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至1945年春，以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为宗旨的T —4 屠杀行动在纳粹德国的许多医院中进行着，其中少数医院还专门从事屠杀残疾儿童的勾当。这些医院披着正常医务活动的幌子，变成一个个屠宰场，其情况与后来的灭绝营十分相似。战争期间曾在艾希贝格医院住院的一名女病人，又曾几次被转到集中营。她在战后作证说：“她在艾希贝格的遭遇同在集中营一样糟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1941—1945年期间，总共有2272名病人死在艾希贝格，它只不过是在”安乐死“屠杀行动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处决中心。杀人规模比艾希贝格为大的医院多达十几所。例如，位于下奥地利的国营古金医院。1943年10月1 日，奥地利医生艾米尔·格尔尼经下奥地利州内政部长尤塞夫·麦尔保举，出任古金医院院长。之所以选择他，并非是因为他医道高超，而是因为他是一名纳粹党上台之前即已人党的老党员，对犹太人无比憎恶，对元首的忠诚则到了盲从的地步。格尔尼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医院里的恐怖气氛明显加剧，安乐死的进程大大加快：格尔尼不仅使用毒剂注射的传统安乐死方法，而且弓；人了将T —4 治疗与屠杀融为一体为目标的许多项新发明c 例如，通过使用电椅。在完全没有上级下达指示的情况下，格尔尼授意下属的医生、护士使用电击治疗的手法杀害了至少几十个残疾病人。纳粹医务部门终于发现了格尔尼对于T —4 行动的重大价值，1944年 11 月，他的职权扩展到兼管国营毛尔一奥林医院；此前，他还被网罗进T —4 医学行动的核心层内。
普鲁士大区波美拉尼亚省的梅舍利茨一奥布拉沃德医院被＊一4 医学官方指定为梅舍利茨附近的奥布拉沃德省立精神病院。该院也是实行“任意”安乐死屠杀的最为名声狼籍的一家医院。在“停止安乐死屠杀”的命令下达以前，该医院只是一个从德国向东部转运病人的中转站。1941年11月，波美拉尼亚省党部负责人弗兰茨·施维德一科堡任命沃尔特·格拉布斯基为该医院的管理员。随即，格拉布斯基迅即在此大开杀戒。大批残疾病人从德国各地的至少26个城市运抵该医院，抵达时间通常是在午夜。医生们很快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挑选出来通过医疗方式杀害。实际上，被杀害者远比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为多。因为被医生挑选出来的还包括所有给护士造成额外麻烦的病人、聋哑病人、正在发病的病人、妨碍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纪律的病人，甚至包括被医务人员厌烦的病人。此外，曾经逃跑又被抓回来的病人以及那些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病人，也属于被尽先处决的对象。
被医生们选中的病人很快被护士们带进处决室进行治疗。他们被医生、护士们强令大量口服药或接受注射、灌肠。十几分钟至多个把小时，毒性发作后，被害者便成批地死去。大部分尸体被一丝不挂地草草运到公共墓地，也有一部分被送往法兰克福的火化场焚尸。以后，刽子手认为外运尸体有可能暴露事情的真相，于是决定在本医院内建立焚尸场。但是，这一工程尚未完工，苏军已于1945年1 月29日解放了该医院。这个名为医院的屠场究竟杀害过多少病人，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只知道，1939年9 月以前该医院收容病人900 人，战争爆发后的收容病人数量骤增到2000多人。专家们凭借残存的一小部分医院文件推算，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6991人，是该院收容病人最大量的几倍以上。以后，根据德国司法部门的估计，该院被杀害的病人数量超过1 万人。
哈达马尔医院是唯—一家在“安乐死”计划第一阶段使用毒气室处决病人并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中继续使用药物屠杀病人的医院。该医院由黑森一拿骚省医疗护理机构的总负责人弗利茨·贝诺塔特负责。它与另外两家医院——艾希贝格医院和卡门霍夫—伊德斯滕医院一起，构成一个疯狂吞噬生命的特大屠场。哈达马尔医院不仅接受从包括汉堡在内的德国各个城市运送来的残疾病人并加以杀害，而且它还是一个屠杀其他种受害者的处决中心：贝诺塔特在哈达马尔建立了一个专门屠杀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健康儿童的特殊病房；但是，该医院最重要的罪行还在于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患病的东欧劳工。
大量屠杀东欧劳工，是纳粹德国卫生当局从1944年开始的，受害者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由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数以万计的东欧劳工染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其中大部分是肺结核——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纳粹德国不肯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乡大多被苏军解放；纳粹德国当局也不愿把他们送进早已人满为患的各个德国医院。有鉴于此，德国医务部门的领导人作出决定，将所有患上肺结核的东欧劳工统统处决；由T —4 组织完成这项任务。1944年9 月6 日，帝国内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须将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劳动的东欧劳工接到指定的各个地方医院。11个被帝国内政部指定的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毛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
从1940年回月到1941年8 月，共有14名年轻的纳粹医生效力于各个处决中心。其中有4 人担任主管医生：恩斯特·勃姆哈德、伊姆弗里德·埃贝尔、鲁道夫·洛劳尔和霍斯特·舒曼。由于在1941年夏即脱离T —4 而加入海军，后来又丧生于战火之中，伯姆哈德看来是战争罪行最轻的一个，而且也无须劳盟军司法人员的大驾去审判他。另外的3 名纳粹医生则属于罪恶累累。杀人如麻的那一类。埃贝尔一开始主管勃兰登堡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贝恩堡；洛劳尔则负责哈尔特海姆；至于舒曼，他开始在格拉分内克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住恩施泰因；再往后又成为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的医学刽子手。其他10名医生则是4 位主管医生的助手，分别在各个处决中心效命。在哈达马尔处决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与京特·亨内克后来离开T —4 任职，丧命于东线战场；库尔特·施马伦巴赫曾长期在T —4 任职，日后也亡命于战火。其它7 名幸存的医生在二战结束后，都面临着审判：库尔特·勃尔姆、海因里希·本克、克劳斯·恩德鲁维特、汉斯一博多·格加斯、格奥尔格·雷诺、阿奎林·乌尔利希和埃沃尔德·沃斯曼。他们当时都非常年轻，最大者只有33岁。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不是少数几个而是一大批女医生、女护士积极参与了T —4 杀人行动。其中至少包括：乌什茨普林格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嘉特·维斯、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德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维尔尼克。卡门霍夫医院主管医生玛蒂尔德·维勃尔、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主管医生伊蕾妮·阿萨姆一布鲁克穆勒。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高级医生芭芭拉·维勃拉克、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玛尔塔·佛泽尔医生、艾希堡儿童处决中心护士长海莱娜·许尔克。她们都曾指挥、部署、指导甚至直接从事以医学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甚至儿童的罪行，均已堕落为够格的乙级或丙级战犯，也都受到过盟国或德国本国法庭的审判。由于不掌握有关她们相貌的确切资料，作者不便将她们列人第十章作为美女蛇加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