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见蒋介石态度改变得如此之好，放心多了，便说：“立夫早就想来看望委座，只是公务缠身，时至今日才成行，可谓栅栅来迟，还请委座海涵。”
蒋介石很激动地说：“哪里哪里，立夫言重了，你能来，我就很高兴，很高兴。”
陈立夫从来没见过蒋介石对自己这般和颜悦色，也很激动，他甚至不知道坐在哪里合适。
蒋介石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沙发：“坐下，坐下。”
陈立夫这才坐下。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说：“立夫，上次对我的牢骚不会计较吧？”
陈立夫忙说：“委座的批评很中肯，立夫岂有计较之理？”
蒋介石谦恭地道：“我知道，那天我心情不好，态度也不好，如果言重了，还请立夫原谅。”
陈立夫有些受宠若惊：“委座不必提起，事情已经过去了。”
蒋介石又问起了陈立夫的家庭情况，问起了陈果夫的病情，对二陈显得十分关心与厚爱。
激动中，陈立夫站起来说：“委座应该尽快复职，率领我们同共匪战斗到底，立夫虽不是行武出身，不谙军务，但在党务上，组织宣传上，还愿继续追随委座，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您宣布下野后，势必造成军心涣散，党国无主，国民忧心。所以，立夫奉劝委座，应尽早复职，重整旗鼓，再造中华民国之辉煌。”
蒋介石被陈立夫说得更加激动：“感谢立夫的一番肺腑之言啊。我刚刚下野，岂有马上复职之理？毛泽东是个得寸进尺的人，我们不要指望和谈会成功。李德邻和文白（张治中）还在做梦，我们一方面叫醒他们，另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做些安排，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抵挡共军南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陈立夫和在座的人纷纷点头。
最后蒋介石说：“我虽然下野了，但军务上的事并不轻松啊。”言外之意，军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
又客套了几句，陈立夫起身告辞。
4．下野仍是总统
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三人。
蒋介石说：“今天请诸位来，主要是研究当前的布防问题，特别是长江布防问题，我已讲过，要以沪杭三角地带为支撑点，来抵挡共军南下，不知诸位落实如何？”
参谋总长顾祝同回答说：“按照总裁的部署，我们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东归汤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调遣，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
蒋介石听顾祝同说到这里，颔首插话说：“把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我赞同。但江西湖口以西，恐怕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紧紧以淞沪地区为核心，把它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凭借海空军的优势，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汤恩伯面有难色，接过话说：“总裁英明，以淞沪为核心，必可使东线固若金汤，叫共军有来无回。只是湖口到上海，战线实在太长，大约有近800公里，我们75个师，直接用于江防的不到52个师，仅30万兵力，希望能再加强点力量。”
“平均每华里只有二三百人，力量确实单薄了一些。不过，不用着急，我已下令重新编练14个司令部，人马很快就会有的。敬之，你说对吗？”
何应钦说：“对！我们正在抓紧编练15个司令部，200多个师，不久就可以补充300多万兵力。”
汤恩伯连忙问道：“敬之兄，你什么时候能够将人马给我调拨来呢广
何应钦想了想说：“大概还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汤恩伯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共军不会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吧。”
正如汤恩伯所言，正当蒋介石在溪口调整战略部署，积极进行防御，妄图以长江天堑为险，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时，决胜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也把一切都布置好了。
此时，毛泽东站在北平作战室“渡江战役兵力部署图”前，对一旁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侃侃而谈：“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他以为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就能遮住我们的眼睛，从而调整部署，编练新军，阻挡我们前进，我们不会给他这个喘气的机会。”
说到这里，毛泽东将指点地图的木棍从上往下一压，坚定地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将他们消灭！”
朱德站起来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对！我们立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ZI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竟不堪一击，一夜之间，竟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了。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旗子降落，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飞往桂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英勇气概，横扫大西北，席卷大西南，进军中南沿海，追歼逃敌，肃清残匪，迎接全国解放。
国民党军队四散奔逃，惶惶不可终日。
7月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蒋介石干咳了一声说：“中正1月引退，请德邻老弟代行总统之职，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平，可是，共党无和谈之意，遍地战火。”
蒋介石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在座的人一下，接着说：“鉴于非常时期，党政军中央机构分散不便集中决策，我提议特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党国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中正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主席，德邻任副主席。”
李宗仁一听按捺不住了，当场顶撞蒋介石：“蒋先生，你这个非常委员会有设立的必要吗？”
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值此非常时期，只有设立非常委员会才能担负戡乱救国之使命。”
李宗仁气更不打一处来：“蒋先生，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代总统还干什么呢？”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蒋介石说。
李宗仁继续据理力争：“这样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情形，叫我如何为国效力？”
蒋介石望着天花板，不耐烦地说：“德邻老弟，你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代总统！”
李宗仁还想说什么，蒋介石却宣布散会，并先走出会场。
李宗仁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庆典。
毛泽东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习惯，把蓬松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光亮，露出宽阔的脑门，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人头涌动的广场，用他那高昂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厂’
偏居台北的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毛泽东的声音，瘫软在沙发上。
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继续指挥和驾驭着中国各战场上的战局。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
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便在西南各省进行了一些布置，他派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
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后来，张益民又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
但这一计划还未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了，重庆一片混乱。
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以求稳定人心。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
他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并主持内调局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
季源博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近200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加会中的中统分子。
在宴会前，季源博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8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
接着，他又说明时局维艰，抗战8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难，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博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会后与亲信甘青山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
季源博很动情地说：“将来走投无路，我就只有跳海殉国。”
言语间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
5．只剩下空头允诺
1949年10月下旬，陈立夫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
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一天，王难三来看他，说：“我们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请你和调查处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
陈立夫立即把脸沉下来，冷冷地说：“时局已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搞欢迎会。”
王难三说：“现在大家心神不宁，情绪都很低落，你是代表中央来的，代表蒋总裁来的，给大家鼓鼓劲，提提精神。”
陈立夫说：“劲还是要鼓的，但不要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现在不是气候。你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我和大家见见面，谈谈陷。”
王难三点点头。
陈立夫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太大。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决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
会议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及重庆调查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
会议规模不大，人数不过百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来的，应该有一种处乱不惊的气概。
陈立夫装作十分轻松自如的样子，一见面就说：“我代表委座来看望大家，祝大家，身体好，工作好，家庭幸福。”
有人鼓掌，但不很激烈。
往下说点什么呢，尽管陈立夫满腹文章，但现在面临这种局势和自己的心境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想了想，他竟从重庆的战略位置说起：“从地理上讲，大西南包括云、贵。川、康、藏五省区，以重庆为轴线，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
“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注人湖北，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的近百里大峡谷，乃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极为险要。”
陈立夫观望了一下大家的情绪，接着说：“云南省位于我国南部边疆，跨云贵高原西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国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出境的大门。
“西藏、贵州、西康均为山地，尤以西藏、西康山高路险，加上少数民族众多居全国之冠，外人很难插足。因此，大西南易守难攻，是我们与共党战斗到底的最佳根据地。”
陈立夫介绍完重庆的地形，喘了一口大气，与会的人员也跟着喘了一口大气，大家不知道陈立夫带来了中央的什么消息，没想到，陈立夫上来先扯了一大堆没用的话题。
陈立夫干咳了几声接着说：“上次委座来重庆时说：‘今日之重庆，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再度负起艰苦无比而又无尚光荣之历史使命。希我全体将士乃至全川五千万同胞，振作抗战精神，为保卫抗战成果，为完成民族大业而努力。’委座的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呀。”
陈立夫有些激动：“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度过眼前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不到三个月，最多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东南、中南、华南国军就可以大反攻，共产党的末日不会遥远了厂’
陈立夫的话很有煽动性。但大家听了却没什么反应。
宴会开始了，陈立夫站起来，以演讲的口吻说：“从国际形势上看，美国原来的政策是‘欧后亚’，由于中国现在形势的变化，看来‘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
大家频频举杯祝酒，并认真听陈立夫的演讲。
陈立夫来了精神：“我去过美国，拜会到杜鲁门总统，我认为美国决不会放弃中国，抛弃国民党。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一定爆发。”
陈立夫鼓励大家说：“只要美国一介人中国战争，国民党一定能够转败为胜。希望在座的各位一定安心留在大陆，做好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
陈立夫的话在少数人中引起一阵波动。
这时，有人附和着说：“陈先生说的对，美国人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能爆发，蒋介石一定会打回来的！”
而一部分人却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并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讲话。
陈立夫见自己的煽动并没引起什么效果，便找了别的话题，草草结束了讲话。
此后的数日，陈立夫便不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
陈立夫连日来行踪诡秘，有时突然出人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一些特务来个别谈话，面授机宜。
陈立夫心里很清楚，内调局在大陆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以便将来与台湾联系通报。
陈立夫找来王难三，交给他300美元，指示他选定可靠人物在重庆买一部潜伏电台。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办理，并向陈立夫再三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
但就是这个彭衡，在重庆解放后，马上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电台。
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造。
重庆危在旦夕。
蒋介石离开重庆，飞往成都。
11月29日，国民政府迁至成都。
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再也没回重庆。
副局长张益民见势不好，无法维持残局，竟仓惶逃往香港。
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
特务们推他主持局事。
张庆恩在重庆停留了两天，见风声不对，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
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率领，仓惶逃往成都。
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的一家旅馆。
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四次资造，每人发给黄金2两。
二是在党部日夜焚烧文件，销毁各种电报、会议记录及文字资料。
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8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够的，谁都想争得一席之地。
内调局整日乱哄哄的，谁也没心思开展工作，有的抓紧清点自己的财产，有的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为飞往台湾做准备。
陈立夫不在成都，内调局有人骂他危难时刻光知道顾自己，把内调局给甩了。
6．最后飞离大陆的人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由重庆飞往成都。
一个小时以后，“美龄号”抵达成都凤凰山空军机场。
机场正飘着小雨，天气很冷，四周雾茫茫一片。
前来迎接的有阎锡山、陈立夫、张群、王陵基等。
陈立夫见到蒋介石，表现出少有的崇敬，一陈寒暄之后，他请蒋介石在机场发表即兴演讲。
蒋介石看看天空，又看看前来迎接他的人，一个个面如土色，心神不定，便很知趣地说：“我看还是免了吧。”
陈立夫把目光转向阎锡山，阎锡山见蒋介石情绪不佳，便说：“听校长的吧。”
接蒋介石的队伍也不声张，悄悄进入市区，驶过万福桥，徐徐进入北校场的大门。
进门正对面是中正楼，楼前立着一尊蒋介石铜像，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腰别指挥刀，两眼平视前方，给人以威严不可侵犯的感觉。
蒋介石一进大门就看见自己的化身在露天下遭受风吹雨淋，不由指着铜像对阎锡山说：“百川，我整日在那里站岗放哨，德邻却跑到美国去逍遥，还在背后搞我的小动作，你说可憎不可憎？”
阎锡山没搭腔。
轿车绕铜像走了半圈，开到左侧的黄埔楼前停下，蒋介石便下榻于此。
蒋介石当天把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等人找来谈话，在陪的还有顾祝同、陈立夫、张群等人。
蒋介石说：“川东战场被共匪污蔑为国军溃败，实际上是我军有计划的战略转移。成都是三国蜀都，诸葛亮孔明欲擒故纵，诱敌深人擒孟获，败姜维的故事，诸位都知道。”
“今天，我们就要在成都重演历史的一幕，让共产党成为孟获，成为姜维，诸位就是诸葛亮孔明。怎么样？我的比喻还恰当吧？”蒋介石说着看了一下大家。
在座的人都跟着点头称是，有人还夸奖蒋介石通古博今。
蒋介石接着说：“因此，川西决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共产党人川只有三、五、十八兵团和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游击武装，而我们却有数倍于他们的精锐之师。”
蒋介石干咬了两声，说：“胡寿山部几个兵团是完整的，刘长官的二十四军、邓长官的九十五军，王长官的七十二军，以及罗文广的十五兵团，董守瑜的十八兵团等都是国军的精锐，只要大家密切协作，共同作战，就不愁打不败共军。”
说到这里，蒋介石又扫了大家一眼，换了个口气接着说：“当然，共军现在尝见了甜头，锐气不可低估，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征询诸位对川西决战的意见。”
蒋介石把“皮球”踢给了大家。
接着，众人议论开了。
有人认为共军来势凶猛，应避其锐气，暂退康、滇边境，保存实力，等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再反攻。
有人则主张利用川西几个外围点的复杂地形，与共军进行山地作战。
有人甚至提出川西平原有利于展开队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要在这里与共军一决高下，分个雌雄。
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蒋介石的皮球每个人都踢了两脚。
而刘文辉却又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我们说的都是一隅之见，只有总裁才能总揽全局，还请总裁明示。”
陈立夫也趁机帮上一句：“委座为国军最高统帅，必有卓识远见，我们洗耳恭听。”
蒋介石当时没说话，过了一会，他又把皮球踢给了张群：“你召集有关人员，与大家进一步商讨川西大决战之计划。”
没等张群表态，蒋介石即宣布散会。
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陈立夫。
蒋介石关切地问：“夫人和孩子都离开大陆了吗？”
陈立夫说：“谢委座关照，现在仍在大陆。”
蒋介石又说：“我调飞机给你，先安排夫人孩子去台湾吧。”
“谢委座。”
蒋介石眯了一会眼睛，然后问陈立夫：“我的内调局现在正做些什么，我来成都这些天，怎么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蒋介石这么一问，陈立夫心中立刻发毛，他当然不敢说内调局的人已四散奔逃，想了一会说：“委座，我已派他们到川西各地建立秘密活动组织，为长期潜伏做准备。委座，跟你说实话，现在人心不定，兵慌马乱啊。”蒋介石立马不高兴了：“怎么，害怕共产党了？立夫，内调局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你应该明白，我是给你们拨了多项经费的，现在大陆局势紧张，共匪猖极不可一世，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收复大陆还仰仗你们内调局提供情报啊。”
陈立夫忙说：“请委座放心，我即让他们展开工作，决不辜负你对内调局的期望与厚爱。”
蒋介石没说什么，便下逐客令了。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彭县龙兴寺宣布脱离国民党，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
蒋介石闻讯，连连唉声叹气，在屋子里团团转。
蒋经国见父亲一夜之间消瘦了许多，便关切地说：“父亲，你要注意身体啊。”
蒋介石愤恨地说：“卢汉、刘文辉，我待他们不薄。竟如此负我，真让我痛心！”
蒋经国安慰蒋介石道：“自古叛军没有好下场，不是不报，时辰不到。父亲，他们总有身败名裂的那一天。”
蒋经国劝蒋介石想开一些，并说成都已无险可依，西康又是刘文辉的老巢，如不早离开成都，恐遭大祸。
蒋介石经儿子这么一说，也有同感，决定提前离开成都。
临走前，蒋介石还到黄埔楼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会议。会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一、中央党部和行政院撤迁台湾。
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呈请辞职，准予免职，由顾祝同兼任其职。
三、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撤销刘文辉西康省主席，邓锡侯、潘文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卢汉云南省主席职务。
四、任命西康警备总司令部司令贺光兼任西康省主席。
五、任命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
任命杨森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川！陕甘地区绥靖公署主任。
六、任命王城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
做好上述安排以后，蒋介石在蒋经国、陈立夫、俞济时等人的催促下，离开了那幢灰色的二层小楼。
蒋介石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中正楼前他的塑像旁边，心情复杂地转过脸来对胡宗南说：“寿山，川西会战，就全靠你啦！”
胡宗南见蒋介石泪水盈盈，一副负重不堪的样子，也顿起怜悯之情。坚定地说：“校长放心去吧，川西就交给我了，学生一定不负校长重托。”
蒋介石抬手指着自己的铜像说：“我走后，请把这东西收起来。”
胡宗南有些不解地道：“校长，您这是怎么……”
蒋介石并没看胡宗南一眼，摆摆手：“照我说的办就是了。”
胡宗南忙说：“好吧。”
陈立夫忙上前挽扶蒋介石。
蒋介石却甩了一下袖子：“不用，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呢！”
陈立夫站在一边不说话。
蒋介石钻进了轿车。
这时，俞济时提醒说：“总裁，听说北校场附近发现有便衣的陌生人逛街，我们从小门出去吧。”
蒋介石从轿车里探出半个脑袋，非常因执而傲慢地说“不！我是从南大门进来的，我还是从南大门出去，这是我的脾气。我就不信，中央军校所在地，马上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轿车驶出南大门，胡宗南、陈立夫、俞济时等人还在原地招手。
蒋介石叫驾驶员把车开慢些，他要好好看一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座城市。
街上一片混乱。
一些违背带扛的老百姓熙熙攘攘，边挤边叫，一看就知道是难民。
难民们城里的往城外逃，城外的往城里逃，都在寻找安全的地方。
路上人多又乱，虽然有警车开道，后面又有装甲车护卫，蒋介石的车还是被水泄不通的难民堵在了路中间。
驾驶员伸出脑袋，大骂难民不长眼。
难民们不管它那一套，照样拥挤不堪，根本不管来了什么车，车上坐着什么人。
司机又骂一个难民，却被蒋介石拦住了。
轿车艰难地向前行进。
蒋经国明白父亲的意思，自己也在逃亡之中啊。
车无法前行，蒋介石便细心观察街道两旁兜售衣物的人们。
蒋介石发现兜售衣服的，除女人的一些时装外，大部分是军服，甚至还有一些穿着制眼的下级军官或蹲或站在太太、子女身边，陪着他们销售衣服。
此情景很狼狈，惨淡。
显然，这些下级军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看到街上的情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鼻子发酸，他突然想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老百姓之所以穷困潦倒，流离失所，那是因为赋繁役重。
那是因为官吏贪得无厌，诱发百姓揭竿而起的缘故。”
“国君的患难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本身，如果国君身躯挺立，臣民影子就不会弯曲。”
“官吏浪费浩繁，就更加重赋税；加重赋税，老百姓就要愁苦；老百姓愁苦，国家就要危险；国家危险，国君就要灭亡。”
“国君依靠的是国家，国家依靠的是臣民、老百姓，苟剥老百姓奉养国君和官吏，就如割自身肉充饥，肚子吃饱了，身体也就完了。”
此时，蒋介石仿佛感到这些话就是针对自己说的，心里只是一阵发慌，接着便不无自责地叹道：“大家落到这个地步，悲乎，怨乎，哀乎，中正是有责任的啊！”
蒋介石的轿车驶出市区后，一路通畅，很快就到达凤凰山军用机场。
蒋介石登上由伊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正要进入舱内时，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蒋介石眼泪汪汪地望着这座古城，望着脚下这片土地。
蒋介石思绪万端，愁肠百结。
这是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坝子。
西部粮仓，天府之国的富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她才饮誉中外，才养育了那么多子民，才成为中国西部的风水宝地。
蒋介石不忍离去。
此时此刻，蒋介石有许多话要对这片富饶的土地说，他知道，此去台湾，何时回大陆，已不敢去想，也不去想了。
他不想让这么宽阔肥沃的土地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蒋介石飞走了，成都这座古城更显得孤寂了。
实际上更感到孤寂的是他的部属和弟子们，是垂死挣扎，还是坐以待毙？
陈立夫连日来坐卧不宁，蒋介石与他的谈话时时回响在耳畔，他想了很多，想到了今后和蒋介石的关系，想到了国民党的命运，想到了已去台湾的哥哥病情是否已恢复，想到了夫人与子女们的安危，想到了自己的出路……
陈立夫想到这里，心里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一天，他把内调局还未逃走的特务们召集在一起，装模作样地给他们打气：“只要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以复兴，蒋总裁一定会回来的。”
但他的话再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已在成都城郊隐约听见。特务们关心地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性命和家眷子女的安全。
内调局里人心慌慌，大都忙自己的事，甚至连值班的人也找不见。
面对这种状况，陈立夫确实也感到为难了。他知道，特务们都是搞情报的，对眼下的局势了如指掌，光靠打气，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陈立夫知道说大话对于特务已无济于事，就想到了这帮特务们眼下的具体问题。
运送台湾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
陈立夫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正纲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
陈立夫又把特务们召集在一起，声嘶力竭地说：“大家一定坚持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成都是不容易被共军占领的。”
这时，一个特务站起来顶撞他：“你让我们坚持到底，可你为什么先把家产和家眷运到台湾？”
陈立夫大声说：“我一定和大家坚守在这里，我保证，我绝对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一个特务说：“蒋总裁飞了，李代总统飞了，我们在这为谁卖命！”
一个特务说：“让我们在这等着束手就擒啊。”
有人跟着喊：“共产党恨透了我们CC系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掉脑袋。”
“赶快给我们安排飞机！”
“对，赶快让我们离开大陆！”
“留在成都，只有死路一条！”
会场上一片混乱。
陈立夫让大家静一下，他喊破了嗓子，却没人听他的。
还没等陈立夫讲完话，特务们便一哄而起，夺门而出，四散奔走。
特务们争着抢着登上飞台的机舱。
但是，毕竟机少人多，结果，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台湾，大多数人被遗弃在大陆。
当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
内调局未逃走的人员以及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也参加“战斗政府”。
“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
独揽西南军政大权的胡宗南，虽然身高不过1．6米，但他发誓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国民党强撑起西南的残破河山。
胡宗南决定在与解放军交战之前，先把叛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解决，这是效仿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胡宗南一面命令直隶兵团移防新津，十八兵团调至新津与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御东进之解放军，如果成都难保，则做好向西昌突围的准备。
一方面将成都以北地区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命令16兵团向广汉地区收缩，预防被分割包围，又可抗击南下之解放军。
做好上述准备之后，12月16日，胡宗南打电话给驻郸县的陈克非二十兵团，他对陈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干掉邓锡侯驻彭县的一二六师。”
同时，胡宗南又命令驻郸县的罗广文率十五兵团解决邓锡侯驻灌县的二二五师。
胡宗南认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两个师，右侧翼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和杨森的二十军相逼，左侧翼陈克非和罗广文的两个兵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歼灭。
歼灭了这两个师，就扫除了内忧，免除了内应外合的隐患。
两道命令下去后，他一方面将财政部长关吉玉离开成都前为他准备的几箱银元兑换成黄金，然后安排心腹到香港市场上去抛售，为后路作准备。另一方面则忙于上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仪式上。
虽然人马都是原西安绥署的那些，但过场还要走一下，尤其是官瘾还未过够的胡宗南，还希望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给残兵败将们打气。
陈克非、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以后，却按兵不动，一方面以兵力不济，恐难取胜应付；另一方面却加紧了与刘文辉及解放军的联系。
陈、罗的思想变化，胡宗南一无所知，竟蒙在鼓里。
几天后，胡宗南不见陈克非、罗广文进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外围的部队，打电催问，陈、罗以兵力不足相推。
胡宗南也许是将钱财转移好了，也许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也许是接到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逼近成都的密报。总之，他对保卫成都已经失了兴趣和信心，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实现“保存实力，转移西康”的目的。
12月ZI日，胡宗南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个个都愁眉不展，精神沮丧，会场十分压抑。
胡宗南模仿着蒋介石平时训话的样子，照例数落了一套共产党的不是，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气焰越来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控制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目前又在向川西平原集结，对成都形成包围之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胡宗南越讲越有情绪：“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裁的部下，我们与共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要遵循总裁的训示，树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
“只要我们激发天良，把死字压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能打败共军的进攻，粉碎共军的包围圈。只要我们能打出，就能安全撤到西昌。
“到了西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凭借大小凉山的复杂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保存实力，求得发展。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兵团，诸位长官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我相信打开一条出路是没问题的。
“总之，我们要誓死忠于蒋总裁，誓死忠于党国，要与成都共存亡。”
陈立夫不是军人，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听了阎锡山的传达，很是感动。
陈立夫及时把胡宗南的讲话传达给了内调局的特务们，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有国军的精英们在，成都是能保住的。
陈立夫再三强调：“第三次大战总有一天会爆发，收复国土指日可待。”
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川西地区的6个兵团，已有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相继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被解放军改编了。
此时，“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胡宗南已放弃成都，飞往海南。
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内调局的特务们的末日一天天逼近。
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靠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逃跑。
也有结伴逃跑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化装成难民，结伴而逃住在重庆一个小旅馆时，被逮捕。
在邓睐、大邑一带，一些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有的被人民解放军抓获，有的被击毙。
就这样，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生存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
这个机构是陈立夫一手操办起来的，它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反共起家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的彻底瓦解，彻底完蛋。
面对特务分子的纷纷溃逃，面对内调局的土崩瓦解，陈立夫心里像插了把刀。
陈立夫像破了产的财主，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面对眼前的局势，陈立夫不得不为自己的去处作出选择了。
尽管他对党国一片忠心，对蒋介石热心拥戴，而面对现实，面对蒋总裁和国民党头头脑脑纷纷逃往台湾的现实，面对解放军对成都大兵压境，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将无一点生存之地的现实，他必须做逃往台湾的打算了。
陈立夫心中无限凄楚。
他曾发誓，他要坚持到底，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他曾雄心勃勃，虎视眈眈，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
陈立夫终于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俯瞰幅员辽阔的大陆，他心中掠过无限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