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泰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12月7 日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严词谴责：“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 月21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针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罪行明确表态：“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全体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是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1970年12月，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专程抵达华沙犹太区凭吊。尽管他是一名与纳粹政权坚决斗争的抵抗战士，与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毫不相于，他却在华沙犹太区双膝跪下，以表示对德国人当年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歉意。1998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布：“60年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历届德国领导人的深刻悔悟，从反面揭示了当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亘古未见的弥天大罪。
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乖蹇的民族。早在公元前即开始遭受强大异族的迫害和奴役、屠杀：古代埃及人的长达400 多年的高压和奴役政策，引出了领袖摩西的出埃及记；古罗马帝国残酷地镇压犹太人的三次谋求自由的武装起义，总计杀害了150 多万犹太人，把60多万犹太人抓去当奴隶，并迫使其他的犹太人远离巴勒斯坦。于是，犹太人开始了为期1800多年的大流亡。随即，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将耶路撒冷完全夷为平地，并严令禁止一切犹太人进入该城，违者格杀勿论，从而导致以后的“哭墙”的出现。中世纪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戮又掀起新高潮：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曾提出一个口号“杀死一个犹太人，拯救你的灵魂”。13世纪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下令从威尔士全部驱逐犹太人，并绞死300 名犹太教长老，在欧洲范围内开驱逐犹太人之先河。15世纪初，德国国王卢波特曾颁布敕令，从莱因和巴伐利亚驱逐全部犹太人，犹太人必须身穿200 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他们特别指定的服装。在15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以托马斯·达马托克为首的西班牙最高宗教审判厅用高压手段来对待不肯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蛮横地驱除20万犹太居民出境，将另外的10万犹太人付诸审判，其中9000多人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648年，乌克兰人发动了反抗波兰人的民族大起义，打击的锋芒也同时指向作为波兰国王代理人的犹太移民。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00 多个犹太城镇遭到毁坏，10万多名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此乃纳粹德国产生之前犹太人遭受的一次惨烈的民族灾难。1881年3 月，沙皇暗探局借口一名犹太女青年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策划和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浪潮。1903—1908年，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再次发生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新浪潮。起因是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其内容大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员曾于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秘密会议，谋图瓦解基督教的精神体系，在全世界建立犹太人主宰的统一国家，以实现对非犹太人的奴役和统治。该书于1903年刊登于俄国的《旗帜》月刊上，1905年发行单行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如此荒诞不经，以至连暴君尼古拉二世都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沙皇暗探局某些阴谋集团的杰作，其目的就是要煽起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以实现分而治之的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黑帮的阴谋居然得逞了：1903年，在莫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一日内杀害犹太人500 多人；在萨拉托夫，四天内屠杀犹太人400 多人；1905年敖德萨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苏联内战时期，还发生过彼得留拉自卫军大批虐杀犹太居民的丑闻。即使在早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反犹太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对犹太人的种种偏见仍旧存在于各个阶层居民的头脑之中。在许多地区，只要当地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稍有增长，反犹太主义情绪就要滋长，反犹浪潮就要抬头。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被许多法国人引为国耻的对于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非法审判案。但是，同纳粹的大屠杀相比，古代的暴君、酷吏乃至现代的无耻政客无疑还算是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从肉体上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也不曾操纵现代化的生产线似的杀人设施。只有在万字旗下，犹太人才痛切地感受到了身陷灭顶之灾的民族危机。绝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家庭均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惨遭杀害或被关进集中营。《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一家4 口人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她和姐姐病死在贝尔森集中营，仅其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前南斯拉夫共青团第一书记伊沃·罗拉·里巴尔的女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枝花莉蒂雅，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全家8 口人都被特别行动队装进了毒气车。
到战争停止时，全欧洲900 万犹太人中有595 万人不复存在，其中 100万人是儿童；在死难的犹太人中，1 ／3 死于疾病或饥寒交迫，2 ／3 死于纳粹分子有组织的大屠杀。1985年，美国二战史专家劳尔·希尔伯特的专著《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出版，该书认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为510 万人。1991年年中，欧洲18位著名历史学家宣布，他们经过10年研究后确认：仅据他们掌握的资料，纳粹德国屠杀的各国犹太居民达到529 万人，加上未曾掌握的材料，这一数字可能突破600 万人。
一、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逐步出台。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即存在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但只有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始作涌者是该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早在童年时期，希特勒的反犹太情绪已经表露出来。他的中学同学梅瑟证明：“早在1904—1905年的学生时代，希特勒已经成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反犹主义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维也纳游荡的青年希特勒，就从形形色色的反犹太主义者那里，接受了敌视犹太人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体系。在他看来，犹太人身上体现了他所痛恨的一切。他自担任纳粹党魁以后，就在其大作《我的奋斗》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仇视犹太人、消灭犹太人的极端主义思潮。纳粹政权为什么疯狂排犹？这曾是历史学家探讨了几十年的难题。其答案当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徒就有强烈的排犹传统，世世代代将犹太人视为异己和敌对势力。封建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的德国，自然难以置身局外。正如国际驰名的历史学家乔治·莫塞所言：“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思想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在其范围之外。”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由于德意志迅速跨人世界强国之林，德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感明显增强，反对犹太人的思潮也随之迅猛抬头。法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其回忆录中深刻指出：“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一直广为传播。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一种为广大公众所能够接受的激情和偏见。这种反犹太主义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很猖撅。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和左翼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又使反犹太主义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希特勒并没有与国民背道而驰，他把他们更紧地拉拢到自己一旁。他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愿望。他所推行的激烈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损害他的威望，反而是他享有威望的基本因素之一。”远在1879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特来切尔就曾指责犹太人是德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足以产生出一种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运动。因此，在几个政党的政纲中都单独列有反犹太主义的专门条款。19世纪末出现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主席艾·哈塞，就明确宣称，欧洲各地的日尔曼人应当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之内，并向四周扩张，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他提出的“人种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武力决定论”后来成为希特勒之流的纳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已为专家证明是伪造文件的《犹太长老谈话录》，声称犹太人谋求控制整个世界。这份文件首先出现在俄罗斯，1919年又出现在德国，恰好及时地助长了在德国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新闻界和政府官员既把犹太人视作进行高利贷盘剥、使德国经济濒临破产的金融投机贩子，又把他们称做共产主义的急先锋，一心想推翻私有制社会，剥夺一切私有企业。令人惊讶的是，反犹太主义竟然蔓延到德国艺术界，就连利哈德·瓦格纳这样杰出的音乐家，也公然宣称他本人蔑视犹太人。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犹太主义也已达到相当规模：当时，在德国的初等、高等教育中，种族纯洁和犹太人是传染物的挑唆、污蔑性论调，已成为必修课中的信条。死亡天使门格尔最终堕落为纳粹战犯，与他在大学里学到德国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的著作不能说没有关联。拉加德告诉他：你们应切记，那些“出于人道主义而为犹太人辩护，或者对于消灭那些高利盘剥的寄生虫心慈手软的人们的危险性……与旋毛虫和杆菌之类的害人虫没有什么好商量。他们早已不可救药，把他们消灭得越快、越彻底、也就越好。”德国农业专家瓦尔特·达雷之流又为犹太民族低劣说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根据”。在其著作恤与土地》一书中，他把庸俗的优生学应用到人类中来。因此，他不久就得到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重视，后来亲自提升达雷担任党卫军“种族与殖民局”的主管。本世纪30年代，尽管欧洲、北美洲许多国家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包括美国），但是，只有在德国这样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度，纳粹分子才得以借助强权和暴力，把反犹太主义由某些极端右翼组织的胡作非为转变为强力约束全国民众的政府行为。
其二是政治原因。在饱受欺压迫害的欧洲各国犹太人当中，往往产生杰出的广有影响的民主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成为各国反动统治者的心腹大患。19世纪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曾经忧。乙忡忡地说：“革命几乎就是一种犹太现象。”在苏维埃俄国早期的革命领袖中，曾经有近半数是犹太人，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拉狄克等。在1919年3 月匈牙利革命中，苏维埃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包括第一把手库恩·贝拉在内，有近半是犹太人。被希特勒之流切齿痛恨的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其最坚定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也是犹太人。就连非共产主义者的德国进步作家艾利希·雷马克和阿尔弗莱德·多布林、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还是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思想家埃利希·卡莱尔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也都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因此，德国的反动势力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同布尔什维克密切联系到一起，认为杀尽了犹太人自然意味着消除了革命的隐患。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正是德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进行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1929—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52 ．2 ％，M 业生产能力闲置了 60 ％，出口减少 58 ％，进口减少 65 ％；国民收入由760 亿马克骤减至450 亿马克，国债却上升到140 亿马克；1932年，全德失业人数超过800 万人，居欧洲各国之首；工人、农民的平均收入至少降低了一半。在这种苦难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这4 年间，德国i 人的罢工斗争累计超过1000次，较之以往成倍增长。在有些地方，工人的斗争甚至形成旨在推翻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武装暴动。自感身家性命受到共产主义严重威胁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大地主集团，不择手段地向革命势力反扑。他们把支持纳粹党的反犹太主义视为诬陷和反击德国共产党的救命法宝，因而不遗余力地从财力上资助纳粹党，也才使希特勒得以把排犹活动急剧推向全国。第三是经济原因。即犹太人自古以来极善经商的本领，转化为他们在欧洲各国经济界中雄厚的实力。闻名全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令人瞠目的经济巨人。为补偿英国释放奴隶所造成的损失，该家族捐资2000万英磅；1871年，它又替法国政府出资1 ．5 亿英镑；在德国，该家族也控制了许多大型百货公司和银行；在素来被德国资本家视为经济势力范围的波兰，犹太人至少拥有十分之一的房产。这不能不引起日尔曼资本家极其强烈的嫉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德国人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而不少犹太人却因为拥有巨额资产而生活逍遥自在。其四，希特勒个人方面的原因。希特勒年轻时曾在维也纳寻花问柳，与一个犹太妓女有染，并被她传染上性病，从而导致他过早地失去了进行性生活的能力。这也是他极端憎恨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纳粹上台执政后，反犹思想就逐步转化为行动。然而，羽翼未丰的纳粹政权，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映，因而，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逐步升级的，甚至是有张有弛的。直至入侵苏联的战役初战告捷，纳粹分子认为他们将无敌于天下，才完全暴露出其全部灭绝犹太人的狰狞嘴脸。早在1920年2 月24日，希特勒主持制定了纳粹党党纲25条，其中就有5 条属于或包含反犹太内容。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曾极其恶毒地污蔑犹太人，称他们是“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是比黑死病更加可恶的瘟疫……是人类的寄生虫，是人类的吸血鬼。”希特勒担任总理不久，就一次又一次地接连策划并导演了一幕幕反犹活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日后成为指导第三帝国各个领域一切行动的总纲，人称“纳粹主义的圣经”。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主线就是反犹太主义。全书长达782 页，从1933年1 月至1945年5 月的12年中一直主宰着第三帝国的政治生活。有人统计，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造成125 人死亡；每一页，造成4700人死亡；每一章，造成120 万人死亡。而上述死者中的绝大多数就是犹太人。
第一阶段：从舆论导向和法律上搞垮犹太人（1933．1 ——1938．10）。
这一阶段主要是纳粹发起反犹的宣传鼓动和从政治、法律方面实施排犹，尚不涉及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个多月的3 月9 日，柏林就出现了全市性的反犹骚乱。3 月30日，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德国政府决定对犹太商人进行抵制”，并宣布4 月二日为全国“抵制犹太人活动日”，对犹太商人、医生和律师的经营进行抵制，从而掀起了第一次排犹运动。随后，第三帝国颁布法令，规定从国家机关中清除犹太公务员，从文化领域清除犹太艺术家，从教育部门清除犹太教师，从公共卫生部门清除犹太人医务人员。此举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排挤出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卫生领域。
4 月1 日，柏林又发生了全市性的抵制犹太人所经营的商店的活动。1933年4 月7 日出台了《重建公务员制度法》，明文规定，非雅利安人和非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同年10月，柏林市宣布，该市的所有医院已经将犹太医生清除出去。当年年底图林根省宣布，该省已将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切公务员岗位上驱除。1935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新阶段。这一年，根据希特勒9 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反犹法令，德国政府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掀起了第二轮更为激烈的反犹太人高潮：根据该法令，宣布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出任一切公职，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及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禁止犹太人行医和任教。从此，德国各地的商店、旅馆、啤酒店和公共娱乐场所，均挂出“犹太人恕不招待”的招牌，犹太人已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不过，在如何处置被剥夺生活条件的德国犹太人问题上，纳粹党上层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盖世太保首脑海德里希主张应将犹太人悉数驱除出德国；而主持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担心全部驱除犹太人出境会导致德国外汇随之流失。这样，对犹太人的迫害暂时未能继续加深。即使是这样，到1935年底，已有7 ．5 万名德国的犹太居民被迫出走，8000多人不堪迫害而自杀。1936年，国际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为了粉饰太平，欺骗国际社会，掩饰纳粹排犹真像，希特勒下令暂时取消大部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致使当年有18000 多已离开德国的犹太人重返祖国。然而他们很快又陷入绝望的境地，亲眼目睹了对犹太人打大出手和横加杀害的1938年11月9 日的“水晶之夜”。
第二阶段：从经济上彻底剥夺犹太人（1938．11——1941．）。
1938年11月初，17岁的德国犹太青年赫舍尔，因全家均被纳粹当局无端驱赶出境，生死未卜，在巴黎愤而将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击毙。纳粹党上层抓住这个事件掀起了规模更大、程度更高的反犹活动。在戈贝尔的公然教唆下，纳粹暴徒于11月9 —10日两天内，制造了全国性的反犹事件（因被暴徒们砸毁的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碎片遍布各地，人们又称此事件为“水晶之夜”）。
从此，犹太人开始被大批关进集中营，几天内即有2 ．5 —3 万人被送人集中营；仅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即达10911 人，其余的被送往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同时，全德国有7500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捣毁（其中柏林814 家）、被洗劫，171家犹太人私宅被捣毁，191 家犹太教堂被焚烧（其中柏林28座），200 多座犹太人的其他设施被毁坏。纳粹当局还强令犹太人社团赔偿10亿马克。11月12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宣布将犹太人赶出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关闭犹太人经营的所有商店，强行对犹太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实施“雅利安化”。经此运作，德国犹太人被剥夺的财产高达10亿马克以上。同时，纳粹当局还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共浴池、旅馆，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取消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强令每个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佩带一枚黄色六角星标记。
从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起，纳粹当局开始强迫大批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约有18.5万人）出境，而且必须支付大量手续费方可离境。为此，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犹太人出境办事处在维也纳成立。1939年2 月，柏林也成立了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隶属于中央保安总局领导。1939年9 月初战争爆发时，第三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只剩下27．5 万人。同年底，由戈林挂帅的帝国中央移民总局，已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将50多万名犹太居民驱逐出境。1939年10月，未来的大刽子手艾希曼接任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主任，为他今后大展屠刀提供了机会。由于战争爆发，犹太人迁往国外的难度明显加大。而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不是被投入集中营，就是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
1940年，柏林市2 万名犹太人被关押进强制劳动营。1940年底，德国已有27万名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以后，各级纳粹官员又绞尽脑汁地试图把犹太人赶到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1940年7 月，纳粹当局根据阿道夫·艾希曼之流的提议，把他们驱逐到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一块面积大致为100 平方公里的荒凉沼泽地带——尼斯科建立“民族家园”，让严酷的环境把犹太人自然淘。1939—1940年冬天，纳粹当局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向尼斯科遣送去第一批犹太人；从1940年2 月开始，又开始从德国向尼斯科遣送犹太人；同年秋天，法国败亡后，纳粹又开始从阿尔萨斯一洛林、萨尔和巴登地区向法国南部集中犹太人，再把他们遣送尼斯科。
第三阶段：特别行动队——犹太人被大批押送刑场（1938.11 ——1942）
还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戈贝尔等纳粹党魁就曾指示其党员和其他暴徒杀害犹太人，一夜之间即有91个犹太人死于非命，42人重伤。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的1939年9 月到同年年底，又有25万波兰犹太人被杀害。不过，这种屠杀不是按照最高当局的统一指令进行的，而是一些党卫军、保安警察地区头目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其事的结果；而且，相当一部分谋杀还是仇视犹太人的波兰人所为。那时，纳粹领导集团对如何处置犹太人，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杀害犹太人还不是普遍的政府行为。1939年9 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后，党卫军甚至陆军官兵对犹太人的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但还不是有计划的步伐统一的大屠杀。1941年纳粹上层对全部杀死苏联的犹太人——亦即他们最为仇视的犹太一布尔什维克取得一致意见，而对西欧的犹太人，纳粹的政策还只是逐步限制其行动，把他们赶人犹太隔离区。从1939年9 月1 日到1941年6 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在纳粹统治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只有30万多人。
入侵苏联是纳粹分子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起点，苏联。东欧各国的犹太人，从此面临灭顶之灾。而作为种族灭绝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登台亮相。1941年5 月，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保安警察、秘密警察。刑事警察首领开会，决定成立A 、B 、C 、D 四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入侵苏联的陆军部队之后，专事杀害当地的犹太人以及共产党骨于分子。A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他被抵抗运动处决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指挥；其任务是穿越波罗地海沿岸三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加特斯奇纳，在卢萨和雷瓦各设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设一支突击队。B 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埃利希·瑙曼。其任务是向莫斯科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斯莫棱斯克，在维亚兹马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图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C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继而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其活动范围是除去南部之外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其总部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设一个突击队。其中，党卫军少校波罗尔率领7 个特别行动分队，驻扎在基辅四周，每个分队有千人左右，还吸收了一批当地的乌克兰惯犯和流氓。1941年9 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就是波罗尔及其下属犯下的滔天罪行。D 支队：首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仑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莱察普。其任务是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其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一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敖德萨。斯大林格勒各设一个突击队。这四个支队全部建于1940年冬末，直属海得里希领导；队部分别设在易北河畔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穆尔德河畔的小城迪本和巴德施密德贝格的边防警官学校。各个特别行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营。以A 支队为例，其组成人员为：秘密警察占9 ％，保安警察占3 ．5 ％，刑事警察占4 ．1 ％，治安警察占13．4 ％，外国辅助警察占8 ．8 ％，武装党卫军占 34 ％；其余为技术和文职人员。一个特别行动队的总人数，多则 990人，（如 A支队），少则 500人（D 队）。各个特别行动队均为摩托化装备。每个队一般分为两三个分遣队或者规模更小的特遣队，各为70—120人，分别配合指定的军团作战。基层单位是小队，每个小队约20—30人。
1941年5 月，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子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长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先后在普雷奇和迪本召开多次极端秘密的会议，向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分队长和特遣队长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种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发生的。”于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每一个地区，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游击队员，都成了纳粹的首要消除目标；稍后需要消灭的目标是吉普赛人和居住在克里米亚、讲土耳其语的克兰特查泰斯人（纳粹的种族专家并没有证实他们具有犹太血统，仅仅是个别党卫军将领如此认为）。同苏联开战不过一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犹太居民就成为苏联境内第一批牺牲者。仅仅20多天，足有上万名犹太人被纳粹指使的当地歹徒打得脑浆迸裂，横尸街头。1941年7 月1 日，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苏联拉托维亚首都里加。8 月1 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进入里加，随后便开始清除计划，力求使奥斯特兰（即对被占领的波罗地海三国的重新命名）的犹太人绝迹。纳粹当局决定把里加作为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中转站。1941年8 月互日至1944年10月14日之间，近20万纯粹的德国犹太人和奥地利犹太人被运到里加，其中8 万人留在当地，全部被杀害Z 余下的12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的6 个灭绝营（包括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只有400 多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
摩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历史上素有排犹传统，早在1903年就出现过大规模杀害犹太居民的极端暴行c1941 年7 月17日，德军攻占该市。当年的暴徒和杀手由于纳粹的纵容和鼓励，尽管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杀人狂热依然不减当年。他们纷纷带上儿孙，手提铁棍，对犹太居民大打出手，不把人打死不罢休。到7 月底，他们已配合特别行动队杀害了万余犹太人。紧接着，苏联其它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接到通知，务必于指定日期到指定地点集合，迁移到其他地方。行进到旷野荒郊后，又被强制挖大坑或战壕，随后是密集的机枪扫射，葬身坑内。特别行动队最为得意之笔是1941年9 月底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远郊巴比雅尔（乌克兰语的含义为“老太婆峡谷”）的大屠杀。两天之内，33771 名和平居民（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包括数千名幼儿）被射杀，事后只有1 名从基辅前来探亲的女演员死里逃生。在纳粹占领基辅的2 年多时间，共计20多万犹太人在此峡谷化为冤魂。在立陶宛、里加、明斯克、乌克兰的基辅和罗夫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的犹太人均达l —15万；1941年8 月27—28日，特别行动队在卡门涅茨一波多尔斯基杀害犹太人 23000多人；同年 11月7 —8 日，在罗夫诺杀害犹太人21000 多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德国一家建筑公司驻乌克兰分公司经理兼工程师赫尔曼·格雷贝作证说，他亲眼目击特别行动队在杜布诺一日内屠杀5000名犹太人的暴行，被害者当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幼儿。总共有近百万苏联犹太人被无端杀害。
从1942年初开始，特别行动队对苏联、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披上了同游击队员作战的幌子，以减轻刽子手们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希姆莱是编造谎言的始作涌者之一。他曾对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说：“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枪毙了一批为数不能说不多的犹太人，而且男女都有，因为那个地方连妇女和半大的孩子都给游击队送情报。”犹太人“到处都是怠工者、间谍。抵抗运动和匪帮团伙的基础。”纳粹刽子手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找借口：一方面称犹太人传染疾病，另一方面则称犹太人普遍是抵抗运动的天然同盟军。在不同的地区，刽子手们使用不同的借口。在波罗地海地区，纳粹称犹太人是由于袭击德国军队而被消灭的；在乌克兰，他们称犹太人被消灭是因为纵火和进行骚扰；在其他地区，他们说犹太人传播敌对思想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纳粹分子还阴险地策划通过东欧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当地犹太人居民的事件。例如，驻扎在波兰东北部的切哈努夫的党卫军司令部就曾于1941年7 月初策划过利用波兰居民来杀害波德拉斯地区所有的犹太居民的险恶计划。在纳粹分子的唆使和纵容下，1941年7 月10日，位于波兰东北部靠近立陶宛的小镇耶德瓦内，一大批波兰歹徒手持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对本镇的犹太人大开杀戒。甚至将大批犹太人关进木板房内点火烧死。一时间，1600名犹太人全部魂归西天，幸存者不到10人。而这样一来，这批助纣为虐的波兰暴徒也就被纳粹主子推入深渊，沦为战犯。
类似的集体屠杀，也同样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的犹太居民动手较晚，这里的犹太人大部躲过了特别行动，但以后又被保安警察大批驱赶到集中营，仍未能最终逃脱“最后解决”。大屠杀中的一个小插曲是：1941年8 月31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临明斯克的一处屠场视察对100 犹太人的现场处决。排枪齐射之后，仍有两名尚未断气的犹太妇女在血泊之中痛苦地呻吟着，肢体不断地搐动。场面之惨烈，竟使这位杀人魔王晕厥过去。他于是下令，今后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不得采用枪毙的方法，而应使用适当的、更加有效的办法。他的部下瓦尔特·劳夫等人为此制造出同样恐怖的毒气卡车。从此，毒气车队在苏联和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城镇中肆虐横行。这种专用车一般由载重汽车改装而成，车身涂上草绿色的油漆，车厢两侧写着“犹太区公共汽车”的字样，全部密封，没有窗户。每辆小车可装15人，每辆大车可装30人，10分钟即可致人死命。深谙毒气车杀人技术的中央保安总局三局局长奥托·奥伦道夫一他于 1941年 7月至 1942 年7 月担任负责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D 支队队长，一年中杀害了9 万多犹太人——战后在纽伦堡法庭的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中供认：“这是一种封闭式载重汽车，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汽车的独特用途。马达启动后，毒气就被排人车内，10分钟到15分钟就会导致车内的人们死亡……在该汽车驶往埋尸坑的途中，受害者已经死于车中。毒死犹太人和运送尸体的工作可以一次完成。车厢内一般可容纳20至25人。行动队员对犹太妇女儿童谎称把她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或是强行把她们赶上车。只要车门一关闭，完全封闭的车厢就变成了行驶中的毒气室。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种车辆的任务。1942年春天，我们用这种特别载重汽车装备了特别行动队。”一个特别行动队的司机战后作证说：我们“从车的后门拉出裸体死尸时，粪便和血腥味叫人受不了。尸体奇形怪状，眼睛暴出，身上红一片青一片，嘴巴歪斜着，个个像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特别行动队使用这种汽车杀人的行为尽管严格保密，日子一长，还是被许多居民摸清了底细。他们称之为杀人汽车。于是，杀人汽车的发明者贝克尔博土，不得不再费一番苦心。不久他就向顶头上司、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瓦尔特·劳夫呈上报告：“我在汽车两旁安装了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的汽车可以伪装成居住用的大棚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加快完成杀人任务，所有的司机都开足马力。这样一来，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照规定那样死于睡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如果奏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犹太女人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乱泻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尽管毒气车的寿命只有一年多，以后即被灭绝营中的固定毒气室所取代，但特别行动队成员靠这种方法，足足使得10万名左右的犹太妇女儿童车中毙命c 南斯拉夫的犹太妇女、儿童大部分死于毒气车。1942年春，党卫军旗队长富克斯率领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和几部毒气车抵达塞尔维亚，目的是杀害被关押在贝尔格莱德郊区泽蒙集中营中的犹太妇女和儿童（犹太男子已基本于半年前被杀害）。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不太费力地便于5 月底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任务。而据波兰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舍尔供认，驻扎在波兰海尔姆诺的库姆霍夫特别行动分队，在行驶着的毒气车中总共消灭了34000 犹太人。曾参与制定特别行动计划的党卫军将领埃利希·冯·戴姆·巴赫一杰列夫斯基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持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000万人死亡。”
各级纳粹头目，对于上述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是灭绝犹太人的鼓吹宣传者。对苏战争爆发以后，希姆莱在一次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会议上讲到：“清除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必须懂得，当100 具尸体，或者500 具、1000具尸体横亘在原野上时，这意味着什么。要干到底……这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篇章。”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许多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同希姆莱保持一致。1941年10月，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在训话中要求部下做到：“在东部地区，士兵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遵循战争艺术规则的战斗人员，而且也要成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旗手，成为对强加于全体德国人民或与其血肉相连的民族的兽行的复仇者。这就是士兵们为什么要充分理解对于低人一等的犹太民族必须坚决、于脆地加以惩罚的原因所在。另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国防军背后的反抗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历次经验证明，这种反抗活动总是由犹太人一手策划的。”
保安警察，作为党卫军的辅助力量，也是完成大屠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安警察总部所属的各个刑警营，则是最直接参与大屠杀的骨干力量，成为特别行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前夕，保安警察只有131000名官兵，到1943年初增至310000人。它是维护纳粹德国到处推行的“新秩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组织。随着德国占领的“劣等种族”居住的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任务大量增加。例如，对游击队进行讨伐，转移民众，屠杀和平居民，特别是屠杀犹太人。
特别行动一直延续到1943年春，即大型集中营普遍建立之时。在此期间，大约有150 —200 多万名苏联东欧的犹太居民惨死在特别行动之中。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初始阶段。因其具有效率低、易遭反抗、不易保密等缺陷，以后便为杀人效率更高、保密效果更强的灭绝营所取代。参与特别行动的纳粹分子建队时有四五百人，但因他们与中央保安总局和地方保安警察经常轮换，故实际上大约有4000多人（其中有1600多名武装党卫军官兵）参加了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包括一些女性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均已堕落为战犯。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曾于1947年在纽伦堡专门进行了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
第四阶段：全欧洲犹太人的墓场——集中营与灭绝营。
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希特勒1939年1 月在德国国会的讲话，其中提到：“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者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末，战争的后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便借口英国政府不肯合作，无法将犹太人再驱赶到马达加斯加，于是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肉体上的最后解决。最早提出“最后解决”的是纳粹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还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1941年7 月31日，他致信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委托他尽快制定出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计划：“为扩大我1939年1 月24日委派给你的关于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资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协商。我还指示你迅即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在信中，戈林并指派海德里希去执行“全部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重大任务。不久，外交部的阿尔布莱西特博士、鲁特尔、魏兹泽克，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和总顾问格罗布克，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博士，根据海德里希的要求，均提交了关于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当年年底，海德利希向希特勒和戈林呈交了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同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向相关部门国务秘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发出宴会请柬，试图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以便就如何执行犹太人最后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 月20日才得以召开一这就是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万湖会议。
1942年五月20日，海德里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密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遴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到1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 万，乌克兰是300 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乃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着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尤塞夫·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间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比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