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先见之明和后见之明“第二阶段战役”和伊拉克问题(3)
使想像力制度化
将飞机作为武器的例子
想像力并非一个通常和官僚机构相联系的能力。比如,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政府有精确的情报显示日本的袭击即将发生,特别是在1941年11月和平会谈陷入僵局之后。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那是一段令人极痛苦的不确定的时期。当时根据判断,最可能受攻击的目标在东南亚,一次袭击一触即发,“但是官员们对突袭会发生在何地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阻止这次突袭都一筹莫展”。追溯历史,截获的情报指出,日本在考察夏威夷并可能把它作为攻击的目标。但是,根据另一个历史学家的观察,“在面临明显的警告时,警戒措施常常让位于例行的公事。”
因此,在日常工作和官僚机构的运行中,充分发挥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不仅仅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设想出飞机可被用做武器的专家。其实,既然“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使用运载工具自杀,即“汽车炸弹”进行突袭的方法,他们进而运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船只(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爆炸案)或者飞机就非常自然了。
但是这些情景没有很快地进入航空安全专家们的思考中。在1996年,因为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第800次航班的坠毁,克林顿总统组建了一个以副总统艾尔·戈尔为首的委员会来报告美国航空安全中的疏漏。戈尔委员会的报告收集了政府内外的专家意见,但没有提及自毁式劫机或者使用飞机作为武器。它把焦点主要集中到在飞机上放置炸弹造成的危险——即“马尼拉航空爆炸阴谋”所采用的手段。然而,戈尔委员会确确实实地引起人们对航空乘客及其携带物的不严格的安检予以关注。
在1998年末,一份报告显示,“基地”组织可能实施劫机计划。12月4日,为克林顿总统准备的《总统每日简报》(在第4章已提及)将注意力再次引到更传统的人质扣留问题上;它报告说,本·拉丹参与筹划了一次劫机行动,劫机目的旨在要挟美国政府释放诸如“盲人谢克赫”、奥马·阿布戴尔·拉赫曼等囚犯。如果这篇《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包括受到国会关键成员的关注,它本可以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国内机场和航班安检的持续性改革的需求上。
威胁报告还提到使用装满爆炸物的飞机的可能性。这些报告提及恐怖分子很有可能操纵一架满载爆炸物的飞机飞向美国某个城市。这篇报告公布于1998年9月,消息来源于某线人走进美国驻东亚某领事馆提供的线索。同年8月,情报部门收到一群利比亚人意图驾机撞毁世贸中心大厦的消息。这两次消息都没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另外,一个阿尔及利亚团体在1994年劫持了一架客机,极可能想在巴黎上空将客机炸毁,也有可能要撞毁艾菲尔铁塔。
在1994年,一架私人飞机坠毁在白宫南面草坪上。在1995年初,阿布杜尔·哈克姆·莫拉德——伦姆兹·约塞夫在马尼拉飞机爆炸阴谋中的帮凶——告诉菲律宾当局,他和约瑟夫曾讨论过驾机撞毁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的问题。
至少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起,克拉克就对用飞机发动袭击的危险抱有忧虑。在国防部拒绝投入财力之后,他曾试图利用财政部掌握的资产实施一项防空计划。美国特勤局继续研究华盛顿地区的航空威胁问题。在1998年,克拉克组织了一场演习,重点在于查找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这次演习的文件描述了一幅场景,其中一群恐怖分子强占了一架停在亚特兰大地面的“列尔”号喷气式飞机,然后满载炸药,朝华盛顿特区的目标飞去。克拉克询问来自五角大楼、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特勤局的官员们,面对这种局势,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自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声称,他们能够让飞机从兰利空军基地紧急起飞应战,但是他们可能需要征得总统的同意,但是不存在这样做的机制。对于演习提出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在1999年末,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关于马萨诸塞州海岸上埃及航空公司第990次航班(一架波音767)坠毁事件的讨论。当时出现的似乎最可信的解释,是其中一个驾驶员发疯了,紧握控制器将飞机驶向了大海。在1999~2000年千年警报后,在全国上下都放松警惕的时候,克拉克举行了一次反恐安全小组会议,主要研讨“基地”组织可能发动的劫机事件。
在克拉克的证词中,他认为有关自毁式劫机的可能性警报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它难以认定,因为“关于‘基地’组织威胁和其他恐怖分子威胁的”警报的数量“有上万条甚至几十万条”。然而,这种袭击可能是可设想的,并且被设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