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间完陈果夫的信，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无疑，陈果夫的话对他对党而言，确是忠臣之言，然而，蒋介石明白“整天在病床上呻吟不止的陈果夫，又怎能了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国民党有8个名额，这8位成员是陈立夫、孙科、张群、吴铁城、王世杰、陈布雷、张厉生、邵力子。
中共方面有7个名额，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
会场的气氛也显得格外轻松而热烈。
蒋介石穿着整洁，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今天他是开幕式的主角。
以往，凡是公开场合露面，蒋介石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以表示其威严。
今天的蒋介石却满面春风，笑容可掬，显示出少有的随和与谦恭。
蒋介石一到，会议主席便宜布开幕。
例行的仪式完成以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
蒋介石一讲话，马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威严，他以训斥的口气告诫与会代表：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会国家利益；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
蒋介石的下马威，把与会人员给弄蒙了。
蒋介石仿佛知道代表们要听些什么，只见他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道：“乘此机会，我要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几个重要事项。”
代表们肃静。
蒋介石宣布了四条：
一、确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有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确保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
三、实施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别予以释放。
蒋介石的话刚落，场内响起掌声。
不少代表为蒋介石的真诚所感动，认为这是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
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
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
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
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
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入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的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
1月31日，政协会议举行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神，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完的事业。”
政协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
陈立夫把政协会议的有关情况向陈果夫作了汇报，病床上的陈果夫气得发抖。
的确，政协会议的结果，令二陈沮丧。
尤其是陈立夫，开会前他曾踌躇满志，自命不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国民党的势力，他根本没把“民主协商”放在眼里，更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他自认为政协会议无非就是国民党大会的另一种形式，没想到共产党的代表个个都那么厉害，也没想到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在共产党一边，提起来，心里便觉得有些憋闷。
陈果夫更是忧心忡仲，他抚今思昔，怅然长叹：“因党的组织不加入，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
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明白国民党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更不知道该如何医治这些问题。
陈果夫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迫之以政，齐之以利也。”
陈果夫的弦外之音是：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陈立夫却与陈果夫的主张不同，也许他还年轻气盛，他根本不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仍然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动用武力消灭，他根本不把什么民主放在眼里。
国民党中央召开讨论政协决议的会议，CC派干将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给蒋介石发难。
“国民党完蛋了！”
“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投降共产党了！”
“共产党犯上作乱了！”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软弱无能了。”
“先总理创下的革命业绩，就要毁于一旦了！”
有人还指着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孙科破口大骂，骂他出卖了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陈立夫听了大家的牢骚怨言，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面对这场闹剧，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听之任之，以往的威严，此时此刻，已荡然无存。
一直到谷正纳等人发完牢骚，蒋介石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对决议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显然，蒋介石也和谷正纲等CC派一样，对政协决议十分不满，但他又表示，现在对此事已经无能为力。
5．图穷匕见“CC”发难
陈立夫对政协会议做出的决议极为不满，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
蒋介石经常半眯着眼，似睡非睡。有一次，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牵革之大端，妥筹补救”。
经过一阵密谋，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付共产党。
实际上，政协会议召开前后，CC特务就一直从事着破坏活动。
在政协会议开会的第六天，也就是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人民四项自由的第六天，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第四次夜会在沧白纪念堂举行，到会群众1000多人。
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张东苏、郭沫若两先生讲政协开会情形。
在张、郭二人讲话之前，就有特务出来捣乱打口哨，鼓倒掌，大喊大叫。
听众纷纷要求把“耗子”赶出去。
张东苏先生说：“人民太苦了，抗战胜利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兵，全国军队同时公开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
这时，台上忽然跳出十几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冲张东苏吼道：“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
还没等张东苏说话，又有十几个特务站了起来，一齐起哄。
张东苏被激怒了，声色俱厉地道：“是党军，是国民党的党军！”
群众也跟着喊起来：“对，是国民党的党军！”
“军队是国民党的皇家卫队！”
“是皇家狗！”
“养这么多军队，打日本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在群情激怒之下，特务们不敢作声了。
接着，郭沫若讲话，他的发言使大家哄笑了几次。
郭沫若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定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却是一堂和气。倒远不像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般杀气腾腾的样子。”
郭沫若接着又述及民盟、青年党及中共关于军事问题的方案。当他说到“今后军队应为人民服务，不能像现在这样鱼肉乡民”的时候，台下的特务们又公开捣乱了。
郭沫若怒不可遏，痛斥特务们：“连政府都是协商，你们为啥要这样！”
但特务们不听那一套，继续哄哄乱叫，不让郭沫若讲下去。
郭沫若哪里知道，政府在政协会上协商，陈立夫早就派CC特务们开始了捣乱活动。
会议终于开不下去了。
协进会第五次大会于17日晚举行。
李德全主持会议，原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传到会作报告，因当天政协散会较晚，曾只好委托李璜代讲。
李璜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成功。
特务们狂呼：
“打倒异党派！”
“拥护国民党！”
“拥护蒋总裁！”
报告人讲完后，一人特务骂了一声：“民主？民主你妈的x！”
邵力子是在李璜讲话之后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经陷入混乱。
大会主持人向邵力子汇报了特务公开捣乱的情况，邵当即宣布休会。
这次大会又不欢而散。
18日晚，第六次民众大会召开。
大会由李公朴主持，请邵力子和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
邵力子在报告中说，请大家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进行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希望国事要在和谐中解决。
中共代表王若飞指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地解决。
王若飞在讲话中还指出：蒋介石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实质，就是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王若飞的讲话，引起一阵激烈的掌声。
这时，中统专员刘俊山等人却突然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上投去。
顿时，讲台上乱作一团。
特务们嗷嗷大叫，石头像雨点一般向讲台投去。
王若飞怒不可遏：“你们太卑鄙了！”
许多群众立即奔上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奋不顾身，把王若飞送上轿车，直送到沧白堂大门之外，让汽车安全行驶。
一个在会场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就被殴打，腹部受伤，一些群众上去搀扶，也同样遭到殴打。
不少群众头部、腹部受伤，特务们哄闹着扬长而去。
第七次民众大会于19日晚举行，由章乃器任主席，请张群、吴铁城和梁漱溟作报告。
张、吴二人因故未到会。
梁漱溟在会上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不应该属于私人，不属于党派，不属于地方。
这时，一些特务打手又开始甩石头，放爆竹，致使一青年左眼受伤。
l月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这次大会下午2时在沧白堂举行，到会军民约3000余人。
大会一开始，便有特务骂大街。
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十几个特务一起围攻过来，破口大骂，不准他讲下去。
开完会，郭沫若走出大门，又遭到一群特务包围辱骂。
郭沫若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特务们却尾追不放。
“沧白堂事件”完全是由CC派特务一手制造的，客观地说，是由陈立夫具体策划的。
陈立夫制造这些事端的目的，在于破坏政协会议的召开，但是阴谋却未得逞。
陈立夫不甘心，又找陈果夫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经过密谋，二人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方案实施之前，他们一起去见蒋介石，争取他的同意后再下手。
陈果夫因为病情日益加重，很少再身体力行了，但见中共的影响因政协会议而日益扩大，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
陈果夫、陈立夫乘一辆小车急赴园林，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自政协会议开以后，一直打不起精神来，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侍官传二陈求见，蒋介石半眯着眼睛半天才说：“让他们进来吧。”
陈果夫、陈立夫进屋后，先问候蒋介石，然后坐在沙发上。
蒋介石看了他们一眼，欠欠屁股，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眯上双眼，似睡非睡。
陈立夫说：“委座，我们又商量了一个计划，想给你汇报一下。”
陈果夫说：“政协会议召开以后，共产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和平、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啊！”
蒋介石像没听到二陈的话一样，继续半眯着眼睛。
陈果夫与陈立夫交换了一下眼神，二人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脾气秉性，但从来没像今天这个样子。
陈立夫见蒋介石尽管半眯着眼睛，但还是在听着他们讲话，便把和陈果夫一起拟定的方案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遍。
蒋介石仍然一声不吭。
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蒋介石方案是否可行。
蒋介石半睁了一下眼睛，不闭上了，仍然没吭一声。
陈立夫看看陈果夫，意思是：怎么办？
陈果夫站起来说：“走！”
陈果夫毕竟比陈立夫老练，也更熟悉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无言等于默许，再问下去也不会表态，若急了，还会发火。
陈立夫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党部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
陈立夫向特务们正式发布命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办法来破坏各界人士庆祝政协会议胜利结束的活动。
方治、叶秀峰按照陈立夫的指令，经过一番密谋，做出四项决定：
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演讲。
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
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
四、挑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
经过紧锣密鼓的布置，拼凑了9人的主席团。
与此同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叶秀峰也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严密布置。
总队长龚景华、行动组长郑蕴侠负责调配人员，检验武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
全市欢腾，人心振奋。
远至数百里以外的学生，许多住在乡下的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前一天就纷纷赶到城内。
郭沫若偕夫人、保姆一家6人提前赶来参加。
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群众队伍，按时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有1万多人。
8点刚过，政协代表及筹备会选定的主席团尚未到达，而国民党御用组织的“9人代表团”在800多名特务打手的簇拥下，提前进入会场。
这800多名特务打手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
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等9人主席团”跑上主席台，气势汹汹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
李公朴是筹备会推定的总指挥，当他走向主席台时，刘野樵劈头问道：“谁是大会总主席？这总主席是谁选的？”
李公朴被问愣了，他不知刘野樵的来历，便说：“等主席团到齐后再共同商量吧。”
这时，章乃器到达会场，刘野樵又与章纠缠。
章乃器厉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主席团的人吗？”
还没等李公朴使任何眼色，马上窜出来几个特务，其中一个特务抓住章乃器的脖领，当胸就是一拳，还有一个特务大骂道：“老不死的，我让你凶！”
这时，台上台下的一些特务打手，趁机起哄：“开会！开会！”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讲台，并控制了扩音器。
李公朴、施复亮与刘野樵磋商总主席的人选。
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提出的是李德全。
刘野樵提出吴人初。
吴人初则提出刘野樵。
正在各执一词，难以敲定之中，扩音器里传来周德侯的吼叫声：“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
周德侯的声音刚落，几百名特务齐声叫好，并热烈鼓掌。
周德侯便宣布庆祝大会方程：
一、开会。
二、奏乐。
三、学党歌。
四、读总理遗言。
五、请大会总主席刘野樵讲话。
特务们又一阵起哄，鼓掌。
面对眼前的形势，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郭沫若义愤填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大声齐呼：“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同志讲话！”
李公朴刚走到台前，一群特务马上包围了他。
李公朴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特务挥动拳头咬着牙吼道：“你说干什么？揍你！”
另一个特务也凶狠地说：“今天我们要给你们放放血！”
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把李公朴连推带打弄下台，一阵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台上台下，秩序大乱。
李公朴被扯着胡须围着会台转，胡子被扯掉许多，头部被铁尺打伤，顿时血流如注。
特务们一边打人一边乱吼乱叫。
“请勿打人！”郭沫若挺身而出，护住李公朴，并大声喊道。
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特务上来指着郭沫若的鼻子质问道：“你是谁广
“我是郭沫若，你们为什么打人？”郭沫若大声反问他。
那特务伸出拳头对准郭沫若的眼镜狠狠地打了一拳：“打的就是你郭沫若！”
郭沫若趔趄几下，差点跌倒，他在地上乱摸眼镜，幸由中国妇女联谊会负责人朱宝粹捡起，并把他搀扶到一边。
马寅初也屡遭拳脚，身上的马褂被剥走，文稿也被抢走。
施复亮被追打到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内，特务还不罢手。
正在这时，市参议会长胡子昂赶到，趁机用车把施复亮接走。
打得正激烈，周恩来赶到会场，目睹被打的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人，禁不住不胜悲痛，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家广
当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仍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名义，通过了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
特务们还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劫一空。
陈立夫导演的这场闹剧推向高潮，特务们洋洋得意，欢呼胜利。
陈立夫并没有就此罢休，2月22日，他所指挥的100多名CC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历时两个多小时，将报社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殴打，有的受轻伤，有的受重伤住院抢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早已被陈立夫布置好的中统特务们蜂涌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当夜得到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京、沪各报刊也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全国舆论哗然。
蒋介石见事情闹大了，对陈立夫大发雷霆。
陈立夫效忠蒋介石才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系列事情，但事后却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心里自然窝火，但事情毕竟闹大了，影响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难言。
蒋介石见陈立夫默不作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处理好善后事宜吧。”
陈立夫回来后，有气没处撒，他把叶秀峰找来，骂他不该轻易伤人，把事态扩大。
叶秀峰委屈地说：“我是完全按你的旨意办的呀。”
陈立夫说：“你知道吗，现在连我们党内也有人对我们不满。马歇尔也骂我是‘反动分子’，你搞得这是什么？”
叶秀峰仍不服气：“本来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但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总之，都是按你的旨意办的。”
陈立夫把手一扬：“我体得跟你争！”
叶秀峰看了一眼陈立夫，吓得不敢再说什么了。
陈立夫觉得自己的态度也有些不对头，忙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停了一下，他又狠狠地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6．“中央党员通讯局”如法炮制
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国际舆论上也给予压力，而蒋介石又舍不得放弃“特务势力。二陈出了个万全之策：把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使中统局的原班人马全部保存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
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体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的极度不满，全国上下一致呼吁蒋介石要尽快实现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不能放弃特务机构，更不能放弃二陈，因为这些年来，二陈和他的机构确实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时局的发展，二陈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
蒋介石很为难。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
蒋介石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1945年底，蒋介石曾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策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经过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反复密谋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完整地保存下来。
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出台后，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保存实力，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
蒋介石批准施行这一方案。
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费尽了周折。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
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总得给中统一个落脚之地，后来，他们找到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张厉生原是二陈的部下，很痛快地同意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提案送到立法院以后，却受到了许多立法委员的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
陈果夫、陈立夫十分沮丧，没想到中统局找个落脚的地方这么难。大家平时在一起，见了面你好我好，表面上都不错，但到了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就往后缩了，唉！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陈又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
“中央党员通迅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很有势力，这个方案没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国民党中央下令撤消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一切由陈立夫安排。
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
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博；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拌；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
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
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这样，中统局表面上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和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却难以解决，即经费开支问题。
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以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庞杂、组织臃肿，开支浩繁。
蒋介石既要实行“宪政”，也得装出一点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等于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帮子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以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办法，在行政机关增设机构。
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桃”的特殊机构。
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呈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科，从两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担任。
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帅新成立的两个科。
第六科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
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
当时CC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
陈立夫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长职位。
陈立夫找到李磺，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内心矛盾重重，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
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拌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4科1室，其中3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1科1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
该处公开的任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由中统特务中派遣。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部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
主计处第六、第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长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然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就这样，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划。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定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入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中统局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不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没有停止特务活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趋恶劣，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勘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把陈立夫等人找来，召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命令特务们在“勘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们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要尽快行动，迅速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CC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约有6万人列入黑名单。
仅10月份，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当时在浙江杭州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浙江省调查统计室，由中统特务俞嘉庸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为站长。
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于子三是一个重要人物，罗霞天认为把他干掉，可以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调查统计室，根据浙大的中统特务张耀华搜集的情报，并从邮电检查中查获的信件线索，侦悉于子三去苏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决定于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个中统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守候在杭州车站等候于子三。
10月25日那天，于子三和浙大的另一个同学，果然由苏州返杭州。
他们刚下火车，特务就把三轮车骑到他们面前。
于子三和同学坐上三轮并一道到了同学汪羞家，参加汪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