主，要讲自由，要讲平等。
康比德：你是不是说，美国做得还不够，还有待于提高？
朱镕基：没有一个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4)
人能说自己做得都很够，做得都很好。
康比德：在涉及一个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好像是有争议的关于亚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认为这个防御性的导弹系统会对中国产生威胁？
朱镕基：我们认为，建立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现行的国际《反弹道导弹条约》是相抵触的，发展这种系统不会有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反对的是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这种TMD，这是对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的干涉，也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康比德：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纯粹是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吗？
朱镕基：我刚才讲的话不知你听清楚了没有，我是分两部分讲的。一部分是我对TMD的评论，它是不符合关于导弹的国际协定的，不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的评论。第二部分是，我们中国反对把台湾地区纳入TMD。
康比德：我还想问几个问题。问了这几个问题呢，我想等你到了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可能会对你有更多的了解。现在人们经常把你叫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叫做一个改革家，或者说你是一个温和派，也许这些称谓过于简单了，那么你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
朱镕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总理。
康比德：好像你有段时间是被划为了 右派 ，而且很显然，因此你大概是受了将近20年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告诉一下美国的人民，这段时间里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你认为这一段经历对当今的中国政府将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朱镕基：我现在不想、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再讲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康比德：我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只是想再试一次，希望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朱镕基：我可以再补充一句：那段时间对于我虽然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对我也是有益的经历，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接触了更广阔的层面，社会的层面。至于今天说起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地吸取了那个教训。
康比德：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那段经历使你变得更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且使你的观点也变得多样化了？
朱镕基：也许是这样的。
康比德：美国人一想到中国，一个主要的印象，或者说，人们对于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持久印象，反映在一张照片上，就是一个年轻人在1989年那场事件中站在坦克前的那张照片。回想起来，你对于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他是勇敢，还是愚蠢，还是被误导了？
朱镕基：这张照片当初经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和电视上出现，最近好像不大看见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就是越南的一个小女孩，光着身子，在受到美国飞机轰炸的路上跑。那个女孩现在还在美国。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同的，大家也得想一想。对那个面对着坦克的人，坦克并没有轧过去，而是在避开他。大家有没有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康比德：好像你在过去曾经几次谈到，现在对于中国的情况你得不到非常准确的统计数字，你表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苦恼。中国经济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对政府制定政策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问题起源于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7.8%，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许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我对这个数字的看法，我已经都说过了。老实说，这里面肯定有水分，但这种水分并不是去年才有的，而且去年的水分也并不是更多。因为我们更加注意核实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而且三令五申，不许弄虚作假。这样的水分不但没有以前多，而且比以前更少了，因为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这套统计制度最初是在50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按照美国和国际统计的惯例做了修改。现在我们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统计工作经验了。我认为，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5)
不能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或者都是水分，那也不公平。现在恐怕有几百万人在从事统计工作，不过，我也不能够说它们很准确。公平地讲，我们对工业企业的统计还是比较准确的，而对于农村的一些统计，实在是太宽泛了，不可能统计得那么准确，但是每年的统计数字是具有可比性的。
康比德：我记得在1993年同你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25%，而且经济增长好像十二三年连续地超过了10%。当时你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 软着陆 ，很多人都怀疑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非常明显，你取得了成功。那么，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却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是以7%或者8%这种使人满意的速度来增长。你认为这两种挑战，到底哪一个更加巨大？
朱镕基：我想，1993年我面临的困难是通货膨胀，而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通货紧缩，是物价不断地下跌。从中国人几个世纪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通货膨胀。中国还没有经历过通货紧缩。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通货紧缩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我们少数人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我的任务要比治理通货膨胀轻松得多，因为老百姓现在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他们很安心。
康比德：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呢？
朱镕基：现在老百姓都把他们的钱存在银行里。现在的储蓄率不知是40%还是50%，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银行这个钱贷不出去，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来贷款。因此，发展速度就有下降的危险。而且，产品的供过于求、物价的下降使得企业的经营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拉动生产的发展。
我还要讲一句，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去年由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的影响，中国的各项改革没有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步伐已经大大地放慢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本届政府所计划的一切改革，在去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都在按计划进行，而且超过了预期目标。我没有时间再详细地介绍这个问题了，也许我们能在美国再见吧。
康比德：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够考虑让我们在中国也发行《亚洲华尔街日报》？因为目前在亚洲的其他很多地方，大概有10个国家出版我们的报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企业界人士报道有关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希望《亚洲华尔街日报》能够在中国发行，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版我们的中文版。
朱镕基：我会跟主管这方面的负责人商量的。至少，我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忠实读者。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1)
（1994年1月15日）
记者：非常感谢你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与你见面，我们的《商业周刊》杂志致力于报道贵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最近，你透露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我们主要想请你谈一谈今后几年的具体计划。另外，你是否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你认为中国在1994年以及明后年能取得多少成绩？
朱镕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先生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应该说，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那时候邓小平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这么说。因为当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计划经济则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从邓小平先生过去十几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都在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四大时，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时机成熟了。江泽民主席定下了这一目标，这是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在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同时也在制定实施这一方案的运行机制。在去年冬天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方案。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广泛、深刻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也将涉及中国不同的地区，以及如何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很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以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我们成功地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正是这样，去年冬天，我们通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施改革的方案。
我相信，对于来自你们这样的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改革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想通过改革所建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你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你们的经济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将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且公有制将处于主体地位。
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我们主要在财政、银行业和企业这三个领域实行改革。
谈到财政改革，它主要是为了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与你们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因此要推行财政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银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系统。我们要努力确保中国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改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年加快了速度。
现在说改革的第三个领域 企业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去年以前，尤其是去年为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为今年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做了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政府与企业也协调一致。因此，总体来说，在准备过程中就达成了一致。于是，今年1月1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实施重大改革措施。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启动了将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的深度改革措施后，国内总体形势和各行业情况保持稳定，没有出现重大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开展旨在实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财政收入的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合作。我们还成功实行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轨，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只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黑市的汇率比市场汇率要低。
这些改革举措十分重要，必须得到我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认可。而要让我们的人民理解和接受这些改革举措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落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2)
实这些举措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因此，产生了一些小问题。
例如，1993年12月29日，我们宣布将采用人民币单一汇率制。但是，在通告这一决定时，我们漏了一句话：汇率统一以后外汇兑换券的价值不变，即今年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依然是5.8 1。这一点我们此前已经指出过，但在发布通告时漏了，人们都误以为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的汇率也会是8.7 1，于是拥至商店购买黄金和珠宝，有些人还到银行把他们的外汇兑换券兑换成美元。这一现象在北京尤为普遍，因为人们以为外汇兑换券要贬值了。我们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去年12月31日发表了另一份通告，告诉人们外汇兑换券不会贬值。于是不到一天，问题就解决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
另一个问题也是由于要实施重大改革措施所引起的。在落实税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将推行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增值税，但中国消费者对消费税这种概念不太习惯，也不太了解，以为推行税制改革，物价就要上涨。因为在中国，所有商品价格都含税，不像在贵国，物价是不含税的，因此，人们以为随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施，物价会飞涨。于是，他们立即涌向商店抢购家电产品。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说服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还在电视上向人民群众做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抢购现象了。
这些都是我们实施改革后在短期内遇到的问题。鉴于这一情况，我预料今后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对某种商品的抢购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我们正在组织专家编写关于我们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每天都将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措施。
你刚才问我对改革的前途怎么看。我估计，如果今年不发生重大问题，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明年，我们将确保人民对改革措施更加熟悉。这样，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到那时，中央财政的状况将大大改善，地方财政将有能力量入为出。此外，银行业也能够正常运转。国家的经济运行将有正确的调控机制来控制和调节，防止经济总体发展过热，物价也将保持稳定。我们对改革措施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事实上，我们也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恢复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过大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今年已经基本上开始启动了。
我知道有外国媒体称，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改变货币供给控制政策，放弃了宏观调控措施。甚至有报道称，我个人是迫于压力才这么做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正了解中国实情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积累了经验。我们深知，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 软着陆 ，需要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率逐步减缓的 软着陆 ，如果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将以社会稳定为代价。一旦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我们就无法启动改革措施。
去年8月到10月，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持召开了8次会议。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程度及货币投放量控制的程度。我一直密切关注所有进展，比如我们发行了多少货币。通过这种办法和我们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缓慢减速，没有发生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跌，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价格波动。
事实上，在我们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除了一些房地产项目之外，国家建设项目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大量工人下岗。人民群众对这些措施还是相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3)
当满意的，而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也成功减少了货币投放量。较之以往，目前的货币投放量已大幅下降。我提供几个数据，便能说明问题：1991年，我们一共投放了590亿元人民币；而1992年的货币投放量为1200亿元，较上年翻了一番。这预示着潜在的危险，说明经济有可能过热。到1993年，前6个月的货币投放增长量甚至超过了550亿元，因此，危险已相当明显。如果上半年的这种趋势延续下去，1993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量将超过2000亿元，较1992年再翻一番。然而，截至1993年年底，通过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我们的货币投放量仅为1500亿元，与上年相比，只增长了25%。因此，我们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的危险。尽管去年1500亿元的货币投放量与前年1200亿元的投放量相比仅增长25%，但25%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投放的货币中银行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事实。去年，存款准备金率是5%，而今年增加到13%。今年上半年，我们打算收回央行对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这将有助于我们紧缩银根，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去年11月，一度出现了食品、粮食价格上涨，也带动了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尽管市场上有充足的食品、粮食供应，我们也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但农民以及食品、粮食购销部门从心理上指望粮食价格上涨。事实上，这种现象不该发生。去年12月，我在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一公布，食品、粮食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
一位香港经济学家昨天说，朱镕基副总理一贯支持价格自由化，主张改革；这次却在食品、粮食价格问题上采取了退缩的措施，限制食品价格上涨。我的话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食品、粮食价格怎么会立即下降呢？就食品、粮食价格而言，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食品、粮食供求没有失衡。真实的情况是粮食供大于求，不应该出现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出限制价格上涨之后，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如果我的话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就不可能那么有效，可见它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面落实改革措施，同时要确保人们对改革措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确保在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通过努力，我们将防止经济再度过热，确保不会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说增长率不会那么低。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就是成功；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充满信心。
记者：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将怎样给经济降温？现在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13%，而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在7%到8%这个区间。你能否具体谈谈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达成改革共识。之前你提到，当前开展的很多改革，正给中国的体制带来巨大的改变。很多报道都称，在推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你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你甚至不得不亲自到各地去说服他们。那么，你将采取哪些切实的措施来推行这些改革？你将采用什么办法敦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这些改革措施？你是否打算在各地都分别建立起国家、地方税务局，然后雇用1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
朱镕基：今年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出的目标是9%到10%，去年是13%。如果我们在今年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会感到相当满意。想要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7%不太可能，因为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我之前指出的大幅度波动，并由此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遏制经济过快增长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快增长。要控制投资扩张，我们需要应对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房地产行业，我们要特别控制高端房地产市场。去年，我们就对此问题采取了措施，所以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市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4)
场的降温。另一个需要我们采取调控措施的地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全国各地都希望迅速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希望建设新公路、新机场、深水码头等。实际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建设超出了国家经济实力。要控制这种趋势，我们的办法是紧缩银根。我们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银行系统来有效地对此进行管理。
去年，我们就对恢复银行业秩序出台了一些措施。对银行业的改革我们还将深入下去，我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过度扩张。我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把物价的增长幅度稳定在10%。虽然最终的数字有可能略高于10%，但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公众可以接受的。
关于财政和税制改革，去年我们的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们都支持这项改革。我们现在正处于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阶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我预计财政和税制改革措施会得到顺利落实。但说在这方面没有障碍和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你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别人要抗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我们采取的改革措施不是那么激烈，实际上还是非常温和的。当前我们从地方政府口袋里拿钱很少，以后会慢慢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从自己口袋里拿走的钱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同时自己又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会对此感到骄傲。
我还有另一个足以说服地方政府的理由。去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5%，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下降了6.3%，中央财政赤字扩大。所以，我告诉地方政府，如果不设置国家、地方两个税务局，由这两个分开的税务局来分别征税，如果中央政府的收入得不到增加，那除了破产，中央政府就没别的路可走了。
我们设置两个税务机构征收税款的做法是向美国借鉴的。我敢肯定在落实这种做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通过两个税务机构收税，能够提高和增强我们管理和征税的能力。
记者：在中国有巨额的外来投资，你对此也表示鼓励。对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水平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你是否感到满意？外商投资是否同本地投资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朱镕基：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空前激增，达到110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实行改革开放10年以来的外商投资水平。1992年前的1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220亿美元，而仅1992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额就占到了之前10年我们吸引外资总额的一半。去年，我国大约吸引外资170亿到200亿美元。这也是一次较大的增长，是一个好现象。
外资在促进中国繁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一直在改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会来到中国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活跃。
我个人对外国在华投资现状感到相当满意。我们鼓励并且欢迎外国投资，但是，不应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因对外出口的扩大而受到责备。接受这次采访前，我会见了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格普哈特议员告诉我，他对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感到十分关切，称最惠国待遇只对中国有利。为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再次介绍有关情况。
去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957亿美元，其中出口900多亿美元，进口超过1000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多120亿美元。去年中国的出口额是900多亿美元，其中450亿美元是中国的传统产品，比如原材料、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另一半出口则归功于外资企业，因为许多外国企业已在中国建厂，其产品亦用于出口。美资企业在这方面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外资企业使用进口材料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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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在中国完成出口商品的生产，所以还应从外资企业创造的那450亿美元出口额中，扣除进口材料和零配件成本约400亿美元。换句话说，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加工所创造的附加值只有50亿到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成为外国企业家和商人的利润所得，仅有10亿到20亿美元作为工资支付给中国工人和职员。实际上，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这450亿美元出口额中，中国的美元收入只占很小的份额。
当然，外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外国企业此举并未在其国内或是在美国造成失业，因为这些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市场。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都比较低，所以最终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外国投资者因而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也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同时，这也有利于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美国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生产的这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美国会有更多公司和工厂要关门。认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只会对中国造成极坏影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想，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民众、美国消费者。因此，我真心希望中美贸易关系继续发展，不要大起大落。
记者：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曾在西雅图亲切会晤，对保持美中良好关系充满诸多期待。但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所谓的 人权 问题是否取得进展一直喋喋不休，就是在最近，又将焦点转移至纺织业。你是否认为美中关系前景堪忧，还是你觉得很容易驾驭上述问题？
朱镕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西雅图会晤，迎来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西雅图会晤以来，双边高层互访不断增多，将来，两国关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我们确信中国的人权状况会继续得到改善。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取得更多进步。但是，人权问题不应同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最近，美方决定将进口中国纺织品配额削减25到30个百分点。对中国这样一个纺织品出口大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今天，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我希望谈判能取得好结果。我想，我们最终是能够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的。
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一些非法的转口贸易活动，但有些活动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况，以达成共识。
记者：你认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也能解决吗？
朱镕基：我一直很乐观。我确信双方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达成协议，否则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利。
今天，我会见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他们很坦诚地向我谈他们的观点，我也很坦诚地向他们谈了我的观点。我希望你的报道同样也能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了解。
在实施分税制时，我们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银行业改革方面，我们邀请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内的很多外国专家帮助我们起草《中国人民银行法》。我们主要吸收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是美国的经验，第二是日本的经验，第三是欧洲的经验。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美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不过我们也考虑了日本的经验。日本也是一个东方国家，特别是在财政投资和融资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试拿日本举例，日本的财政部负责财政和银行业，而我们有一个财政部和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与美国的做法类似。
记者：如果中国想有一个独立的央行，那么能有一位副总理主管吗？
朱镕基：不管我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6)
是不是央行的行长，财政和银行业的责任交给了我。在实施银行业改革时，我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和专家来讨论。讨论过程中，各国的银行家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央行是最独立的。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判断哪一个国家的央行最具独立性。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我是不是行长，中国央行的独立性都会得到保证。
关于外国银行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我们已有过多次考虑和研究，我也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向我提建议。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前的节骨眼儿上，我们需要慎重对待此事。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还远不是商业银行，实际上在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然而，最终我们会考虑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允许试验。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两家外国银行或少量外国银行在这方面进行试验，然后逐渐地展开，当中国的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时，我们再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
记者：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真正现代的金融体制？
朱镕基：这是一道测验题。可能3、4、5年吧。
记者：你已经在时间上对我很慷慨了，那么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职位赋予你协助引导改革的使命，这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你对你的职位所带来的机遇有何感受？这是打造中国的未来，也是更大意义上的推动世界经济在今后多年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镕基：在国务院里，我是李鹏总理的第一副手；在中国共产党内，我是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但对于制定决策、设计改革方案以及落实改革措施，这一切都要由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来决定。当然，由于我一直以来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工作中，我的观点大概能对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影响，但没有一项决定是由我个人作出的。
上一次，《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她在文章中把我描绘成一位 经济沙皇 。实际上，我不喜欢 沙皇 这个词。
记者：那你如何描述你自己呢？
朱镕基：我会说，我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工作。我参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领域制定决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重大失误。此外，我对我们改革的前景十分乐观。我的职务叫 副总理 。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1)
（1999年4月9日）
莱雷尔：欢迎你，朱总理。
朱镕基：谢谢。很高兴和你会见。1990年我作为上海市长访美的时候，曾接受 新闻一小时 节目的主持人麦克尼尔的采访。很高兴9年之后又回来接受你的采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的问候。
我到你们的国家这几天以来，到处看到美国人民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这里的新老朋友对我表现出很大的支持。通过这些，我感到中美关系有着光明的前景，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接受这个节目的采访。
莱雷尔：非常感谢你。中国对北约轰炸科索沃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你们为什么反对？
朱镕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反复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即我们反对在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是对他们内政的干涉。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回到政治谈判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只有政治谈判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人死亡和受到重大损失，不管是哪方面的人。
莱雷尔：中国支持米洛舍维奇总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行动吗？
朱镕基：我们的声明完全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在评论这次行动。
莱雷尔：几天前，《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与美国和其他北约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与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有更多的共同点。这种说法对不对？
朱镕基：首先，把中国政府称为共产党政府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是否正确和从国际标准来看这个问题。
莱雷尔：总理先生，如你所知，对于北约来说，当地发生了种族清洗和屠杀无辜平民，这实际上就是开始轰炸的理由。你相信那些来自科索沃的报道吗？
朱镕基：我还没有读到这些报道，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当发生种族纠纷时往往是很野蛮、很残酷的。我们有处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经验，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各民族通过友好、平等协商解决问题。任何一方使用武力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莱雷尔：具体就这个问题来说，你是否认为北约和美国使用武力毫无道理？
朱镕基：我不知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认为，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不正确的，而民族纠纷属于内政范畴。
莱雷尔：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全世界都无权管吗？
朱镕基：我并不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