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 月23日，我出生于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镇子小得在当时的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特雷伯一家人住在索别斯街五号。房子不怎么样，是我父亲亲手造的。砖瓦都是自己囤积起来的，到底还是欠了一屁股债。楼下开个小小的杂货铺，专卖庄稼人要的货物和粗陋用品。装满种子的粗布口袋就地堆着。顾客很少用现钱买东西，一般都用他们地上长的东西来做交易。铺子楼上只有一层，三开间，布置简单，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根据一鳞半爪的回忆，我的童年似乎相当安定快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大概是天天过的苦日子，虽然黯淡，却比较容易淡忘。倒是我爸爸每天早晨塞在我枕头底下的糖果，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每天出去干活以前的老规矩。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具有一切犹太家庭的特点。姓的是特雷伯，看不出原籍是哪里。亲故们有的姓特劳恩斯坦，有的姓哈摩希拉格，有的姓辛格，有的姓佐尔摩，也都只是日尔曼族人的姓。有一天，我把这个问题向学校里舱老师提出。他每星期用一个小时跟我们讲犹太民族的历史。他给我解释说，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获准改名换姓。维也纳政府大概认为，犹太人换了德国姓氏，比较容易和奥国居民打成一片。不仅改姓，连名字都换了。就这样，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是；利奥波德·特雷伯。
诺维，塔尔格的犹太族人有三千光景，在中世纪建镇的时候，已经扎下了根。当地的农户十分穷苦，单靠薄地的一点收成，勉强糊口。
村子里，一星期才吃一顿面包。土豆饼子和包心菜是经常的饭菜。星期天，老乡们成百。成百地来镇上礼拜。他们把鞋搭在肩膀上，到了教堂门口才往脚上穿。种地的犹太人也不富裕，一双鞋也得穿一辈子。村子没有富裕的农民，搞集体化的专家们，想揪出一名富农来，恐怕很不容易。连镇子上也没有什么财主。
镇中心，一直没变，有一些比较富裕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住在那儿。他们做买卖，当医生，当律师。走出镇中心，一到边缘的街道上，便是些十分简陋的手工作坊。
所以，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以为乐园在望，兴高采烈地摒挡行李，准备踏上遥远的征途。这种情景仿佛还在跟前。他们敞开衬衫领子，翻在外衣上面，手里提些小木箱子，头戴瓜皮帽，免不了带些得意的神色。
我得马上补充一句，在诺维·塔尔格，仇视犹太人的风气是根本不存在的。犹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关系十分友善。
也许因为当时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在这上面，我想讲一个掌故。有一天，镇子上准备接待克拉柯维亚大主教斯别哈老爷。天主教徒参加接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犹太居民也大做准备，就不免有点古怪了。
这么一来，大主教到了镇上，便当着成千的天主教徒，给犹太教长赐福。这位犹太教长竟仪仗庄严，排着队伍，从犹太教堂里走出来接受赐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教的信徒，但并不过火。星期五晚上，我妈老点蜡烛，晚餐吃鱼。因为价钱太贵，白天只好少吃一顿，以资弥补。星期六，全家去犹太教堂。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宗教仪式只不过体现一些节庆的习惯，大家团坐一桌，吃那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平时虽然不吃大荤，但是也有例外。我妈偶尔也叫我去买火腿，每次都叮嘱我：“留神点，别让人瞧见你进熟肉铺。”
平静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不久便打乱了。战事一起，镇上的一小支驻军便开赴前线。当时好象过什么节似的。部队开拔，乐队领先，枪筒插花，人群欢欣鼓舞。我瞧着出发去打德皇的队伍。几个月过去了，死气沉沉，毫无动静。然后，伤兵陆续回来，住满了医院。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寻欢作乐。
有一天，镇上纷纷传说：“哥萨克骑兵来啦！”真该看看犹太人吓成了什么模样。一说到哥萨克骑兵，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杀犹太人。犹太人立刻组织起来，向维也纳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说来，似乎孩子们不管政治。这通常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政治却不放过他们。我是到了维也纳才开始看报的，前线的消息看得最仔细。我又进了犹太中学，于是宗教问题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对犹太人的观念相当模糊，可是有一个星期六，这个观念搞得越发复杂了。
这一天，我陪父亲去到一座寺庙。姑娘们唱得真动听。
出来时，两个姑娘从我身旁走过。只听得其中一个姑娘喊道：“耶稣、玛丽亚！咱们今天没把‘请听以色列’这个祷词唱好。”我听了莫名其妙。不是犹太人，怎能到教堂里来唱犹太教的正式祷词呢？宗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太不简单。
童年的怪事可还没经历完呢！我记得，从中学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里买冰棍。意大利人在维也纳做的冰棍，很有名气。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里，教长唪经，教人节哀顺变，天帝的慈悲是浩荡无边的。我又一次对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说法大为反感，只觉得冤屈，无法容忍。宗教这个东西，从此与我无缘。上帝是盲目的，我扔开他去接近活人。活人在我遭难的时候是善良的，友爱的。我失掉了信仰，开始相信人道。我认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万别去靠什么天堂地狱。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会帮助你的。这个念头怎么会坚定下来的呢？有一次，在维也纳，父亲带我去克隆纳马戏班看杂技，空中飞人连网都不张，这就使我的想法落实到行动中去。
这样，我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生活有如走钢丝，永远是危机四伏。
残酷的欧战年月结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龄。战后重建的新波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原来在德国、奥国、俄国的统治下过日子。三百万波兰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条件依然齐备。好几个政党公开宣布排斥犹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声中，大学里定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办法。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社一批一批开张，跟犹太店铺竞争。同时还发起了“买波兰货运动”。
我那时候已经深信，犹太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饱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绵延不绝的犹太主义。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犹太运动，名叫“哈柯梅·哈蔡尔”，宗旨在于复国。欧战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成立了这个小团体。接着便在整个东欧发展起来，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彻底解决犹太民族的前途问题。1917年11月2 日“巴尔福宣言”，不是宣布了英国决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吗？
“哈柯梅·哈蔡尔”抱有雄心壮志，想培养一代新人，放弃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树立人的友爱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个组织里很强大。十月革命很有吸引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 月22日在加里西亚省塔尔诺瓦市举行。
议程开列的根本性问题是：“怎样解决犹太民族问题？”
三种思想倾向彼此交锋。第一种倾向主张加入波兰共产党，因为只有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第二种倾向主张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积极分子都得离开大学和工厂，回返日间，建立平等的新生活。第三种倾向是我赞同的倾向，主张一面留在“哈柯梅·哈蔡尔”，一面跟共产党合作。大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我却成了诺维·塔尔格市的组织领导。
第二次大会于1920年在尔窝夫举行。我被选进全国的领导班子。这一年，我十六岁，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艺。每天的主要重活是去教堂开钟。我对这门手艺不见得有什么天赋。
1921年出了一件大事情：我家离开诺维·塔尔格，迁居西莱西省，东勃罗瓦市。这个地方工业化程度很高，煤烟熏得到处乌黑。工人生活很惨。正是在这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接触到了民族问题，我又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我仍然领导“哈柯梅·哈蔡尔”组织，同时参加少共秘密活动。这个时期，我取了一个别名，叫做董伯，从事政治工作。我一辈子的战斗生涯中，一直用这个别名。
我一家人简直穷得食不果腹，可我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我接连进过冶炼厂，肥皂厂，又开始搞些非法的活计，赚几个小钱。由于当地的税制，本地的烧酒比在克拉柯维亚便宜一些。从中贩运，可以赚钱。由于警察检查频繁，我只好做了一条特别的腰带，插上扁酒瓶。衬衫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我并且趁机会上克拉柯维亚的大学。我的好奇心很广泛，从来也不满足，最喜欢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我贪婪地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试图弄明白我们身上秘密的冲动。同志们一起讨论：怎样才能培养新人，摆脱成见，不受异化，这样研究问题，心理分析很起作用。
我并不因此而忽略政治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积极。开会、示威，写传单、散发传单，占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时候，工人运动正在高涨，斗争广泛展开。1923年，克拉柯维亚的工人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流血斗争持续了几天。我积极参加运动，破天荒尝到了警察暴行的滋味。从此以后，我上了黑名单，再也没法找工作。剩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一条是到巴勒斯坦去，追求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犹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