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果夫说“我也曾在金融界”
陈果夫荣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孔祥熙对大家介绍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陈果夫当即顶了过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
弄得孔样熙很尴尬。
国民党四大家族，主要是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确定的，从这方面来说，蒋、宋、孔、陈这四家，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也可以说是后起的。
陈果夫、陈立夫早就想插手经济，目的并不在于个人腰缠万贯，而在于解决党务活动经费不足问题。
1932年，CC干将刘不同前往南京，向陈立夫索要活动经费，陈立夫颇为感慨地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
陈立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党员交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且绝大多数不交。校长（蒋介石）原计划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之，而且希望宋子文、孔祥熙二部长多出点，可是事实上，他们口诺而不行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办企业，大家都成了资本家，党费还愁没有办法吗？”
陈果夫也有类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后，二陈觉得此事迫在眉睫，所以操办的更为积极。一方面操纵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设立了以孔祥熙为首的党费基金筹募委员会；另一方面，鼓动CC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
在抗战胜利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以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二陈在经济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方面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更重要的，经济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二人对二陈坚决抵制，反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插手。
“蒋家天下陈家党”多少年来，二陈一直与“党”打交道。
陈果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陈果夫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退，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
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陈果夫对金融很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挤进金融界。
陈果夫在20年代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陈果夫仍想重温当年的旧梦。
陈果夫还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话：‘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平生总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二陈是怎样挤进金融界，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
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不便直接管银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可蒋介石又不愿放手，于是又设了一个其他银行绝无而农民银行仅有的理事长，由蒋介石兼任，使蒋仍执掌核心权力。
陈果夫此时在陪都重庆，眼睛就盯住了农民银行，机会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拢。
1940年5月，农民银行改组扩充，体制变为董事长制及总理处制，经过陈果夫的一番活动，金融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按蒋介石的预先通知，陈果夫将出任农行常务董事。然而10月正式宣布时，陈果夫的叔父陈其采为常务董事，陈果夫仅为董事。
陈果夫感到吃惊。原来蒋介石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所以临时才改变主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7个董事之一，脐身于农行的高层决策者行列，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想农行不是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给了他一点难堪。
孔祥熙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
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顶了回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弦外之音，别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后小心点。
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张起来。
陈果夫果然不差，出任农行董事以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去。
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财政有崩溃的可能。
蒋介石为孔祥照管理经济渐渐失望，而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联系美元，分身无术，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党内部，即懂经济，又忠诚蒋介石的人不多。蒋介石把目光投向陈果夫。
1940年，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订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贷款本息共53万元；农贷区域共299县市；农贷机构112所；农贷人员共722人。
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
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当陈果夫的农民银行有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即问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要登上这一宝座，就必须倒孔，将董事长孔祥熙赶下台。
1945年，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黑幕终于败露，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到来，即借题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置于死地。但孔祥熙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
尽管CC系在该案始发时煽风点火，但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中获利最大，当了财长兼银行总裁，搞得不好，会将所有的肥缺都收到囊中，CC系只能成为水中捞月的猴子。
于是，陈果夫开始改变策略，即由倒孔到反过来拉孔，到处为孔祥熙说好话、打圆场。
孔祥熙见陈果夫一班人并未落井下石，倒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将农民银行让给陈果夫。
1945年9月11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经国弟弟，谓奉委座令，征求余意，能否担任农民董事长，余允之。”
按说征询任命一事，一个电话即可解决，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登门征求意见，由此可见，蒋陈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2．力筑陈氏“金融帝国”
1945年11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0月，陈果夫又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董事长。
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元老陈果夫先生继任。”
这时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看出席会议的保养的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陈果夫想道：“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上任伊始，陈果夫开始着手完善农行各项制度。农行在孔祥熙任职内，任人唯亲，公私不分，纪律松弛，现在由他执掌大印，就得有新的施政纲领。
于是，陈果夫公布了他亲自斟酌制订的《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该方针共18条，其中规定：
中国农民银行必须成为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之银行，其业务方针，应以实现三民主义之经济政策为方针，投资方向，应着重农业机械化，乃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保险等，注重于农业仓库业务，由此扩展至各信托业务，以代替旧式之典当；并可施行实物放贷，在收复区域……本行应参加接收、经营，以便配合运用，应利用土地开发等方法……更可利用实物发行债券，以为周转；中国农民银行之分支行处，应普设于多数农民集中交易农产品之中心地点，务与合作金库及合作社配合发展，以逐渐完成金融网；银行职员……应人人明了三民主义等等。
这个经营方针，是陈果夫历年来参与国民党各种事物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金融行业发展方向的设想。
虽然陈果夫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把为农民谋福利摆在重要位置，但细察其内容，除了要设法采取各种形式积聚更大资本，以向各个方向发展外，看不出从哪方面能给农民带来好处。
为了表示他与前任的区别，陈果夫亲自为农行题写了“清慎勤敏”的行风，并解释说：“一人不取谓之清，深筹远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
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防共反共。
陈果夫担任董事长以后，蒋介石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功能，要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共产党。
总之，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陈果夫上任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1946年1月20日，陈果夫收到一个机密件，拆开一看，内容有一条，上写道：
陈董事长，李总经理，王监察：
中国农民银行应本该行既定方针，以发展农业经济、办理农民福利事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唯一任务，同时并应研究如何利用地方农业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事业，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希本此指示，所拟该行今后业务计划呈核为要。
中正
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此时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高级会议确定了国内和平的基本方针。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却积极备战。
与军事行动相呼应，地方乡镇保甲制度正在严厉推行。陈果夫自然知道农行的特殊地位，他为农行制订出周详的计划，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中心工作。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的一大特权，这是二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特别贷款。
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放出，秋收后收回。
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款项，亲自拟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豪、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
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予贷款，但佃农自己有1／3资金以上，方可贷款。
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困难，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哪里有1／3以上的资金呢？实际上农贷等于把他们排除在外。
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其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
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他们怎么把这些实惠让给农民呢？
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
陈果夫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快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持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所领导的中国农行，经他稍加改变，又成了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
农产品在国内是大有利可图的商品，又是出口的重要物资，抓住了粮食等农产品，就抓住了中国最大的财富。
陈果夫支持农行各分支机构，大量设置仓库。但是，他又不愿用现金去收购，而是按在江苏设计并得到蒋介石赞同的方式，即用粮食库券来收购老百姓的农产品，农民将用自己血汗收获的粮食交到农行仓库，得到的是以当时价格折合的农行自己印制的代价券粮食库券。
农民也可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到粮仓兑换粮食，这样，农行一张废纸，即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任凭这粮食库券的一进一出，农行即收益不少，而当粮食价格暴涨时，或将这些粮食运出境外时，农行的收益则难以计量了。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第三次国内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又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交给了陈果夫。
仅1946年11月至1949年3月，农行就从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收购军粮146万市石，而1947年底到1948年初，农行在南北主要产粮区购进军粮50万石。
对此，南京政府非常满意。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发电给农行董事长陈果夫和总经理李叔明，嘉奖他们购办军粮，颇获成效。
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人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对于农贷和粮食收购中的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行以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转向信托活动。
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钞票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机构。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活动中便可瞬息万利。
陈果夫正是看出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
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
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拨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驻，以100亿万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为棉花，农行一面以低价格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又以商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当时政府规定，由政府拨些款收购国棉，并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可获得大量利润。
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
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
对于杂粮及其它经济作物，陈果夫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
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3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
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4个月的周转期，盈利45个亿。
他们远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桐木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使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
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汤盐和精盐，行销几个省、市、地等单位，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国统区各大、中、小城镇。
该公司资本额登记时为200万元，1947年增为1个亿，后又增到10个亿，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万，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
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机，也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5年，参政员黄宇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清政府初查案。”并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对于典当事业，陈果夫一直念念不忘。
在江苏执政期间，他对典当改革问题曾提出设想，可惜没有时间去实践。主掌农民银行后，他既有钱，也有权来实施这一计划了。
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陈果夫向与会的同僚直率地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融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
1947年3月14日，在陈果夫的支持下，农民银行召开典当座谈会。
陈果夫说：“典当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撅，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多认为是正当职业，我认为典当行业是高尚的，是为了救济那些进当铺的人开办的，是一项慈善事。”参加会议的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便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职能。
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会议最后做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农业贷给项款，并派员督导。
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谈，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农行。
最后，中国农民银行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至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
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嫌取高额利润。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而无负债。
陈果夫执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并拥有大量出口农产品，农行被指定为经营外汇的银行之一，于是农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
1947年上半年，农行发放棉花贷款160亿元，蚕丝货款3460亿元，烟叶贷款64亿元，茶叶贷款160亿元。
这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实际上在当时已不值几何，任凭这张废纸，全国很大一部分粮食、棉花、大豆、粮油、蚕丝、茶叶等，被农行搜罗起来，运送出境，换得大量外汇。
除了抓出口换外汇外，陈果夫当然不会忘记进口物资。他很明白，宋子文、孔祥熙就是靠把持这些东西发财的。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都要拨给中国一部分物资。按规定，这批物资应归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出这里的甜头，决定设法力争这笔物资的分配权。
陈果夫抓住宋子文假公济私这一把柄，把宋搞得狼狈不堪。他利用其在国民政府的职权，尽量给宋子文施加压力。
这样，宋子文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好处权”给农民银行。
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一批化学肥料，这批化肥应该由农行负责发放。
根据农民银行宣布的数字，化肥总数为88771吨，其中实物贷放51000吨，免费发放35000吨，其余2771吨作为调剂之用，这一大笔物资，农行当然捞到不少好处。
另外，陈果夫还控制着几个私人的银行钱庄，其中如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于1887年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这个银行在1933年由国民政府接办，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实权人物是陈果夫的亲信骆清华。1942年成立的中国工矿银行，是由陈立夫任董事长的。
上海的春茂钱庄，在1947年吕月12日董监会上，改由陈果夫的77岁的父亲陈其业担任董事长。另外，上海大中银行、成大银行也是由CC系的人把持着。
从40年代初起，陈果夫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在国家四行二局一库中，独占一行一库，分享一行二局（此时交通银行正由赵棣华任总经理，中信局局长是陈的信徒）7分中占有4分。仅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尚未钻进去。
这样，一个新兴的金融帝国俨然建立了，它雄视一切，力图与孔、宋二大金融巨子一比高低。
对于陈氏家庭的迅速崛起，蒋介石喜忧掺半。
一则为报陈其美当初的提携之恩，他觉得应该让陈家二虎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陈氏家族发展太快，其他派系会有怨言。
蒋介石一直兼着中国农民银行的理事长，这是在其他银行都没有的奇怪的职务。
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
一天，蒋介石与陈果夫、李叔明商谈农行发展事宜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农民银行的事，你陈果夫都可以管，但人事你不能管，农行的人事让李叔明管。”
蒋介石又对李叔明说：“农行的主管人员应该在老人中挑选，不要滥用新人。”
李叔明当然也不能管人事，他必须请示蒋介石同意，得到蒋的直接点头，才能执行。
蒋介石还想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陈果夫赶出农民银行，只是陈果夫善施解数，决不退让，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3．跻身“四大家族”行列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陈果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以银行为依托，大搞经济垄断和非法合作，几年内，便在经济上跻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在陈氏家族的金融史上，合作金库也是其走向成功的一座丰碑。
《蒋家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陈果夫、陈立夫建金库营业，成为金融巨子的：
1941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
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
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
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界，在金融界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的反对下，此方案未通过。
为了加速筹备中央合作金库，根据陈果夫的建议，国民党中央于1945年底，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等人任委员。
有人推举陈果夫担任主任委员，而陈果夫竟力推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用心良苦，称自已一是常病，难以实际领导，二则可使陈立夫利用合作社，加速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但是，大家认为陈立夫从未参加过合作运动，没有搞合作的经验，因而，仍荐陈果夫为主任季员。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搁浅了5年的提案，决定建立中央合作金库。
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作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寿免成任总经理。
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不久即加入四行联合办事处。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按照蒋介石与陈果夫的设计，中央合作金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绥靖区内以经济力量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他们打算以中央合作金库为龙头，然后逐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全国，在5年的时间里，将成立各级全作金库16000多个，建立35万个合作社。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总库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再在其它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尽可能在全国建立起金融网。这个金融网在全国办理汇兑，吸收存款，并办理绥靖区以外较安全地区的合作贷款。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按说蒋介石、陈果夫手里已经有了一个万能的农民银行，这个银行已经将多行多业的业务抓得紧紧的，对蒋介石军队的支持干得好好的，现在成立合作金库，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孔、宋。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二陈的发展趋势可台超过孔。宋，仟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刁民”，抓住农行超轨业务，使得陈果夫的脸皮难以放下。
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
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后为，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国民党军队代购粮饷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农民。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
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以来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事。
至于原来标榜的向农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上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
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有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大事小事，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于陈立夫没有出任主任委员，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反革命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使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大发横财的是陈氏兄弟，并成为孔。宋在金融财问争夺权力的工具。
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竟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又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主要产棉区，都有一些棉花私人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金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冷。当时有人评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由此不难看出，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运转发财的后面，是无数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业的辛酸血泪。
陈果夫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就是行政权力了。由于他们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自然是“党”和“国家”，所以，这是其他私人企业及商人望而生畏，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运销业务，并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大中城市及乡镇设立零售业，其势力遍及国统区各大中小城镇。
这样，在政府的撑腰下，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不仅挤垮了大部分私人盐号，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售盐时，均在盐内加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来自对陈果夫幼时的传统教育。在众多的古书中，他记得最熟的是《大学》中“有土斯有财”的一句。对这句话，他深信无疑，屡试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