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康泽曾以增强战斗力为理由，先把各大队的两个队员中队改为步兵营，作正规部队组织。为了达成目的，并走何应钦的门路，博得他的支持。何应钦当时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掌有大权，康泽以为如此一来，扩军之计不难成事。岂料陈诚在蒋介石面前极力反对，而陈诚其时又极得蒋介石的宠信，以致康泽的警卫军之梦，卒未实现。
到了1938年底至1939年间，该队终于正式改编，但不是改编为警卫军，而是大部分改编为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由刘伯龙、马维骥分任师长。一部分则编人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总队长为毛嘉谋），一部分则编人以曾晴初、肖树经为处长的军政部两个补充兵训练处去了。其实，康泽又保荐其大将王元晖出任四川省保安处处长，也带了一部分人前去。
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成立后，一直躲在后方。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到1941年间，才开赴滇缅边境腊戍一带布防，但日寇长驱直进，一直追到怒江边上。他们不但弃甲拽兵，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弄得人心惶惶。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只好将马维骥撤职查办，让他在军法执行总监部坐了短期间的优待室了事。
别动队结束之后，另有一部人员即随康泽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部分则进了内政部青年训练团，该团由康泽任总团主任，汤如炎任副主任。总团设重庆市郊五云山，另有华北分团，由吴又翱任主任。此外，康泽又利用军委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新四军派联络参谋的名义，把一些骨干派出，专搞情报，由康泽的机要室主任袁永馥掌握，再行上转。因此，别动队表面上是结束了，别动队的特务活动则继续存在，这正如“复兴社”表面上解散了之后，“复兴社”的活动依然存在一样。
在蒋介石召集了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谈过之后，第二天晚上，又由陈立夫约集了张道藩、余井塘、萧挣、徐恩曾。周佛海（以上属CC）、贺衷寒、澧梯、萧赞育、康泽（以上属复社）晚餐，晚餐之后，即就蒋介石前一天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一时得不出具体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那时期，蒋介石每三天或至多一周，都要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开一次会，所以过了没几天，他又找他们去，又提与“要来一个大组织”的问题来。谈到“大组织”名称时，刘健群和康泽都主张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加上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家说：“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他那个“党”字，只要加上这顶“党”的帽子，自然那个“团”就归于他的“党”之下了。
可是蒋介石却比他更“精明”些，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他认为“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价值，比“中国国民党”要高些。
不用问，无论为“公”还是私，康泽和刘健群都立刻附和蒋介石的意见。陈立夫见势如此，便不再说什么了。
跟着不久，“四人会议”又一次召开，谈了些组织方面的事情后，康泽便对蒋介石说，“委员长前次说的那段话，我们可不可以使汪先生那边的人知道？”所谓“前次谈的话”指的是蒋介石9月中旬要另搞“大组织”的话；所谓“汪先生那边的人”，乃指“改组派”的人。
蒋介石说：“可以。”
康泽便接着说：“如果可以，我准备找谷正纲去谈，把这个意思告诉他，请他转达给江先生。”康泽在与“改组派”诸人交谊上，与谷家兄弟较密，而谷正纲又是“改组派”的组织部长，因有此话。
到了10月，蒋介石又召集那三个人在陵园别墅开会。开会时，陈立夫说：“我们中国是农业国，不比欧美工业国，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是照工业国的办法，对我国是不合用的……”这套教育理论，陈立夫本来早就在蒋介石面前谈过，不知如何又雅兴大发，滔滔而来。
蒋介石感到不耐烦，忽然说道：“你这套又在这里讲！”先打断了陈立夫的话，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情上去。但这时战事已经很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员，已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蒋介石也准备由陵园别墅迁入南京城里去，三青团的事也暂搁下来。
到了1938年1月，蒋介石又在湖北政府内的“官邸”召开会议，出席者有陈立夫、陈诚、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周佛海和康泽。
陈立夫在会上报告说“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人，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表示得很好。说他们没什么意思，只看共产党怎么表示。”
蒋介石说：“国民党的名称也可以改。”此语一出，座中有些人摸不着头脑，不觉愕然。原来在一个多月以来，陈立夫又有了另一个念头，经蒋介石同意，想利用抗战时机，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名，把各党各派都合并过来，搞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把戏。他企图借这个手段，在国民党内消灭其他派系，加强原来就在他兄弟手里的“党”权；对外侧则达到消灭各党派，特别是共产党的目的。因此，在这段时期，蒋介石正在等候陈立夫这一副“新药”是否见效，对三青团的事就按下不提了。
到了2月下旬，青年党的曾传、民主党的张君励，先后发出通电，说他们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决定拥护“国策”。在他们而言，只要蒋介石愿意分一杯羹，自可敬从尊意。但共产党哪会上蒋介石的当？是以弄到后来，蒋介石因“醉翁之意”无法遂行，到3月初，三青团的筹委名单就发下去了。
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选了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分子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陈良等人，都做了中央干事会的干事。最重要的组织处处长，蒋介石最初的名单开了康泽；因陈立夫反对，蒋介石又换了胡宗南来挂名，仍然叫康泽做代理处长，掌握实权。
三青团成立前夕，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介石回道：“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十分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第三个问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人团？”蒋介石也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后来康泽又对蒋介石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够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
蒋介石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可见：“复兴社”表面说是解散了，实际上并没有解散。不但三青团中央主要是“复兴社”的人在掌握实权，各省市三青团支部的负责人，也绝大部分就由“复兴社”在各省市分社的人担任。总之，“复兴社”
这个不公开的组织的骨干，都变成了公开的组织--三青团的骨干。
6．风高月黑
在陈果夫与陈立夫主持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个为“青天白日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陈果夫为干事长，陈立夫为副干事长。陈立夫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
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考虑到自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军阀政变相互争斗，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过再三斟酌，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讲话。他先谈当时国内形势，越谈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谩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颤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
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测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蒋介石看到众人的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经蒋介石一点拨，大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完全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立即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他们深知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决定把这一组织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法西斯组织，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的专制统治。不久，陈立夫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模式，对其有了感性和理性上的认识。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如出一辙，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虽然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于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7人组成。但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实际“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人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阴暗气氛中叫人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前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人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云云。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官员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对“青白团”
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人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它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与“同志会”分子为数不多，俱为各地、各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领导策划该地或该部门各种工作。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组织各种名称的秘密团体，以团结那些反动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统治当地国民党、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
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治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项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主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屯。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7．陈果夫发现许多内幕
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上说，要在国民党党员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优秀党员，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惩治奸邪、整肃贪污”的参考，要“中统”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令后，就交由谢永存起草，经徐恩曾和陈果夫、陈立夫提到“CC”高级会议上修改补充后，再送蒋介石核准施行。这样的一个“调查网”，实际上就成了“中统”的大规模的外围组织。
首先，他们在重庆各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展开建网工作。凡参加“调查网”者，须有被认为可靠的介绍人两人的介绍，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发给“调查手册”一份。在那手册上，印有蒋介石发给“调查网”的手今，所以进行工作时即等于执行“总裁”的命令。手册上所写的“政治敌人”把共产党列为第一，其次是一些进步团体。此外，。还有一些“贪污舞弊，囤积居奇”的官样文章及“尚礼仪、知廉耻”的滥调，作为陪衬。“调查网”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均用代号通讯，办公室的代号是“许清”，通讯处是重庆市邮政信箱91号。
从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单在重庆就收罗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级官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约占1／10，普通行政人员约占6／10，学校教职员学生约占2／10，其他约占1／10。
“调查网”的“成绩”究竟是怎样呢？计为：检举告发国民党人员贪污读职的材料占80％弱，揭发汉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余百分之七八，则为检举所谓“共党”或“共党嫌疑”者。而最后一项，查实是挟怨诬陷或捕风捉影者多。
这样的“成绩”摆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伤脑筋，因为如果照样拿去向蒋介石报销，就非挨骂不可。因此，他在“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说：“这个工作费了时间，费了人力，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容易，我们的力量不够，才搞这套办法，谁知这些人一点东西也捞不到。我们要不要再这样搞下去？请大家多谈谈。”于是各人发表观感，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几点：（一）赞成徐恩曾的说法，主张不要再搞；（二）认为给通讯者以乱告的特权，不如不搞，以免搞坏了“中统”的“名誉”；（三）认为在通讯者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少招摇撞骗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统”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团，认为“中统”这样搞，是挖他们的墙脚，出他们的丑，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不满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间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统”特务外围，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发下去，还是那批人，不过加了个名义，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种情形下，徐恩曾以为搞下去只有添麻烦，因此去同陈果夫、陈立夫等商量后，由他们再向蒋介石建议，终于把这个盖在自己头上的破“网”，转送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监察网”。从此之后，便成了次序衙门内的摆设了。
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