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先见之明和后见之明“第二阶段战役”和伊拉克问题（4）
在1999年8月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民航安全情报办公室总结了本·拉丹劫机的威胁。在充分复述了有关此话题的一切信息之后，文章发现了一些最重要的恐怖袭击情形，其中就包括一次“自毁式劫机行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分析家们却认为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来达到使拉赫曼和其他被俘的主要极端分子获释的关键目标……自毁式劫机被认为是最后的选择”。
分析家们也可能阐明了“基地”组织想要得到何种“对话机会”。中央情报局没有就可能出现的劫机情形撰写任何分析性预测文字。
在“9·11”之前，一名司法部的出庭律师曾撰写了一份关于飞机阴谋的预见性分析。这位律师明显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在前述情形下击落美国飞机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很感兴趣。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设想到了飞机可能被用做武器，并且开展演习以应对这种威胁——威胁来自从海外飞向美国的飞机，很可能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推测中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关于此种威胁的实际情报为根据的。为了检验指挥和控制计划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备战反应能力，他们假定一架被劫持的来自外国的客机撞毁了五角大楼。这种假想在早期的演习计划中被置之不理，因为“它偏离焦点（朝鲜战争）太远，并且太不切实际”，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军事计划的制定者们推定，正因为这种飞机来自海外，它们会有时间识别目标和起飞拦截。
我们因此可以确立这样的认识：至少一些政府机构认识到劫机威胁并考虑了各种情形。挑战在于模拟并检验那些情景，然后想办法针对这些情形采取相应的建设性措施。
从1941年突袭“珍珠港事件”以来，情报部门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与先发制人阻止突袭相关的问题。情报部门改进了严格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的重点聚焦在前苏联问题上。情报部门的几位主要人员和我们谈论了上述有关内容。这些方法以许多方式表述，但是几乎所有的表述似乎都有至少四方面共同因素：
(1)考虑突袭会如何发起；(2)确认与最危险的突袭相关的预警信号；(3)在可行的时候根据哪些信号收集情报;(4)采取防卫措施以使最危险的突袭转向或者至少较早地发布警报。
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担心缺乏警报，1992年，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筹划了一次专题研究,在这次研究中提出了数条建议，以增强国家情报官员们对警报的责任感。我们被告知这些措施的执行在盖茨的继任者手中松懈了下来。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的警报责任从国家情报官员负责转交由反恐中心负责。具体为，情报部门反恐理事会负责发布威胁意见书。
除去对“基地”组织在生物、化学、放射性和核武器方面的活动的分析外，我们没有发现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研究的、力图避免突袭的方法曾有规律地被使用过。
对未尽之事加以考虑，就可以找出将想像力制度化的可能途径。我们回到方才所提及的四方面分析因素：
1.反恐中心没有分析被劫持或者满载爆炸物的飞机如何可能被作为一种武器利用。尽管自杀式恐怖行动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恐怖分子们的主要策略，中心没有从敌方的角度进行过这样的分析(“红色小组”分析)；如果这样做，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本可以使对付袭击的方法得以凸显——即找出那个能够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准备自杀的“基地”组织成员。但是，反恐中心在“9·11”事件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2.反恐中心没有为这种袭击方法设立一套预警信号。例如，这样的预警信号可能是发现从事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训练或者试图购买先进模拟飞行设施的可能的恐怖分子。
3.反恐中心没有提出要求对这些预警信号进行监控，情报部门信号管理系统也没有这种设置。因此，警报系统也没有查找到一些信息，不论是2001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恐怖分子在亚利桑那州进行各种飞行训练的报告，还是2001年8月萨卡利亚斯·墨萨尔尼因其在明尼苏达州飞行学校的可疑举动而被逮捕。在8月末，对墨萨尔尼的逮捕曾经以“伊斯兰极端分子学习飞行”为标题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其他高层官员作了汇报。因为系统没有充分领悟这些信息的潜在重要意义,这些信息没有发挥警报的作用。
4.情报部门和航空安全专家都没有分析如何在飞机内或者对恐怖分子以自杀或者其他手段控制的飞机进行系统性防务。许多提及飞机的威胁报告都传递给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但是，此机构仍然只对具体的、可靠的威胁信息作出反应，而并没有试图履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更广泛的警告职能。政府中也无人对国内防务的薄弱环节承担责任。
理查德·克拉克告诉我们，在负责防卫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白宫建筑区和2001年热那亚八国首脑峰会的情况下，他对飞机所造成的危险十分担忧。但是他把自己的警觉更多地归功于汤姆·克兰西的小说而不是情报部门的警报。他没有也未能对政府施压以便将如何加强重重安全防卫工作以使飞机免于被劫，或者如何对自杀劫机者采取恰当的空中防卫措施等系统性的问题提上国家政策议程。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如此煞费苦心设计的对突袭的侦查和警报方法并没有失败;恰恰相反，它们没有被真正试用过。当20世纪结束之后，这些方法没有被利用来分析最可能直接对美国发动突袭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