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戴季陶不满“二陈”
陈果夫没有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感叹“真是人心大变”。陈立夫身为部长却十分害怕戴季陶。蒋介石训斥说：“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蒋介石对谁都不相信，所以在他手下的每个系统中，他都有意制造两个以上的派别互相牵制，互相抗衡，以利于他自己独揽大权。蒋介石的这种手法和意图，在当时就已为他的一些手下发现。复兴社重要分子萧作霖在回忆复兴社之所以被解散，贺衷寒被贬的情况时，引述了一段贺衷寒对蒋介石评价的话，他回忆说：
“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对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的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难道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摔成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会发展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打算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蒋介石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多年，没有给他们二人培植反对派，除了二人对蒋介右比较忠心而外，还有两个原因更重要，一是党一直是一块蒋系和其它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争夺的阵地，蒋不能在内部分散自己的力量，必须一致对敌；二是国民党是一块只能作为发表意见用的讲坛，起的决定作用并不大，枪口的说服力比人口大得多，让二陈替自己去和这些人吵嘴，免得让这些人有精力找上自己。这样，二陈垄断党务近十年，一直未发生内部危机。
但是，二陈并不是一点儿私利都不讲，百依百顺的那种奴才，一旦身居高位，手下又有一帮可靠的喽罗以后，说话办事，逐渐难免有点骄横。对蒋介石也不是十分听话了，常常也敢为了自己或手下的人事和蒋顶上几句，蒋对二陈不能不产生怀疑。
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二陈物色对手，以打破他们垄断党务局面。最初，他选中了张厉生，所以在1935年12月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推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张在布置组织部人马时，以王星舟代骆美，并提倡读书，想给组织部带来点新气象。但陈果夫树大根深，经营组织部多年，张厉生又多年为陈果夫下手，积威之下，张战战兢兢，并不敢对二陈的人马大动手术。加上张厉生的支持者是陈诚，属于军界，张本人在国民党内没有强硬后台，认识的人大都是CC分子，也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张唯恐自己出了差错，没人搭救，所以一直未敢对二陈下辣手。虽然事实上已叛离CC，表面上还得尊重M陈。张以后依靠陈诚走向政界，事实上是自己脱离了党务系统，也可能是在党务系统为二陈排斥而不能立足。
张厉生虽未敢向二陈开刀，“但陈果夫对他的叛投陈诚一直耿耿于怀，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下台，同时并推荐朱家骅。蒋介石此时也对张厉生未完成他的意图不满，同意由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不想陈果夫一念之差，赶走了张厉生，迎来了朱家骅，倒真的招来了拆自己台的冤家。
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未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伯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选副总裁。表面上看，蒋江已结束了党权之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汪精卫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在他的头脑里，总裁的位置应该给他。蒋介石虽如愿以偿。但对汪仍不放心。多年的党权斗争，蒋介石知道汪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尤其善长宣传和组织活动，他手下的改组派诸如陈公博、顾孟余也都是些拿得起、放得下的厉害人物，所以蒋总裁拖着汪副总裁这个尾巴，让汪自由活动。实在寝食难安。更要命的是，蒋介石要负责全国各战场的军事指挥，有关军事的一切活动都要由他最后决定和组织。战场军情，瞬息万变，要掌握各种情况，做出决策，并非易事，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这便等于是将党政舞台完全让给了副总裁汪精卫。
在党务各方面，本来有二陈看家，但二陈无论在组织能力、宣传鼓动和资历、才干上都远逊汪精卫。张厉生这时正任组织部长，更是后生晚辈，在政治上没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给蒋介石出了主意，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提高一级，改称中央秘书长。居于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之上。其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为使中央秘书长有执行的能力，使之兼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秘书长主持中央党部工作。秘书长一职的提格，目的显然是为了架空副总裁。
以地位实力而言，出任中央秘书长的最佳人选是陈果夫或陈立夫，但这时的二陈，正值包办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受到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围攻，苦于分辩，而戴季陶正在此时也加入了攻击二陈战团。
戴季陶不满意二陈，却对朱家骅颇为欣赏，因此向蒋介石极力推荐，于是朱家骅顺利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朱家骅之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比他的前任叶楚伧、陈立夫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头子的中央秘书长地位要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可以指导指挥中央各部会的首长，成了国民党中央真正的第三把手。在工作上，他不像叶楚怆那样胆小怕事，遇事推、拉、拖，而是干脆明了，立刻断决；在干劲上，他比陈立夫还要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经常揽事找事做。
朱家骅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这种大包大揽的风格，就是为了让汪精卫无法插足，但汪精卫不甘寂寞，他为了冲破朱家骅以中央秘书长地位对他和中央各部关系的隔离，他规定每隔两星期的一个星期六，召集各部秘书、处长以上人员，到中央秘书处会餐，漫谈工作，解决疑难问题。朱家骅对之表面应付，暗地另加布置。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也都知道江朱的关系，对江一味敷衍，所以在会上好好形成的决定，一转身走出中央秘书处，便成了空话。汪精卫本以为他以前受蒋介石的气，这次蒋忙于军务，不能抽身，在党务问题上应该有决定权了，没想又冒出个朱家骅来，对汪这位副总裁的帐一点不买。汪眼见掌权无望，一气之下于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飞赴河内，干脆投降了日本。
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朱家骅不仅架空了汪精卫，在中央大权独揽，而且将手伸向地方，他把属于中央组织部职权的沦陷区和战区的东北、华北、江南各省党部人事、经费全部揽在手中，由他选派委员，发放经费。对陈立夫、徐恩曾主持的中央统计局，他也毫不放松。他派刘次萧充该局主任秘书，核阅重要文件情报，按时向他汇报。又派专员高越天，拿着他的名章在文件上盖章，他还亲自去中统局召见过一次中统员工。以表示他对该局工作的重视。
对于朱家骅的欺上压下，陈果夫表示大力支持，他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自称是自己的知己。对于朱家骅从张厉生手中夺取东北、华北、江南沦陷区和战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人选，陈不以为怪，他乐于见到张厉生出乖露丑，只要有损于张厉生的事，他都愿意看到，甚至推动其发生。
汪精卫投日后，朱家骅的中央秘书长职务已失去初设时的意义，陈果夫乘机推荐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此举的意图，一方面仍是对朱表示推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赶走他所讨厌的张厉生，戴季陶此时对二陈虽颇不满但对陈果夫推崇的朱家骅却非常赏识，以全力支持他。戴季陶推崇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的意图和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掉，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用一句话说，就是把二陈原来在组织部的一套人员和工作办法，连窝端掉。蒋介石对朱家骅敢干敢为，能干能为的作风也非常赏识，他觉得交给张厉生的任务已不能完成，要给二陈在党务系统内树立一个反对派，得让朱家骅来干。这样1939年，朱家骅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朱家骅接任后，对元老们果然尊重，他把由戴季陶订立的以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混而为一的国民党党员守则12条，塞进了总理纪念周日程，于每星期一上午八九点对党政军人员讲述。在人事上，朱家骅对外拉“三青团”为外援，内部对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组派遣留成员以及少数胡汉民派分子，一并收揽，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陈果夫看到此种情形，不知道朱的后面有蒋介石的默许和戴季陶的支持，对受了排挤的CC分子大发牢骚：“朱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朱家骅的反CC阵营诸如“大同盟”、“改组派’分子，长期被CC分子在各地压得抬不起头，这次有朱家骅撑腰，立即反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朱家骅派和CC分子互不相容。朱家骅收揽人力，不管过去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只要现在帮助自己反CC，一并收人，甚至对被他取代的张厉生手下人员，也企图拉为己用。1940年初，朱家骅亲自找张厉生手下的第一号干将胡梦华谈话，要求他继续留任组织部任党务视察主任。并借和胡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的关系，要求胡留下来，帮助他们彻底清除二陈留下的一套。由于张厉生反对胡梦华留任，胡只得辞职，由张介绍出任了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但朱竟不以此为意，继续要求胡照顾他所派的河北及东北党务督导员度过河北进入日占区，开展工作和发放经费，而且强拉硬套，让胡出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
1944年，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陈果夫包办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有经验，蒋介石叫朱家骅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位让给陈果夫。不久，陈果夫因肺结核病重，不能再任组织部长，改由陈立夫担任，朱家骅任原由陈立夫担任的教育部长。于是，双方争斗再次激烈起来，陈立夫将朱家晔安置在组织部的人大批赶走，朱家骅则在教育部清洗二陈的爪牙。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家骅便与中华复兴社分子联合向CC派争中委名额，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吵得热火朝天，以至每次会议，蒋介石都被闹得头昏脑胀。有一次，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大发脾气。训斥说：“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除组织和教育系统外，二陈与朱家骅争夺的第三个部门是中统。本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之所以不让徐恩曾出任中统局长，不让戴笠出任军统局长，是嫌二人资历太低，所以才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林蔚兼任军统局长，而以二人为副局长主持工作，负实际责任。林蔚出任军统局长后，很知趣，并不过问军统的事情，一切让戴笠全权处理；可朱家骅就不同了，他不满意空头局长这个名义，而名实相符，真抓实管。实际上，二陈和朱家骅的冲突，首先就发生在谁控制中统的问题上。
朱家骅本来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出任中央秘书长以后，由于有组织部长张厉生在，也不好立即招兵买马。由于出任中统局长，所以他的建立自己基本班底的主意首先便打在了中统局上。中统局由朱家晔任局长，对中下层的中、小特务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一方面是朱家骅职高权重，兼任局长，显示了中统机构的重要；另一方面，中统局毕竟是一个叫得出口的机关，不像过去的名称“特工总部”那样不伦不类，中统特务们可以不再抱怨“我们就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但对徐恩曾来说，就不怎么满意了，原来他毕竟是“特工总部”的一部之主，以“部”改“局”，他一下子多了个“婆婆”朱家骅，尽管朱原也是CC线上的人，但徐心怀恐惧，怕没事还要揽事的朱家骅真的行使起局长职权来。这时朱在蒋介石面前红得发紫，如果真的那样，徐恩曾只有让出实权乖乖服从的份。徐恩曾虽心怀疑惧，但二陈来说，由朱兼任中统局长也未尝不可。朱毕竟和二陈颇有渊源，而且在这时国民党内很受欢迎，二陈人缘不好，在好多地方有用得着朱这样的人物去缓冲一下摩擦冲突的需要，所以对他进入中统相当欢迎，没有完全把他当作仅有空名的局长看待。这样，朱家骅便以自己自愿，徐恩曾无奈，二陈支持的背景像模像样地当起了中统局长。
这时，正值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机构由武汉迁往重庆，朱家骅到重庆后，徐恩曾还未到。这位“真正的”中统局长在重庆找不到中统局的行踪，便在重庆连电催徐，叫他立即率人赶往重庆。徐恩曾复电说，原特工总部的人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短时间不能赶到重庆，中统机关不能马上成立。朱家骅便跳着脚大骂徐恩曾混蛋。并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作主，将陆续到达重庆的干部进行了安排。朱家骅安排干部，有的是自己的亲信，有的是过去反对徐恩曾的人，有的中统的对手军统分子，不管背景如何，只要来投奔自己，一概安置。徐恩曾到重庆后，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接着发生了让徐恩曾更为恼火的事。原“特工总部”主任秘书孟九外调，淄前脚刚走，朱马上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何培荣是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戴笠任该校政治特派员，何在校时就加入了戴的特务组织，朱家骅喜欢何，便让他出任了中统四川省调查室主任。此外，局内的处长，专员室级别较高的专员，由朱家骅任命的也超过一半以上。朱又控制着中统的经费，没有朱的批准，经费就拿不到手。对此，徐恩曾只能忍气吞声，朱的人做处长，徐的人就做副处长，处处让着朱。徐恩曾虽表面上忍得住，但徐原来手下的人却忍不住了，他们想出种种办法，给朱派来的人和朱难堪。
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并不懂中统局的业务，所以有时遇上问题，就得向徐的人请教，但徐的人往往持不买帐的态度，有时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的干脆消极怠工，躺倒不干。朱家骅为笼络人心，缓和与徐的手下的矛盾，于1940年春给全体人员发委任状，明确任职，在徐的支持下，徐的手下人串通一气，“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十分难堪，最后还是拉上了徐恩曾，由徐多方面做工作，徐的手下人才勉强接受。以后，徐派人又多次对朱发难，朱徐的矛盾越来越深。
朱家骅要将二陈控制的中统据为已有引起了二陈的不满，他们开始想办法赶走朱家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果夫被推荐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中央秘书长由叶楚枪口任。没想到朱离开中央组织部长职后，赖着中统局长不辞，而叶楚伧和他的继任者吴铁城也不以为意，听之任之。这样，朱家骅仍旧兼任中统局长。由于在朱家骅和徐恩曾争夺中统控制权的斗争中，二陈偏袒徐恩曾，终于引发了朱家骅和二陈矛盾的公开化，他在出任组织部长后，全力和二陈作对。
朱家骅和徐恩曾的争夺也未停止，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徐恩曾保荐自己亲信顾建中为副局长，而朱家骅也从陕西调来了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保荐为副局长。这样，朱家晔和徐恩曾二人的争夺，就变成了以朱、郭为一方，徐、顾为另一方的四人争夺。1944年，朱家骅离开组织部长职位，出任教育部长，郭紫峻失去后台，不得不向徐恩曾屈服。可徐恩曾穷追不舍，仍要痛打丧家犬，逼得郭紫峻走投无路便和戴笠勾结了起来。1945年初，郭当面向徐提出：“请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由我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不同意，并立即表示对郭不信任，戴立即行动，人赃俱获，并马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徐恩曾行动不力早已不满，借此机会立即下令免去徐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当徐走私贪污，人赃俱获时，朱家骅也立即向蒋汇报了徐的种种非法行径。这样，徐恩曾便在军统和朱家骅的联合夹击下倒了台。
2．陈立夫因藐视戴笠而结怨
戴笠去见陈立夫，陈立夫极为藐视，为此戴笠怀恨在心，便时时处处都想让“中统”人出乖露丑，为了挽回颓势，得到蒋介石“青睐”，叶秀峰继徐恩曾之后，更加凶恶。
“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常常互相摩擦，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这种情形，并非到两“统”分立之后才开始，在它们还是“一处”，“二处”的时候便已发生。当“复兴社”的特务处并入陈立夫领导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二处时，戴签去见陈，陈对他极为藐视，这使他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因此他自立门户以后，便事事都要爬在“中统”前头，以逞报复之快。正因为陈立夫看不起戴笠，所以在陈任局长时期，徐恩曾的“一处”比戴笠的’‘二处”，政治地位较高，许多便宜都给“一处”占了先，这使“二处”很不服气。当时专搞反间工作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单位，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董襄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情况也一样；正所长是“一处”的叶定。这两个检查所凡有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主办邮电检查部分工作的特务，又是“一处”的应泽。所以在没有送到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至于“二处”的人即使是副所长一类的头目，也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所以他们感觉总是为人作嫁，不能与“一处”争功，早就心有不甘。后来，罗杏芳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时，就曾愤愤地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人，湖南土话称尿为“稀稀”）
当两“统”分立之时，照蒋介石的指示，原有分工之议：“中统”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但后来“军统”
机构逐渐庞大，经费也不断扩增，戴笠更用印制伪钞、走私贩毒等办法来自筹经费，野心勃勃，悉力发展，而且为恶愈多，愈获得蒋介石的信赖，就再也没有去顾什冬分工。特别是在他把徐恩曾搞垮以后，更是什么都抓，不理“中统”。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得到美帝的支持，靠山愈大，野心愈大，机构愈大，特务愈多，那就更不把“中统”放在眼里了。
“军统”素来认为全国警权应该归它，任何其他派系均不应分沾。“中统”则因本来没有培训过什么警政人员，也没有公开指挥或管辖过警察单位，所以也无法向警权圈内插手。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便用了一向搞警官学校的李士珍。为了扶李土珍，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一再说他“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替他邀得蒋介石的喜欢。李士珍的资历本来够不上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因为得到陈立夫的帮忙，终把名字圈了上去，因此李土珍对于陈立夫感激得五体投地。虽然如此，但陈立夫却并不要李士珍公开与“CC”合作，而叮嘱他保持原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面上，对陈立夫或“CC”提出带“批评性的意见”，借此在第三者的眼前吹起迷沙。李士珍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地盘，没有被“军统”吃掉，不能不多谢陈立夫的做法。这样一来，以李士珍而言，是借陈立夫之助维持住地盘；在陈立夫而言，则是利用李士珍的存在，以抵御戴笠在警权内的独占，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李士珍的地盘巩固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提高了，他对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就能抓得更紧。这些毕业生派到各省、市、县去担任警政职务后，由于李士珍的关系，便和“中统”的地方特务组织协同一致，这又使“中统”
得到不少助手和方便，借此达到两利的目的。在警权方面，“中统”虽无力与“军统”明争，却仍用“柔术”进行暗斗。
尽管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想方设法与戴笠争宠，可是事实上，愈到后期，“中统”愈给“军统”压得无法出头。这不仅是因为“军统”利用抗战期间，大量扩充，且得到美帝的帮助；更因为蒋介石的统治愈接近末日，也就愈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在这个作用上，“军统”的组织比之“中统”，确实更能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再加上戴笠一心要垄断蒋介石的整个特务工作，但又不可能把“中统”消灭，便时时处处都想让它出乖露丑，一直弄到徐恩曾走私贪污案发，是戴笠对“中统”最重的一击。徐恩曾招架不住，终于被打下台来，从此就得不到蒋介石的起用。这一幕，是“军统”和“中统”利害冲突的顶点。
徐恩曾垮下来，叶秀峰顶上去，“中统”就开始走下坡，其内部的离心现象也加重了。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迁。在徐恩曾时代的许多组处级的人物，因已利用过去时期的人事关系，和别的范围拉扯上，这时候干脆弃旧而就新，离局他去。有的人因在本籍已扎了根，或在企业范围已打好底子，这时也转去当地方官或经营赚钱的业务了，有的和二陈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的，就转到中央级的别的部门或省市级的厅处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统”吃饭的中下级人员，仍然守在旧窝。
其次是经费被削减。在徐恩曾为蒋介石宠信的时期，除国民党中央党部照编制开支的经费之外，尚有“特别补加费”。“中统”分布在各公司开的有收益机关（如盐务机关）的头子们，还向局本部提供款项，俾资运用。而用走私等种种不法手段弄来的钱，也可拿来补充。但徐去叶来之后，在蒋介石偏重“军统”的情形下，正式经费打了折扣，别的来源也随之萎缩，以致叶秀峰也唉声叹气的说：“徐先生倒霉，连机关经费也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广
在失宠的景况下，为了挽回颓势，重邀蒋介石“青睐”，叶秀峰就加紧为恶。所以，在抗战后期，像在重庆搞“校场口血案”，组织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等等，“中统”局本部及其“重庆实验区”都派了大批特务去进行。抗战结束后，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编造学生黑名单，并进行绑架搜捕工作，“中统”更成为主力。在蒋介石政权的最后阶段，“中统”向“军统”学步，在川湘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利用帮会和土匪，组织过特务武装，其中如湘西洪江的陈通焕、玩陵的吴学尧等“中统”分子，就是这样。但是，在解放军到达湘西时，很快都被肃清了。
叶秀峰接管“中统”是在抗战后期，当时，他还看不到蒋介石政权会如此迅速地趋于崩溃，所以仍想借着这个特务机关，做出一番“表现”。岂料抗战胜利不久，许多他认为可靠的人，已开始离开。到1948年，这种众叛亲离的现象更趋显著。连他自己一手培植的杨博清（曾混人延安抗大，后返重庆），也不愿再跟随他，而利用自已是福建人的关系，要到印尼去另谋出路。今天这个离开，明天那个远走，连“纪律”约束也宣告失灵。那年秋天，‘中统’的刘恭在上海碰到“CC”头目之一的洪兰友，洪对他苦笑道：“趋炎附势，人之常情；看样子，如果共产党说不杀人的话，我们“中统”的朋友，十有八九输诚自请，望门投止！”曾兼过“中统”
局长的朱家晔，在离开南京之前，在其赤壁路7号寓所见到“中统”的旧人时，也承认共产党的工作做的好，国民党是没有办法了。他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老百姓都跟他们了。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我看老头子（蒋介石）也明明知道一些，他就是不肯认输。戴先生（戴季陶）和他谈过，谈了也无益。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不中用了，钻牛角尖钻到底算了！”那时候，蒋介石在大陆还保有半壁江山，但洪兰友和朱家骅已觉得局势无可挽回。先为它致悼词了。
3．“中统”确比“军统”更阴毒
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
之时，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陈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