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章我们讨论过，情报机构如何成功地发现了撞机行动中的一些早先的旅行信息，探听到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的活动并确定了其身份，而且发现他的行踪集中地与某些人有关，他们可能是本应被确认但没有被确认的纳瓦夫·艾尔·哈兹米以及不是很容易能被确认的人，例如，哈莱德与阿布·巴拉。这些发现发生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在2000年1月，这些线索曾经中断了，但当时没有明显地被意识到，而在没有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下，又重新获得了线索。由于中央情报局没有将米赫德哈列入国务院的恐怖嫌疑分子监视名单，因此当米赫德哈再次出现时，任何使馆或者入境港口都没有能够注意到他。
在2001年，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者是两者都有4次明显的机会再次对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的重要性予以关注，对他们重新进行调查。在回顾了这些情节之后，我们将回到对穆萨维案件的处理和一些有关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后期线索上来。
2001年1月：查找哈莱德
在最初的线索在曼谷被中断差不多一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起对“科尔”号爆炸事件展开调查。他们获悉一名在押恐怖分子与一名叫哈莱德的人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还得知哈莱德是帮助策划本次爆炸的本·拉丹的高级安全官员（在第五章我们介绍过哈莱德的情况，并在第六章再次突出了他在“科尔”号爆炸事件中的角色）。
当时，一名在也门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意识到，4个月前他曾经在一位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共同的线人那里听说过哈莱德。这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从某外国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被认为策划了“科尔”号爆炸事件。该照片被出示给该情报提供者，他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他所描述的哈莱德。
2000年12月，根据与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相关的一些联系，中央情报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组推测哈莱德和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中央情报局要求把米赫德哈在吉隆坡的监视照片出示给该共同的线人。2001年1月初，吉隆坡会议上的两张照片被出示给该情报提供者。一张是已知的米赫德哈的照片，另一张当时尚未确定身份。该线人当时并没有认出米赫德哈，但他指出他90%地肯定另一个人就是哈莱德。
这意味着哈莱德和米赫德哈是两个不同的人。这还意味着哈莱德和米赫德哈之间存在联系，从而使得米赫德哈更加可疑。然而，我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努力重新启动被长期放弃的对米赫德哈及其旅伴的查找。
此外，我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并未将查找哈莱德的情况通知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和科弗·布莱克在国会对“9·11”的联合调查中作证，从一开始，联邦调查局就有权参与该次辨认。但是通过一项全面的记录，包括一些连起草证词的中央情报局人员都未看过的文件，我们断定，事实并非如此。联邦调查局负责“科尔”号爆炸案的主要调查人员，直到“9·11”事件之后，才知道哈莱德就在吉隆坡与米赫德哈及其他人在一起。由于2000年1月联邦调查局没有被告知米赫德哈拥有美国签证，所以它没能在那时就开始在美国查找米赫德哈。由于联邦调查局不知道哈莱德和米赫德哈之间的联系，所以没有在2001年1月开始查找他。
查找哈莱德的事件说明，在双方均存在善意的情况下，信息共享上逐日的隔阂是如何产生的。情报来源于一位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共同的线人，而他基本上不说英语，联邦调查局海外工作人员听不懂他的语言。行踪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使得与线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结果，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经常不将这些提问和回答翻译给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和伙伴。
由于会面时没有同传翻译，联邦调查局的现场人员只收到了中央情报局用于分发给其他机构的报告，而没能得到包括更多细节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工作报告。在这些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未能获得的报告中有关于2001年1月对哈莱德进行辨认的信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想不起这次辨认的具体情况，因此也难以说清为何该信息没能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共享。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新的辨认工作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2000年6月，米赫德哈离开加利福尼亚回到也门。如果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1月恢复对他的调查，将他列入国务院重点监视名单中，或者将其信息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米赫德哈可能在2001年6月再次申请签证时，或者在此之前，或者在他7月4日重返美国时，就已经被发现了。
2001年春：再次关注吉隆坡
到2001年5月中旬，随着威胁报告的不断出现，一位特派到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行动处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恐怖袭击地点进行了猜测。我们称他为“约翰”。回想起有关米赫德哈与其助手吉隆坡之行的情节，“约翰”在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库中调查了有关此行的信息。5月15日，他和另外一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复查了许多自2000年初以来的旧电报，包括关于米赫德哈拥有美国签证以及哈兹米已经于2000年1月15日赴洛杉矶的信息。
重温这些电报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然而，“约翰”开始与一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我们称之为“戴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来推断电报所蕴含的意思。“约翰”认识到哈莱德是如此危险，以致有一次称之为“职业杀手”。他断定“某种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尽管这件事明显与美国有关，但是“约翰”没有花力气去确定这些人中是否有人在美国。他没有将这种可能性向对应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他此时正关注着马来西亚。
“约翰”将中央情报局描述为一个倾向于进行“区域防守”的机构，他当时惟独担心东南亚，而不是美国。相反，他说，联邦调查局则倾向于进行“盯人防守”。
中央情报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组的办公室官员与联邦调查局自始至终进行调查的人员没有在同样意义上来看待“案件”。因此，当2000年1月的吉隆坡会议之后，上述人员的活动踪迹逐渐减少的时候，办公室官员们就转向了其他工作。直到2000年3月，电报传来信息，这些旅客中有一人已经飞抵洛杉矶。而当2000年3月电报到达时，反本·拉丹工作小组的几个人也曾打开过电报，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中央情报局的“区域防守”关注于在“何地”，而不是“何人”。如果他的信息早能够与联邦调查局共享，中央情报局的“区域防守”与联邦调查局的“盯人防守”相结合，也许能产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