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陈果夫料到，八年抗战，土地荒芜，战后将出现无主荒地。充分有效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机遇，可发一批战后财。为此，他上书国民政府，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和“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强调战后垦植事业的重要性，指出，大量荒地，必须收归国有，或采取德国实施的移民法，或采取苏俄之大规模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场制度，以尽快恢复生产。
对于陈果夫的意见，蒋介石极为重视。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起，蒋介石企图以经济手段辅助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是，向农民银行亲下手今，要陈果夫设法开发全国荒地，以增加生产。
陈果夫拿这支令箭，立即商诸农林部、地政部，这两部虽为国家主管土地的最高机关，但也奈何银行不得，只有唯命是从。
这样，中国农民银行、农林部、地政部联合组成了土地开发公司，“公推”陈果夫为董事长。党营事业终于集合了工农商文各界，陈果夫这位中央财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借助“筹措党费”的名义，果然八面来风，财运亨通。
陈氏家族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然后在工、农、商、文各界插手，进而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陈氏家族终于出人头地，跻身于蒋、宋、孔之列，使中国出现了四大家族。
在中国人眼里，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天有四时，地有四象，国有四维，礼有四德，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也有四谛。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妙就妙在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二陈很聪明，与宋子文、孔祥熙相比，他们与蒋介石少了姻亲这条天然纽带，于是，他们牢固建立稳固的根基，先抓党权，而后集聚资财，重要的是，在抓党权的过程中，陈氏兄弟聚集了各路“英雄好汉”，二陈的这些CC人物，都对陈氏家族忠心耿耿，有了这些铁血人物，何愁事业不成，财富不增，这是陈氏家族有“幸”，并成为金融巨子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家族一跃成为金融巨子，中饱私囊，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年，便在工业、农林、商贸、文化、金融各界均有染指，并领一时风骚，其经济实力当然不在蒋、宋、孔几家之下。
4．居然还有“清白人”
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日“年赏”。
5．曾经赢得胡适的敬佩
陈果夫经管党务，染指经济，不顾体弱多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然而，他对国民党教育事业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有着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校复员南京，陈果夫发起在南京合建介寿堂，先书有《介寿堂记》：
民国三十五年春，中央政治学校复员离川，各同学合力捐献之中正堂将随全部校舍留于陪都。同学惋惜，奔告于余。余日：“吾校本旨，原为育才，贡献党国，今吾去堂留，而继承之者，仍为学校，举以赠之，亦复何憾。引以吾校之众，分布地域之广，东归以后，仍可另谋创建，其庄严或更甚于此，是在诸同学而力行如何耳。”
继恩是年十月三十一日，适为校长，蒋公六秩华诞，乃倡议建筑介寿堂于首都。同学闻之，鼓舞欣从。自春且冬，从事筹募，赖诸同学之合作，暨社会人士之协助，巨款立”集，继尔鸠工龙村，殚心竭力，历八月而堂成，恰逢本校二十周年校庆，询盛事也，溯维二十年来吾校长戡乱御侮，宵吁忧勤，卒之两复河山，由残破而完整；四裔民族，由散漫而团结；由消沉而恢宏光大。丰功伟绩，震耀寰区，以大德而克享大寿，不亦宜乎。
吾校毕业八千余人，亲承校长之领导，更沐其教泽，值兹胜利既奠，建国伊始，营构斯堂，不但示崇敬，抑亦表达吾同学对于国家建设之趋向，为社会服务之忠诚。深愿全体同学，今后在校长领导之下，于役党国，公余集议于斯，游乐于斯，亿兆颂歌，以增进吾党乃至吾校之光荣，不更懿哉！是党自设计营建迄落成，余亦当添列其役，因为记其缘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吴兴陈果夫恭撰
1946年前，政校奉命改为国立，是年为政校20周年校庆，陈果夫在病中又撰文表示祝贺：
“国立政治大学之命名越数月，而学校庆祝其二十周年，学校诞生在北伐军事未完之时，其后大局粗安，核事亦渐上轨道；而抗战以起，转迁万里，三易其处，去年胜利复员，乃复返于首都红纸廊原址。二十年来，在动荡忧患之中，逐渐扩展成长，得有今日基础，缔造经营之不易，盖可知矣。
学校之名凡三易，每易其名，皆所以配合革命建国之每一阶段，军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及宪政之前夕，而为国立政治大学。盖党国所期望于本校者，固异乎一般大学，况军政、训政，为期犹短，若宪政则漫无止境，本校此后所负责任之重大，尤千百倍于往昔，今日虽度其二十周年，实为步入新程之开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令人有无限任重道远之感。
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建国目的，设本校以培养建国干部，故学校一贯教育方针，皆为如何实现三民主义达成建国目的为依归。自宪法颁布，三民主义融会于宪法，而公诸全国，不复为本党所专有，本校亦于是由党办而改为国立。从知本校校名、地名之变更，不徒为党校、政校之延续，抑更加重其对于实现三民主义之责任。本校同学应如何恢宏气度，猛进学业，领导全国大学，共向实现主义之途而努力，庶无负校长之期望与学校之培育。
本校教育方法，本先圣明诚之教，而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施教之程序，各学期课程配置，悉准于此。
第一学期以军训为主，所以正其心志，严其纪律，立求学之根本。自第二学期以后，则先之以博学，配广泛之课程，继之以审问，择其重要课程，改以灌注方法教授之，使渐由被动而成为主动，再进而为慎思，为明辨。则重在以启发方式，使学生能就所学，而融会贯通之。
最后工作实习为教其笃行之始，此本末先后之一贯施教程序，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一。
其次为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全国大学之有军训军管，实自本校始。我人应知真正之民主，盖从纪律生活中孕育而成，无纪律即无真民主可言。民元以来，国事纷扰，即坐于全国上下未解民主真意义，而本党建国所以在宪政之前，先之以训政者，亦无非为国家建立一纪律基础，为民主之前驱耳。
本校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之主要目的，在养成纪律精神。至于军事之操作，生活之整场犹其余事。方今宪政将始，凡留心国家之前途者，殆无不恍然知纪律精神为民主成败所系，事萌而后理明，本校军训制度在大学教育上之价值，将由是而始可其评得失也。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二。
再其次为训导制度。学校教育往往偏重智育，而智育之中，又往往偏重书本，忽视以实际生活作教材；本校训导制度即所以补救此弊，实为导师之扩充也。举凡学生之德育、体育以及思想学业，均在训导范围之内，尤其指导团体活动、演习、开会、选举等等，最能收即行即知之效。
本校毕业同学入世问事，每多得力于此，故较诸在校同学，更能了解是项训练之意义，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三。
果夫参与核事多年，于其二十华诞之日，谨举所知本校教育之特点，以示无忘，倘亦为申祝之一道。”
1947年6月，陈果夫又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为配合生产建设安定国家社会拟具改革中等教育之初步办法原则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交教育部办理。
陈果夫当年有“青年修养立业格言”，又称“四要则”，是在中央政治学校为学生们写的：
修身要则：奋志气，择师友，勤学问，辨义利，能改过，尽忠恕，振精神，练身体，任劳怨，扩才器，守法度，重廉耻，慎言语，端举止，儆骄情，戒奢侈。
卫生要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
行政要则：知人善任，重道亲民，综付名实，提纲挈领，信赏必罚，体察物情，奋迅振厉，刚健笃行，宽猛相济，正大廉明，平准和洽，布公开诚，训导研讨，计划责成，。防微杜渐，创造持盈，尊贤远佞，温故求新。
用人要则：正身立己，作则为师，选贤与能，崇德尚志，鉴别器局，考察文理，以事试功，就地教士，铨衡职位，尽其才智，严明赏罚，养廉重耻，公不议私，言必及义，诚信相符，祛除派系，用含有度，达情研几。
从以上陈果夫所著文字中，可见他为推行国民党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其良苦用心略见一斑。
从1928年起，陈果夫出过很多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生活、卫生、礼俗、幼儿读物等无所不包。
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的到呢。”
晚年，陈果夫的一些著作是在病榻上完成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