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会经通令建造公墓，并禁止农田造墓，这原则本来是对的，不过只能适应将来，却不可追诉过去。如果把原来散漫在农田中的坟墓，要坟主把这们集中，改迁公墓，一定会引起人民极大的反感。尤其浙江宁、绍一带的坟墓，多用石头，造的非常坚固，更难得搬动。所以江苏并未依照办理，因为中国未有大规模用机器耕田，田里有坟，不十分影响耕作。等到农业机械化了，这问题自然会解决。现有的坟墓虽然尽不必迁，而适当的利用还是应该的。所以规定坟幕上应种农业副作物，或蔓藤之瓜果等类。在山地之坟墓，必须种植树木，经三年而不植树者平其坟，这样就可以地尽其利了。
苏北若干地方很多屯田，从前归军事机关管理，其收人大半为办事人员中饱。实际上这些屯田年代久远，已失去屯的意义。所以“军政部”视之如累赘，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导淮会为了黄河滩的土地问题，与“军政部”商量，哪知“军政部”竟将全部旧屯田及所管其他公地，交了出来。导淮会接管以后，在海州有左右营两大块土地，先将地籍整理，次将地权完全归诸耕者所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这样一来，农户皆大欢喜。以后即与其他土地一样，向政府缴纳地税。这些屯垦的兵，经过了多少年，早已是普通老百姓，而因为名义上是屯田，每年受不法军人的骚扰敲诈，一旦使之名符其实，所以都非常感激政府。这一经过，也可以作为以后办理屯垦的参考。导淮会为了筹划人江水道经费起见，用了2万多元，测量了“军政部”拨给的黄河故道于公滩公地数万亩。这些地，原来是老百姓随便占用的，但规定为“中央”所有之公地，所以不向县政府纳税，而另有一批有力者，却向他们收钱。“地政局”把这些地切实丈量清楚后，做好了土地所有权状及蓝图，规定收租规则，和耕种的老百姓订立租约，每年分两期收租。
在那时，全国地政以江苏居首，成绩斐然。
1930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同日施行。但有若干处本身有漏洞，在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以致成为具文。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陈果夫在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为了实行国父遗教，解决土地问题，先作调查工作，将有关土地问题。派员详加调查，拟订解决办法并修正土地法条，一并呈报中央政治会议。
陈果夫依据调查的结果，从事“土地法”的修订工作。陈果夫说：“我于25年在中央政治会议内担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委员会内修订‘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开了很多次会，把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之处，-一修订。我把我在江苏所订垦荒办法等单行法规，搁置起来，满以为中央修订之‘土地法’，即能提送立法院，完成立法手续，通行全国。不料26年抗日战事一起，中央忙于军事，无暇及此。该案虽已提送中央政治会议，27年转到国防最高会义，我在重庆还会请将修正案提出讨论，乃大家以为非当务之急，一直搁到现在。”
1940年7月，陈果夫向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七中全会提出“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这是基于他对“土地问题有政治性也有经济性，两者不可偏废，但先后本末，有其层次”最应注重者为增加生产，开发荒地，先解决土地经济问题，土地政治问题也就易于解决。
1936年11月28日，陈果夫将以“导淮会研究集团农场屯田小农制开垦之研究”
电告蒋介石。正在拟稿中，蒋介石来电，嘱办屯田，适与所建议者相合，因即详电屯田之利，并请于行政院召集会议时加入江苏省政府。后来陈果夫将其构想并参酌国情，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提请中央参酌：“我国人口分布至不匀称。沿海各省人口过密，食之者众，生计遂啬。西南、西北各省，人口稀少，荒地连绵，生之者寡，生产遂无由发达。如能移沿海过剩人口，补西南、西北之不足，前者因人口疏散，民生易于解决，后者藉增加之人口，发展生产，诚为一举而两利也。故国家此后一方面固当努力各种建设，一方面应实行移民垦殖，衷多益寡，平均支配，不仅为解决民生，发展生产之道，传布文化，巩固国防，亦利赖焉。”陈果夫在“刍议”中说：
办理移民垦殖，首先应为垦区之建立。选定垦区，并仅须求经济条件之具备，且须顾虑国防上之需要，及政治上、文化上之价值。故各垦区之性质，时有偏重，大率言之，应有下列各类：
（一）国防垦区：此类垦区，如我国历史上之屯田区域，以在国家防御基点、要塞区域附近为主。盖国家因其地之冲要，原应驻有常备军，以为附近地带之警备，唯在国家承平时，常备军之数量，每属有限，而驻军之分布过广，互相策应之功能亦失，且运输接济，甚为困难，故在较荒僻之要区，以设置垦区之方法，寓兵于农，为中外历史上常有之事。我国古时之营田屯田等名色，今尚遗留于若干区域之田赋制度上。民国以来，此制虽久废，然今后西北、西南国际路线日辟，西南、西北重要境域，人民稀少，防御力甚为薄弱，必须有此项垦区之设置，以备非常。此种垦区，将来自以移国防军队为主，然附近区域，更宜配置他类垦区，以互相为用。国防垦区，往往不能兼顾经济条件，故垦区难以自然发展，必由国家经常予以补助，或于其附近设置他类垦区，以济其需要，庶此种垦民，不至转徙逃避，逐渐失去国防上之意义。尤应具有各种文化设备，必使垦民家属，乐于定住其地，庶使垦民人人坚守土之念，而不感“头白尚戍边”之苦。此种国防垦区，与中央整个国防军之分布计划有关，故应由中央举办之。
（二）政治垦区：此类垦区，可分为两种性质言之，一为含有实验政治理想所设置之垦区，一为专为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所设置之垦区。前者例如欧人在南美、南澳一带所设置之垦区，颇多含有实验各种政治理想之性质者。吾国三民主义之理想，甚为高远，而三民主义之推行，在内地旧型社会，往往因格于种种风俗习惯，及历史上所遗留之旧观念，推行易生阻力，故如在新组成之社会中，可完全依凭理想，创造三民主义之新社会，自由进行而无阻碍，待得此种实验成功之经验后，即可迅速促成全国旧型社会之蜕变，而为崭新之社会。吾国西南、西北一带，过去因风气之闭塞，封建意识尚有不少遗留于官民两方，今后如欲求其迅速进步，成为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义社会，颇不易易。故为求推行三民主义之理想政治计，各省区均应设置此类新垦区，为三民主义社会之试验，则有效力，当远超过于徒凭政令，在旧社会中救政治之改革。至于边疆居有少数民族，如蒙藏回夷苗各族居住之区，过去因文化水准之过低，民族隔阂之未去，不时发生纠纷，阻止其进步，今后欲求其生活提高；社会改良，勉强推行中央之政教，亦颇不易，远不若先改善其生活方式，变更其生活习惯，则潜移默化，风行甚速，故为国家百年大之计，应于接近蒙回藏夷苗各区先设置垦区，迁移中土之人，与各族中之较开明者，同居于垦区，政府予以种种补助，使其实际生活改良，则自能竭诚拥护政府之政教设施，然后逐渐推广此种垦区于边僻深奥之区，边民自能乐于接受新文化之洗礼，而迅速进步矣。此两种政治垦区之设立地点，虽较之国防垦区，较易抉择具备经济条件之处，然究不能求其完备，均偏重于政治意义，故事实上以中央或地方政府举办为宜。
（三）经济垦区：纯粹之经济垦区，必具备（l）可有丰富之生产资源，（2）接近交通要道，有水陆运输工具可用，（3）附近有相当之市场，使供水无缺。如是则此种垦区之经济性能，可谓具备，其自然发展之可能性极大。政府予此种垦区，只须略予提倡，布置基本设备，人民即能乐于迁人，而垦区逐渐向外围发展，故此种垦区以提倡民营或社会公营为主，政府无须付巨大资力也。吾国西南、西北一带，地旷人稀，合于此种经济垦区之条件者，仍所在多有，过去徒以兵匪为灾，或水利、交通失修，卫生不良，遂致荒废。今当国难期中，政府上下日以增加生产、安置难民为务，则此种垦区，应多多设置，一方去其致荒之原因，一方竭力促使社会团体共起经营，则稗益国家社会，当非浅鲜。此种经济垦区，最能消纳大量之人口，良以国防垦区或政治垦区，所能安置之人民，究极有限，且一切均需政府举办，所费甚大，如欲政府省移民之劳费，人民乐移垦之实行，则唯赖有此种经济垦区。人民求实际生活之改善，正如水之就下，如真有此种合于经济条件之垦区，则政府或社会团体，一经提倡，初移之民，一经获利，则后之来者，源源不绝，无须政府之再强制执行或奖励矣。现于南洋之发展历史，其初为少数人冒除移人其地，经若干时日获有实际利益后，当地政府，虽加以种种严酷之限制，而移民之增加仍不已。故今只须政府有初步计划，奖励社会团体，为此种垦区之经营，于西南、西北各省中，分置若干垦区，每一垦区初无需甚大之域，或甚多之移民，唯必须其经营计划之得利，以徐待其自然发展，则大量移民之政策自能实现也。
我国应设置之垦区，约分如上三类，盖言其各有偏重也。实则每种垦区，事实上或并含有三种性质或含有其二，而同时各种垦区，又均各有其文化上之意义。垦区所设之处，必须有种种文化设备，其影响于附近地带文化之提高，又何待言。政府实行办理垦区之前，应先决定其偏重之性质，然后为各种不同之措施。至各种垦区应有之其他组织及设备，事涉琐碎，兹姑不论。
当时陈果夫对移民之进行，提出具体办法：
移垦政策之实行，难在于大量人员之移徙。我国目前若以国家之力，如明初大规模移民，恐无此经济力量，不易办理，只能先确定计划，行之以渐，持之以恒，使易见成效。兹拟办法如次：
移送之民，自应以过剩人口为主，但人口如何始称过剩，颇难解释，其安土重迁，宁聚居一隅，而不愿远离乡并者，实繁有徒。故初步移送之民，以政府所能直接支配之过剩人口为限。大率可归纳为四类：一、失业者；二、本系政府所用，因情异势迁，而需大量遣散者；三、为政府或社会所救济者；四、囚犯。
（一）失业者，大多为当地过剩人口，尤为劳工为然。各地政府应每年将失业者登记一次或数次，依其原来职业，区分为土农工商等类，县汇报于省，省汇报于中央。中央政府将全国失业者，分别支配于移垦区域。当地政府，规定一种失业移殖章程，开办短期训练班，依士农工商职业性质，分别训练，教以移殖区域内之自然智识，生活方法等等。训练期间，由政府供养生活，待中央指定移殖区域，即由政府运送前往，贷以生活资本，或农、或工、或商、或士，使在新区，得以谋生。凡同一地域之移民，仍移殖于同一区域，即以原属地名名之，如扬州移民移至某处，即名其处为扬州移殖区，或小扬州之类，移民既同来一地，其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均与故乡无殊，则虽迁异地，既无生疏寂寞之苦，且增团结互助之心。第一批由政府迁移来者居之而安，与故乡互通消息，其亲友中之生计困苦者，亦将为其逐渐吸引而至。东北移民，山东人所以独多者，无非最初有若干山东人移居其地，其后同乡亲友，逐渐闻风继往也。此一原则，关系移民之失败与成功至钜。我国社会组织，建立于家族伦理关系上，亲友之间，最能互助援引，此次搞战战区流亡人民，咸皆同乡亲友，结队成行，其止留地点，又皆视有无亲友同乡而定，最足表现我国此种社会组织之特点，如移民亦能利用此组织特点，则不难事半而功倍也。
（二）政府因情异势迁，而需大量遣散者，为军官士兵。抗战结束，编遣之军官士兵，当以百万计，若辈有功国家，自宜为其妥谋生活，如举办欧洲各国恩恤金等类，不特国家之负担无穷，且足长其逸豫恶劳之心，爱人以德，不当如是。最善处置，莫如移垦，由政府组织军垦处，主持军垦事宜，将遣散士兵编成垦殖队，在指定地区，分配土地，使事耕耘，一切生产资本、房层设备等等，概从优丰，以示崇功，官长按其阶级，分配土地有差，自耕而外，可以其余出租于人。凡军垦土地，规定若干年内，不纳田赋，如此则大量荒地，可得开垦，编遣问题，亦以解决。至军垦地点，首在国防垦区，俾收移民实边之利，或在囚犯区四周，使负警戒监视之责。
（三）为政府或社会所救济者，如战区之难民，及普通妇女救济院之妇女，习艺所之游民乞丐等，若辈受人救济，徒耗社会力量，如加以组织训练，迁移垦值，均可为有力之生产者，从事相当之工作，而救济院妇女移至垦区，尤能解决垦区缺少女子之严重问题。盖远移开垦，以单身男子为多，带家眷以俱者为数甚少，普通女子，又绝无单身远赴垦区者，故垦区中男女比例，相差甚巨，政府必需设法补救，俾在垦区成立家室，始能安定垦民生活。最简单易行者，为将应加救济之妇女，移至垦区，即在垦区设立救济院，则将来出院择配，必系垦区之人，推而广之，凡各地年轻孀妇，既无子女，又甚贫苦者，在当地因社会习俗关系，不便再嫁，亦可以由政府免费运至垦区，环境变更，再嫁之事，即不受心理拘束，怨女旷夫，各有所归，垦区缺少女子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
（四）全国各地囚犯之刑期较长者，可按其原来职业，分别移禁于垦区内之监狱，如原业农者，监禁于指定农业移殖区，原业工者，监禁于指定工业移殖区。在监狱内成立感化训练班，训练人员，须择有领导及做事能力者，即在监狱所在地，辟为新县，以训练主任，担任县长，其余训练人员为县府佐治人员。囚犯经过规定感化训练期间，分配土地，开垦谋生，或指定工业工作，仍受一定之约束，再经若干时，工作勤奋，确已悔悟者，乃得为此县之自由民，犯罪之人，一经悔悟，向善之心，尤为强烈。故此新县之民，始虽囚徒，终成良善，较诸国家年耗巨款，将囚犯监禁当地，坐食无事，刑期既满，出而无以为生，而不免重蹈故辙者，其得失相去，为何如耶。江苏镇江，原名丹徒，考诸志乘，以秦时放逐囚犯于此，囚犯衣红，故名丹徒，可见移囚垦殖，于古已有，以昔例今，宜其可行。以上四者，为政府能直接交配之移民，计划既定，立可见诸实行。其余奖励移民方法甚多，兹略举如次：
门）江、浙等省溺婴之风甚盛，寄养育婴堂者，亦满坑满谷，育婴堂死亡率极高，大都夭折不长，此实为我国人口繁殖上之大问题，女婴弃养者，尤占多数。考其原因，无非家计困难，子女众多，抚养困难，将来长大，男者婚，女者嫁，各须为其谋生活之道，力非所胜，前瞻茫茫，不如及其初生，去之为便，父母之爱子女，根于天性，忍心出此，良非得已，故政府可规定生男孩至第几个，即分给其指定垦区内土地若干，指定区域，从其所属地区，如扬州男孩，分给其扬州垦区内土地，只准男孩长大，自己耕垦，或其父母兄弟代往经营，如此则男孩长大，谋生有法，父母即愿忍苦抚育，此其一。既分给土地，使对垦区有所留恋，即可鼓励其前往，此其二。垦区之民均系同乡，更能促进其移垦勇气，此其三。对女孩亦然，规定养至第几个女孩，政府即指定某垦区若干土地为嫁奁，出嫁而后，或与丈夫举室迁垦，或准其托人代垦（托人代垦仍合国家移民及垦荒之目的，惟对男孩应有限制，以少流弊），溺婴之风，自随以除。依此办法推行，则增加入口，移民垦荒，均可收显著之成效。
（2）将来可垦区域，如通铁道，政府应规定凡前往垦区者，可以免费乘车，则愿移垦者，因得易于成行，考察投资者，亦将踊跃前往。此与垦区发展，关系至巨。
（3）政府先在垦区内稍稍投资建设，广为宣传，以作创导，则私人投资，随以俱至，市面既成，移民源源以去矣，譬犹以饵引之于先，以后可坐视其逐渐发展也。
（4）国家在边辟区域所施建设工程，如修筑铁道、开采矿藏等所需工人，大半由内地招募而来，对于此项工人之家属，应特予便利，免费运送，工人即在其工作之处，安定家室，可使久居其地，亦增加移民之一法也。
到了抗战末期，胜利在握，陈果夫愈觉垦殖之重要，将前已提出之“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加以修正补充，拟订更具体可行的“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实为国家建设生产之大计，并国防、人口、经济与土地问题，谋彻底之解决。陈果夫说：“自世界大战以来，并世各国，莫不致力于生产量之增加，内谋逢足自给，构成一国家经济单位，外谋以物易物，强化其国际地位。盖物力之充实，平时为增加国家财富之要素，战时为支持长期作战之根源，垦殖事业者，利用人力发展地力，而充实物力之要着也。查我国垦殖事业，自前清末季，即有创办，但大都限于东北西北东南交通便利之区，西北西南及西部后方地带，以及东南交通偏辟之区，问津甚少，东北西北东南之已办者，又多出于投资者及人民之企图，而政府予以指导及协助甚少。兹值抗战军与之际，举凡安定后方，维系民心，开辟财源，补充给养诸事项，有赖于垦务于进行者至巨，战后国民经济之恢复，国防之奠立，需要垦务之设施者尤多。此种建设生产大计，似未可纯粹任诸人民之自由行动，而必求其能适合于国情，有当于国策，且垦事之动作，愈趋于后方交通困难，地势高塞、民族复杂之区域，除农垦外，愈须别具牧垦、林垦性质，为事之艰苦，又非在内地经营垦务者所能想象，爱拟具全国实施垦殖计划，藉供采择施行。”
4．陈果夫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为政得人，政通人和，而知人善任，赏罚得中，原非易事。陈果夫说：“从事政治工作者，一定要随时从这方面体会推究，才有减少用人的错误。而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识人必须识得透彻，任使得法，可以说天下无弃才。”辜仁发“大义灭亲”，引出了一则桃色新闻。陈果夫发表长篇讲话。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职务后，第一次向省府职员讲话，内容非常简单。大意为：（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二）前任做得有成绩的事，决萧规曹随，不轻变更。（三）做事必须科学化。（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切实两字，还特别说了几遍。过了若干时，举行省党政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三分钟后，不过一分钟便唱静默毕了。陈果夫乃利用此机会命司仪立正，看准了表，向大家报告3分钟开始，确确实实的立了3分钟才终止。于是他将切实两字的意义，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0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今后我人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自此以后，纪念周中的3分钟静默，便十分准确。全省各县市，也闻风而准确了。凡县长、公安局长来见时，报告中如有数字不确实，一定当面纠正，以后就渐渐的不敢再马虎了。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养成了不切实的习惯，因小及大，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事。江苏省县政治，所以能比较切实，虽然由于上下努力，但与陈果夫处处培养切实的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果夫十分重视省府人和，使大家和谐相处。陈果夫说：“我们常听到有些省府会议，常常会发生争执，闹到不欢而散。而我们的省府会议，四年零两个月之间，和和气气，没有闹过一次。为公事，并不是没有争论，但亦是君子之争。一次会议中解决不了，下次会议准可解决。我们这些委员中，也有个性很强烈，主张很坚定的。其所以能维持会议的和谐，基本原因还是在乎平时彼此间感情相处得很好。大家的注意力，又都用在事业方面。所以就没有对人对事的意气之争。我在开会之前，往往和大家非正式的先聊一阵闲天，造成和谐的空气，然后正式开会，这样，就在无形中消除了不少可能的争执。我们在甄审县长、公安局长的会议中，也从来没有人坚持他所提的人非通过不可，因而造成争执，大家都服从多数，多数通过，谁也没有异言。有时赞成的人数相等时，双方都说请主席决定。主席最后决定后，也从来没有人退有后言。我们任用县长、公安局长，都由民政厅长在甄审合格人员名册中，择其人地相宜者，先请示主席，再提出省府会议通过。如大家都认为不相宜，亦可另定人选，民政厅决无成见。我们对于县长、公安局长的奖惩，亦摊开来公平处理。有些县长、公安局长，优良努力，但可能因公犯了手续上、法律上的错误，各厅处依法予以处罚后，省府在开奖惩会议时，一定再予检讨，如他们在政策上并无错误，则必记他们的功，以抵销他们所记的过。因为功过分明，所以上下间亦无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现。我们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省府会议时，各部分负责人不单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顾其他，互相批评与贡献意见，成为真正的省政会议。各厅处重要事项，提出之前，亦必与有关部门互相商量过，所以席间争执甚少。我平时对于各委员、各厅处局长，各专员、县长、随时接见。各方情形，凡厅处局长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开会时，很少隔阂之处，人和两字，我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一到了江苏，首先面临的便是用人问题，尤其是县长及县公安局长的任用。因为这两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干；两者得人，则整个人事问题，可说解决了大半。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县长及公安局长的甄审制度。甄审本来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办法，所不同者，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把它作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为应付工具而已。既然成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县长、公安局长一定要经过甄审，才能任用，绝对没有例外。这一原则，我们是始终守住的。甄审设一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之。应审者的资格，及甄审取录的标准，都有规定。我们开始甄审时，外面介绍而来者居多。到了第三个年头，改变了方针，除了外面介绍来的特殊优良人员而外，我们的甄审着重在本省任过县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应审资格而有功绩之人员。上项人员经过专员或县长之考绩特保，便可参加甄审。这一办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着。不仅现在县佐治人员，有了这个上进的希望，都可以因此兴奋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励大学毕业生肯从县地方行政下层做起。过去有许多受高级教育者，不愿做下层工作，就是因为前途没有希望的缘故。我们当时决定这个方针，还有事实上的原因，因为其时江苏各县的秘书、科长等县佐治人员常常为别的省分拉去当县长或公安局长，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苏不给他们一上进机会，所有得力县佐治人员都将转而他就，并且也好像委屈了他们似的。江苏的县，也和别省一样，依其面积、人口、富力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也依其县之等级而有差别。这看来是一极普通而应有的制度，但他细推究，却有问题。因为县政的难易，并不一定与它的等级成比例。也许一个三等县比一个一等县更难得治理，更需要能干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类的通性，如果苏北某一二等县急需整理财政，想调一个在江南一等县整理财政有成绩的县长去该县，就有困难了。因为两县县长的薪俸有差别，由一等县调二等县，好像降了级，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攻汗，由于新闻界的渲染，闹得风波太大，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
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陈果夫素重齐家，从政者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与任用亲戚管钱，都不是好首长，原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转变初衷。专制时代的法律，一官失职，株连及其亲属，情节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罚。
陈果夫乃于省府纪念周，提出报告，勋免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他以沉痛的口气，报告经过：
“诸位！省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可惋惜！现中央已准他辞职，并且命我暂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处理。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责备者严，故各报纸对辜厅长这件事，绝少宽恕。社会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们自己就应当格外要发，以副其属望。普通的人本来只要能修身，能尽职，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要修身，并且要齐家。大学上据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是中国政治的原则，含有至理。我们在外面做事，对于齐家一层，须时时留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的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女子并非不能参政，但是参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头脑才学地位，来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参与政治。近来常有人说起，江苏有某县长或某公安局长，本人尚不坏，而他的夫人在外有营私舞弊的嫌疑。这种事从社会上看来，负责的还是县长与公安局长，而不是他们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他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个贤内助了！故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这一点大家须得明白，不可误会。更有进者，女子匀奢侈，消耗浩大，所谓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为了满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贪污；因为不贪污无以应付。故年轻人择偶，第一须行为端淑者；第二须能治家者。有了个贤妻良母的内助，则身修而家齐，然后可以谈到治国平天下。近年来风气日下，女子教育尤坏；以受过高级教育的女子，有甘为人妾者。这实在因为平时学校里，不请求自立自尊的缘故；因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习于奢侈，中馈之事，置诸脑后；这样的女子已够不上做个贤妻良母，还要在外面干预政治，擅作威福，妇德之凉，一至于此！但这不是女子之过，父母及教育，应该负责。青年男女在此环境中，都应当十二分的留意；否则，一定会因为家庭的关系，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会招引一班坏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好货娶妾，固然是败坏官党大戒，即金石书画等风雅嗜好，亦都应当摒绝。因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会投你所好。不知不觉，你就受他们包围了。并且要一定没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会神；否则，心志分散，就难尽职。心属公务人员，应当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这样的克己立志，然后本身能廉洁，政治能清明；否则，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点关系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顺便提出来，与诸位说说。望诸位都能身体力行，然后我们才能在政治上负起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