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送嫂夫人朱明
陈立夫在美国过了多年的田园生活，已经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他不愿再套上官僚的枷锁。
他要平静地生活，贻养天年。
过了不久，蒋介石让陈立夫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
陈立夫推辞说：“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回台湾定居是为了安度晚年，根本不想再参政议政。再说我现在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不宜担此重任。”
陈立夫心里明白，蒋介石给他的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根本没什么实权。蒋介石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这样做。
蒋介石却极为认真地说：“立夫是我党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况且现在身体尚佳，再加上在美国这些年的养精蓄锐，理应再为党做些工作，说实话，我党离不开你这样有胆有识有才有德的干将啊。”
陈立夫说：“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错误。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一边面壁思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咳了一下，鼻子底下发白的胡子颤了几下，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立夫不要总为过去的失误感到内疚，要说有过，我也有过。”
陈立夫心想，现在你总算能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离开大陆时，还骂打败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CC派呢！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立夫就不要推辞了，择个时间上任吧。”
陈立夫谦恭地说：“那立夫就再次谢总裁栽培了。争取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党国再做些事情吧。”
过了一段时间，陈立夫果然上任了。
就像他想象的一样，都是空有虚名的官衔，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年，他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规律，养鸡、读书、写作、练书法，每天忙忙碌碌，却不感到累，而且很乐观。
台北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没有的欢笑。
他住在天母大街，逐渐有了小规模的私交生活。每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去外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会客。
陈立夫的客厅里养了很多花。夫人孙禄卿是个十分爱清洁的女士，每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窗明几净，物见本色，花也养得鲜活美丽，生机盎然，一进客厅就给人一种春光似锦，无限温馨的感觉。
陈立夫的书房也非常讲究。
20多平米的大书房，靠近墙也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几千本藏书分文学、历史、医学、科学、书法等几大类。其中有一个书柜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有许多是付本，若有文友和部下求书，他便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敬地送给他们。
书房里除了书以外，就是文物和工艺品，一大部分是从大陆带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带来的，这些东西，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也有父亲传下来的，他很珍惜这些东西，一直视若珍宝，百倍爱惜。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品一品，觉得是一种享受。
由于平时没多少事可做，他就苦练书法，真、草、立。篆、行，不管什么字体都练，不管什么帖都临，然后，他又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说是临帖，实际上，陈立夫早已养成了读帖的习惯，他把每个字的间架结构认真细读，反复揣摸，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便运用自如。
回到台湾不久，登门求学的便门庭若市，没办法，他还是有求必应。
除了练书法、读书以外，陈立夫的另外一大兴趣，是喜欢和知己者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的书房里常常是热闹非凡，有时能聚起十几个人，有同龄人，也有忘年交，有文人墨客，也有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格外有兴致。
陈立夫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感到非常开心，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时候，当年政坛上的失意，还是他乡的凄苦，便云消雾散。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比在美国时健康了许多，原来患有的肝病已经痊愈，肠胃病虽然没有全好，但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说起身体好的原因，陈立夫说一是环境变了，心情也舒畅了，思想上负担轻了，身体自然也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夫人照顾得好。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夫人，不仅相貌出众，才华出众，而且贤淑达理，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人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大起大落中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夫人，做自己的坚强后盾。
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一样，都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与此同时，中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范畴。
“一国”就是要统一，“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9月24日草签了关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葡萄牙政府也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归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指出：台湾和大陆统一之后，其所享受的自治权力比香港、澳门等地区还要多。例如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中央不向台湾派出一兵一卒。
如果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则可在国际社会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定位，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二则可从大陆获得一切能源及原材料供给，并开拓巨大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从而彻底克服目前海岛型、浅碟型经济结构的弱点，养成经济长期稳定性发展的后劲；三则可对历史和中华民族作出交代，告慰孙中山、廖仲恺诸先贤在天之灵，也好让蒋介石先生归葬故里，了却遗愿；四则可以台湾的巨额资金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某些经验贡献给大陆。
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进入80年代以后，陈立夫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更迫切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
台湾虽风光秀丽，物产丰富，虽然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那毕竟不是陈立夫的故乡。
他的故乡在浙江吴兴。
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索怀于心的。
一别数十年，故乡常在梦中。
蓝蓝的海峡水把秀丽的宝岛和浩瀚的太湖隔成了两个天。
陈立夫十分思念自己的故土，思念尚在大陆上的亲人。尽管他思乡情笃意切，但还是未能到大陆上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陆上几十年来的变化。
如果他真的回到大陆，走了，看了，或许他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会有所改变，虽然也已过古稀之年，但他的思想却年轻的很，这与他曾在国外留学与隐居有关。
晚年的陈立夫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统一。
3．“台湾永远在中国的版图上”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陈立夫的思想也在变，他不是一个顽固不化者，这在老年人中是不多见的。
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台北召开。
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陈立夫等还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所能助成者。”
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呢？
陈立夫等认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方面，共信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在自信的基础上，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两岸统一。
为了建立自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则不可避免。”
这项提案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
从这项提案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首次公开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建立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合作，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提案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然而，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否定。
陈立夫又一次感到了失落，尽管他预料到自己的“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是虚的。
但是，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少报刊发表专文，表明了对这一提案的看法。
在大陆，中国共产党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表示欢迎。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社论认为如果该提案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台湾岛内外和海外人士对提案的良好反映，中国共产党对提案的欢迎态度，这对陈立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此后，他曾在多种场合，对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希望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再度合作，以诚相待，共同携手。希望两岸进行接触，希望统一之日尽快到来。
1988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在大陆和台湾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台湾《中国时报》8月22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重新统一》，副标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
全文如下：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前天下午3时，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作上述表示。“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
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设。
今年89岁的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致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谈的话，由他特别仔细校对文中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蹭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仅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
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不料，新案变成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
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陈立夫的“提案”，当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少杂志刊出专文对这一“提案”展开评论。
其中，台湾的《新新闻》周刊8月28日刊登署名陈杰夫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现摘录如下：
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谈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直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从1969年返台讲演，著述以致于定居台北天母，这位在中国大陆显赫政坛20多年的权要，处处表露他自1950年被贬离台，赴美养鸡孵蛋，“忘其显要，忘其贵盛”的平淡操持。过去报章偶在高层人事变动之时提及他将再度出任公职，他则始坚称“不再过问现实政治”，因此，除了在中医、中药，一贯道，中国文化的范围内可以听见他演讲，看见他的著作之外，几乎难以侧闻这位隐居天母半山腰上的老人有何动静。
直到1986年底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倍受民进党竞争压力后，他才在主持国民党76年新年团拜与联合总理纪念周中打破政治沉默公开指出国民党应当检讨知识分子为何对国民党的作法颇多误解，“不管人家说的对或不对，党员同志都应当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想到他这新春开讲之后，现实政治的是是非非也就如影随形地紧附在他身上：首先是今年1月，经国先生过世之后，一些以官邱为核心的昔日重臣里，竟然传出准备拥护蒋宋氏美龄继位主席，由他这隐居状态的老人，重掌他58年前出任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位，后来复辟之风虽是因势作罢，他那天母家中却是突然夜夜高朋满座，黑色公务轿车频频过出他家大门。最近，国会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对于国民党制定中央民代退职条例的政策纷纷采取杯葛、反扑的行动，也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达，这些老代表，老立委准备抬出陈立夫来维护“法统”的延续；而他在十三全会提出的经援大陆方案更被人认为老法统、老政要们作势反扑的象征。
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些CC派立委都说他年纪太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腾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声-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
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的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他认为现在的大陆政策不能再采守势。
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匪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了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
这位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老人，正以他特殊的影响力及特殊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夙愿。因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惜推翻以前的反共文章，为要维持大中国的法统，他连包容大陆代表的陶百川案都反对，因为他担心中央民意构成地方议会。
对于陈立夫而言，过去他在报端披露的言论可真是乏人能懂，现在一记“经援大陆”，总算海峡两岸都有反应了，他也一下子风光起来了，这种转变几乎使他从二三十年的长梦里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来，对于他应该是会较不寂寞的，但愿如此的长梦一觉，不只是为了寂寞而已。
陈立夫等包括蒋纬国在内的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议案后，并提出向大陆提供50到10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由此，这股要求祖国统一的浪潮愈演愈烈。
而在另一方面，在纷纷攘攘的党外运动中，令人担扰的台独倾向也日见突出，尤其是他们提出的“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台湾未来命运的口号，颇有一些市场。
面对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李登辉在执政初期还不好公开偏袒哪一方，他不可能倾向“积极开放派”，因为他“恐共症”太重，更怕党外的“台独”势力会激烈地反对；他虽然作出姿态，要和一些有“台独”嫌疑的党外人士握手言和，让人担心他在“台独”问题上态度暧昧，但他还不敢公开支持“台独”。
若支持“台独”，不仅会违背蒋氏父子的“复国”遗志，失去党内一些实力派和元老派的支持，而且也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对。
1989年夏秋之交，台湾李登辉当局在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登辉一改原来遮“掩”的做法，公然置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顾，置祖国的和平统一的前途于不顾，不择手段地加紧了推行所谓的“弹性外交”、“双重承认”的步伐。
据称，台湾当局为了同某些国家“建交”、“复交”，私下给某些国家某些当权人士许多经济实惠；他的一些“政要”通过走后门、通关节的办法溜到一些国家，甚至隐瞒身份，混入某一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场合。
这表明，李登辉原来所奉行的所谓“既缓和又抗争”的方式，实质上是奉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政策，不仅无助于缓和两岸局势，也无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反而会助长连国民党本身也曾反对的“台独”势力。
因此，连台湾一些报纸也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策动“两个中国”的外交策略，“难免使得台湾地区的国人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概念愈趋模糊，对中国统一的意识也愈趋淡漠”，长此以往，就会变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最后就可能演变成独立的局面”，这种所谓“事务外交”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为中国人民所反对的。
面对李登辉制造“台独”的种种迹象，陈立夫坚决持反对态度，他千方百计通过一些场合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台独”，极力推行“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他说：“蒋介石先生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
但面对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这位国民党元老也表现出无可奈何。
物是人非啊！陈立夫长叹一声。
4．接受大陆记者采访
1992年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陈立夫的《四书贯要》，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为之作序，认为该书的出版为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必将对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此后，陈立夫曾就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希望两岸多接触，尤其是多开展文化交流以促进“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陈立夫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希望海峡两岸的政府和人民都积极为祖国的统一创造条件。
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希望联盟为中国统一多作贡献。
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海峡两岸著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不久，陈立夫又在接受《联合报导》杂志记者采访时，再次呼吁海峡两岸要加紧接触以便加深了解。
陈立夫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也时刻关心着大陆的建设和发展。
1991年，为了挖掘和开发传统的中医学，对自然疗法进行研究，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于1月5日至7日在深圳举行年会。
陈立夫知道消息后，十分高兴，他本想参加会议，顺便到大陆观光，但通过多种努力，未能遂愿，他感到十分遗憾，在大会召开时，他从台湾发来了贺电：
唯象中医学研究会邹伟俊先生暨全体会员会鉴：中医学原子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恢复中和日医。
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体大用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