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在；这些卫士为纳粹“褐色瘟疫’’粉刷开脱。历史学家，导演给某个盖世太保——缪勒，某个卡尔，杰林，某个潘维茨，某个雷塞以及他们的帮凶脱下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重新给他们穿上绅士的礼服。雪白的手套掩盖着过去拷打，摧残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无邪的人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高官、军人，反问谍专家，他们要服从命令啊I 他们过去忠实地执行罪恶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国的这些忠仆给当做老实的公民抬了出来，一本正经地履行他们的所有任务，除了他们所最擅长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难烈士的地窖里充当血腥的刽子手！单纯的执行人，他们单纯地执行处决令就是了．今天，有人却给他们恢复名誉。请你问问“红色乐队" 的幸存者吧，请他们说说他们的经历，你马上就会觉得时间在倒退，退到中世纪。可是，这不过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那些盖世太保“绅士先生”们在那儿确实如鱼得水啊。至于被捕的人，他们的肉体永远烙上血腥的四个大字：盖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就地处决法》： “占领区内，对犯有反对第三帝国罪行者，可采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报，可以不经法院审判，予以枪决。”
1942年底，卡纳里斯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指令，名为“共产国际线’，规定使用一切手段，对捕获的电讯员，密码员和情报员进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拷打情报网头目，相反，应尽一切力量，招降他们。
德国的别动队，在这两个指示启发下，从此以后，十分活跃……整个占领期间，比利时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纳粹选中的一个地方，来发泄池们的兽性。我们的许多同志便是在那里惨遭折磨和牺牲的。
布林敦克建于1906年，位于布鲁塞尔到安德卫普的公路旁。1940年战争期间，曾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总部。
8 月29日正式改为“接收营”。9 月20日，党卫军头子史密特将第一批俘虏押送到那里去。以后拘留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11月约有五十余人) ，1941年6 月，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达到新的高峰。
吃不饱的口粮、苦役劳动、侮辱、殴打、酷刑，这就是·俘虏的日常生活。从1941年9 月开始，改由比利时党卫军当看守。他们有一个人在接收新来俘虏时说：“这里是地狱，我就是魔鬼！”
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当中一些人只是暂时关押在那里，随后就送到死亡营去。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还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受“审问”，党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到那里去。囚犯用滑车吊起来，惨遭前一个世纪的酷刑：夹手指，勒脑袋，电刺，用烧红的铁棍火烙，木桩刑等等……要是刑讯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党卫军头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这个集中营时，看守们消灭罪证，清除刑讯室里最容易暴露的设施。他们没有料到幸存者会记住一切，使真相得以大白……
战后，当法院调查案情时，把史密特押到现场。不用说，他若无其事，认为都是事实，就是不承认那些惨况。不过他补充说，把犯人吊起来，再让他们掉在木桩上，那些木桩稍为高了一点！
“红色乐队”好几个队员是在比利时被捕的。自从艾弗雷莫夫变节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报继续用他们的名义发出去。德国人设法让人家相信他们已被收买了过去，仍旧在活动……只不过掉转枪头罢了。实际上，我们的电汛员被关在布林敦克，隔离开来，惨遭拷打，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赌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时当局通力合作，进行了调查，取得丰收，搜集到极其有意义的材料。
首先，我想谈谈温特林克的情况。大家想必记得，他就是“红色乐队”的荷兰组组长。1942年9 月16日，由于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从那时起，便下落不明。好几个研究‘红色乐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的，在战后写道，我们这个同志答应了同别动队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当然是乘坐敌人的兵车逃跑的‘。我不愿相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于是开始进行调查，所得结果只能与之相反：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温特林克最初关在布鲁塞尔的圣·吉尔监狱，1942年11月18日转移到布林敦克。与此同时，他的电台重新开始发报……要是相信我们那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专家，他就只能在两次受刑的空隙里发电报了；的确，这就是两年来这个所谓“投敌分子”的命运……真正的投敌分子，投到德国一边，象艾弗雷莫夫之流，他们住在舒适的住宅里，同地狱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渊之别。
1944年7 月6 日，温特林克被押回圣·吉尔监狱，同日，在国家射击场遭到枪决。为了隐瞒他的死亡，刽子手们施展他们的惯技，在他的墓上刻上“无名氏”几个字。
我再说下去：报务员奥古斯特·塞赛，也是所谓德国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年8 月28日被捕，关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转送到柏林，1944年1 月被处决。
伊兹布茨基( 博布) ：电报用他的名义发往莫斯科……
其实，1942年8 月被捕后，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带去同马克斯·勒斯巴德对质。马克斯是萨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从奥希威茨回来后说：“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认不出来了”。至于伊兹布茨基则于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监狱被处决。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监狱。受刑后，于1943年2 月18日由罗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枪决。但是，我居然能营救了阿拉莫。我那时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杰林谈话时，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的侄儿。别动队头子向戈林报告。戈林便决定暂缓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意大利边境的一个集中营发现了他的下落。美国人把他放了出来。以后交给了苏联当局。
索菲·波兹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码员，1942年9 月28日在圣·吉尔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索科尔夫妇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区被捕后几个月，也来到了炮台受刑。我们从当时的一名女囚那里获悉他们所受的苦难。
贝蒂·德帕尔塞纳尔夫人写道，宪警用尽一切手段来逼索科尔夫人的口供。他们用手铐把她双手反锁起来，就这样让她等了好几天，然后叫了几个党卫军来，进行威吓，最后一次叫她“老实”点；然后进行了几次对质，重重地打了她好几记耳光，接着用刑。
审讯员扭住她，好象她是头猛兽似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通到那间屋子去的是条又窄又暗的走廊，墙壁就象坟墓里的一样……这间屋子没有窗户，从来不通风，一股烧焦了的肉味和霉味直冲鼻子，令人恶心。里面只见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条粗绳缚在天花板的滑车上，一个直通布鲁塞尔宪警机关的电话机。审讯员命令她跪下来，趴在板凳上。皮鞭抽下来，一次，两次……
宪警知道要打得更狠才行。在场的有集中营头头和两个党卫军，警犬，应有尽有，一样不差。手铐松开后，她得把双手伸向前，宪警把铁料摆布好，勒紧一扣，然后系上绳子，这样，犯人的身子就可以一点一点接连地猛拉起来，直到只有脚尖刚踮地面。鞭子象雨点一样抽下来，皮鞭不够硬，使用警棒，最后用一根坚硬无比的棍子打。她惨叫着，这样可以少痛苦些。但她始终不说话。
审讯员暴跳如雷，汗从额角流下来。他决定把绳子拉高，这样，犯人整个身体便悬在空中，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手腕上，钢手铐的棱割到肉里去。由于身体摇晃，棍子就不那么吃劲。于是审讯员打个手势，副手便扑了上去，抓住犯人，使她的身子垂直不动，棍子便打得更有力。她再也受不住了，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时，只见双手瘀黑，完全不成样子了。她挺起身来，再准备对付她的敌人。他们更加狂怒。
于是，先前一幕又重演一遍。人再次昏死过去。这一天，刽子手只好暂且罢手。
这种待遇，索科尔夫妇忍受了好几个月。他们电台发出的六百份电报的密码，他们是知道的，但直到最后一刻，始终保守秘密。为了压服他们，刽子手让索科尔夫人看着他们折磨她丈夫，反过来又让她丈夫看着她受刑。索科尔病倒了，体重减到三十七公斤。对他们的抵抗力，连医生也惊奇：“嘿，他还没有死，是个硬命的。人的机体竟能熬得住那么长时间，真叫人吃惊……”
， 但是集中营头子要把他结果掉。他做到了，他把狗放出，来吃掉索科尔。
索科尔夫人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 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在布林敦克监狱关了四个月。
她遭到她的同志们相同的命运。落入布林敦克的还有负责‘同荷兰联系的联络员，莫里斯·佩珀，1944年2 月28日被枪决。还有让·约瑟，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部发报机。莫里斯·伯布莱是西梅克斯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布林敦克熬了几个月，常常被“请”到刑讯室，1943年于柏林被枪决。荷兰组的组员威廉·克鲁伊空投跳伞时已经六十三岁，着陆后就马上被捕。他吞吃氰化毒剂，但没有死。盖世太保毒刑拷打他，逼他供出一起空投的人是谁。他咬紧牙关不说。德国人把他带到陈尸所，把盖着他同伴尸首的单子掀开：这是他的儿子，着陆时就给打死了。克鲁伊又被带回布林敦克，后被处死。
在布林敦克审讯时遭到“狗刑”的，还有1942年西梅克斯公司的经理纳扎林·德拉伊，1943年1 月6 日，他在一个女友家里被捕。他腿部给撕咬得血肉模糊，送到安德卫普医院，把腿截去”。回到布林敦克后，被判死刑。他被解送到柏林，所乘火车还运送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后流放的大部分“红色乐队”成员。他的妻子杰曼和两个孩子也在同一列车内，她看见他走过去，两个盖世太保押着他，苍白得象死人，她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人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嗨，这是你丈夫啊! ”
她找到个机会在走廊里同他呆了五分钟。他对她说：“你看见了吗? 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1943年7 月28日，他在柏林被斩首。他的夫人在柏林的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她先后到过拉文斯布拉克，舍恩费德，奥里阿南堡，被判决处死，将于1945年3 月19日在那里受煤气毒刑。 但是15日英国空军轰炸这个集中营。她逃跑出来。她不会游泳，竟然越过了一条运河。以后，她告诉人家说： “当时我好象在水面上行走”。盖世太保把她抓了回去。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她参加了死亡行军，但却九死一生，永远记住这一切……
在这列火车里，还有科尔班、贾斯帕夫妇，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施奈德夫妇、格里奥托等，他们都是在法国被捕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在比利时被捕的人：查里．德拉伊，他是纳扎林的兄弟，还有罗伯特·克里斯坦，制作卷烟的路易·特维内，油漆工艺家比尔·胡里克斯，他出租住宅，给他的朋友阿拉莫帮了大忙。还有亨利．罗希，他是玛格丽特·芭扎尔的一个捷克亲属，但池主要同英国情报机关联系。由于害怕各情报网之间发生混乱，1942年，他退出了西梅克斯公司，12月份被捕，在莫托森集中营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名战士曾关在布林敦克，其中十六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送到集中营，打上可以就地处决的戳子。 由于贝蒂·德帕尔塞纳尔的见证，我们得悉，1943年4 月，在柏林莫阿比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关着珍妮，格罗斯沃格尔、卡特·沃尔克内，苏珊·广德，丽塔·阿尔努尔和弗罗尔·维拉斯特。她们面对死亡的大无畏气概，使她们的看守们都不得不赞叹……到了晚上，苏珊，广德唱歌，弗罗尔跳舞。1943年7 月3 日晨被押到刑场时，丽塔·阿尔努尔请求弗罗尔宽恕她在阿特雷巴德事件后暴露了弗罗尔的丈夫斯普林格的名字，弗罗尔原宥了她。卡特听到被判处死刑，高举拳头，向法庭高呼： “我感到幸福，能为共产主义做了一点事。”苏珊，弗罗尔，丽塔以及她们的同志们，在刽子手的斧子下就义。
罗德检察官以凶狠出名，号称“希特勒的鹰犬”，主持对“红色乐队”所有战士的审讯。今天，他是德国一个小市镇的副市长。战后，曾对他进行侦讯，结果开释了他。1948年9 月16日他受讯时宣称：“据我所知，在法国和在比利时，‘红色乐队’被判刑的总人数不超过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极刑……1943年4月初，我要求戈林元帅赦免被判死刑的妇女，他同意了。”
就是这个罗德又说，在柏林被捕的七十四人中，有四十七人被处决。可是，不能不看到，我调查的结果并不一样·。
在法国和在比利时被捕的有九十人，三十二人判死刑，四十五人投入集中营，其中十三人再也没有回来。在德国被捕的有一百三十人，四十九人被处决，五人死于酷刑，三人自杀”。
这就是真相，虽然还不是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遭遇如何呢? 象西梅克斯公司的马赛分公司的秘书玛格丽特·马里维。还有莫德斯特，厄利茨，卡茨就是在他家里被捕的。还有希雷博、卡茨的兄弟约瑟夫、鲁宾逊、杰曼妮．施奈德的两姊妹夫妇。这些人的下落呢? 有多少无辜的人，由于在“红色乐队”内活动而被捕！
不少人是合家遭殃的，象德赖伊、格罗斯沃格尔、施奈德、科尔班等。在德国警察的档案里，我发现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后，很多人由于牵涉到“红色乐队”而被捕，象马塞尔·维兰克斯，路易·布尔金、雷吉纳尔·戈德马尔、埃米尔·卡洛斯、博兰吉尔等。他们当中同我们的情报网都没有任何关系。
“红色乐队”的档案，1945年春天，按照柏林方面的命令，在甘堡城堡给烧毁了。战后，只存下来缪勒1942年12月写的一份稿件和德军情报部的文件。皮普上尉(我记得就是他测出阿特雷巴德街的发报台的)谈到了德军情报机关从1942年夏天起如何在有关“红色乐队”一切主要方面被撇在一边。别动队只是时不时把经过删节的或部分的情报通知德军情报部。
战后，为了保住脑袋，别动队的人员捏造了许多故事，一个比一个更荒唐。依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只是依靠“红色乐队”的人，包括“大首长”在内，只是靠他们自发招供和合作而取得成绩的。至于酷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战士，是虔诚的骑侠，只用光明磊落的武器。不幸的是，为了用最卑鄙的办法强奸事实，为了在其他方面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和同谋! 但是，无论有没有盟友和同谋，谎言是无法永久保住的，真相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巴黎， “红色乐队”数十名战士受尽严重的考验，好象爬楼梯，每登一级，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头是英勇就义。他们为了消灭褐色瘟疫而牺牲。
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证明这一切，会记住这一切的。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继续无情地转动，沉默更加森严。无论是在巴黎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还是他们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这些罪行掩盖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党卫军头子雷塞为例，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国指挥别动队。他把手拍着胸口宣称；“我的机关从来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无瑕，他的手从来没有“摸”过一个俘虏。但是，就是这只手多少次签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强化刑讯机关的刽子手专家手里? 是谁下令一个月内，三次酷刑拷问阿尔弗雷德·科尔班? 是谁下令把索科尔夫妇拷打至死? 在雷塞的机关里是不用刑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设备吧? 那里没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遵照雷塞的指示，这是刽子手专家从柏林随身带来的！
雷塞只不过是个例子。我可以列举柏林别动队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姓名，可以列举巴黎别动队所有人员的姓名，战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宜结为名，为他们洗刷一切罪行。
对这些刽子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他们是什么人呢? 无疑，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万岁”的。
在盖世太保当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后期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先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体面的公仆”，于1939年或1940年才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缪勒，全世界把他叫做盖世太保
——缪勒，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为国家社会党党员。但是还未穿上褐衫，他的灵魂就是纳粹的了。这个右派分子，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疯狂地憎恨共产主义，成了潜在的盖世太保。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显露出暗探的才能。缪勒成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刚够十九岁，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当差。十年以后，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师去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纳粹掌了权，这个才能出众的警察便请求海德里希录用，很快就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1936年，缪勒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头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盖世太保——缪勒。他参加了纳粹党，1941年提升为党卫军的军团长和警察中将。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时期，负责进行“大赌博’。
缪勒的两个左右手是国家保安局第四处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后者曾领导反“共党破坏”斗争处。他们领导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指挥部。这个机构设于1942年8 月，旨在统一对付“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活动。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们要对柏林组战土所受的残暴行为负责。这两个人的履历同他们的头子兼朋友缪勒没有多大差别。潘津格一辈子当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开始他的生涯，当时他才十六岁，真是个奇才！很快便步步高升，战争开始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要当盖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期参加纳粹党不可。盖世太保——缪勒，潘津恪，杰林三个例子表明，对于这些天生的暗探来说，参加党是一生的顶点。事实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规模上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警察传统。
杰林，雷塞之流负责对“红色乐队”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了盖世太保在法国和比利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也要负责．例如，雷塞从1940年夏天到1942年11月在巴黎指挥一个特务处，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巴黎别动队队员杨格专门执行刽于手任务，还有柏林别动队指挥部的教官约翰，斯特里炳。他们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不但奉令充当刽于手，而且嗜杀成性，是出于对他们“职业”的酷爱．杰林虽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却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长于挑拨离间。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