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行动
2000年初，亚拉赫、宾勒斯伯回到汉堡。亚拉赫于2000年1月31日第一个到达。据宾勒斯伯供认，他和阿塔一起离开坎大哈并前往卡拉奇，在那里他们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见面，后者告诉他们有关安全和在美国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回到阿联酋之前，谢西显然已经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2月底，阿塔回到汉堡，宾勒斯伯也随后赶到。谢西先后到了阿联酋（在阿联酋他获得了新护照及赴美签证）、沙特阿拉伯、巴林群岛及其他地方。大约3月份的某个时候，谢西也曾返回了德国。
离开阿富汗后，这些劫机人员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回复常态。一回到汉堡，他们与惹人注目的极端分子拉开了距离。比如扎姆尔，他们知道扎姆尔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外表及行为。阿塔穿上了西装，刮掉了胡子，也不再到极端分子的清真寺进行祷告。亚拉赫也刮掉了胡子，并且据申盖伊讲，亚拉赫的行为回复到了她第一次遇到他时的样子。2000年1月，谢西在阿联酋的时候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婚礼（事实上，他已于1999年结婚）。看到谢西刮掉胡子并像以前那样生活，谢西的朋友十分惊讶。
尽管亚拉赫作出了很大努力使自己不再显得那么激进，但他的家人还是发现了他转向了极端主义。家人对他的宗教狂热主义越来越担心。亚拉赫回德国不久，他的父亲让他的堂兄——自儿时就十分亲密的伙伴——劝说亚拉赫。然而，堂兄的努力未能奏效。因为与家人及申盖伊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亚拉赫显然区别于其他劫机人员。而这些关系也使他怀疑是否应继续进行“撞机行动”。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2001年夏天。这将在第七章中论述。
离开阿富汗后，4人开始搜寻飞行学校，并进行航空训练。2000年1月初，阿里·阿布杜尔·阿齐兹·阿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侄子，居住于阿联酋，该人将是“9·11”行动的重要推动者——利用谢西的信用卡订购了波音747—400飞行模拟软件、波音767驾驶舱录像带及乘务员手册。阿里把这些物品送到他雇主的地址。亚拉赫很快发现德国的飞行学校不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不得不在美国学习飞行。宾勒斯伯也在欧洲寻找飞行学校。在荷兰时他遇到了一个飞行学校的校长，这个人建议他到美国学习，那里的学费不高并且要求的训练期限较短。
2000年3月，阿塔向美国31个飞行学校发出电子邮件，称自己和其他几个人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目前正在德国上学，并说明大家以前未参加过飞行训练，但很希望在美国学习飞行。信中阿塔询问了训练费用、可能的花费及住宿情况。
申请赴美签证前，阿塔、谢西和亚拉赫都声称旧护照已丢失，因此，他们得到了新护照。或许他们认为旧护照中的巴基斯坦签证会让人怀疑他们可能去过阿富汗。谢西、阿塔和亚拉赫分别于2000年1月18日、5月18日、5月25日获得了赴美签证。宾勒斯伯的签证申请被拒绝，接下来的3次申请也未获批准。因为人们普遍怀疑来自也门的签证申请人，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申请签证的也门青年（宾勒斯伯第一次申请赴美签证是在柏林）可能会成为在美国无证找工作的人，宾勒斯伯最终无法获得签证。“9·11”事件前，除非申请人已经列在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上，一般情况下颁发签证不会考虑安全问题。这4个人并不属于被关注的对象。宾勒斯伯曾打算向美国移民，而这就注定了有机会直接参与“9·11”袭击事件。尽管宾勒斯伯无法进入美国，但他将在美国以外为同伙提供重要帮助。
旅行所需证明文件再一次影响了“基地”组织的方案。
旅行
到目前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基地”组织这样庞大的组织，在其方案实施过程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在“9·11”袭击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大量的国际旅行。正如对基础通讯和资金运转的需要一样，实施恐怖活动也需要旅行。“基地”组织认为电子通讯不安全，因此该组织主要依靠信使传递信息。
在协助“基地”组织行动人员旅行方面，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苏贝达起了关键作用。另外，“基地”组织还拥有一个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护照及东道国事务办公室。该办公室位于坎大哈机场，由阿提夫负责。安全委员会变造各种证件，包括护照、签证、身份证。
同时，为了保证虚假证明文件渠道的畅通，一些“基地”组织人员负责护照收集任务。为此目的，“基地”组织要求“圣战分子”前往阿富汗前线之前把护照交回。如果他们在战斗中阵亡，他们的护照将被再次利用。行动任务训练课程将教行动人员如何伪造证明文件。变造护照的方法——包括替换照片、涂掉、加盖旅行印戳——也要教给行动人员。据说，演示签证“清洗”技术的手册在行动人员中很流行。有报道称，穆罕默德·阿塔和扎卡瑞亚曾参加护照变造方面的训练。
这种训练有双重目的：一是培养伪造证明文件的组织性能力；二是使行动人员在需要时可以随机应变。例如，沙特阿拉伯人经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那么，他回沙特阿拉伯时，有巴基斯坦印戳的护照就需要变造。因此，行动人员要么把护照上的巴基斯坦印戳刮去，要么经伊朗前行——这样不会在护照上直接加盖签证印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