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奈的副总统人选
二陈秉承蒋介石之意极力支持孙科竞选国民党副总统，结果李宗仁却比孙科多出143票当选，陈立夫感到意外，他没承想反对自己的一些CC派们偷偷倒向李宗仁。
1948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线上一筹莫展。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
1948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竞选事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事，一直没有表态，李以为蒋同意了，便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发表了竞选副总统的谈话。
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孙即表示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
第一，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于取得人民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孙科与蒋搭档比较合适；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几日后，李宗仁到了南京，当时国民党人选副总统的，除了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和程潜。
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指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矛以党纪制裁。
陈立夫忘不了23年前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那次“冒险”的选举。
蒋介石为了确保实现“总统梦”，让二陈操纵大会，当时，陈果夫正在莫干山养病，主要工作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亲自出马，布置各地党部选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会代表，指示他们要“忠于领袖”。
由于大会代表大多为二陈亲信选派，因而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出4票！
陈立夫很不好意思，亲自在黑版上擦去一个“正”字。这样，陈的得票就比蒋介石少了1票。
这件事后来让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差点没把陈立夫给扣起来。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陈立夫就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蒋介石是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他的最高威信的。
某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即孙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后来，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的决定。
自抗战胜利后，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声势越来越大，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局面。
毫无疑问，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不遗余力地支持孙科竞选，因为这是蒋介石的旨意，在国民党内，陈立夫只听蒋介石的。
然而，陈立夫怎么也没想到，李宗仁却得到了复兴社。三青团的支持。
多年来，由于争权夺利，CC派与三青团积怨甚深。三青团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认为，如果孙科能胜利，蒋介石会更加信赖陈立夫，CC会更加得势，于是，他们公开支持李宗仁。
1948年4月4日，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议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蒋介石主持会议。
蒋介石在讲话中说：“首届总统应提出一位党外人士担任，特提出下列三项人员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
蒋介石表示，他无意于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
蒋介石讲完话，就离开了会场。
会场上议论纷纷，人们认为蒋介石要推胡适来当总统，甚至有人说蒋已经派王世杰征得胡适同意。
休息后继续开会，会议由孙科主持。
黄埔系多数人主张蒋不当总统，让他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
而陈立夫和戴季陶则主张仍应推蒋为总统候选人。
张道藩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当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
经上下午两次讨论，结果仍一致推选蒋介石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告诉蒋介石。
谁知，蒋介石仍不赞同，最后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
4月5日上午9时，中央常委员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会上仍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久久不能做出决定。
张群看到事不宜迟，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
常委会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等三人前去面见蒋介石，转达常委会的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定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
4月5日下午4时，中央常委会继续开会。
张群首先发言：“我与立夫、布雷已征得总裁意见，在宪法外另定条文，如临时条款之类使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作紧急处置，在这个条件下，他愿意做总统候选人。”
常委会当即通过张群等所提意见。
4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临全会继续召开，由张群代表常委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
全会当即作出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总裁竞选，但党不提名。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只有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由党提名。
在通过此项决议时，经张群说明，根据此一决议，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联署竞选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四人都可以联署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被国民党临全大会取消，心里很不高兴，他在各种公共场合大骂不受党内约束的人，矛头直指李宗仁。
4月19日，国民党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269票。废票35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打X，更有写“孙中山”的。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
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
开票结果：
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
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于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23日下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给砸了。
事后李宗仁嘱程思远拿四根金条给刘士毅转龚德柏，以示关注之意。
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借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交他们支配。
蒋介石很聪明，他见形势的发展已不利于孙科竞选，干脆支持程潜，用程潜来击败李宗仁。
而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别人难以看出的用心，就是要程潜来分李宗仁的票，好让孙科渔翁得利。
4月24日，第二次投票产生结果。
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24日下午，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的程潜争得的票全部给孙科。
贺、袁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看。
同时，蒋介石又示意程潜放弃竞选，要程潜把选票全部给孙科。程潜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潜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
24日晚，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宏、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
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夜后2时作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群情激愤，纷纷罢选，25日，“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
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
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召开中央常委会，劝请李宗仁取消放弃竞选。
经白崇禧说和，李宗仁取消放弃竞选。
4月28日，“国民大会”召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二人。
4月29日上午9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
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第一副总统。
李宗仁之所以能够当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对陈立夫及CC系的人倒向了李宗仁。
2．幸得桂冠——是非声中的陈副院长
蒋介石镇静地说：“赞成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请站起来！”CC系的特务们都站了起来，只有汤如炎半坐半立，蒋介石问他：“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说：“我原是反对的，既然大家都赞成，我只好服从。”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
开会前，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
蒋介石说：“今天召集大家一来是吃便饭。最近，大家都很忙，局势又很紧，好久没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了。二来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问题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蒋介石过去讲话总是板着面孔，今天却格外和气，大家有些莫名其妙。
席间，蒋介石说：“我提议张群、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你们看怎么样？”
蒋介石说完，看看周围的人。呆了一会，一直没人出声。
大家心里都明白，蒋介石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过了一会，黄宇人起立发言：“蒋先生为何不提胡适？”
蒋介石脸色一沉，非常不高兴地说：“书生能成什么气候？”
赖琏站起来说：“我赞成何应钦先生。”说完又看看大家，又补充一句：“我的意见仅代表我自己。”
蒋介石却说：“何应钦还要负责军事，现在战事要紧，军事上离不开他。”
陈立夫看出来了，他知道蒋介石极力让张群当行政院长，就站起来说：“我赞成张群。”
蒋介石得意地看了陈立夫一眼，示意他坐下。
对陈立夫的提议，却没人表态。
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立即宣布表决：“同意张群同志的请起立广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
之后，蒋介石说：“好，行政院长的人选全部通过。”
在座的人都坐下了。
大家接着劝酒、吃饭。
蒋介石说：“下面开始讨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
在座的人谁也不说话，等待着蒋介石提名。
蒋介石接着说：“我提议，由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请大家发表意见。”
沉默。
这时，黄宇人站起来发表意见：“孙科任立法院院长，本人表示赞同，但陈立夫任副院长恐有些不妥。”
这时，汤如炎、朱家骅、王启江等人站起来，表示反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
蒋介石默不作声。
陈立夫有些尴尬，他万没想到黄宇人等人竟当着面反对他当立法院副院长，他暗地里咬牙，他心里又有底，有蒋介石撑腰，不论什么人反对，都是徒劳的。
在这种态势中，CC系的人当然挺身而出替陈立夫说话。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道藩，他说：“我赞同立夫同志当选立法院副院长。立夫同志在我党内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工作经验和政绩都十分突出。我认为，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非立夫同志莫属。”
赖琏站起来责问黄宇人等人：“请问你们不赞成立夫同志当选立法院副院长的理由是什么，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黄宇人说：“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立夫同志显然不宜担负这一职务。”
张道藩有些激动地说：“照你这么说，立夫同志在党内有不团结现象，与党内同志有个人恩怨。现在是选举，不是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赖琏也跟着说：“立夫同志为人怎样，政绩如何，我想，党内同志自有公论，委座心里更是明白。”说完，看了一眼蒋介石。
黄宇人、汤如炎、朱家骅、王启江等人又站起来向CC系反驳，双方对峙，各执一辞，互不相让，选举争论进入白热化状态。
蒋介石见双方争执不下，喝了一声：“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宣布表决！”
大家都静了下来，陈立夫像见了救星似地看着蒋介石，等待他的裁决。
蒋介石吭了几声鼻子，镇静地说：“赞成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请站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
CC分子们齐唰唰地站了起来。
黄埔系分子也相继站了起来。
黄宇人坐着不动。
朱家骅磨蹭了一阵，见大家都站起来，自己也站了起来。
王启江犹豫着站了起来。
只有汤如炎的姿式最有意思，半坐半立，说不清是什么姿式。
蒋介石过来问汤如炎：“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
汤如炎说：“我原是反对的，既然大家都赞成，我只好服从。”
有人想笑，但没有出声。
蒋介石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应少数服从多数，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
黄宇人站起来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无实际意义。”
蒋介石听了十分震怒：“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压制民主，压制群众了吗？”
黄宇人吓得不敢说话了。
陈立夫站起来对蒋介石说：“委座息怒，委座息怒。”
宋美龄一看势头不对，低声对蒋介石说：“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
蒋介石宣布散会，率先拂袖而去。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相抗衡。
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口径一致，共同对付陈立夫。
一些人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
自此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由参加者分摊。如有不足，则由邱昌渭支付。
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
第二天，邱昌渭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单据。
餐馆经理说：“欠帐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
过了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说，中统已向蒋介石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完全是李宗仁一手策划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单据为证。
蒋介石信以为真，对李宗仁恶感更深了。
1948年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
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
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
这次选举，使反对陈立夫和CC系的人败下阵来。陈立夫也出了一口气。
后来，有人说，陈立夫顺利当选的原因，是傅斯年无意参加竞选，这样，支持傅的人就中途退出了，也有一部分人被陈立夫收买了。
当了立法院副院长的陈立夫，很快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付诸行动。
但对于中统局这班人马，陈立夫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
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的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们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报编制设局长一人，陈立夫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之职，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内政部部长，他也想插一下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只得答应。
张庆恩任第一处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各省、市调查处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业务、交通三科。
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他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
同时，由陈立夫本人按着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
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布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
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
因此，内调局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只有是收拾残局了。
陈立夫与季源溥反复商量，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主要抓三件大事。
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潜人大陆，从事搜集情况和破坏活动。
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书记。抗战胜利后，季源博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
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曾在香港汇钱给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希望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进行潜伏活动。
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
这一计划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据点建立起来。
此时，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得又西迁重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陈立夫的种种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刚刚筹办，有的刚刚铺开摊子，就被打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