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的纳粹匪徒在覆灭前拼命地杀害证人，千方百计地销毁罪证，对盟国调查人员的取证、定罪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纽伦堡审判的准备工作，曾在2 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因此陷于裹足不前的困境。但是，经过盟国调查人员、各国抵抗组织、集中营幸存囚犯与广大战争受害者、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的通力合作，查证工作又较快地出现突破，取得长足进展。
早在1943年下半年，噢觉敏锐的鲍曼和希姆莱就感到大事不妙，开始布置下属销毁罪证。为此，至少有一个名叫“101 特别行动队”的专门性组织奉命组建，其头目是党卫军少校保罗·布罗拜尔。他们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把1941—1943年春被4 个特别行动队杀害的上百万犹太人、和平居民的遗体挖掘出来并彻底焚烧掉。
随着苏军胜利前进的步伐日见加快，“101 ”也拼命加速工作步伐，他们甚至也雇佣了一批自认为靠得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帮忙。孰料，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竟成为后来在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指控他们的证人。到头来，“101 ”也未能全盘完成任务，只干完总量的1 ／3 。但这毕竟给取证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例如，纳粹分子焚毁了巴比雅尔惨案中大部分受难者的遗体，以至起诉书的提出受到延误。
但由于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到处杀人行凶，所设的屠场难以尽数销毁，被苏联执法部门发现了大量罪证：在乌克兰的罗夫诺地区，发掘出2000多个大坑，每个坑内掩埋尸体100 —10000 具；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比克尼克、伦布里两座大森林内，发现填满死尸的特深大坑几十个，总面积2800多平米，挖出被害者遗体近10万具。
到了1944年下半年，大势已去的纳粹屠户们开始全面销毁罪证。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各个集中营。灭绝营。鉴于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在匆忙撤离中，遗漏掉大量档案文件，为苏军所缴获；负责管理集中营事务的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一再对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尽早行动，全面考虑，认真彻底地毁掉一切人证、物证。1944年8 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即将一批设备和档案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1945年新年一过，奥斯维辛销毁罪证的工作已进入高潮。政治部、管理处、医院、医学试验室、焚尸场的所有文件、档案、名单、登记表、卡片统统被付之一炬。杀人近千的两个恶魔医生克劳贝格和舒曼，连同未经启用的人工授精设备，也被早早地秘密转移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于在各个部门协助工作的女囚，借口打防疫针，把她们毒死了。对于最掌握纳粹分子杀人底细的焚尸场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犹太人），则不能按照惯常的办法于掉他们，否则会逼迫他们暴动。于是，他们大部分被“借调”到毛特豪森等集中营帮忙，在那里被杀害。
还有一部分，在奥营撤退时遭到枪杀。1 月下旬的头几天内，在借调来的党卫军工兵部队参与下，比克瑙焚尸场的4 座焚尸炉相继被炸毁。此后，集中营的大小官员和男女看守才撤离集中营。几天以后，党卫军的一个小分队，再次返回集中营，又杀害了一大批知情较多的男女囚犯。1 月27日，当苏军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及比克瑙、布纳两个分营时，他们得到的罪证只剩下仓库中的部分掠夺自囚犯的一批衣物，焚尸坑中的人油以及7600名奄奄一息的重病囚犯。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材料荡然无存，就连在该营遇害的囚犯人数，盟国调查人员都难以确定。但仅仅根据纳粹分子撤退时未及销毁的长发，专家们断定这些头发至少取自14万名受害妇女。纽伦堡审判时，法庭使用了苏联方面提供的数字——400 万；50年代初期，以司法界权威达维多夫斯基教授为首的波兰国家调查纳粹罪行委员会确认的数字则为550 万。
直到60年代，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变化中，波兰政府最终确认为150 万以上。这样一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各个纳粹战犯的身份确认，主要依靠集中营内幸存囚犯提供的数字及犯罪事实。至于德国（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各个集中营，如达豪、贝尔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布亨瓦尔特等，由于它们大部分是由美、英盟军解放或是通过囚犯暴动自行解放的，纳粹战犯几乎悉数就擒，档案文件也大部被缴获。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迈和他的情妇、副长官伊尔玛·格蕾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不意美军部队好似自天而降，尚未反应过来，已被带上手铐。其他要员，如副长官赫斯勒、女营看守长伊丽莎白·福肯哈特、党卫军医生克来因以及50多名党卫军女看守、200 多名男看守，几乎无一漏网。
营中的档案文献，也尚未进行多少破坏。因此，对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战犯，比较容易定罪。
另一方面，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甚至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也为调查战犯罪行、确认战犯身份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提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建立的的国际抵抗组织。其成员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编制了该营罪恶活动大事记，给每一个主要的党卫军军官建立了罪行档案；甚至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大卫·斯莫列维基，在刽子手莫尔的眼皮底下，将微型照相机夹藏在表层正燃烧的沥青堆底部带人焚尸区，巧妙地拍摄了纳粹看守驱赶大批被迫脱光衣服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进毒气室和在林间空地上焚烧上千具被害者尸体的场面，从而为审判霍斯、莫尔等战犯提供了确凿的罪证。就连被集中营当局视为核心机密的绝育试验场所——10号楼内，也有饱受摧残但经历九死一生而幸免于难的少数女囚登上了纽伦堡法庭的控诉席，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克劳贝格、舒曼、维尔茨等恶魔医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居住在巴黎的犹太妇女豪泽尔即是其中之一，她下腹部不止一条的深重手术疤痕，使得再能言善辩的纳粹战犯，也只得俯首认罪。
至迟从1942年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们就建立起以波兰政治犯约瑟夫·西伦凯维奇等人为首的秘密抵抗组织，人员遍及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第二分部、莫诺维茨第三分部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工地到农场，从毒气室、焚尸场到医院，从秘书处到司令长官的家中，甚至在被纳粹分子视为核心机密的活人试验室——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都分布着抵抗运动的秘密成员。抵抗组织的领导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苏军战俘）暗中教育男女囚犯，不要只看到焚尸炉每天都在吞噬几千人的生命，也应看到纳粹分子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他们必然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惩罚。我们就是牺牲了，也要千方百计搜集他们的罪证，为以后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作好准备，决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当着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的消息悄然传人集中营以后，广大囚犯更觉得有了盼头，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倍增。他们每人每天秘密记录下敌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件罪行；给每一个党卫军官兵、医生护士甚至为虎作怅的“卡波”建立了罪行档案。正是靠着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奋斗和机智，集中营内纳粹分子中谁的罪恶已达到战犯标准，谁已接近战犯的边缘，盟国审判人员基本上心中有数。主要凭借抵抗运动成员们一点一滴搜集的材料，二战后波兰调查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竟出版了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澳斯维辛集中营大事记》。所以，1947年波兰政府组织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进行得相当顺利。翔实、系统、确凿的罪证在手，不怕纳粹战犯不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1944年春天，纳粹德国由于在各条战线接连败北，而大大加快了灭绝犹太人的进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组织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派两名同志设法逃出，把他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报告匈牙利犹太人组织和国际犹太人组织。最后选中的人选是尤里卡（真名维克多·罗申）和菲尔斯，他们都是年轻的斯洛伐克人。尤里卡从1942年6 月被关进奥斯维辛，他首先做清理囚犯物品的工作。担任这一工作的小队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每当有装载囚犯的军列开到，清理小队就被派去接车。他们先把车厢里的尸体拖走，再把车上的所有行李分类堆放好；然后，再去收缴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大部分囚犯的行李物品，分别装进各个专项仓库或直接运往德国。在10个月时间内，他全部在现场工作，得以把每趟列车的发车地点和车上人数—一记在心中。1943年6 月，尤里卡被调到比克瑙分营，担任囚犯情况的登记统计工作。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同新人营服苦役的囚犯个别接触，从而得以了解集中营各方面的详尽情况，还可以通过新到囚犯手臂上刺下的号码，推算获悉受害者的总人数。尤里卡的公开身份，也对他掌握全营囚犯的综合状况提供了便利。集中营当局委派给他的任务是定期地把囚犯登记处内囚犯登记情况统计汇总，然后上报给奥斯维辛主营的政治部。这样，他就可以把官方统计和私下了解两方面结合起来，掌握关于不断运抵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量的相当准确的第一手情报。作为登记员，尤里卡每天有权在比克瑙营区各个区段之间自由往来。他经常随身携带纸。笔，借登记之机，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内，隔着铁丝网与捷克犹太人悄悄地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每当政治部决定屠杀某个营舍囚犯的前两大，党卫军看守就会对该营舍实行宵禁，并把根据号码准备处死的那些囚犯转移到尤里卡所在的隔离营内。面临死亡的囚犯往往能无所顾忌地向尤里卡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菲尔斯也是一个掌握集中营大量情报的登记员。他所在的分营内设有行刑场，每天纳粹刽子手在那里枪杀、绞死和打死囚犯。作为登记员，他可以从刑场直走到停尸棚，纳粹的屠杀情况都被菲尔斯记录在案。这两个有心人，在无形之中把1942年4 月至1944年4 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和行刑场杀害囚犯的具体人数、国籍，各个分营、营舍的性质和范围等多方面资料全部掌握在心中。另外，他们根据集中营当局在1944年1 月15日开始动工建造铁路侧轨，并一再要求加快施工进度以及党卫军看守们戏称该项工程为“匈牙利香肠”、“匈牙利一百万单位”等细微情节中，敏锐地洞查到纳粹即将对100 万匈牙利犹太人大展屠刀的险恶用心。1944年4 月7 日至10日，尤里卡和菲尔斯在难友的全力掩护下，成功地逃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并于十几天后通过一位斯洛伐克医生，将这些珍贵的系统情报交送给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领导人鲁道夫·卡斯特那和约埃尔·布兰德手中。以后，由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社团领袖对纳粹大屠户艾希曼抱有幻想，轻信了他的“血换卡车”
的谈判条件，拒绝公开纳粹即将在奥斯维辛大规模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罪恶计划，终于使50多万同胞被驱逐到各个集中营。从这一角度看，尤里卡和菲尔斯的情报似乎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在不久举行的纽伦堡审判和更往后举行的两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看，二人冒着生命危险所携带出来的全套情报，无疑发挥了震慑集中营各个战犯的决定性作用，迫使他们—一低头认罪。从奥斯维辛审判案的罪魁祸首鲁道夫·霍斯，到活人试验的主持人卡尔·克劳贝格医生再到毒气室负责人穆斯菲尔德，无一例外。
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案所涉及的纳粹战犯罪行确认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还有在主营管理机关工作的捷克女囚、建筑师薇拉·芙尔吉诺娃。经过集中营内地下抵抗组织一名负责人、法国女囚玛利亚的争取，她怀着为刚刚被纳粹分子在毒气室杀害的母亲报仇血恨的强烈愿望，从1944年初开始，她冒着随时可能被抛进焚尸炉活活烧死的极大风险，为地下抵抗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其中最大的贡献是绘制成比克瑙分营详尽的平面图。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薇拉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首先，她开始加倍地努力干活，受到纳粹长官的称赞和信任；她还要强装笑颜，与那一帮她恨之人骨的刽子手们拉关系、套近乎，陪他们跳舞、喝酒。打牌，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一次通宵达旦的舞会后，营建办公室主任把装有分营平面图和其他机密文件保险铁柜的钥匙交给了薇拉，还喃喃地说：“小姐，我把你当作我们德国人一样看待。”一天晚上，薇拉借口加班，下班后依然留在办公室里。趁着夜深入静，她从保险柜中偷偷取出平面图，并在一些懂专业技术同志的帮助下，一张一张地进行微缩。干秘密工作时，她必须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房门上，严防敌人突然闯人。几番奋战后，一张完全达标的平面图，交到了抵抗组织手里。从而，这个死亡工厂的基本框架和各项职能，开始被盟国调查人员掌握。比克瑙分营主要由8 个部分组成：1 ．集中营本部，这是关押囚犯的地区。两条东西向的主要道路把囚犯营区分成 B1 、B2和 B3 三部分。分营的大门座东朝西，在B1和B2两个营区之间。B1营区包括2 个大型营舍，即B1a 和B1b ，均建于1941年。这一部分也就是女囚营的主体部分。B2营区包括7 座营舍，中间横贯着一条南北向公路。路的东侧有3 座营舍，即B2a 、B2b 、B2c ；路的西侧有4 座营舍，即B2d 、B2e 、B2f 和B2g ，建于1942年。这个营区本是男囚营区，后来因女因大量到来，其中的B2a 和B2b 营舍被划归女营。
上述9 个营舍每个均可容纳20000 人，计划总共关押250000人。B1和B2两个营区之间存在一条铁路，它的两侧分别是壕沟和医生挑选新来囚犯的所谓“死亡站台”。
B3区原来计划是关押各国战俘的地方，后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全部竣工，也基本上未能充分使用。
2 ．焚尸场。这是比克瑙分营，也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建筑物。其规模在整个第三帝国范围内是最大的，其他集中营、灭绝营远远难以比拟。它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个焚尸场；至于第一焚尸场，是指最早建立在主营的那个焚尸场。四个焚尸场共设有46个大小焚尸炉和8 间毒气室，每间毒气室至少可容1500人，较大的可容2000人以上。第一、二焚尸场规模较大，毒气室和紧相连的脱衣室均设在地下；第三、四焚尸场规模稍小一些，毒气室设在地上，以相毗连的一个树林代替脱衣室。此外，分营还拥有两个由其他建筑物改建的毒气室，当局称之为第四号库和第五号库。
3 ．淋浴和消毒站。此处确是不加引号的消毒站。它位在第二和第三焚尸场之间。凡是抵达后被纳粹医生视为不具备劳动能力者，被党卫军看守引人毒气室“洗浴”；而那些被视为仍具备劳动能力者，则被送到此处进行实实在在的洗浴，还要剃掉头发，换上条纹囚衣，从此成为奴隶。
营区、焚尸场和消毒站构成比克瑙分营的主体建筑群。整个营区都用双层高压电网环绕着，沿着铁丝网每隔50米就设一个了望塔。每个营舍周围都围着轶丝网，禁止不同营舍的囚犯进行任何串联。
4 ．集中营管理人员生活区。这是3000名党卫军男女看守、管理人员、驻营医生护士、各部门官员的宿舍区，位置在营区之外。此间的各所营房都装置了暖气和热水设备，并设立了医疗设施齐备、先进的党卫军医院。
5 ．6 、7 、8 分别为水塔、警犬舍、储存站和农业基地。
可见，这付平面图足以作为揭露纳粹战犯们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杀害上百万和平居民的罪恶体制的证据。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分营——莫诺维茨（布纳〕分营的平面图，保存在另一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薇拉曾多次试图进行拍照，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手。
最终，由那里的囚犯、另一个捷克人鲁道夫·哈耶克向抵抗运动组织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介绍：布纳是法本工业公司化工联合企业的中心之一，纳粹德国在这里生产各种化学合成产品。它主要以附近的西里西亚蕴藏丰富的煤矿为原料，生产合成汽油及其它碳化物和药品。1943年，法本公司将其全部产品研制开发工作都集中到布纳，在此建立了63座试验室。法本公司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那里购买囚犯主要是年轻女因作为试验品，供63个试验室在她们身上进行研制新药品和新型化学试剂的试验，上万名男女囚犯成为这些残酷试验的受害者，其中不少妇女被残害致死。
其实，这些试验都是根据党卫军最高当局同德国主要化工企业达成的协议进行的。
早在1941年布纳分营初建时，希姆莱就曾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霍斯下达命令，要求他务必保证向法本公司提供所需数量的健康男女囚犯。纳粹医生克劳贝格、舒曼、门格尔、维尔茨等对女囚进行的各类绝育试验，往往是服务于法本、拜尔等大型化学公司的科研目的。
整个布纳分营的建筑群呈椭圆型，营区中间有8 条纵向和8 条横向的道路，把分营分割成若干个营区。铁路在纵向道路的中央通过，生产用的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由火车运进，产品则由火车运出。整个分营由多层铁丝网、电网和配置有机枪的了望塔包围着。分营内最大的营区是劳动营，内有54个棚房，一共可以容纳12000 个囚犯。棚房内的设施非常简陋，犯人们吃饭、休息和睡觉都只能挤在在三层的木板床上。由囚犯营房到法本公司设在分营的工厂群有一条400 米长的走廊，是囚犯们上下班的唯一通道，而走廊两侧有高压电网环绕。
至于奥斯维辛主营，因为盟国空军的侦察机已于1944年夏秋几次对其进行侦察拍照，基本掌握了它的主要情况，所以就无须营内抵抗战士再劳神费心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维也纳一家医院的医生奥托·沃尔肯，也为审判战犯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他被送进奥营后，因为职业是医生，被分配到比克瑙集中营（奥斯维辛第二分营）医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后，他发现了纳粹医生们的卑鄙骗局：他们伙同集中营当局用各种手法杀死了数以万计的囚犯，却煞有介事地开据出一张张死亡证明，厚颜无耻地写上某某囚犯因患何种病症死亡，住院多少天，医院采取了哪些救治手段。沃尔肯医生的心都快气炸了，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揭穿这一阴谋。从此，他一面要承担纳粹医生们下达的繁重任务，一面个心翼翼地避开党卫军医务人员的监视，一面悄悄地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其含义的符号在衣服上、纸片上、手帕上记下来。即使在集中营撤退时的“死亡行军”中，随时可能被死神呼唤的危难时刻，沃尔肯也依然把这些悉心整理的小纸条随身带着，一点也不曾失落。自感精明绝顶的纳粹医生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栽倒在这些小纸条面前。在战后的一次集中营审判中，纳粹医生克来因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在比克瑙医院工作期间，他不仅没有作恶，而且加班加点抢救了70多个垂危病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请稍等一下，克来因先生”，法官打断了他的话。“1943年5 月18日，你的确诊治过4 名波兰犹太妇女，她们是玛利亚、乌尔苏拉、米拉和利利亚。作为行医多年的行家，你当然知道她们患上了慢性腹泻和营养不良。可是，你却命令党卫军护士格特路德给她们每个人注射苯酚。十几分钟后，你来检查结果，发现米拉还在喘气，就又给她打了一针，并一直盯到她断气。请问，这跟抢救搭得上边际吗！”克来因哑口无言，虽则是深秋天气，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往下淌。他心中暗暗怒骂，“格特路德，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我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把你从东线调到奥斯维辛，你居然把老子出卖了。”蒂洛医生看到克来因的窘态，自知内部有人叛变，只得把调子降了一拍：“我给囚犯们作手术时发生过失误，造成了伤亡，我深表歉意。不过，我并非蓄意杀害病人。”“可是事实与你所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亲爱的蒂洛先生，”法官的言语中不乏讥讽，他满怀信心地从卷宗中抽出几张档案材料，对被告念到：“1943年9 月7 日，你休假后回到比克瑙。晚上，你拉上党卫军护士罗泽和玛丽塔去‘练手’。在外科5 号手术室，你给希腊犹太病人尤利乌斯做了胃切除，可是他不过患有一般的消化不良。3 天之后，比利时女囚罗拉患阴道炎找到你诊病，护士已拿来妇科用药，你却说‘把她的那个东西取出看看多有趣’，随后强行摘除她的子宫。诸如此类的恶意伤人的手术，你在年底前至少进行了5 起。要不要我一件件念给你听？”“不必了，法官先生。这些事我确实于过，可门格尔、科尼希干得比我还多。”党卫军女护士索菲·普雷斯到底不如那些纳粹医生经得多、见得广，法官刚刚提起犹太婴儿的去向，她便慌了神，觉得已被人家摸了底，赶紧交代：1944年秋，根据爱德华·维尔茨主任的安排，她先后7 次给刚出生的犹太婴儿注射毒剂，杀害了这些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比克瑙分营女因营首领赫斯勒，于1944年11月19日，签署了杀害394 名犹太女囚的名单。
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名单的复印件当天就落人营内地下抵抗组织手中；11月21日，它已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地下抵抗组织总部负责人的保险箱内；12月，它又已进入伦敦盟军调查纳粹战争罪行专门机构的档案库中。一年以后，当赫斯勒在吕纳堡受审时，虽经法官一再提示，仍然拒不交代这一重大罪行。法官于是向他出示了这份来历非凡的复印件，赫斯勒顿时面如土色，浑身颤抖，几乎跌倒在地。
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波兰女作家谢维林娜·什玛格列夫斯卡姬，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囚、波兰女医生兹登卡·尼德文达尔·涅耶德拉和几名苏联女军医，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法国女作家瓦扬—古久里夫人，前拉芬斯布吕克女四、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侄媳奥黛特·索姆逊等均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出庭作证，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例如，涅耶德拉医生揭露的关于克劳贝格等纳粹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多次对10岁以下的吉普赛幼女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罪行，即属于集中营当局的绝密行动。他们在杀害了许多可能知情的囚犯护士以后，自以为是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布亨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等集中营的抵抗组织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掌握了主要战犯的犯罪事实。
接管和查获纳粹党、第三帝国、德国武装部队以及党卫军。各类纳粹组织的系统档案，是确定战犯身份、认定战犯罪责的重要依据。1945年5 月起到1946年底，美、英、苏军中的情报专家与情报人员从纳粹分子隐藏到矿井、山洞、坑道、地下和偏远山村中查获了大量纳粹档案。纳粹政权收藏和保管这些档案的地区中心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增加到12个。到1945年底，纳粹党中央及地方组织、被取缔的62个纳粹主义附属组织和管辖单位以及第三帝国军械和军工生产部等部门的档案，已被英美盟军掌握。1946年春天以来，纳粹德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海军、空军的档案，也被盟军掌握；盟国情报机关还掌握了有关集中营囚犯状况、被驱逐的犹太人以及第三帝国的国外受害者情况的档案。直到1948年，三大盟国仍在陆续不断地发现和接受重要的纳粹档案。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57年才最终完结。其中，盟国在查获纳粹档案中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1945年盛夏的那次意外的接收：一天中午，率部巡逻了多时，正待进餐的美军上尉罗伯特，接到一位匆匆赶来的德国居民的举报，有人即将销毁档案。罗伯特立即整队出发，驱车前往慕尼黑远郊一座早已停产的造纸厂。作为厂区的古堡内，二三十个党卫军官兵，已点燃了一个足有小山高的纸堆，浓烟已开始升空。罗伯特和士兵们立即制止住敌人的行动，把这座大纸堆连同党卫军官兵一起押回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这座大纸堆竞是原来认为早已被纳粹销毁的党卫军系统全体人员的卡片索引，第三帝国全国一共只有2 套。美国军方和司法部门在包括战俘在内的大批德国人协助下，花费了2 年时间才把这套珍贵资料复制、整理完毕。不言而喻，这套材料对缉拿纳粹战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升空。罗伯特和士兵们立即制止住敌人的行动，把这座大纸堆连同党卫军官兵一起押回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这座大纸堆竞是原来认为早已被纳粹销毁的党卫军系统全体人员的卡片索引，第三帝国全国一共只有2 套。美国军方和司法部门在包括战俘在内的大批德国人协助下，花费了2 年时间才把这套珍贵资料复制、整理完毕。不言而喻，这套材料对缉拿纳粹战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