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日欲言救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的培养训政人才，将“中国党务学校”改为四年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任命蒋中正为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被推为校务委员之一。以党务学校第二期生为第一期，1929年8月招人的新生的第M期，称大学部。应试者近千人，录取67人。暑期开学后陈果夫对学生讲话：“各位同学：这个学期开学以来，我未曾和诸位说过话。各位在学校都能用功，是很好的现象。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现在置身党部、政府中的负责的人，都觉得目前有很多的缺陷，同时，又感觉我们能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差，所以希望将来增加能力的心越大。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所负的责任极大，分开来说约有三种：第一，我们要负责扫除旧的障碍，还是要凭学问，既使学得了外国人一样的知识和能力，恐怕还是不足。因为要去除这种障碍，所以在做事的时候，已经要用两倍的能力，何况还要创造新环境呢。创造事业，是要自己想出计划，造出方案来的。往往有许多出国留学生，他们在外国多年，学了农工商业，回到中国来，虽然自己学到了专门知识和技能，还是和普通的人相差不远，他们还是同一般没有知识的人去争饭碗，而不能为没有知识的人去创造饭碗。他们既然有专门学问和技能，为什么要这样？推究其原委，因为没有创造的精神。
是年同月，陈果夫为了促成实施丁惟汾所提《资送革命青年留学案》，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资送革命青年，以100名为度，并指定其留学国别与应修学科。经国民党中央决议，订定资送办法，成立派遣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先后派遣留学生数批，为国民党培植了不少领导各业的人才。次年3月，陈果夫提议派遣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及中央政治学校每期毕业生，应准考选三至五名资送出洋留学，以资深造，经校务会议通过，旋由校方举行考试，结果马星野等五人被选，资送美国留学。
1932年，陈果夫鉴于当时的教育设施，不合国家需要，曾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学生应注意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意数理化等基本科学，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个方案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交教育部执行，成为数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对于教育明确的决策。陈果夫出于他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目的，不断发表文章，并于1944年出版《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内容涉及教育各方面。
其中两个改革教育方案全文如下：
一、改革教育初步方案
查国家办理教育之主旨，原为培植各项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吾国二三十年来，学校课程管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工、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26个专科学院中，有六个专修法科（以吾所知，过去尚不止此数），有四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校，合计亦仅十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谨就管见所及，拟订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如左：
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
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
三、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艺术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科等，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
四、全国各中学，一律加重与农、工、医科有关之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
五、全国各小学，一律加重国文、算学。
六、由教育部从速编译专门教科书，以适合农村与工商业区域应用之小学教材。
七、在中央设立一文艺研究院，或用考试方法收罗专长文学、艺术之人才（如陆续停职之文学教授，不能任其他教科者亦得其所）。由中央派员指导，分配工作，或中央特别奖励其有关三民主义作品，使文艺仍有一部分人才之研究与提倡。关于其他文科中教授，亦宜另行设法给予适当工作或指导。
八、关于前曾毕业及近二三年内陆续毕业之法科学生，中央应再加以严格训练，使成为知法、守法且能司法之人才，其学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科学者，如系在失业期内应分别授以关于训政之训练，至少一年，俾各个人皆有适当之工作。
九、在十年之内，中央及各省派遣留学生，规定学科以农、工、医等应用科学为限。
十、关于农、工、医等科之补助教育，如农场、工场、医院、图书馆、博物院等，应充分派置，使学生多得研究及实习之机会。
二、改革教育方案
吾国教育不适合于国情，已为无可讳言之事实。因教育之不良，以致影响于各个人之生活，社会之组织，国家之生存，民族之生命。至于今日，贫弱之形已成，危亡之势日迫，甚至为日本所乘，难于应付。以言国家经济，则未当日树立基础，以言民族精神，则尚未开始培养。人造以十，我不及一。永夜思之，能无战傈。故今日欲言救国，非从教育人手不可。兹斟酌国情，拟具改革教育方案如左：
（一）教育之使命
（1）国人患弱宜速教之使强
凡成人体格之锻炼，民族精神之奋兴，民族自信力之培养，均为今日当务之急。故除医学卫生及民族意识，全国须重视外，小学教育，应以民族主义为基本，而由中级各学校完成之。故小学应着重健全体格之训练，民族意识之培养。生活学校，则须有童子军之训练；高级生活学校、初级师范、高级师范及大学预科，则须受军事训练。民间则多方提倡健全体格之培养，尤其对于女子体格健全之奖进，务期造成坚强严肃任重致远之国民，以救国家民族之危殆。
（2）国人患贫应速教之使富
总理在建国大纲中，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是以亟应注重于民生之建设，以立经济基础。故在教育上应提倡应用科学，由中级学校广其用，而以大学集其成。即大学于十年之内侧重农、工，中级学校之教育，则适于环境，切于生活；务使在短期内达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以确立中华民族之经济基础，增加中国国家与各个人民之富力。
（3）国人道德渐堕落应端正其品性
国民道德之熏陶，应由各方的努力。如成年妇女，则应首先受补习教育，使能培养儿童品性于家教。入学儿童，如其品行良善，其母于教师应受同等之奖励。在小学与中级学校，应增设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务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同时力戒今人虚荣自私，浮嚣散慢种种恶习。嗣后无论何种学校，其关于衣、食、住、行种种设备，应力求简单实用，不得有不合环境之虚糜。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进身之谋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以学校为商业性质，牟利作恶者，查出处办后，不许再办学校。在政治上劣迹昭著者，不许办教育。学生入学不读书，不守学校纪律者，罪其教师。其原因于家教者，罪其家长。
（二）学制系统
（l）学制系统分为六级
1家庭定为6年；
2小学定为4年；
3生活教育定为3年；
4高级生活教育定为3年；
5大学预科定为2年；
6大学定为4年至6年。
（2）六级之外应有以下各级
1．在第一级之最后2年，得请保育儿童有经验之妇女，训导儿童之品性；由私人联合设立或私人捐资，由地方设立儿童公园，国内专收其父母终日在外谋生无暇教育之子女，其期间约为1年至2年。
2．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设初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三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3．第四级与第六级之间，设高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四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4．第三、四、五级与初级及高级师范，均应设有适合女子性格之女子学校，为培植师资着想，尤应多设女子师范。
5.第二级毕业至第六级始业之间，另设特种教育，不规定毕业年限。
（三）各级教育之意义与其分布
1．家庭：陶养品性，以立做人基础。（儿童公园同）
2．小学：培养国民应有知识及做人应具之条件，以立健全国民之基础。凡乡村有50家以上，至少设一小学。（其他经济不充裕者，可先办适合当地需要之工艺或农业传习所，使先裕其经济，而后再设小学。）
县政府应择每若干乡村之适中地点，设一标准小学，为全乡村小学之准绳。其校长必须经过特别训练，由政府考试合格者充之，有监督及考查各公私立小学及家庭之职责。凡全区公私立小学学生及由母教或自习有相当成绩者，均有同等参与标准小学毕业考试之权利（除标准学校外，不得颁给文凭）。
3．生活学校：以养成有技能及能自立之健全国民为目的。由若干乡村联合，或在各乡村小学之上，应有一生活学校，公私均可设立（惟政府应奖励私立者）。此种学校，应依其地之主要生产为施教技能之方针，故其主要科目，当为生产之改良、推广、加工、贩卖等等。
政府在数个生活学校之中心地点，设立一标准生活学校为全区生活学校之准绳，其区内凡为生活学校之学生（女生在内X皆有同样参与此标准生活学校毕业考试之权利。
4．高级生活学校：养成熟练技能，及能管理人事之健全国民。此种高等生活教育范围较广，每省得依其生产及制造之环境而设立之，以公立为原则。但人民亦可依政府之规定私立之，而中央斟酌各省区之环境及程度，亦得指定某某高级生活学校为标准学校（浙江蚕丝业区之蚕丝学校与江苏、安徽等省之蚕丝学校，作为一区）。惟标准学校之校长，应增设一人，以便循环考察与研究。其专业考试时，应由政府派员会同行之。
5．大学预科：补习普通科学、外国语文或高级常识，为人大学之预备。
6．大学：养成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7．师范：以初级师范为培养小学之师资，高级师范为培养生活教育之师资。凡师范教育不设标准学校，必须由国家办理，依照教育扩充之计划，分区设置。其毕业考试由考试院派员行之。
8．特种教育：亦称天才教育，由国家在小学专选品性优良有特殊天才之儿童，送人相当之特种学校，以造成特种人才。因无毕业年限，故不能设标准，惟得尽其学力考人大学肄业，此种学校系依其地方人才多寡以定其设立与否，政府应不断的派员考察与研究，并指导其教授。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道德，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案，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2．“最难对付的是学生”
难对付的是学生，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段，蒋介石感到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还没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最敢于说话。“九·一八”后，学生要求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蒋介石只好口头答应，可学生们却要蒋介石签字画押。
1931年，正在蒋介石为囚禁胡汉民一事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在1930年9月18日率东北军主力人关，抄了阎冯后路的少帅张学良，一年以后的同一月同一天，又被日本侵略者端了老家，日本人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是蒋介石最为头疼的事。
所有的反蒋政客们马上看出蒋介石已陷入困境，他们纵横联络，很快就把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两个焦点集中到了“身负党国大任”的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十分为难，政客们的攻击手法，完全可以以政客手法还击，自己身上不干净是事实，可在对手身上找出几块旧疮疤新疮疤揭一揭并不难。
难对付的是学生。这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用几句好话糊弄过去不太容易，可是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法又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们还未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而且在中国，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不抱着趁机搞倒政敌，同时自己又要在捞一把的企图来参子。因此，学生也最能获得社会的同情。尽管对付乏术，可有些时候兵来了没将也得挡，水来了没土也得掩。没有称心如意的上策，凑合着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强。蒋介石在对付学生运动上就采取了下策。
“九·一八”刚发生不久，学生们就行动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游行，发通电、搞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1931年9月25日以后，各地学生先后派代表到南京。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自己不敢出来，学生一气之下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江西的“剿共”军事，对日本的侵略，本来主张“不抵抗”，可看到众议纷纷，主张“不抵抗”于己不利，慢慢地也就主张抵抗了。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不仅决定“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而且通过了要求“蒋中正同志速率兵北上收复失地案”。
南京政府决定派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本来是为了抵消政府不抵抗的传言，做一个爱国的姿态，可恰恰那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认了真，非得要蒋介石做出个样子来看看。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一经传出，竟差点弄假成真，南京和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蒋介石本想说完大话，做完空谈抗日英雄后悄悄收场，没想到这些学生们竟不让他下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26日早晨，学生结队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学生此举简直就像“催粮逼债”，竟要蒋介石签字画押，对蒋介石的信用显然是表示怀疑。这天，又逢冬雨，天气骤冷，学生站立一天一夜，饥寒交迫，甚至有人被冻倒昏迷，但还是坚持不退。蒋介石见拖不垮学生，可是大言已出，食言背信显然有辱“领袖人格”，于是出来接见学生。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蒋介石心里有点发毛，若是真的像王正廷那样挨上几拳头，受点皮肉之苦事小，当众丢人出丑事可就大了。若蒋介石被打，肯定就有人幸灾乐祸。蒋介石，看到学生们一个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他知道不答应，学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就采取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流氓态度，当众宣布“我3日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没想到蒋介石会答应得这么痛快，还没回过神来，蒋介石已溜之大吉。
蒋介石知道，许给学生们的诺言是不好不还的。因为学生们知道受了骗，肯定还会闹，蒋介石从许愿那天起，也就在琢磨如何对付了。1931年12月5日，当南下的北京大学示威团300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时，蒋介石手下的军警特务立即动手，突然将学生包围，打伤30多人，逮走185人。12月7日，被激怒的上海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大。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集会，在CC派操纵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下，大批特务和流氓闯人会场捣乱，并把从南京来的北大学生-一逮捕。上海学生气愤之余，当天下午便聚集万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交出凶手。学生们坚持一夜，终于达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公布通令票传上海CC头目陶百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被捣毁。
此时宁粤党争正烈，广东广西方面的要人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和刚刚开扩大会议失败不久的汪精卫，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台。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他颇为头疼的应付学生要求北上出兵抗日问题，竟也随之而去。他未能出兵的罪责一下子都落到了赶他下台的政敌的头上。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3万多人，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走到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联合屠杀，33名学生被当场刺死，多人受伤，不少死者尸体被抛到河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蒋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学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兑现，没把自己弄得威信扫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获，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处于被动地位，必须设法对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后，如何对付学生运动，就成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务。
陈立夫对付学生的手段要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对付学生，用对付政客的那种欺骗、高压手段不行，因而采取了内外结合，表里兼治的手段。
陈立夫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学生内部利用落后学生，组织反动学生组织，从内部分化、利用学生运动。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当地组织一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某社，把落后学生组织起来，用以对付先进学生，用学生打学生，就不用再动用军警出面，有碍视听。当时学生活动最为活跃的是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陈立夫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在北平，由张厉生指使胡梦华、陈石泉、董霖等负责；在上海由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负责；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负责，在南京由徐恩曾负责。
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府，却未敢因势改名为“北平大学”，因为他怕因此惹出一场风波来。既然北平执全国学生运动牛耳，陈立夫当然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北平。
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统一，陈立夫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广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四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同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顾承锋，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宗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勋、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芳春、张光涛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为小组，小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梦华，他们是谢天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厉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诚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诚社”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破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曾任大本营秘书处科员，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醒亚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认为反蒋，动辄威吓及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濒、王延烈、周宗颐等6人，由于同在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竞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人了CC派。而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