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 月17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毫无节制地攻击犹太人。中东的六天战争刚刚结束，哥穆尔卡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口号：“犹太人集体就是第五纵队”。内政部长莫克扎尔将军指挥着一个空前猛烈的反犹运动，在报刊、电视台和工人集会上全面展开。
1968年春天，华沙大学生的示威给当局提供了新的借口，重新为泄了气的运动打气。他们硬说，犹太学生在警察和波兰大学生之间挑起冲突。攻击矛头集中在我领导的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千百名犹太大学生被开除出大学。老党员给逐出党。莫克扎尔策动所谓“自发的”示威，叫喊： “犹太鬼滚到达扬那里去！”这种歇斯底里大发作，就差没有发动一次小规模的屠杀犹太人运动了．是的，战争结束二十多年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波兰。
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集中区，犹太人受到纳粹野蛮的摧残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严重。现在，虽然那里的政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反犹太主义却在这个国家死灰复燃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公开反对波兰犹太人的情绪。情况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尽办法要消灭犹太人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当局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以后，我吃了苦头才知道我是个例外) 。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材，然后驱逐出境。但是临走的时候，他们看见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辆汽车，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肯定我们是被捕了。于是，一到了布鲁塞尔，便马上向国际舆论发出呼吁。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们放了，但是继续监视我们．我们的麻烦方兴未艾．我们成了警察调查时“特别受到照顾”的人……
在审问我们的时候，有人来查看我们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们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在我们旁边，楼上、楼下的住宅，在整个大院里，在对面的大楼、街道两侧，无处不是保
安部门的人员。一眼就可以把他们看穿，他们日夜监视着我们。附近的灯火通明，通宵达旦。还有，我们一出门，就有大队人马紧跟在后面．要是我们想到诺维·塔尔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门的人员就比我们先到达那里……我们所受的这种待遇继续了十天之久。我们回到华沙去，深信不疑我们一到马上就会被捕。在出发之前，露笆居然躲过我们的看守的监视，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国外的朋友。在火车上，我们的车厢两头都有人把守。在华沙车站，我马上发现了来接班的人马。当我们向一排排出租汽车走去时，有一位先生走到我们跟前，活象个开电梯龄，问道：“我把你们送回家去好吗? ”
“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道招待会的经过。不久后，瑞士、英国、丹麦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荷兰的所有议员( 除共产党议员外) ，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送交波兰大使馆。我为这个声援和抗，议运动的广大规模深深感动……在日内瓦，人权公民联盟，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党议员国际委员会等向波兰政府发出呼吁。在布鲁塞尔，人权联盟主席所领导的声援委员会，包括有议员，部长和抗敌组织。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态。巴黎的马尔蒂大主教安德烈·马尔罗给委员会发了声援信。委员会包括有最广泛的政界人士，从极左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有。社会党通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声音表示不安。在伦敦，前外交大臣迈克尔，斯蒂华，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和前司法大臣埃尔温·琼斯写了信给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
“利奥波德·特雷伯曾在许许多多长期和危险的战斗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队作战。他在摧毁纳粹政权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因而把纳粹的暴政驱逐出被占领的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
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党议员，七名保守党议员和五名自由党议员签名。美国参议员也写信给华沙政府，还有巴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和以色列的工会活动家签署了联合请愿书。
波兰当局对声援我的运动感到不安，在外国通讯社记者不断追问下，不得不出来解释。1972年2 月29日，新闻部长贾纽雷克交给法新社下面的一个声明：“波兰当局对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因意识形态或民族问题。利奥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离开波兰是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至于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随时到她的儿女那里去……”
波兰政府躲在所谓“国家利益”的盾牌后面，想把我扣留下来。露芭趁批准她离境的机会于1972年4 月动身了。我的儿子米歇尔在哥本哈根开始绝食斗争，埃德加也在耶路撒冷仿效他。在欧洲和在美洲，声援我的运动开展得规模愈来愈大。
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已。神经紧张得使我无法忍受，我已经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把我逼到了墙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死。但是我将站着死，一个领导过“红色乐队”的人是应该这样死的。
如果两周之内，情况没有改变，我就开始绝食，直到我能够离开波兰或者死去为止。
我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使我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现在那种地狱般的生活。我的处境是一个囚犯的处境，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监狱。”
几天之后，内政部的一个官员和卫生部的负责人来通知我说，波兰当局批准我到伦敦去疗养。
自由之门打开了……我到了英国首都，在那里同家里人重逢，心情万分激动。英国的声援委员会主席曼特尔夫人迎接我。多亏他们大家，多亏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我打赢了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一仗，而我的对手却是过去的“自己人”。
还有一句话：我是历史所牺牲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光辉指引下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男男女女，受到了蒸蒸日上的革命气息的鼓舞，万万想不到五十年以后，列宁遗留下来的只剩下红场上一具不腐的遗体．十月革命变了质，我们也跟着堕落下来。
什么，在占领冬宫半个世纪之后，在兴师动众处理了那些“离经叛道分子”之后，在犹太人遭到赶尽杀绝，东欧“正常化”之后，在这样一个暴力体制下，竟有人还胆敢淡什么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吗? 我们追求一个新世界，不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为的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吗? 我们生活于未来，而未来就好象信教的人心目中的天堂，用来给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今天的人们打掩护的。
我们想改造人，但是我们失败了。这个世纪孕育了两个怪物；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我们的理想在这场大灾难中破灭了。我们的绝对信念曾使我们的生命富有意义，现在却完全走了样，连认都认不出来了。由于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再去教训别人．但是历史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所以是不会重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
我并不后悔我二十岁开始信仰的东西，也不后悔我所选择的道路。1973年秋天，在丹麦的一个公共集会上，有一个年青人问我：“你不觉得白白牺牲了一生吗? ”我回答说：“不。”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要从我这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一生中吸取教训……我知道，我们所没有做到的，年青一代将会做到。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但绝不会打着俄国坦克压平布拉格时候的旗号。
1972——1974
附录 名单
从1973年秋天我到达西欧，便写作我的回忆。在这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设法了解“红色乐队”的同志们的下落。为了寻找他们，我重新走上我的朋友吉尔·佩罗所走过的道路。他成功地了解我许多同伴的命运，头一个揭露了比利时布林敦克监狱惨无人道的勾当。赫希和米拉，索科尔就是关在那里的。多亏了比利时当局，我能够在我的朋友雅，克和萨拉·戈德伯格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调查。比利时公共卫生部的调查局和布林敦克炮台的行政当局向我公开了档案．这样，我才能够列出名单来，尽管是不完全的，才能作出初步的总结，不用说，以后还要总结。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人曾经被关在布林敦克监狱。
有二十四人被枪毙或斩首。
有六人被枪毙，时间和地点不详。
有三人自杀。
有五人失踪。
有十人在流放中死亡，" 红色乐队”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的人，一共有四十八名在战时牺牲。
有二十九名被捕的人生还。
苏德间谍战
——“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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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 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