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以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恢复党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重则以绑匪和流氓的种种手段，进行暗杀，轻亦秘密关押，使其长期失掉自由。因而在这时期，各地的进步人士宣告失踪的时有所闻。”
“清党”虽然都是二陈的亲信在各地主持，但陈果夫、陈立夫总是不放心，担心出什么问题。兄弟俩常在全国巡视。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东北局势开始紧张。在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下，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父辈们的辅佐下，沉着应变。他对父亲的死，秘而不宣。致使日军模不着头脑。接着他化装返沈，稳定奉系领导集团，掌握了东北的局势，然后宣布父亲身亡消息，并同时宣布继任奉天军务督办。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归于失败。
这时日本派人鼓动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南京方面也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希望他和平归顺南京政府。张学良从民族利益出发，置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于不顾，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至此，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政权统一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国民党新军阀的军权，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把全国军权收归中央，遭到各派反对。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由此激化，只能诉诸武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爆发了。
到了1930年初，蒋介石在与各派军阀混战中，大获全胜。就在这一片胜利喜悦之中，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
战争于1930年4月开始，由于这次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绝后，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安徽、陕西等省，故此被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取胜，冯、阎、桂的失败而告终。10月，冯玉祥到石家庄同阎锡山会面，商定间将晋军改编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他们二人出国暂避，实际均未出国。
这时蒋介石急忙要回师江南对付红军，他为善后问题的处理故意显示宽大，要冯、阁下野，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交给了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华北、东北归属国民党不久，陈果夫、陈立夫随即派人前往京津地区主持党务。
1929年夏，陈果夫赶到北平，亲自指导北平地区的“清党”。他担心北平归属不久，国民党势力不强，害怕共产党乘机插入，不得已，只好亲自跑去。北平的记者早已风闻陈果夫的到来，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宾馆，想进行采访。但陈果夫却怕记者中有共党分子，又怕有些刁钻的记者问些问题使自己下不来台，便一概谢绝采访。但记者们并不死心。
一次，张学良请客，陈果夫身着长袍马褂信步走进餐厅，不料刚迈进大门，一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蜂拥而上，将陈果夫围在中间，陈果夫无法突围离去。而这时离人席的时间尚有十几分钟，陈果夫急得有点出汗了。忽然他灵机一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满脸堆笑，不等记者提问题，他先问了起来，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问报纸的发行情况，问编辑工作的情况，实在无话可问之时，便假装咳嗽。这样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人席时间，陈果夫立刻收起了笑脸，冷冰冰地抛下一句“对不起，我要人席”。便径自而去。事后，陈果夫为能逃过记者的发难而洋洋自得地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
陈果夫意识到想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就必须把国民党组织大权掌握在手。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有许多得力人才，所以国民党组织内显得人才济济，如今清党后，不仅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被清洗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也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离，已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国民党人才匾乏的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任务，推行一党专制，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于是，陈果夫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宗旨，使之与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陈果夫等人商谈了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方针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并拟出详细书面报告，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了后，拍手叫绝，立即命令付诸行动。1927年5月，南京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自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任训育主任，陈果夫任总务主任。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只是挂名，真正负责人是陈果夫。
由于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该校创办时无论是经费还是资筹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陈果夫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名者中，经过严格的口笔试录取了340名。
为了把这批学员培养成效忠于蒋介石、陈果夫的国民党党棍，陈果夫亲自为学校制订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要求学员们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党务学校的教学内容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种，以培养全能人才。政治训练就是对学生宣传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除此之外，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适应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的需要。军事训练，就是将学员生活纳人军事管理之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训练，培养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所谓的“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其他学员则因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反共思想不坚决等未能毕业。
1929年6月，蒋介石为了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把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培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务和训政人才。蒋介石续任校长，丁惟汾任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陈氏二兄弟均担任校务委员。后来教育长也由陈果夫接任，实际中央政治学校大权仍握在二陈手中。
1929年吕月，第一期录取67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说，“中国旧思想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员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所以今后“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利用国民党的思想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能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做了硬性规定，使这所学校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选派三至五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二陈对学员们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学员稍有越轨行为，特别是政治思想上有进步表现，即行处置或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有微辞，很快为学生中的奸细告诉校方。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回答：“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老师再三恳求，陈果夫漠然不理。
有时即使只是违背了校纪，陈果夫不问青红皂白，也予以重罚。中央政治学校所在的南京，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便酷热异常，令人难以人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学生在宿舍难以人眠，便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规定，出了宿舍，信步走人了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就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校方发现后，把他叫到军训总队部，进行严厉批评，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犯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大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总队部人争吵起来。陈果夫知道后，勃然大怒，训斥该生：“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要按军法处置。”随后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正是在陈果夫的“严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都成了陈果夫的效忠者。当时社会上就普遍流传：“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都刻着‘孝忠’两个字。”
4．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
丁惟汾凭本身的势力无法抵抗党内任何一派，所以蒋丁合作非常亲密，一时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局面。丁惟汾指示大同盟分子发动学潮反蒋遭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人马趁机大打出手，使丁家党土崩瓦解。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说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中山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胡派势力被赶出国民党中央：“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势力也失去核心；孙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孙科自己没有主见，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形不成气候。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中，只还存在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惟汾派和新近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介石派。事实上，这时的蒋介石派并不能成为派，蒋介石长期不曾染指党务，在党务系统没有势力，在陈果夫到达广州之前，他只是光杆一人。张静江、戴季陶支持蒋介石，但这两个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支持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赞赏，而不是他们追随蒋介石，他们更像是蒋介石的主子。
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其职权实际上只能在组织部内部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不能染指。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及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之争，丁惟汾都支持蒋介石，因为丁惟汾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能接受。所以这时了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尚能合作。
丁惟汾控制国民党党务，主要依靠的是他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时的一批人。而丁惟汾本人游移于蒋、胡、汪之间，虽然在1926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多支持蒋介石，但也不是事事听命。因为这时蒋介石自己身边没有管理党务的人才，他又要插手党务，丁惟汾的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相比，蒋介石在党务方面支持丁惟汾，等于拆汪、胡的台；而丁惟汾也只有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方可维持了惟汾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和地位，丁惟汾凭本身的本钱无力抵抗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西山会议派中的任何一派。所以蒋介石丁惟汾合作一度非常亲密，在1927年1928年左右，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局面。可见，丁惟汾这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的时间是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务问题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加上蒋介石刚刚复职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所以在会议结束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中，了惟汾赫然在选。但在这次会议上，也为蒋了冲突埋下了伏笔，蒋介石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部务。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决心把整个国民党都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让活动，听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凡参加过其它政团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省及相当于省的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委员7人至9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该省党务及办理党员登记事宜，在整理期间代行执委会职权。
蒋了马上出现裂痕，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解散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表面看去，丁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丢掉青年部，等于不能再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接收。这使丁的权力大为缩小。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从国外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和以前了支持蒋介石反胡汉民的做法不同，这次丁惟汾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而是对他有利的议案，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和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为了保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意旨下进行，早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会时，蒋介石即为此做准备。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选派大批他们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员，委任为整理委员，派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建立新党部工作。
本来建立新党部，排挤原有党部人员，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建立新党部时，陈果夫、陈立夫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于是饥不择食，一些看来可靠但实际上反蒋的人员也被派了出去。这些人到了各省，与当地的反蒋分子串通一气，就使陈果夫、陈立夫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大大地打一个折扣。整理各地党部本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仅没换上，得罪了原有党部的人不说，换上的还是蒋介石的敌人。
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汉民、孙科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酉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ZI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99次常会，对原定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定。
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就选举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落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省等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锡山、白崇禧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了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梁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楚伧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请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粥和顾子扬等7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粥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夫，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缨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粥、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省党部已经改组了，现在请你们担任中央党部的设计委员，”陈果夫随后在江苏整理委员中换上自己的四个心腹，即杨兴勤、马元放、曹明焕、张渊扬四人，叫他们把江苏党务办好。这样，陈果夫便把江苏反CC势力全部赶了出去。
但时过不久，江苏省党部内争又起。原来，张渊扬进入省党部以后，很快将原来反CC势力攫为己有，并很快和原来的CC势力闹翻，以江苏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这使江苏反CC势力有了新靠山。这时叶秀峰也将势力伸向江苏，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斗争不仅未停止，反而更加错综复杂。不过，这种斗争已不像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别斗，而是CC派内部斗。即使以反CC派首领自居的张渊扬，也是只反省党部内的CC派，并不反对二陈本人，从这个角度看，张渊扬更像是代表M陈控制江苏反CC派的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对。
事实上，真正由CC派党务人员挤走各省市非CC派势力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是蒋介石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况下挤垮敌对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党部并不多。1930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冯阎桂联军后，CC势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党部。到1933年，为CC派主持各省党部的为：江苏马元放，浙江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艾毓英、杨锦昱，江西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赵伟民，河南陈伟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宋志先，甘肃田昆山、凌子惟，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钩，察哈尔马亮、刘诚宜，绥远赵允义、孙国英，宁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陈石泉、庞镜塘，青岛李汉鸣，武汉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当地人的发难，并能落叶生根，繁殖势力，二陈选择地方党部人选时，一般都尽量选所在省籍的人。这样，从1933年以后，各地党部基本上未再掀起过反蒋风波。
6．胡汉民转瞬沦为“阶下囚”
1928年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成功。但蒋。冯、阎、桂只是暂时联合，北伐一成功，蒋、冯、阎、桂便相互争斗起来。蒋介石在四个集团军中，实力最优，力图压制冯、阎、桂，冯、阎、桂当然不满意，于是联合起来倒蒋，蒋介石不能坐以待毙，遂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
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打击阎、冯、桂三个集团之时，在党务领域，蒋介石依赖陈果夫也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打得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丁惟汾派等异己力量落荒而逃，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在蒋介石的几个反对派中，西山会议派最早在国民党内搞分裂。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云集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那时候的蒋介石虽然不满国共合作内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占优势，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认为西山派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实际上是把国民党中央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因此他认为西山派“笨得可怜”、“分裂不宜”。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打击共产党。尽管事后蒋介石又是解释，又是自请处分，可西山派的人也并不傻，他们看出了蒋介石骨子里反共，这只不过是表示的一种姿态。因此致电蒋介石，嘉奖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为他出主意说：“祛恶必须彻底”，因此应该“努力为之”、“清理党籍”。
西山会议派在开完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就不得人心，以至不敢再回广州，孤苦伶什地在上海另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看到广州搞得红红火火，他们心里一直想回去喷云吐雾，可就是得不到机会。这次看到蒋介石反共，他们本认为这回蒋介石可以和他们一起干了，一高兴，便把对蒋介石的看法说了出来，没想到这正打到蒋介石的疼处，等于是揭了蒋介石的底，恼怒之余，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词谴责。
“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望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
不久，蒋介石又对黄埔军校学生宣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四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西山会议派兴冲冲地为蒋介石喝采，不仅未得到蒋介石的回报，反而弄得灰眉土脸。当时有人讥讽西山派，说他们是“热脸遇到了冷屁股”。西山派首领之一的邹鲁也承认这次西山派是大大地自讨了个没趣，说：“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以后，蒋介石仍旧看西山派不顺眼。西山派是国民党内最先，也是最坚决的反共派别，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革命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按说是应该和西山会议派联合的。可蒋介石不仅未和西山派联合，反而趁机查封了他们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中央党部，简直是要置西山派于死地。
西山派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927年8月，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联合威逼下，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此时宁、汉政争正烈，共产党已成为互相攻汗的武器，西山派在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先觉”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在宁汉双方互扣红帽子的同时，双方都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这时冷落了几年的西山会议派一下子成了各方关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纸称，西山派首领许崇智在上海的住所“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博泉（张继）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土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
此时的西山会议派，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不仅要参加政权，而且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武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谭延闿等人的南京一起，平分政权。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虽然都握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要和武汉的唐生智抗衡，他们必须找出一位政治上可与汪精卫相匹敌的人来，这就使西山会议派走上了政治前台。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特委会成立。特委会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李烈钧5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委；成立了由67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14人组成主席团。但由于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在上海拒绝去南京，汪精卫也于9月13日下野，声称自己“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派，何应钦、谭延阎、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
可好景不长，到1927年12月，在南京的各派别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纷纷请蒋介石复职。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开始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讨厌的西山会议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