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林六战六败，更加鼓励了我坚持战斗。第一次败仗。
杰林叫我想法子不让情报中心知道我被捕。我马上建议打电话给玛德兰广场一家咖啡馆掌柜，让他通知安德烈( 卡茨) 说： “一切顺利。过几天我就回家。”在杰林看来，这句话很合乎逻辑。他不知道“红色乐队”的规矩平常禁止用电话接头事情。如果发生非常情况，要用电话，那末也一定要只说反话。“一切顺利”就是“一切糟糕”。卡茨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切糟糕，我回不了家。”这样，卡茨便再一次可以证实我确实已经被捕。
第二次败仗。杰林让肯特发一封电报给情报中心，要求照我的样子，跟法共负责人直接联系。理由是我靠不住，有必要建立双重接触。可是情报中心一口拒绝，理由是各组都不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再让法共同志们冒风险。
第三次败仗。别动队又叫肯特手下的发报员，用我的名义要求情报中心通知法共领导，约定地点，日期，钟点，会见法共代表米歇。情报中心复电同意，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办法。
别动队员乐不可支，马上开备战会议，决定不抓米歇。
非但不抓他，还叫派去联系他的人请他通知情报中心，盖世太保虽然在西梅克斯公司抓了人，但是奥托和“红色乐队”
其他人员都没有出事情。
别动队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些。米歇并没有赴约，因为杰林和他的队员们全不知道我在被捕以前，曾与米歇有约在先；凡是情报中心指定的约会决不可直接前往，而要照情报中心规定的时间，提早两天另两个小时，到我们俩事前约定的地点去见面。
这样一来，杰林越发如坠五里雾中。谁能想象情报中心规定了约会，而竟敢不去赴约呢? 我告诉他说，米歇人在当地，不象情报中心远在三千公里以外，他也许已经有点感觉到我出事了。
第四次败仗。杰林又叫肯特发一封电报，说我从马赛发报有困难，而最近几天，不知什么缘故，法共的发报渠道也不灵了。因此要求情报中心再规定一次约会，去联系法共的联络负责人杜瓦尔( 即费尔南·包利奥尔) 。如同上一次要求联系米歇一样，情报中心再一次规定了约会的日期，钟点和地点。别动队又一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道他们的希望又成泡影。原因是，我早在11月便跟包利奥尔达成了和米歇一样的密契。不仅如此，我们还规定了只有格罗斯沃格尔有权去会见包利奥尔。包利奥尔按照我们俩的密契，准时赴约，扑了个空。这时节，格罗斯沃格尔业已被捕。这件事引起了包利奥尔的疑心，担心情报中心受愚弄。
杰林越来越纳闷。他就算钻了情报中心的空子，但是当地的人不听情报中心的命令，那又有什么用呢? 杰林的第五次败仗。
从1941年起，沙德莱广场附近，贝尔耐尔街，雅干开的蜜饯铺一直是我们的联络站，法共转发和收转的电报都在那里通过。在那儿工作的朱丽叶·穆谢夫人，年纪已经不小，为人十分庄重，领导上和店员们都很器重她。她为法共工作多年，从早到晚要接待顾客好几十人。包利奥尔和我都觉头得，在那里传递小卷电报比较方便，于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应。凡是她那里传递的东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半中从未出过差错。和她联系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个人以外，一共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后，回到巴黎和朱丽叶夫人一道担任联络的。
雷希曼被捕以后，受尽酷刑，终于投敌自首，向别动队供出了朱丽叶夫人。杰林马上决定碰一碰运气。12月里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饯铺去找朱丽叶，请她传一句话给“老头子”。老头子就是我。朱丽叶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说；肯定有误会。她根本不认得他，也不懂他说的什么老头子。
杰林又碰了个钉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还跟朱丽叶有联系，为什么她突然翻脸不认人了呢? 他就是不知道，自从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后，我们对雷希曼已有怀疑，所以立即下令对他切断一切联系，同时和朱丽叶讲好，今后除了我和卡茨两人以外，谁去联系都得用一个红钮扣作为暗号，而雷希曼却不知道这新办法。
杰林不断地盘算对付朱丽叶的办法：应不应该把她抓起来? 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么一来，等于从此切断了法共的线索。不仅如此。抓了朱丽叶，等于承认“老头子”
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在苏联空降情报员那里破获一部电台。这是由柏林小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乐队”手里的头一部假电台。艾弗雷莫夫投敌以后，他的电台大发假情报，极受敌人欣赏。另外还有塞赛的电台，温德林克在荷兰的电台。在法国则有肯特的发报站：铁塔一号和铁塔二号。德国人两部都用，总称三月铁塔。然而，在这个假“乐队”里始终缺少温策尔的那架发报台。
温策尔一被捕，立即关进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讯。到了11月，别动队觉得不对头。莫斯科老听不见这位独奏家的演奏，难免生出疑心。至于派个别动队员来代替温策尔，那也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为“老师”是发报高手，有他特殊的艺术风格，情报中心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到了11月，温策尔答应“合作”，德国人听了确实十分满意。
尽管温策尔受着严密监视，他毕竟在头一次发报的时候便发出了告警的暗号。情报中心就这样获悉，今后演奏的乐章都出自敌人之手。
温策尔还跟德国人“合作”撰写并发出两个报告，名叫“日尔曼报告”。日尔曼便是温策尔的别号。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从苏联方面得知的。第一封电报说：“局长收。急件。与大首长的通常联系已被监视。请指示方式与大首长会晤。我认为此举十分重要。日尔曼。”
第二封电报说：“局长收。火急。从德方获悉，密码已破。会见大首长事仍未奉复。本人与局长联系畅达，似无监视。今后如何与情报中心联系，盼速复。日尔曼。”
这两个电报决刁；再让情报中心怀有任何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大首长”这个称呼。温策尔逐渐取得别动队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间屋子里安装了电台。1943年1 月初，监守他的人背朝着他生炉子。他乘机把监守打昏，反锁在屋子里，自己从此远走高飞。
对杰林来说，真是飞灾横祸。从1942年7 月以来，比国“乐队”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可能由温策尔报告情报中心。事实正是如此。温策尔逃到荷兰，利用一架没被发现的电台，向情报中心局发电，报告了上述—切情况。
话虽如此，别动队自从破获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来，收获却也不可低估：在五个国家，破获六个电台，向情报中心发出几十份假情报。从复电口气来看，局长仍然毫无觉察。
不过，杰林却在几星期内接连打了六个大败仗，情报中心的指令得不到执行。肯定有什么地方堵住了。他在沙滩上建筑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垮台。
看来，别动队队长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王牌，那就是争取“大首长”合作，通过法共渠道，稳住情报中心。杰林冒的风险固然不小，但是舍此别无他法嘛。
12月底，我又跟杰林和他的助手维里，伯格会谈。谈活的气氛变了。我等待的时机已经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