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恐怖主义，以及一个新的恐怖分子组织的产生，特别是在1988～1998年这个阶段，即乌萨马·本·拉丹宣战和组织两个美国大使馆的爆炸事件期间。本章中，我们将回顾政府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美国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相应演进过程。
在本报告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物。与任何一项美国政府开展的研究一样，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机构。我们将介绍各种机构，以及它们是如何适应一种新的恐怖主义的。
1993年2月26日午后18分钟，在世贸中心的两栋大楼下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这并非自杀性袭击。恐怖分子在地下车库的B2层停放一辆装有定时炸弹的卡车后离开。随之而来的爆炸轰开了一个达7层楼高的洞，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现场的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称死亡率这么低真是个奇迹。
比尔·克林顿总统命令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对该事件的反应。政府机构采取行动查找犯罪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严密搜查它的档案，并质问了世界各地的情报来源。国家安全局是国防部巨大的信息收集中心，充分利用其通讯窃听网络，从信息库中搜寻线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实地办公室负责当地调查，并且最终确立了一种将来处理恐怖主义事件的模式。
该爆炸案有4个方面对报告“9·11”袭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个爆炸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挑战，其来势凶猛、恶毒无比。放置炸弹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拉姆兹·约塞夫后来说他本来希望能炸死25万人。
第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出色地调查了该爆炸案，几天之内，美国联邦调查局便证实一块卡车残片的来源——是爆炸发生前一天泽西岛市报告失窃的一部赖德出租篷车的一部分。
穆罕默德·萨拉迈承租了该卡车并且报案失窃，一直要求该出租公司退还其400美元押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93年3月4日逮捕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当局监禁了几个策划者，包括为制作炸弹而取得化学品的工程师尼德尔·阿亚德，和帮助配制该化学品的穆罕默德·阿布哈利马。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另外一名共谋者阿哈迈德·阿佳吉,他曾于1992年9月在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被移民归化局逮捕并且被指控证件欺诈罪，他的同伴就是拉姆兹·约塞夫，后者也是携带伪造证件入境，但要求政治避难并被允许。很快便搞清楚了约塞夫是该袭击事件的核心人物。爆炸发生后，他立即逃到巴基斯坦并大致滞留约2年时间。
萨拉迈、阿布哈利马和阿亚德的逮捕进而引导美国联邦调查局来到了布鲁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那里有一个中心人物叫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他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逊尼派穆斯林教士，于1990年从埃及来到美国。盲人拉赫曼，常被人叫做“盲人谢克”,在其演说和著作中，宣讲赛义德·库特伯的《里程碑》中的内容，将美国看做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者，并且声称与“上帝”的敌人作斗争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信息员了解到一个炸毁纽约主要路标的计划，包括荷兰和林肯隧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93年6月逮捕了拉赫曼及其各个同伙，瓦解了该“路标阴谋”。
作为调查和逮捕的结果，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以与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其他阴谋相关而起诉并判处许多人有罪，包括阿佳吉、萨拉迈、阿亚德、阿布哈利马、谢尔赫和拉姆兹·约塞夫。
这次大规模调查和诉讼的不幸结果是制造了一种印象，即执法系统为对付恐怖主义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管是克林顿总统、他的主要参谋者、国会还是新闻媒体，都是在后来才感到问题亟待解决，对盲人谢克和拉姆兹·约塞夫提起诉讼的程序是否能真正保护美国人民免遭新“病毒”的侵袭，而上述人物正好是该“病毒”的第一次症状。8
第三，成功地运用法律制度来处理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存在着副作用，它遮掩了调查美国面对的新威胁的特征和程度的需要。审判并未引起决策者和公众注意本·拉丹组织。
联邦调查局收集了许多证据，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也提出了许多证据，表明策划者并不仅仅是这些被告人。从阿佳吉那里收集到的资料表明，该阴谋或一系列阴谋是在科哈尔丹营地或其附近策划的，这是一个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恐怖分子的训练营。阿佳吉曾于1992年4月离开得克萨斯去那里学习如何研制炸弹。他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拉姆兹·约塞夫，在那里他们讨论了位于美国的爆炸目标，并装配了一个“恐怖分子工具箱”，其中包括炸弹制作指南、操作指导、鼓动针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录像带，以及假身份证件。
1995年1月，当菲律宾警方发现马尼拉飞机爆炸阴谋后，约塞夫被逮捕了。该阴谋计划在12架飞越太平洋的客机上放置炸弹并同时引爆。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是约塞夫的叔叔，当时住在卡塔尔，是约塞夫的马尼拉飞机爆炸阴谋中的一个同谋者，并且在世贸中心爆炸案之前曾给约塞夫寄去一笔资金。美国检察官在1996年1月得到一份对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指控，但卡塔尔政府的某官员大概就此事警告了他，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逃脱了抓捕（大概是留下来准备在“9·11”袭击中扮演重要角色）。
执法程序要求证明被逮捕或被指控的人的罪过。除了被指控罪犯，调查者和检察官不可能提供所有可能涉及的个人的一切证据，尽管他们继续进行这些调查，计划或者希望其后提起诉讼。这个过程的性质本身意味着要公众记住这个事件已经结束——案子了解了，正义已经实现了。它并不意味着探究这些事件是否是更坏的事情来临的预兆。它也并不允许通过收集和分析事实，从而看看能否提供一些有关恐怖主义策略的更普遍的线索——有关恐怖分子入境和筹资方法及其在美国的恐怖行动模式。
第四，尽管爆炸事件增强了对新恐怖主义危险的警惕性，但是成功的诉讼导致了对这种威胁的普遍低估。政府的检察官强调了这些犯罪的严重性，并且提出了约塞夫的伪造技术逼真的证据。但是留给公众持久的印象不是狡猾的约塞夫，而是愚蠢的萨拉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索取他的400美元租车押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