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圣地亚哥
2月4日，或许是受莫汗达·阿布杜拉的鼓动，哈兹米和米赫德哈从洛杉矶来到圣地亚哥。阿布杜拉20岁时是也门一所大学的学生，阿拉伯语和英语都很流利，非常适合帮助劫机者完成他们的使命。
“9·11”事件之后，阿布杜拉被联邦调查局讯问了多次。他承认了解哈兹米与米赫德哈的极端主义的倾向，而且米赫德哈与亚丁的伊斯兰武装力量（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一个组织）有牵连。无疑，阿布杜拉赞成那些极端主义者的观点。在“9·11”事件之后对他的财产进行搜查时，联邦调查局找到一个笔记本（属于其他人），里面的内容涉及飞机坠落、大规模杀害以及劫机。此外，在“9·11”袭击事件后阿布杜拉被作为重要证人拘留时，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憎恨，并“宣称是美国自己导致了这一事件”。
“9·11”事件后被联邦调查局讯问时，阿布杜拉否认事先知道袭击。然而，在2004年5月，我们从报告得知阿布杜拉于2003年9月至10月间在一座加利福尼亚监狱向同室者吹嘘，说他事先知道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正计划恐怖袭击。关于阿布杜拉的诸多说法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根据一名同室者的说法，阿布杜拉明确声称一个不知姓名的人通知他，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将到达洛杉矶计划实施袭击。据说，阿布杜拉告诉同一室友他鼓动这两个“基地”组织行动人员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但是没有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没能确证这一说法。
另一室友记起，阿布杜拉声称在劫机者到达圣地亚哥后，他首次听说了他们的恐怖计划，当时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驾驶一架飞机进入一座建筑并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计划。据这名室友所言，阿布杜拉还声称提前3个星期就知道了“9·11”袭击，这一声明似乎与一系列证据相吻合。大约那时，阿布杜拉可能收到哈兹米的电话。在2001年8月25日后，他不再用自己的电话打电话。根据他的朋友的说法，他的行为开始异常。
尽管监狱同室者之间的自吹自擂常常是不可靠的，但这一证据显然很重要。直至今日，虽然在调查上付出了很大努力，我们和联邦调查局仍未能证实阿布杜拉在监狱所说的内容。
因而，我们并不知道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初次来到圣地亚哥的。我们确切知道，在2月4日，他们去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找沃马尔·艾尔·巴尤米并接受了他提供的帮助。巴尤米不仅帮助他们找到一套公寓，而且帮助他们填写租赁申请表，联合签署租赁协议，并且当不动产代理人拒绝以现金作为押金时，巴尤米帮助他们开立银行账户（他们需要9,900美元的押金），然后他以自己的账户提供了一份保付支票。“基地”组织行动人员当场将押金偿还给了他。从那时及以后，巴尤米都没有拿钱给哈兹米或者米赫德哈，他们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那里获得了资金。
哈兹米和米赫德哈迁入公寓时没有任何家具，实际上没有任何财产。迁居后不久，巴尤米利用他们的公寓开了一次派对，穆斯林社区有大约20个男性成员参加。在巴尤米的要求下，宾·登用巴尤米的摄像机为这次聚会录像。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没有与其他客人混在一起，据说他们在一个后面的房间里度过了大部分的聚会时间，因而没有被录像。
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立即开始寻找不同的居住地点。基于他们对巴尤米所提出的第一套公寓过于昂贵的意见，可以推断他们想省钱。他们也可能重新考虑他们住得如此接近于挥舞着摄像机的巴尤米是否明智，而哈兹米似乎还认为巴尤米有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的间谍。在迁入公寓刚一个星期，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填写了一张想要搬走的为期30天的通知。显然，巴尤米将自己的电话借给他们，目的是帮助他们寻找可能的新居。
他们搬迁的最初努力被证明不太顺利。一个熟人在和他的房东安排后让米赫德哈接管他的公寓。米赫德哈支付了650美元的押金并于3月1日签署了一份租赁公寓的有效协议。几星期后，米赫德哈要求退还押金，声称因为公寓太肮脏他不想搬进去。当时，房东拒绝退还押金，米赫德哈变得十分好斗。房东记得他“狂躁而咆哮”，好像他是“精神病患者”。
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最终在一个私人的家里租了一间房。他们在圣地亚哥的一家清真寺会面。据房东说，后来的劫机者于2000年5月10日住进房间。仅约一个月后，米赫德哈搬了出去。在6月9日，米赫德哈离开圣地亚哥返回也门。而哈兹米停留在该房间度过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余下的日子，直到12月中旬他动身前往亚利桑那州，与刚刚抵达的“9·11”劫机者兼驾驶员哈尼·哈居尔会合。
在圣地亚哥时，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扮演的是刚刚抵达的外国学生的角色。他们继续向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要求帮助。至少在最初，他们在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结识了不少善意的人，那儿距离他们最初居住的公寓只有一箭之地。例如，当他们用现金从一个居住在伊斯兰中心街道对面的人那里购得二手汽车时，那人“为帮助同道的穆斯林兄弟”，同意他们在办理汽车登记时使用他的地址。同样地，在4月，当他们手头的现金不足时，哈兹米说服伊斯兰中心的管理人员让他们使用该管理人的银行账户接收在阿联酋迪拜的某个人电汇的5,000美元（这个人是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侄子阿里·阿布杜尔·阿齐兹·阿里）。
哈兹米和米赫德哈还出入其他清真寺，像虔诚的礼拜者一样混迹于其中。在行动人员于圣地亚哥度过的最初几个关键的星期，莫汗达·阿布杜拉帮助了他们。他为他们充当翻译，帮助他们取得了加利福尼亚的驾驶执照并向语言和飞行学校提出了申请。阿布杜拉也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圈。他与那些朋友中的几个人一起住在梅萨拉巴特清真寺附近的公寓里，这儿距离劫机者的住所只有几米远。
作为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在圣地亚哥的主要联系人，阿布杜拉在“9·11”事件后被拘留了（先是作为重要证人，接着受到移民指控）；基于他所作出的所谓监狱供认与“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有关，阿布杜拉受到了指控，但加利福尼亚南行政区的美国检察官拒绝就该指控起诉他。阿布杜拉于2004年5月21日被驱逐到也门。在对新的信息展开进一步调查之前，司法部拒绝推迟对他的驱逐。
阿布杜拉的其他朋友也为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充当翻译，并帮助他们适应圣地亚哥的生活。这些人中，有的怀有极端主义信仰，或者对有名的极端主义者非常了解。例如，奥斯玛·阿瓦达拉是也门人。“9·11”事件一结束，其电话号码在位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哈兹米的丰田汽车内就被发现。他还被查出拥有与本·拉丹有关的照片、录像和文件。阿瓦达拉在他曾经居住的一所房屋里将本·拉丹的“圣战宣言”和其他类似材料分发给当地居民。奥玛·巴卡巴萨特是沙特阿拉伯人。他也在拉巴特清真寺遇见过哈兹米和米赫德哈。他承认曾帮助哈兹米学习英语，并在他们搬出圣地亚哥的第一套公寓后接管了该公寓。很显然，巴卡巴萨特将激进的反美网页下载到其计算机的硬盘内。
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可能的重要联系人是安沃·奥拉奇。他是拉巴特清真寺的一个阿訇。奥拉奇出生于新墨西哥，因而是美国公民。他在也门长大且依靠也门政府的一项奖学金在美国学习。我们并不知道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怎样以及何时初次遇见奥拉奇。他们甚至可能在首次到达圣地亚哥的那一天就碰见奥拉奇并与之交谈。据说，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尊敬奥拉奇这个宗教人士并与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奥拉奇在“9·11”事件后被询问时说，他不知道哈兹米的姓名但能认出他的模样。尽管奥拉奇承认与哈兹米见过几次面，但他声称并不记得他们所讨论的任何细节。他形容哈兹米是一个声音柔和的沙特阿拉伯学生，经常与一个同伴一起出现在清真寺，但是他没有很广的朋友圈。
奥拉奇在2000年中期离开了圣地亚哥，于2001年初在弗吉尼亚重新定居。如同我们后面将讨论的，哈兹米最终在奥拉奇位于弗吉尼亚的清真寺出现，这不可能是一次巧合。我们未能充分了解奥拉奇与哈兹米和米赫德哈之间的关系以得出结论。
总之，尽管涉及具体动机的证据薄弱，我们的整体印象是，在抵达加利福尼亚不久，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搜寻并找到了一个植根于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年轻且意识形态类似的穆斯林团体。该团体成员主要与莫汗达·阿布杜拉和拉巴特清真寺联系。“基地”组织行动人员以他们的真实姓名公开生活在圣地亚哥，哈兹米的名字被列入电话号码簿。他们设法避免引起更多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