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特务头子竞为钱壮飞连声叫好
陈赓当年与打入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护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了许多重要情报。为应付徐恩曾，钱壮飞回上海后，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一些道听途说，写成了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交给徐恩曾，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25号）中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中央特科通过各种关系，派遣同志打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了解敌情。1928年夏，钱壮飞考上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钱壮飞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加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因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采，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1929年冬，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对象，不再停留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调查和党务调查上面了。这是由于各红色区域的红军运动这时已成为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要因素。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蒋介石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彻底破坏白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希望陈立夫助他一臂之力。而陈立夫则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在积极筹划这个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陈立夫便找亲信徐恩曾来办，徐恩曾又找钱壮飞帮忙。
这时，钱壮飞希望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准备介绍他去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但要经过正式考试才行。李克农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央请示。
中央很重视钱壮飞已在敌人那里所取得的地位，遂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内部的工作。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考试合格，就在敌人那里站住了脚。
不久，在临近1929年底时，徐恩曾把由他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了钱壮飞，要钱壮飞帮助他。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共产党的叛徒作他们的侦探奸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镇压革命活动的反共特务机构。
钱壮飞和李克农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党中央以后，周恩来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是，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最高特务组织。当时李克农、钱壮飞还在上海，党的关系此后便转到陈赓手上。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就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增设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进入国民党的军警机关进行活动。当时，徐恩曾最关心的就是：在上海如何重用杨登瀛，如何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建立起基层秘密机关，进行侦察活动。为了便于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他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并且设立秘密电台，建立各地基层机构。陈立夫、徐恩曾还一再交代，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党派的情报。于是，共产党就又“帮助”他们建立起通讯社的形式公开出现的情报网。
从此，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以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乱，不容易保密。于是，他便选定中山东路5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秘密机关的“大本营”。这里人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一方面管理电台，兼作秘书、会计等，一方面担任他和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挎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到不了手。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行？”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便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5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过党的生活。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样、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摘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护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他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钱壮飞从此就成了有名有实的陈立夫、徐恩曾系统特务组织的创建人。
2．传奇人物是“老宋”
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尽管陪客频频添杯，却不见醉意，独是“贵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见进门，不见出去。任弼时被捕后，敌人不仅用酷刑折磨他，还用电刑将他击昏，使他神经处于混乱状态，以便从他口中诱出口供。敌人用高电压将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坑，也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以后，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
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这年9月7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一天，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同乡陈大同，那人一见面就乐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宋再生陪着笑，诧异地问：“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辉的宇）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陈大同对于自己的先知先觉十分得意怂恿地说：“只要一拜师，他就会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察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把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缺，不过--”宋再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有什么条件没有呢？”
陈大同笑嘻嘻地说：“只需筹备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费，以后进帐三、七分--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把手一摆，佯装犹豫，慢条斯理地说：“你先别忙，让我回头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行！”
宋再生和陈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回来就向陈赓汇报了。陈赓一听，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争取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等来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很快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联系。他很快就结识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人物。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中的一个。这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宋再生拿回交给陈庚后，再把组织上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交给范广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名气越来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启华（“小宋”），也是一个有名的传奇人物，经常充当“老宋”
的帮手。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挣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来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忙又追问：
“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
姓黄的哪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
“那好！”宋再生遂即与那个姓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用”。
宋再生打发走那个姓黄的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吗！到时候你把姓黄的果真弄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康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窃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庚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康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魔法，那把酒壶正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来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到“赏格5万’时，就求来再生带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见面，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窃，竟要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
当时每逢共产党中央机关召开重要会议，都由情报科和行动科等有关部门配合，慎重地选择会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总务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马上发出报警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1930年初，共产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康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但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要在上海开会的事曾被国民党特务侦知。有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找去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苏维埃议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指蒋介石）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犯万元。”
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他要宋再生找人伪装“摊贩”，布置便衣，进行侦察。还说：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宋再生马上找到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继续了解敌人的意图和情况，同时在老问捕房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还在会场周围作了周密部署，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党的计划、命令，陈赓都能通过杨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敌人各种内部的联系及时得到。每当遇到有人告密，敌人准备抓人的时候，也大都能够化险为夷。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然而，首先看到这类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蒋介石的陈立夫。蒋介石批给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办，徐恩曾交给杨登瀛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闻得此讯，便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刘鼎，刘鼎一听，感到事关重大，便一面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陈康转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人的调查，了解是否确实。虽然黄第洪这个叛徒十分狡猾，杨登瀛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但是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进行大破坏，完全属实。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时一早出去开会。外面下着大雨，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告诉爱人陈琼英说：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琼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琼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个夜晚，仍不见人影，心想准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罗迈一见陈琼英，就向她证实：弼时昨天被捕了。同时安慰她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打发杨登瀛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有关情况。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扣门。门开了一半，他发觉不对头，因为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挣扎已经不可能了。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场。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3．软刀子杀人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提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判定的“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顾顺章在陈立夫的策略中，首先成了成功的“试验品”。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淮河畔。堂字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占据。
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的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人，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
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就躲得更隐蔽，我们无法再杀戮他们。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久，蒋介石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和策略。
这一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而通过这些叛徒、特务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
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均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务逮捕。
蔡孟坚为了对顾顺章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果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随后，蔡孟坚急电南京，向陈果夫、徐恩曾等汇报了情况。陈果夫、徐恩曾指示蔡孟坚从水路押送顾顺章去南京。接着陈果夫、徐恩曾指示之后，蔡孟坚立即率三名特务，将顾顺章押上了江轮，送往南京。
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要员，二陈极为高兴，他俩知道顾顺章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顺章的“安全”，当江轮开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接顾顺章，然后将顾顺章送往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这是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
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又与顾顺章“谈话”，希望能从顾顺章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果然陈立夫、徐恩曾得到了重要情报。前几天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说出了“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陈立夫、徐恩曾从顾顺章的口中获悉钱壮飞身份后，大为震惊。更感觉到劝降顾顺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的优待室内。这样，既能保证顾顺章的安全，又能满足顾顺章的生活要求。
顾顺章在关押中，陈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狱中对顾顺章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叛变革命。为照顾顾顺章的生活，陈立夫、徐恩曾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顺章。如当时任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文，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在陈立夫、徐恩曾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
他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
挥代英是中央委员，1931年春在上海以共产党嫌疑被捕。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监号等知道甚详。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光、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因恽代英是黄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以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挥代英进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共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外，无其它任何供词。不久，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
除外，顾顺章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迁移的地下秘密机关。
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为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迁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迫全部重新安排处所和人事。
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之后，也加入了陈立夫的特务组织。
顾顺章整理编撰了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册的特工丛书，分别有《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
除此之外顾顺章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顺章曾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
他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人员，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顾顺章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点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采纳。
由于中共基层组织里的党员的大部分都是参加生产的在业工人，他们与脱产干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是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耳目--内线“细胞”。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马绍武，又名史济美，是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1932年，他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
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共产党基层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
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的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危害极大，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扰乱了国家体制完整，共产党已成了违犯民国的主要犯罪分子，应受到军法的惩治”等等。然后进一步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
马绍武后被中共“特科”行动队除去，继位的徐兆麟承继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设法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打清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
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对内线细胞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人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湖南反省院。该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随后，沿长江各省也相继建立了反省院。
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省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
二陈与徐恩曾几经商议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由中央组织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部部长谢冠生接洽，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实现其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线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派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同意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
1932年，各反省院院长陆续改由CC分子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等。自这些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之后，反省院形式上仍属高等法院，但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赶走。反省院成了CC特务完全控制的单位。
反省院的组织是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三科之中，以训育科为重心，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
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三类，一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三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将其编为四组进行“训练”。甲组为大学程度；乙组为中学程度；丙组为小学程度；丁组为文盲。如果丁组人数不多，丙丁两个组便合为一个组。甲组只是“学习”，不参加劳役，“学习”以听课为主，自学为辅，乙组“学习”、劳役各半。丙丁两组以劳役为主，间或参加听课。
“学习”内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上课由训育员担任讲课。此外，还有一种该院认为最重要的课程。即所谓精神讲话。精神讲话，多由该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社会各流学者以及一些省党部委员担任，所讲内容不外是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坏，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类。对于此项讲话，四个组都要参加听，甲、乙两组还须作各种笔记，如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反省笔记等等，并须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训育员还要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