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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裂痕渐起

作者:李西岳/苏学文 当前章节:14848 字 更新时间:2026-6-16 02:12

1.“现在中央谁做的好”

陈果夫在政治上积极反共,在经济上又为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卖命,为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用心良苦。

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百般欣赏与信任,而在感情上却与他们若即若离,所以二陈一直得不到重用,而且,蒋介石还想找机会把他们踢开。这一点,二陈开始没感觉到,后来慢慢感觉到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明白自己已经挡住了蒋经国升官的途径。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的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

当了多年京官,现在下到地方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想到下边干一番事业,也认为这是蒋对自己的考验,于是答应的很利索。

殊不知,蒋介石见陈氏兄弟身居高位后,有时也跟自己顶几句,渐渐对二陈有了疑心。蒋介石想把一切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政务、军务缠身,分身无术,还是把一部分日常管理权让给了二陈。

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陈氏兄弟物色对手,并不断调整二陈的职务。

派陈果夫到江苏省任政府主席,是蒋介石想法赶走二陈的第一步棋。

陈果夫在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干了五年,仍不见蒋把他调回南京,他开始有感觉了,便给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多年的政府主席。

蒋介石见陈果夫态度诚恳,且在江苏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只好批准。

陈果夫卸任的第二天,便乘汽车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前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人汇合,再乘轮船到武汉。

不久,武汉告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

陈果夫离职后,曾对今后的任职做过预料,但怎么也没想到,会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

接到任职后,陈果夫一直闷闷不乐,经过在地方五年的锻炼,是准备回中央担任要职的,没承想,却离开中央,去了政校。他不仅懊悔自己未能在党内担任要职,更担心自己离开中央时间久了,有碍CC势力的发展,而蒋介石之所以不让他到中央任职,也恰恰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尽管陈果夫对自己的任职很不高兴,但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愉快地到职了,而且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大显身手。

但是,蒋介石还是一心想把他赶到外省地方去,而且越远越好。

1938年9月,蒋介石召见陈果夫,让他到甘肃省担任政府主席。

陈果夫吃了一惊,他离开江苏省主席的位置,是想回中央任职的,结果,没在中央任上要职,还要到大西北去,他想不开。

蒋介石见他不说话,便开导他:“你在江苏任职五年,政绩是很突出的,这说明你在省主席的职务上是称职的,这次派你去甘肃,到艰苦的环境时去锻炼,用不了三年两载,就让你回中央来。”

陈果夫吃惊地看着蒋介石,最后说:“让我考虑几天吧。”

陈果夫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回敬蒋介石。他说:“现在抗战中兴,最好此时不主张更换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该同意,要考虑新疆盛世才的猜疑。”

蒋介石知道陈果夫是不想去,但他说的又有道理,只好放弃此议。

但蒋介石赶陈果夫离开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此后,蒋介石又几次劝陈果夫下去当省主席,陈果夫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1946年的一天,蒋介石召见陈果夫。

陈果夫不知何事,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候蒋介石的吩咐。

蒋介石说:“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这事你听说了吗?”

陈果夫不知道蒋介石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于黄季宽辞职,他确实有所耳闻,但并未在意,因为他觉得与自己无关。听蒋介石这么一问,他便说:“我现在有病卧床,当然消息也不会灵通。”

蒋介石却说:“我想让你去顶替黄的位置,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果夫一听这话,立马不高兴了,忙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少,我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年前之任组织部长,身体既无好的希望。”

蒋介石不高兴了:“果夫,你受命组织部长时,可是欣然接受啊。”

陈果夫解释说:“在中央任职担子轻些,尚能照顾我的身体。”

蒋介石一听这话,火更大了:“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果夫见蒋介石翻了脸,也忍不住了,多年的积怨一并发出,他提高嗓门反问蒋介石:“你说我在中央做不好,请问委座,现在中央谁做得好?”

蒋介石被问得无话可答。

这是十几年来,陈果夫第一次当面顶撞蒋介石。

蒋介石对这次谈话一直记在心里。

陈果夫不愿下去做省主席,当然不是身体的原因,他是怕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

另外,陈果夫在江苏任省主席五年,深知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要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陈果夫也看出来了,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把他挤出中央,是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想法削弱CC派的势力,越是这样,陈果夫就千方百计赖在中央不走。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陈果夫跟蒋介石发生顶撞以后,一时觉得解气,过了一些时日,又觉得心里不踏实,同时也觉得有些委屈。

他想起了20几年以前,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一些交往。

蒋介石对蒋经国和蒋纬国非常钟爱,他评价二子说:“经儿可教,纬儿可爱。”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非常关心,他对奉化的学校不满意,就把蒋经国带到上海,在上海上学。

这时,蒋介石大部分时间是追随孙中山在广东,蒋经国在上海的生活也无人照顾,就把蒋经国托给了陈果夫。

1923年2月28日,蒋介石写信给蒋经国说:“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见商定为要。”

9月4日,蒋介石又给蒋经国写信说:“如有信件可托果夫哥哥写个信封寄出,你弟处应常通函问候。”

9月13日,蒋介石给蒋经国信中说:“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球银20元,给其做学费。”

9月14日信中说:“我上次托果夫转交你的信,想已收到了,我在这里很好,勿念。”

10月13日,又写信说:“你有空闲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几本小说来看看。但小说不能做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都、发性灵的读物。”

蒋介石把在上海的财产也托陈果夫代为保管,甚至把自己1000多两银子的一个存折,也交给了陈果夫。

1926年,蒋介石第一次东征后,编写《曾朝治兵语录》,邮寄上海,托陈果夫付印。

由此可见,这些年月,蒋陈可谓相交莫逆,情同手足,陈果夫也不负蒋之重托,对蒋经国关怀备至,体贴人微,尽了义务和责任,蒋经国也常夸在口,感激不尽。

蒋介石不忘陈果夫照顾蒋经国之恩,对陈果夫的身体也备加关心照顾,这一点,陈果夫当然心里也十分明白。

1943年夏,陈果夫肺病加重,蒋介石每天派人送去牛乳两磅,供陈果夫营养身体用。

1948年7月,陈果夫去上海为吴倚沧治丧,由于连日辛劳,以致肺病发作,吐血不止。蒋介石又派人专程看望,并嘱咐他悉心静养。

陈果夫的病情加重,吐的多是瘀血,新药国内少,他打听到有一种叫药牛儿海蒙柏拉斯丁的止血好药,四处托人买,怎么也买不到,蒋介石听说了,让宋美龄到中美陆军医院去想办法,又派蒋纬国向美军索取。对此,陈果夫当然感激不尽。

1948年10月9日,陈果夫过生日。许多人送来了生日蛋糕和花篮,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9时许,蒋介石和蒋经国也来了,在陈果夫家呆了一刻钟才走。一是来祝贺陈果夫的生日,二是来看望陈果夫的病。

蒋介石说:“果夫今日面色尚好。”

陈果夫说:“面色好是因病中特别设法维护肠胃。肠胃之消化系统,犹之国家之经济机构,经济健全,所以虽有病,气色仍好。”

蒋介石笑笑说:“果夫真是久病成医啊。”

陈果夫听了也苦笑起来。

蒋介石又询问:“用中医治,还是用西医治?”

陈果夫说:“现在用西医,将来培补时需要中医。”

蒋介石说:“还是西医可靠。”

陈果夫说:“就是西医不能做整个计划,又中医有参茸一类补气之药,西医都不会用。”

陈果夫心里明白,蒋介石对自己身体上的关心亦真亦假,而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排斥,却是千真万确,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只是时间的问题。

随着抗战后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陈果夫和他的CC派对蒋介石的忠心也开始有所动摇。

1944年,国民党六大前夕,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怂恿下,各地的CC派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朱家骅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拥戴陈果夫重新上台的运动。

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是蒋介石点的将,于是CC派在大攻朱家骅的同时,也公开指责蒋介石不民主。

这时,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去留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内部再起纠纷,而且蒋介石在未来的“六大”上继续坐“总裁”的宝座,需要CC分子的支持,所以只得向二陈和CC系妥协。

这样,朱家骅交权,陈果夫又重新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

1945年春,CC系组织各种座谈会,该派成员在会上慷慨陈词,揭露各种政治时弊,甚至公开指责蒋介石。

陈果夫出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农民银行董事长,本是蒋介石让他离开政治的一种手段。而蒋军在第三次内战中连连失利,陈果夫抓住这一事实,对蒋介石政府的政治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6年5月14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治之不能上轨道,由于学无系统,亦无中心,学人群趋于皮毛之研究,各是其是,以至不能产生一贯之政策而成今日之局。”

1946年9月24日,陈果夫又在日记中写道:“政府之经济政策总行不通。一、为思想不纯正;二、有自私心者从中作弄;三、人事复杂,不能专心办事,事前亦不专心训练;四、事前未有准备;五、自欺欺人;六、人多而智识不足,三头六臂,如何可以做好。

陈果夫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的有几种原因:

一、经济无办法;

二、下面基础太差;

三、留学生大半为自己,很难断定他们抱有爱国热忱;

四、文武官吏腐化;

五、上好大言者;

六、官吏习于欺骗。

陈果夫说的第五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批评指责更加尖锐。

1947年6月4日,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与会者说:“现在情况很糟,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各省主席均想做好,但制度、作风及革命工作无中心,无目标,自然会到此地步。”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陈果夫声称“无中心”,显然是在指责蒋介石没有起到核心作用。

1947年12月28日,陈果夫又对蒋介石军事上的才能开始指责:“国共作战目的在经济,尤其在东北。此次攻势似甚严重,因煤与米均感困难,不能不守。”

“我由面缩成线,又有线缩成点,一切处于劣势。军力不够用,因为一重要原因,所用兵似不无问题。”

随后,陈果夫又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中央公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四项,自力更生,我甚赞成,但无外援及充分准备,不免带些冒险性质,其中公务员薪水给定得太少,明定大洋一元,换取金元券二元,是物价在人民心理上比战前多加了一倍;而高级公务员薪水反而打了一个二折,比照战前则为一折,如何令人生活,将来毛病必自此起。”

1948年,蒋介石支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蒋经国那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实际上是引起了整个国民党内部贪官污吏阶层的恐惧,所以,这些人群起而攻之,蒋介石只好停止了“打虎”运动。陈氏兄弟趁机推波助澜,最后把蒋经国赶出了上海。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

二陈为此深感不安。

这天,二陈找来一些CC骨干分子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可忽视,这对掌管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与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关系的最好办法。

蒋介石曾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最后的结局惟有同归于尽。”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决定:“撤销三民主义共青团,归并本党。”

蒋介石为了表示不偏向三青团,便将统一事务交给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没让蒋经国插手。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合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

二陈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二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们想合并三青团的企图被蒋氏父子代替了。

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8年岁尾。上海。

随着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开始清理财产准备外逃台湾。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以80万军队对共产党60万军队的决战,以失败而告终,平津战役打得正酣,人民解放军的大炮直指长江南岸,南京解放,全国解放已是时间的问题。

面临这种局面,陈果夫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了。

一些亲朋好友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养病,陈果夫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生之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且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

陈果夫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自己,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了。

眼看病情一天天加重,连日吐血不止,再加战事慌乱,心境不佳,陈果夫精神恍惚,情绪颓废,整日不得安宁。

也许是耐不住疾病的痛苦,也许是不忍看到共产党的大炮打到上海,1948年11月15日,“不能打算私事”的陈果夫,终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

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正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财产,于12月6日晚上,登上中兴轮,前往台湾。

前来送行的有弟弟陈立夫和CC系的头头脑脑们。

陈果夫望着上海滩的万家灯火,望着上海城参差巍峨的楼宇,禁不住涌起一阵悲凉与酸楚,此次离开上海,何日再返回呢?十年?八年?也许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陈立夫见陈果夫满脸的凄凉,也禁不住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强装笑颜地对陈果夫说:“上船吧。到台湾后好好静养身体,免得小弟牵挂。”

陈果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惆怅地道:“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啊,曲直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人命天定,何必自寻烦恼,还是自我珍重,贻养天年吧。”他朝陈立夫双手一抱,轮船启动了。

望着远去的轮船,陈立夫心中也涌起一股无名的惆怅。

2.忍辱相随

194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蒋介石发表的元旦文告,其中有一段文字曾引起争论: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元旦文告发表之前,陈立夫、谷正纲等CC的人曾提出删去这段文字,谷正纲甚至啕陶大哭,认为蒋不能下野谋和,以免影响人心。

但是,蒋介石没听他们的劝说,仍指示按原文发表。

陈立夫一字一句地听着广播,心如刀绞,万念欲灭,精神崩溃。他担心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成与败,更忧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蒋介石真的第三次“引退”,他将失去靠山,他苦苦经营的CC机构包括自己的命运,就日暮途穷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表这一文告呢?蒋经国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做了一个不尽符合实际的回答: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上年11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我等全部撤离徐州,12月下旬,行政院长暨各政委又因币制改革而总辞,全国不安。

“上月24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吾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

“(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上月30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珍,亦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中感迫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人性,无论如何,决不能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父亲因一面计划答复白崇禧等,一面发表文告,申述政府对和平的立场与具体办法……盖欲按即定计划,主动引退,且暗示军民作心理上之准备也。”

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的当天,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l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和谈的基础,条件如下: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个月以前,也就是在1948年12月5日,中共宣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列为榜首,陈立夫也榜上有名。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

1949年1月21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宽大的会议厅里,将星云聚,高官满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紧急扩大会议在这一沉闷的气氛中开始了。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仍然和往常开会一样,最后一个到达会场,今日却失去了以往的威风凛凛,自命不凡。

蒋介石扫了一眼像霜打的庄稼一样耷拉着脑袋,坐在四周的同僚们,本来想慷慨陈词地发一通开场白,然后再光光彩彩地宣布“引退”,一见气氛如此低沉,只好也压低了语调:

“诸位同志,我党自孙中山缔造以来,在三民主义旗帜的辉映下,凭全党同志的精诚团结,浴血搏斗,历经艰难险阻,渡过了诸多难关,获得了国民真诚的拥戴,取得了剿匪与抗日的巨大胜利。”

蒋介石说到这里,有意识地停了一下,四周环顾了一下,见大家没什么反应,又接着说:

“但是,自民国三十六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事业受到挫折,三民主义陷入迟滞,勘乱剿匪不尽人意。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现孙先生遗志,从而履行革命者之神圣使命。

“为有助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民国休养生息,有助于三民主义的发扬光大,我有意与共党息兵言和,决定即日引退,让德邻(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与共党进行和谈。”

蒋介石沉痛地宣布“引退”,有人很平静,有人却感到震惊。

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还没等蒋介石说完,就失声大哭。

张道藩站起来,一边擦眼泪,一边恳求说:“总裁不能引退!”

谷正纲忙跟着疾呼:“总裁应继续领导我们与共党作战到底!”

接着,顾祝同、何应钦、吴铁城、戴季陶、周至柔、桂永清、汤恩伯、吴鼎昌等也声泪俱下。

陈立夫对蒋介石提出“引退”,早就知道消息,但听到蒋介石自己宣布“引退”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等大家都说完后,他站起来说:“委座乃我党之领袖,国府之栋梁,民族之精英,此时引退,对党对国对民,损失将不可估量,还望委座三思而后行。”

蒋介石见挽留自己的都是被毛泽东宣布的战犯,他培养多年的得意门生,多少得到了一点慰籍,但很快被凄凄楚楚的感情淹没了。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东北失守,徐蚌失利,财政崩溃,党内腐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激流勇退,把李宗仁推上台,自己操纵幕后,不失为权宜之计。

蒋介石振作精神,摆摆手说:“我已做出决定,请不必挽留,党国的前途,就拜托德邻和诸位同志啦!”

李宗仁本想说几句挽留的话,但又极不情愿,他略谦恭地说:“先生一走,恐怕德邻难以担此重任。”

蒋介石目不对人地说:“德邻老弟,你就不要推辞了!我决定五年之内不问政治,你只管放开手脚干,有困难我做你的后盾。”说着给蒋经国使了个眼色。

蒋经国立即将一份拟好的文件递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文件递给李宗仁:“我这里拟了一个文告,你签个字即可就职视事。”

李宗仁接过文告看了起来。

“德邻老弟,办完移交,我就离开南京回溪口去,一切都拜托你了。”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宗仁说。

李宗仁展开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过兼旬,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局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再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规定,于本月ZI日,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元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

“故先后20余年,只有对抗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李宗仁看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被心腹们的眼泪感动了:“诸位同志不要悲痛,我并不是真心想离开,撇开大家不管,共产党将锋芒对准我蒋中正,我暂时走开,由德邻来主持局面,形势很快就会好转的,到时,我们还会见面的。”

“先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好到机场送行。”李宗仁说。

“是的,我们一起送委座国奉化。”陈立夫也附和着说。

蒋介石克制住自己,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大家公务都忙,就不必造了。”心里却愤愤地想:这帮家伙等不急啦,这就赶我走。

蒋介石与大家-一握手作别,走出会场,钻进轿车,直奔中山陵。

陈立夫等人急忙尾随而去。

蒋介石来到孙中山的雕像前,取下法兰绒礼帽,脱下白手套,深深三鞠躬。

蒋介石离开中山陵,令驾驶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

陈立夫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遂驱车前往机场送行。

谁知,蒋介石却立马把脸变得铁青,根本不理陈立夫。

陈立夫不知何因,毕恭毕敬地说:“祝委座一路顺风,多多保重!”

蒋介石却厉声说:“你们不要表忠心了,我已经明白了,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

陈立夫不由一怔,也不敢正视蒋介石一眼,更不敢说什么。

蒋介石却得寸进尺,用手指着陈立夫的鼻子说:“就是你们一班人!”

陈立夫默不作声。

蒋介石临上飞机又扔下一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

“美龄号”专机起飞了。

陈立夫等人被蒋介石骂得面红耳赤,呆呆地望着飞机徐徐飞上蓝天。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蒋介石不但不领情,反倒把陈立夫臭骂一顿,这是令陈立夫意想不到的。他感到不解、委屈和愤恨。

蒋介石却认为二陈坏了他的大事,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系统,使党内派系重叠,矛盾叠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怒人怨,才导致了他的失败。

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手操纵二除干的,却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二陈身上。

蒋介石还对陈立夫去美国支持杜威竞选一事颇有成见,尽管去美国是他派的。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摆不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了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反共上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

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蒋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就会源源而来。

美国政府深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无能,而共产党却蒸蒸日上,因为如果想保证国民党不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

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

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

蒋介石看到杜威胜利在望,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

蒋介石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400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的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

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尤其是陈立夫携巨款在美国上蹿下跳的活动,使杜鲁门相当反感。他说:“他们使许多众议员听他们吩咐。”

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

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了杜威,当选总统。

而在此时的中国,三大战役正在进行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失败,人心离散,美援又迟迟不来,蒋介石忧心如焚。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又决定由宋庆龄出访美国,以协商美援事宜。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夫妇约见宋美龄,宋美龄向杜鲁门提出了再提供30亿美援军事援助的要求。

杜鲁门回答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随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了38亿美元。

蒋介石急需得到的美元没有盼来,却于12月30日收到了白崇禧发自武汉的逼宫电报,才不得已下野。

杜鲁门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确实厌恶之极,在逼蒋下野后,一方面支持李宗仁和谈;另一方面,为保证其在中国的影响,避免中国倒向苏联,甚至不惜抛弃南京政府,和共产党建立正常关系。

蒋介石对此愤慨之极,而又无法发泄,无奈,他把一肚子气都撒在陈立夫身上。

一天,蒋介石对陈立夫说:“有人说美援下不来,就是你陈立夫去美国造成的。”

陈立夫感到心里委屈,又不好直接顶撞蒋介石,只是说:“委座,您也这样认为吗?”

蒋介石把头一扬:“当然我也这样认为。”

陈立夫不服气地说:“可去美国为杜威拉选票是你派我去的呀。”

蒋介石瞪了陈立夫一眼,没说什么,起身走了。

3.无罪的“负荆请罪”

陈立夫每当想起在机场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的情景,就满腹积怨,愤恨至极,他真想找个场合好好发泄一下,甚至想找蒋介石讨个公道,说个分明。

陈立夫想:自己鞍前马后追随你蒋介石多年,一切行动不都是秉承你蒋介石的旨意吗?要说错,首先是老蒋错,想不到临到下台,一股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

陈立夫饭也不吃,蒙头便睡,睡又睡不着,躺在床上乱折腾。

CC系的人来看他,他理都不理。

夫人孙禄卿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而且性情温柔,且善书画,造诣颇深。见陈立夫这般沮丧,便给陈立夫端茶倒水,一边给他捶背一边宽慰他。

孙禄卿问:“立夫这些天怎么了,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有什么心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出些主意。”

陈立夫翻了个身,看着年轻貌美且柔情似水的夫人,心中掠过一丝慰藉,但他还是不想把挨蒋介石骂的事说给孙禄卿听。他过去也是这样,凡是党内的事,政府的事,他一般都不到家里讲,他不愿让夫人参政。

孙禄卿说:“现在兵慌马乱,大陆迟早有一天会沦陷,我们将来在何处安身,我一直为此事忧心忡忡,夜不安枕,可是立夫你,有心事还瞒着我……”孙禄卿说着竟抽噎起来。

陈立夫见夫人啼哭起来,心里也很是难过,便掏出手帕给她揩干眼泪,万般无奈,就把在机场遭蒋介石痛骂的事说了一遍。

孙禄卿听罢,停止了抽噎,她给陈立夫沏了一杯牛奶,温柔地说:“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何必为它闷闷不乐,当心别把身体搞坏,果夫兄病成那个样子,你再……”

陈立夫听夫人这么一说,也不由想起陈果夫来,想起在码头兄弟离别的情景,心中又涌起一股酸楚,兄弟俩追随蒋家不遗余力,果夫重病在身,生命垂危,自己遭到冷落痛骂,心中有说不尽的委屈。

孙禄卿接着说:“我出生在书香门第,终生与艺术结缘,除了琴棋书画以外,就是千方百计照料好你的身体,我不想参与政治,但事到如今,我又不得不说几句公道话,蒋先生这样对待你,委实太过分了,也太不公正了。你们兄弟风里雨里这些年,不都是替蒋家卖命嘛。”

陈立夫听夫人这么一说,怨气更大了:“委座说他不是被共产党打败,是被国民党打败,被我们CC系打败,实在难以让人接受,东北失陷,徐蚌会战失败,北平、天津遭围困,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损兵折将,难道都是我们的责任,委座自己没责任?”

孙禄卿叹了一口气说:“我想蒋先生也可能是气话,面对现在的残局,他心里也不一定好受,往日的交情蒋陈两家还是有缘分的吗,我们不妨往长远里想一些。”

陈立夫眯上眼睛,不说话。

孙禄卿知道丈夫的脾气,肚子里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她凑到陈立夫跟前慢言细语地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蒋先生这次下野也是暂时的,迟早有复出的那一天,只要国民党存在,将来还是蒋家的天下。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实际上是有职无权,我们将来还得靠蒋先生。”

陈立夫一听“李宗仁”三个字,便气愤地说:“德邻,呸!他有什么资格掌管国民党,你问问在党内谁听他的,我反正不听他的,他别想调动我手下的一兵一卒!”

孙禄卿接过来说:“李宗仁这里就休得提了,我看你还是亲自去趟奉化,面见蒋先生,或许他的态度会改变的。”

陈立夫听夫人说的有理,便点了点头。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地处四明山南麓,距宁波西南39公里,奉北西北15公里,这里山环水绕,风景佳丽。

这里是蒋介石的故乡。

蒋家祖宅就在溪口镇上。溪口镇实际上只有一条不足3公里的长街,沿着北岸延伸,东起武岭门,西上武岭公园。由武岭门人镇,西行不远,就是蒋家祖宅。

蒋家祖宅为一幢M层楼房,10余间,名“素居”,后改称丰镐,丰镐之名取自西周两个帝王都城的第一个字。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现在西安附近的原址仍叫丰镐村。

蒋介石发迹后,于1930年对丰镐房进行翻修。风水先生曾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恰到好处,若是稍加改变,恐会引起宅地龙脉的动荡。

蒋介石信风水,因此扩建中对丰镐房的黑漆木结构中式大墙门没有拆改,维持原状。

蒋介石每次回溪口,总要亲来丰镐房--素居看看,面对宅架山站一会,然后走进房间巡视一周;对走廊中悬挂的玲珑精巧的各色官灯,蒋介石十分喜欢,总要沿着走廊欣赏一番。

蒋介石这次下野回溪口,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内战三年来,国民党的军队、地盘越丢越多,再加上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派系丛生,内耗激烈,经济上贫困潦倒,日渐崩溃,国民怨声载道,叫骂连天,身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他心里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又恼又羞。

来到溪口老家,拜了祖坟,烧了高香,观望了这片生养自己的美丽土地,他心中的伤感略见平息。

但是,蒋介石并无心思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贻养天年,他身在溪口,心在南京。

蒋介石放心不下党务军务,而追随他的走卒们也忘不了这位“下野”的总统。

蒋介石到溪口刚落脚,军务局长俞济时带着一帮侍从后脚就到了溪口。

接着,国防部、三军总部、各军政长官公署、绥靖区的请示、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于是,溪口小镇便取代了六朝金粉之地南京,成了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

溪口阳光绚丽,蒋介石坐在一架竹制躺椅上,一边品着特制的龙井贡茶,一边问俞济时:“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和汤司令什么时候到?”

俞济时放着军务局长不干,专门来侍候蒋介石,任蒋办主任,连忙点头哈腰地说:“一会就到。”说着边给蒋介石沏茶边说:“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从徐蚌战场上逃回来了,见不见?”

“你怎么不早说,“蒋介石急忙站起来说:“快把他叫进来。”

俞济时转身把李弥带了进来。

李弥一见蒋介石便泣不成声,反复唠叨:“辜负了总裁的栽培,请求处罚。”

蒋介石不但没有责怪李弥的只身逃跑回来,反而说;“炳仁老弟,你从共军的重围中冲杀出来,英勇可佳,英勇可佳!有你们在,就不愁打不败共军。”

李弥受宠若惊:“请总裁给我一支人马,不把共匪打败,我就不回来见您!”

蒋介石被李弥的忠勇感动了,便说:“炳仁老弟,国防部准备编练一批新军,我先给你两个军的番号,你去办这件事,如何?”

李弥坚定地说:“我保证在两个月之内就编练完毕,请总裁放心。”

送走了李弥,蒋介石又迎来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

连日来,溪口镇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一日,俞济时向蒋介石禀报:“陈立夫求见。”

蒋介石先是一怔,马上说:“是立夫啊,快让他进来。”

陈立夫进了客厅,见屋里坐着那么多文官武将,心里不由一阵后怕,幸亏自己来了,这么多人都走在了自己的前头。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起身相迎,握住陈立夫的手说:“立夫来啦,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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