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感到一阵阵后怕的时候，上楼搜索的美国兵一无所获，下楼来了，招呼汉斯一起出了安德鲁斯。大约过了5分钟，我们感觉危机四伏，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酒店后面的民房区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密集的枪声爆豆似的响起。安德鲁斯公寓的大堂经理也许是见得多了，比较有经验，安慰我们说，枪手大概是在后边被堵住了，我们这边暂时没事了，让我们安心去睡觉。
果然，到了第二天上午，汉斯专程跑来吃了点饭，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他们在民房区堵住了枪手，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兵对付狙击手一个，经过激烈的枪战（我估计，昨晚的枪声，基本都是美国兵这边开的），伊拉克枪手被当场击毙。
这个事情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中午的时候，我和小何去了一趟网吧，处理完和国内联系的信件后，我给中国驻伊大使馆的蒋秘书发了封邮件。此时，大使馆工作人员完成了在巴格达的第一次复馆考察，正在约旦待命。在信中，我汇报了爆炸事件和狙击手事件，建议大使馆下次再来巴格达，不要再住喜来登酒店了。抵抗组织为了制造国际影响，偏爱袭击高级酒店，喜来登和巴勒斯坦酒店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抵抗组织已经开始使用RPG－7袭击酒店较高楼层，出于安全考虑，还是选取中档酒店中4层以下的房间入住，相对比较不容易遭到袭击。
邮件发出后4个月，2004年3月，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宣布复馆，孙大使携带6名武警进驻伊拉克，一时成为国内新闻的热点。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大使馆一行20余人，在巴格达办公住宿地址是曼苏尔酒店3楼。
杀出一片曙光 1.折戟拉希德
安德鲁斯餐厅经营得半死不活，促使我们只有另谋生路。当时已经有很多外国记者和我们提起了拉希德酒店，说那边有非常多的美军士兵，如果餐厅开到那里，一定可以生意兴隆。
我和小何为此进行了一番打听，了解到，拉希德酒店乃是萨达姆政府时期的国宾馆，坐落在总统府所在的绿区（以前的萨达姆宫殿），主要接待各国政要，档次很高。战争爆发之后，这里住着美军校级以上军官和美国政府文职人员。如果餐厅能开在这里，生意想必会比较好做。
可是在一开始，由于没有通行证，我们的行程只能止于检查口——守卫绿区的美军士兵告诉我们，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去，而办领通行证，就必须进入到绿区里面。
这是个让人为难的悖论。好在美国兵的原则性不是太强，我和小何拿来了印制精美的中餐菜谱，告诉守门的美国兵说，我们要在绿区开餐厅做“CHINESE FOOD‘中餐’”。美国兵一听，显得非常高兴——大概也是啃汉堡包啃久了受不了——热情地表达了对我们的精神支持，并给予了一定方便：放行。
可是，当我们拿着菜谱进入绿区以后，才发现，拉希德酒店守卫森严。我们再拿着菜谱去，在其他地方百战百胜的“CHINESE FOOD LIST菜谱”却在拉希德酒店失效了，尽管守门的美国兵看到菜谱馋得直吞口水，但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10月前后，伊拉克的太阳依然像失火的油田般让人窒息，执勤的美军士兵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我们虽然非常向往安德鲁斯的空调，但是事业没有一点进展，我们也不好意思回去。在拉希德酒店一次次碰壁之后，只好决定放弃。
最后一次从拉希德出来，强烈的阳光几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正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突然，在拉希德酒店对面，发现了一幢巨大的建筑——“商务中心”。
我并不知道这个“商务中心”是干什么的，当时还没从拉希德酒店失败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昏头昏脑地拿着菜谱，混过了门口的哨兵，进了商务中心的大厅。
商务中心是一座四层建筑，帝王宫殿，十分豪华，一楼大厅有个商务中心。美军战后为了收拾烂摊子，发展当地资本，在那里发布英美等国大公司的商务合作信息，作为一个免费的交流平台，帮助伊拉克资本家发家致富。
商务中心有一个美国女职员，是个绰号“母象”的大胖子。她大概以为我们是前来竞标的中国公司代表，悄悄地把我们拉到一边，好心地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美军招标，向来是把伊拉克本地公司作为优选的第一考虑，这是为了增加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省得穷得没饭吃的伊拉克人用RPG（火箭筒）揍他们；其次考虑的是美英和伊拉克当地资本合资的企业，目的也是一样；第三才轮得上美英本土公司。至于中资公司，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投中过任何一支标。
当时我们混进商务中心，并不是冲着这个商务平台来的，但是听“母象”一番劝告，顿时让我们心中一冷——中国人在海外开展事业，为什么总是困难重重？
杀出一片曙光 2.第二次握手
2003年10月，我在伊拉克的第一份事业“安德鲁斯餐厅”陷入了泥潭。我和小何天天往绿区跑，一直锲而不舍地寻找一切机会。记得有一天我们没有去绿区，晚上休息时总觉得不对劲，第二天小何龇着大龅牙笑着对我说：“老兄英语进步不少，说梦话都用英语耶！”我问他哪句英语，他答道：“Keep Moving，Don’t stop（继续前进，不要停下脚步）”。
这时候，绿区的执勤美军中已经有不少人和我们熟悉了，看见我们就开始催促：“你们的中国餐馆什么时候才能开业？”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抱歉地笑笑，走开，看着失望的大兵像小孩一样抱住了脑袋。
有一天中午，我和小何在绿区跑了一上午一无所获，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了商务中心。“母象”经理并不在，我和小何在里面乱转。突然，在一楼大厅不起眼的拐角处，我们发现了自进入巴格达以来，最令我们振奋的场面。
我们在商务中心的一楼，看见了一个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大餐厅。当时正值午餐时间，二三百号美军在排队进餐，本来我们还以为是美军食堂，仔细一看才发现，餐厅里跑前跑后的工作人员都是伊拉克人，美国兵的盘子里摆的都是粗制滥造的伊拉克汉堡和馕饼。伊拉克汉堡品种单调，里面夹的馅只有鸡腿和牛肉，面包粗糙，吃下去都怀疑会割破喉咙。而就是这样一个破汉堡，在那里竟然卖到三美金一个！
等到中午就餐的美军渐渐散去，我们想最终确定一下，这里到底是美军食堂还是私人经营的餐厅，于是托服务员找来了他们的经理。经理是一个50多岁头发花白的精瘦老头，在阿拉伯民族普遍横向发展的体形里，这样的体形是非常罕见的。他神态里透着无言的骄傲，举止却彬彬有礼，可以看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我们试探性地问道，这里的餐厅是私人的吗？当时我们还怕老头耍心眼，谁想到，他却没有一丝商人的心机，非常骄傲地做了个手势，告诉我们：“这里都是我的。”
我们非常羡慕餐厅的规模和一流的环境。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叫伊象，战争之前是萨达姆管家之一，这里的餐厅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的朋友是一位美军将军，是绿区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想，阿拉伯人爱说大话的老毛病又开始犯了，便调侃他是如何攀上美军将军的。他说他是基督徒，英语顶呱呱，做过将军临时翻译，将军一高兴就把这个场子交给他打理了。这个老爹爹还给了我一个忠告——要给美军干活，说自己是基督徒很管用的。之后我在绿区的餐厅开张后也曾有一位二星将军来光顾，我想起了他的忠告，冒充基督徒想高攀这位将军，以便获取某些好处，但还没有近身就被他的保镖拎了一边去。天知道这位伊拉克老爹爹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他见我们不信，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指着文件末尾签名处一栏说道：“看见这个签名没有，这就是那个将军的授权签名。”小何英文比较好，凑上去看了半天，然后转过头来和我悄悄嘀咕：“这是份餐厅授权经营合同，但上面说所有权属于伊拉克政府，另外没有注明经营期限，但应该是一份真的合同。”关于合同经营期限，我们向他提出了疑问，但他骄傲地笑了，告诉我，没有经营期限，意味着合同是无限期有效的。想到他有美国将军的保护伞，我和小何也会心地笑了一笑。
我至今还不明白当初伊象为什么会向初次见面的我们亮出如此重要的文件，也许是他十分想证明自己的祖上曾经阔过，或本人曾经中过举人，甘心当一回阿Q的心态；也许是因为萨达姆的专制统治把他们的商业智慧也一并压榨光了。
看见伊拉克老爹爹伊象如此坦荡的胸怀，我和小何也不再遮遮掩掩，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希望双方合作，我们做中餐，一份套餐可以卖到7个美金，而成本和你一个汉堡一瓶汽水的成本差不多。这样合作之后，我们不改变你的餐厅定位，只是增加一个供应点，并给你分成，你收入只多不少却又减少了劳动力，还丰富了品种，增强了竞争力。
伊象并不了解中餐，担心价钱过高销售会出现问题，不大愿意和我们合作。谈判进入僵局。当时我们三人就在收银台边说话，伊象手里拿着我们的中餐菜谱，心不在焉地翻着，这时，旁边的一个美国兵打破了僵局。
这个美国兵大概是吃饭吃得慢的，正晃晃悠悠过来算账，看到伊象手里的中餐菜谱，顿时来了精神，抢过来盯着图片看，眼睛里都要滴出口水来。不等我们有反应，又呼朋唤友叫来十来个战友。一群大兵围着菜谱看，非常兴奋，后来几乎是要卡着我的脖子问：“Where is chinese food？（哪里有中餐）”我高兴地指着伊象，告诉他们：“只要这位老板同意，很快就会有的！”
伊象大概没想到美国兵这么喜欢中餐，眼见为实，立马同意做中餐了。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伊象却没有跳出阿拉伯人惯有的拖沓共性，合作的计划一拖再拖。我们隔天催一次，每次看见伊象餐厅宾客满堂，联想起自己那边安德鲁斯餐厅的冷冷清清，心里都在期盼着和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合作能有一个好前景。
杀出一片曙光 3.慢性子遇上了阿里巴巴
和伊象的谈判已经持续了两周，谈判的内容也不断地重复，大概是老头每天生意兴隆，也不着急立即和我们合作，谈判一度进入畅想阶段：一方面，伊象透露出了越来越强的合作欲望，他甚至向我们打听如何从中国进口冰淇淋机，烤面包机，爆米花机；但在另一方面，谈判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开始我们的中餐业务。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对我们越不利，我和小何越来越着急。
11月初，有一天，我和小何心急火燎地去找伊象，他还是慢吞吞地，找了个地方和我们打口头太极拳。临近中午，商务中心的伊方女经理来到餐厅找他，有事商谈。老头彬彬有礼地向我们告辞，请我们等他办完这件事后继续谈判。
谁知，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其间，我和小何饥肠辘辘，眼见他们的谈判遥遥无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忍不住就要告辞，到一旁找到伊象。这个老头脸上没有了骄傲，面色非常难看地请我们再等上一等。
等到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伊象又召集了他的四个儿女和儿子，开了半小时的家庭会议，然后非常沮丧地走过来告诉我和小何：“经理刚才告诉我，我的合同被中止了。”
小何鼻子都要气歪了，反问道：“你的合同不是无限有效吗？”
伊象非常沮丧，几乎快要哭出来：“我遇到了一个女阿里巴巴，她要把餐厅交给她侄儿经营。”
我和小何一听就明白了，伊方女经理大概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我责怪伊象，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你没有孝敬女经理吗？
伊象一阵长吁短叹：“我不是没有给她好处，每月我都给她烧5000美金的香，可是人心不足啊！”
事发突然，我和小何面对变故，都有些不知所措。眼看着几个星期天天的奔波和口舌就要白费，心里都不好受。这个时候，伊象还算镇定，可能也是刚刚开过的家庭会议统一了思想，他告诉我们：“虽然现在餐厅被女强盗夺走了，但是你不要着急，美方经理，特别是绿区的将军是我朋友，我的餐厅，迟早会夺回来的！”
大概是为了让我们放心，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伊象主动要我们拿出合同，干净利落地签了下来。我和小何相视苦笑：跑了半个月，合同跑下来，却变得一无所有。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再去商务中心，发现里面忙碌的服务员已经全部都换上了新面孔。伊象大概是闲了下来，反而隔三差五去安德鲁斯餐厅找我们，商量从中国买冰淇淋机什么的——鬼才相信他的话，这个时候，他连餐厅都没有了。
有时候，我们打断伊象的白日梦，直接问他，你什么时候可以把餐厅夺回来？他就变得非常不好意思，一张老脸憋得通红，磨磨蹭蹭地告诉我们，他已经给将军发了电子邮件求援，想必将军也已经批示给商务中心美方经理发了邮件督办此事，请你们等等，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这样过了一周，伊象仍然是同样的话对付我们，我们开始对他不抱希望了——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将军朋友，别是编出一个幌子来糊弄我们保持面子。
但是事实很快就告诉我们，伊象也许是真的能在美国人面前说上话的。就在我们对他不抱希望，准备直接和商务中心的伊方女经理合作时，有一天，女经理也万分沮丧地跑出来，告诉我们说，她也被赶出来了。美方经理说：“你和伊象，我谁也不帮。”
商务中心原来的餐厅改成了美军宿舍，500平方米豪华的大堂打满了地铺。看到这个情景，我们简直要气得晕倒。好不容易走回安德鲁斯公寓，又迎头碰见伊象，他非常得意地跑来告诉我们，伊方女经理被赶出来了，我得不到，她也得不到！
倒霉的我两头落空，看着伊象的笑脸，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杀出一片曙光 4.打入大不列颠使馆
伊象和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是我们合作给英国使馆开派对。那时他已经被商务中心扫地出门，也许是以前的名声还在，还接到了一单英国使馆的生意。伊象大概是为了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他主动提出，可以找到中国厨师。英国大使馆的人可能也是中餐的FANS，很高兴地同意了。
有伊象提供这么好的机会，我和小何决定把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歇上一天，去英国使馆见见世面——伊斯麦伊可不高兴了，我们和厨师一合计，英国使馆给的200美金酬劳我们也不要了，全给你伊斯麦伊，我们花钱请假！
在伊象的带领下，我和小何领着两位厨师，一起来到了绿区检查口等着排队搜身。伊象拿出电话说了一通，不到10分钟，我们见到了英国使馆的第一个人——管家。
英国管家是世界闻名的，而这个管家就好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一样——瘦瘦长长，马脸始终骄傲地昂着，身上穿着贴身的小马甲，白色的衬衣，袖口风骚地扎着复杂的花。
在他的带领下，伊象开着面包车，领着我们一起免检进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英国管家走路——天哪，不知道他是不是演电影的，走路时上身竟然丝毫不打弯。
这座英国大使馆的前身是乌代的别墅——这个前伊拉克太子活着的时候就以穷奢极欲闻名于世，所住宫殿金碧辉煌，门口两根大理石柱，尽显巴洛克风格，厚重的大门用橡木制成。没等我们感叹完，就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大厅顶的一个水晶吊灯吊了近10米，虽没有亮起，却已经开始晃眼。
英国管家带着伊象直奔后堂，把我和小何撂在了大厅。我们仰着头，盯着吊灯边看边退，不知不觉就坐在了大厅墙边的沙发上，低头一看，再一次被豪华所震惊——整个沙发，是上等的檀木雕刻而成——边角都做了厚厚的包金处理，沙发表面蒙着一层精致的丝绸，表面透出光泽，上面用金线绣着阿拉伯风格的花纹。我愣愣地看了半天，发现四下没有外人，招呼小何狠狠地坐了几下，一直到屁股觉得疼。
正在我们玩得开心时，侧厅过来了一个印度人，他很小心地指指英国管家离去的方向，示意我们不要给他看见坐了沙发。我和小何一看，赶紧站了起来，和他退到一边，比画着聊天，等待管家回来。
不久，英国管家板着马脸回来了，拉着我们去了厨房。厨房和大厅只有一门之隔——我们刚一进去，管家就在身后把大门拉上了，小眼睛朝天一瞥，一字一顿地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入大厅！”
我和小何不愿再看他的这副嘴脸，溜到了一边的保安室里，和两个尼泊尔籍保安聊起了天——一聊还聊出了缘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一个家伙竟然用粤语和我打招呼：“你好吗？”
我十分惊奇——原来，这家保安公司的老板是个香港人，这个尼泊尔籍保安在香港干了7年，因为会些英语，这次被选派到伊拉克执行任务，月薪是1600美金。
这个尼泊尔兄弟一边向我吹嘘他在香港的工作，一边告诉我他十分满意现在的薪水。看他十分陶醉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你是我在伊拉克见到的最便宜的外籍保安人员”。话说到高兴处他从床下拉出了一个大纸箱，里面塞满了各种水果——“吃吧，都是大使馆的，免费的。”尼泊尔兄弟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从科威特和沙特空运而来，个个精致饱满，经过无菌处理后用保鲜膜细致地包好，和当地产的歪瓜劣枣不可同日而语——伊拉克菜场上卖的黄瓜，都只有小指头粗细，而且干瘪弯曲，让人毫无食欲。
我们在安德鲁斯公寓的餐厅一直在赔钱，基本就没敞开吃过，这下逮着免费的，正在大快朵颐，厨师跑了过来：“刘磊刘磊，快来看厕所！”
如果没有看见乌代别墅的豪华厕所，你永远不会理解厨师为什么那么激动地打断我们的水果餐——官邸的一楼厕所是佣人用的，但里面仍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雕花瓷砖，马桶盖、镜子、挂件，全部包着闪亮的金件——纯纯粹粹，这就是一个超级豪华的厕所。我在里面溜了两圈，突然冒出一个阴暗的念头：“小何，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要在这里留个纪念！”
小何笑着跑了出去。我在里面坐了10分钟，看着30平方米空旷的厕所，感觉像在空旷的大街上拉屎——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像是被一百个人盯着。终于，这个纪念没有完成，我狼狈地提上裤子出来了。小何见我出来，赶紧也进去留念——5分钟后，他也哭丧着脸出来了。看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学会享受。
我们回到了厨房——这时，厨师已经开始油炸春卷了，滚滚油烟腾空而起——英国管家大概从没见过美味中餐的如此制作背景，皱紧了眉头；可是主子点的餐，也不敢多说什么，皱着眉头板着脸跑到一边，拿起酒杯，一个个对着灯光看，还从马甲里掏出一条白手绢，不停地擦来擦去；一转身，尖声命令一边的印度人：“擦地！”
这个时候，派对已经快要开始了，伊象和他的儿子进入了大厅，穿着西服打着领结，开始在大厅中央摆桌子——这个干瘦的小老头不愧是萨达姆的前管家，做这些事显得非常专业，酒杯、餐巾、折花，样样齐全，程序复杂。我和小何穿着T恤，想借着帮忙的名义见识见识，却被英国管家阻在厨房。
没过一会儿，伊象开始倒酒了，琥珀色的香槟从金字塔形的杯阵顶倾斜而下，逐层流落，一滴也没有洒出来。我和小何趴在门缝上，看得眼珠都要掉出来了。这时候，中餐的菜品依次准备完毕，小何合计着自己英语不错，从厨师手里接过盘子，想客串一把服务员，去大厅里送一趟菜，体验体验大厅里的奢华。
可他刚走到门口，再次被英国管家伸手给拦住了，大概是嫌他衣服不正式，或者是不懂礼节，叫来了穿着黑色西装的伊象，把菜送了上去。
我和小何再次退回厨房。看着大厅里的人谈笑穿梭，男人们端着酒杯，风度翩翩地围着女士讲笑话，我们心里再也没有兴致，和管家说了一声，拉上厨师，从官邸的偏门离开了。走出官邸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豪华的大门，大声说：“如果有下次，我要做他的嘉宾，而不是佣人！”
杀出一片曙光 5.人 蛇
就在我们为理想为命运而抗争的时候，安德鲁斯餐厅迎来了一批中国同胞，他们是一群同样做着淘金梦的国际盲流，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偷渡客。严格来讲，这些人并非非法“偷渡”，两个月前，中国和约旦刚刚缔结了中国公民赴约旦自费旅游的协议，中国人到约旦可以落地签证，再进入没有政府管理的伊拉克，从渠道上看，也算合理合法，但实际上与偷渡客没有二样。
那是在11月份中旬，我每天往返底格里斯河两岸，出入绿区为新餐厅选址而奔波。一天，我和小何刚从绿区回来，不顾一天的奔波劳累，又在安德鲁斯餐厅忙活开来。大约在下午5点多，伊拉克经理跑上楼，一边笑一边告诉我，楼下来了几个中国人，你去看看吧。
我不知道伊拉克经理为什么发笑，下了楼，走到大厅，看到7个人正襟危坐，大热天穿着非常劣质的条纹西装，打着领带，凌乱的头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洗澡，处处透着别扭——伊拉克经理大概就是在嘲笑他们的土气。我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人嘲笑，心中愤慨，回头瞪了伊拉克经理一眼。
这个时候，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皮夹克，已经迎了上来，热情地和我招呼握手，介绍说他们是来伊拉克做生意的，又从包里掏出两条三五烟塞给我。
领头的皮夹克告诉我说他是建筑承包商，帮忙看看有没有建筑工地可以做工，我还以为遇到了淘金同志。到了晚上，我把他们安排到附近每人3美金一晚的廉价旅馆住下。全部收拾停当后，皮夹克让6个西装客在房间里休息，把我拉到楼下大厅，神秘兮兮地要和我谈事情。我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气氛变得有些尴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废话，他终于和我交底：他从国内以3万块钱的介绍费，把这6个人以“伊拉克重建”为名骗出来，现在安排不了工作，如果我能帮这些人安排工作，他就给我利润的一半，大概12000元人民币。并说，这些人好打发，只要有吃有住，400美金每月，保证3个月内有工作就可以了。
蛇头狡诈地笑笑，告诉我说，如果工作安排好了，这些福建人会打电话回国内，把表哥表弟之类亲戚一起叫来，为“伊拉克重建”添砖加瓦，到时我们就会财源滚滚，还开什么鸟餐厅，既累来钱也没这行快！
原来如此，知道了底细，我有些生气：“在巴格达，当地人一个月才60多美金，失业率高达70%，况且他们语言不通，怎么能挣到400美金呢？”
蛇头被我一说，显得有点尴尬，只好点头称是，说这也是没办法，在国内不了解伊拉克局势云云。我突然想到，万一这小子把人甩在我这里，说我是他的下家，我该怎么办啊。想到这里，心中一紧，心说坑害同胞的黑锅，老子万万背不得——回到国内，家人朋友都会看不起我的。
我于是赶紧拉着他上了楼，和另6个偷渡客见了面，告诉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千里迢迢跑到伊拉克捡子弹壳，遇上也是缘分，帮你们不是因为其他的，就是因为是同胞。我和你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帮你们找旅馆也是纯粹帮忙，不收任何好处费的。工作在这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要回去趁早，免得人财两空。不知道偷渡客是不是听懂了我的话，反正皮夹克脸色极其难看。
本以为，人蛇的事情就这样可以撇清了，没想到，10天之后，他们又找到了我。这个时候，蛇头已经跑到约旦了，临走前说伊拉克工作难找，到约旦探探路，看如何从死海游到以色列，然后软硬兼施，将众偷渡客身上仅剩不多的钱再次搜刮去了大半。偷渡客们人生地不熟，不敢反抗，任由蛇头拿了钱跑路。2004年8月，我去了一趟地处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死海，当地阿拉伯人想说一件事情不可能成功，会用这样一句谚语：跳死海自杀。
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当时我在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新的业务还没有眉目，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只好给在约旦的孙大使发E-MAIL求助，当时使馆工作人员刚刚撤回约旦。不久大使馆回信说，现在人员不在伊拉克境内，鞭长莫及，请你们尽力帮帮他们。
这样，我和小何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每天来餐厅里坐着，也没有钱吃饭。有时其他客人吃剩下了什么，趁服务员没来得及收碗，他们就迅速地把碗拿过去，把盘子吃干净。当时我和小何奔波在外，安德鲁斯的老板看着6个光棍坐在店里，拣客人的剩饭吃，十分恼火，说我专门招惹不三不四的人，影响生意，要我限期把他们赶走。从此之后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把收集到的剩饭剩菜，利用夜幕做掩护，给这些福建人送去，遇到不知情的伊拉克服务员的询问，美其名曰：送给外面那些没爹没妈的伊拉克流浪儿童。以获得对方崇高的注目礼。
人在他乡，深知出门在外不易，看着同胞落难，真是又可气又可怜，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为了他们，我专门抽出两天时间，帮他们找到了可能是巴格达最便宜的房子，租金70美金一个月，这要比他们现在每人3美金一晚的旅馆要省出一大笔开支。但他们还觉得贵，不住——可能是他们认为搬到离我们餐厅较远的地方去住，怕失去我们这根救命稻草。听到这句话，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有什么办法呢？看来这个包袱只好一直背着了。
在安德鲁斯餐厅3个月合同实验期满前，我在海法区租了一套房子，原本打算是安德鲁斯生意关门后以此为落脚点，再寻出路的，没想到，第一批来住的人，竟然是6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
杀出一片曙光 6.落脚海法区--我的盒饭生涯
巴格达的海法区，是市中心的高尚住宅区，战前该地区的住客多是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里治安情况相对比较好一些，离绿区也较近，所以我准备把窝挪到这里。
为了节省中介费，我逐栋逐屋搜索房源，好在中国人在伊拉克算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人，得到了广大伊拉克朋友的热情帮助。根据得到的信息，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房东一看见我们就十分亲热——他曾经是萨达姆时期政府单位的工程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在中国接受培训，参观过某工程，下榻过钓鱼台国宾馆——他向我炫耀已经珍藏N年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火柴盒。谈了一会儿，这个老外一直奉承我们：“中国人最好！”
不知道是不是上世纪80年代参观中国的后遗症，房东家里的布置，充满了中国特色，客厅被中式屏风分成两半，门口摆着的居然是两个景泰蓝大花瓶——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家的门口一般是摆石头狮子，也许是阿拉伯房东不够力气把石狮扛回国，才学会了中国宾馆门口摆花瓶的习惯。客厅墙上挂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古典仕女图。根据穆斯林的习惯，家庭里的女性一般不能抛头露面，都藏得严严实实，于是就让中国古代仕女给他挡着。不久，屏风后面传出一声女声，男主人跑去端出一盘阿拉伯特色的红茶。我一边喝着甜得腻人的红茶，一边谈租房合同细节，月租金250美金，租期3个月，一次性付清租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中国情调的房子里，我和房东顺利地谈好了一切，出门的时候回头一看，差点要笑出来——门口两个花瓶上方，居然还挂着两个宫灯，看来是这个房东对我们的天安门充满了美好回忆。
解决了落脚点之后，我就开始筹划继安德鲁斯餐厅之后的第二笔生意了。那时，商务中心仍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天天在里面跑进跑出，渐渐发现，美国兵个人素质极高。以往的美国大片中，从将军到士兵，一个个都飞扬跋扈，但现实中的美国兵却非常礼貌，不管是欧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站岗的大兵见人就问好。最热的时候，巴格达地面温度高达60℃，站岗的哨兵全副武装，一丝不苟地搜查、问好，到了最后，身上的防弹衣都湿透了。把我在国内时对狗娘养的美军老爷兵的印象完全给破坏了，这简直是一群绅士兵！
商务中心总负责人是个身高1米9的美军黑人上校戴克，大概是行伍出身，做事风风火火。在我们与伊象合作的计划泡汤后，没有退路的我们总算找到了这位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非常喜欢中餐，在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喜欢中餐，因为黑人兄弟更喜欢咸、辣等强烈的味觉刺激。
小何的英文较好，嘀嘀咕咕把我们在商务中心的失败经历讲给戴克听了。他看了伊象和我们签的合同，遗憾地告诉我们，虽然他和伊象是朋友，但是部队的决定已经不能再更改了，作为对我们的弥补，他允许我们在他管辖的商务中心（四层楼的建筑物）以及前后两条街内随便找个地方卖快餐。
那时，我们安德鲁斯餐厅已经开了两个半月，第三个月的生意虽然没有结束，但按照前两个月的趋势来看，亏损已经注定了。当时，受到爆炸的影响，日营业额平均只有70美金。戴克上校的默许，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投入了我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采购了原料和必要的设备，备下了40份快餐。每份快餐有一份扬州炒饭、一罐汽水和一个菜——酸甜鸡、青椒牛肉、蚝油蘑菇牛肉、将军鸡、宫保鸡丁，也算种类丰富，价钱定在了7美金。
第二天，我们用15美金租了一辆半新的面包车，车门上贴着CHINESE FOOD，算是广告。车进商务中心之时，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我送给了站岗美国大兵两份套餐作为见面礼。
我们在商务中心后面的大街找了个树阴，停车开张。街上没几个人晃，偶有行人，也是匆匆而过。我们的小车趴在树下毫不起眼，一小时没能开张。这时，我开始着急了——如果错过午餐时间，只有拿回去给福建人吃了。
于是我们抬着盒饭，进了大楼。大楼执勤的美国兵看见了，跑过来问：“谁让你们卖的？”我们说：“是戴克上校允许的。”这个兵大概也不是存心盘问，见我们说出了主官的名字，也就不再纠缠，向我们要了一份。我看他是管事的，想贿赂一下，就没收他的钱。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有一个兵看见了中餐，大为高兴，打电话一下叫来了三个人。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恶狠狠的上尉，还是问我们老问题：“谁允许你们卖的？”
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不再慌张，镇静地说戴克上校允许的。上尉大概不相信，摸出了手机给戴克上校打了电话，打完小报告，斜着眼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就走。我估计他是被戴克上校教训了，颇为得意：小子，多管闲事，被骂了吧？
没想到，10分钟过后，戴克上校居然带着副官怒气冲冲地过来了，非常生气地指着我的胸口厉声质问：“谁允许你这样的？”
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这样翻脸不认人，但也不敢反驳，招呼小何，搬着盒饭悄悄撤退了。这批盒饭拿回去便宜了我们的福建同胞，这大概是他们在巴格达吃的最好的一餐。他们放开肚皮，一个人吃了两份。我们生意受挫，没心思吃，厨师也吃不下，剩下的10多份没人吃。福建同胞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惋惜地感慨，倒掉了。
杀出一片曙光 7.为了告别的聚会
初到巴格达的两个月，是我们生意的低潮，其他中国同胞也不顺利——工程没跑下，发电机也没卖出去。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中国驻伊大使馆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考察工作，准备回约旦进行进一步筹备，临行前，把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搞了一次聚餐。
国庆，我们在巴格达聚餐，是在伊拉克最好的餐厅WHITE PALACE。难得参加这种聚餐，我们餐馆倾巢出动。当天到会的，有5个公司及团体，约17人左右。
那天，我们吃了阿拉伯特色烤鱼，大鲤鱼切开，用木片撑开，篝火烧烤。边上还有很多小碟子，橄榄、色拉、芸豆泥、酱萝卜、酸辣粉丝、茴香菜，还有好多叫不上来的东东——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却非常不好吃。
吃完饭，大使馆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叮嘱我们每天打电话报平安，如果发现其他中国人来巴格达，一定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要顾及到每一个来伊拉克的中国人的安全。
当天，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我们身处国内，并不了解我国的外交情况——现在通过亲身接触，我们亲眼看到了大使馆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半年后，中国人质第一次遭到绑架，通过大使馆卓有成效的工作，危机顺利解决，也让我们深深感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光荣。
“绿区”艳阳 1.“特别”通行证
在商务中心寻找项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绿区寻找其他机会了。当时，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已经交给日本女孩村岸由纪子打理。我和小何完全甩手，一天到晚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
考虑要在绿区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人办下绿区的出入证件——毕竟，不能每次都拿着中国菜谱过关卡，一旦遇到非常情况，这种“民间护照”就会失效。
直接负责颁发绿区通行证签发工作的是美军骑1师315连的格里菲斯上尉——之前，一个美国大兵教我如何通过军装看部队番号。我和小何打听到他的办公室，跑去堵了3次，都没找到——看来这个上尉是个喜欢到处跑的混混。后来才知道，他一共有5个办公室，还真是狡兔三窟。
一直到了第四次，我们才在办公室堵到了他——当时楼下停着4辆悍马车，大概是和手下的小兵们玩得累了，回办公室歇歇。
格里菲斯上尉是个职业军人，大概是非常崇拜巴顿将军，把他的气派学了个十足——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他伸手，伊拉克翻译点头哈腰地给他递上雪茄，然后擦一根长火柴点着。
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在绿区开中餐厅。格里菲斯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点点头，说他也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常带着小孩去吃。他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满怀希望，也像伊拉克翻译那样点头哈腰地拿着菜谱上前，给他看书中菜谱图片，并一一指点。
格里菲斯说话也是典型的巴顿风格，爱憎分明，看见酸甜鸡，“很好！”再翻两页，看见了虾和牛肉，大概是不喜欢，眉头一皱：“Fuck beef！（鸟牛肉）”，“Fuck shrimp！（球虾子）”
一旁的阿拉伯翻译凑了过来，看见虾仁的图片，眼睛开始放光——在巴格达，虾都是从巴士拉运来的，价钱很贵，伊拉克战事初停，经济和交通都陷入瘫痪，一般伊拉克人很难吃到这些高级菜。
格里菲斯匆匆翻过菜谱，对我们说：“你们给我送一份酸甜鸡吧，要多少钱？”
傻子也知道，这是个小人情，我们连说不用了。没想到格里菲斯倒不客气，狡猾地笑了：“也对，如果我给你们办了通行证，你们会赚到许多钱。”然后，他派翻译把门口悍马车里八九个小兵全部叫进来点餐，自作主张地告诉他们：“今天这位中国人请客，不要客气。”——典型的你请客，我掏钱。
小兵果然没客气，一人点了一份。伊拉克翻译也趁火打劫，点了一份糖醋大虾——这个二鬼子点最贵的一道菜。两个半月之后，我们在绿区落下脚来。我的伊拉克邻居告诉我一个消息，当初这个点我们糖醋大虾的家伙，开着一辆新买的宝马车在绿区里威风，结果撞上了墙，腰给撞断了，成了终生残废。
那天，格里菲斯手下点的菜，大概要了我们100多美元——按照成本，只要30美金就够了，但当时我们和安德鲁斯老板伊斯麦伊正在合作经营，我们不能直接叫厨师做，只好说是日本大使馆订餐——等于是我花100多美金从我的餐厅买下，然后送给了格里菲斯和他的手下。有什么办法呢？英雄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
中国人说：“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次日，我赶到了和格里菲斯约好的地方，把菜给他送去了，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办通行证，最好还能在绿区里替我们占个房子。格里菲斯当时把手下都轰出去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狼吞虎咽。
其时，巴格达战事已停，只是偶有零星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11月的阳光温煦地撒在绿区格里菲斯的办公室里——我看着格里菲斯狼吞虎咽，心里极想趁热打铁把这事谈成——9个月以后，当我回到国内，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次会面，这是我在伊拉克淘金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看格里菲斯摇头晃脑地给我打美国哈哈，我和小何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照国内行情，我们估摸着他是想要我们孝敬，于是我凑上前去，悄悄和他说，如果我们餐厅在绿区开起来了，我们会给你20%的股份。
格里菲斯看我们这么说，一下变得非常严肃，盘子也撂下了。他整了整衣领，好像美国人民都在看着他一般，很正经地告诉我说：“我是职业军人，纪律是不允许我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我的收入很丰厚（后来我打听到上尉一月能有6000美金的工资），也不必贪图你的股份。颁发通行证是我的工作，我可以考虑，但是开餐厅的房子，要你自己去找。”
随后，格里菲斯脸色变得不再好看，又坐下来开始吃，不再搭理我们。我看着没趣，自己走掉了。一连很多天，通行证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碰到一个伊拉克人也在办通行证，他给我们指点迷津，办通行证绿区里的伊拉克警察有时也能说上话，你没有孝敬他们，他们一定会说你坏话，诸如经常在绿区里看到你们可疑行踪，可能是中国间谍等等。格里菲斯自然会犹豫了——后来卡森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个和他熟识的绿区伊拉克警察也说了，两个中国人不懂规矩。
就这样，在顶着大太阳来来回回走了20多趟冤枉路后，我们终于知道了要孝敬伊拉克警察——不过这些二鬼子实在讨厌，我和小何一商量，也不愿意给他们钱，拉了两箱汽水过去，笑嘻嘻地和他们说：“喝吧喝吧，喝到拉稀最好。”
又过了几天，我们再次把狡兔三窟的格里菲斯堵到了。这回估计是伊拉克警察没有使坏，格里菲斯终于松口：“你明天来拿通行证吧，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礼物，我又开始思念中国菜了……”
这时我们已经把安德鲁斯的生意停了下来，搬到海法，厨师做饭全由自己做主，不必再高价买自己炒的菜，于是痛痛快快地请格里菲斯和他的一干手下大吃了一顿。
果然吃人嘴短，格里菲斯一边擦着油腻的大嘴，一边把翻译叫来给我们拍照，现场制作了通行证。虽然我拿到的是八个等级中最低一级的通行证，但内心还是忍不住一阵狂喜：这就是金山的钥匙，我来巴格达3个多月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东西！
“绿区”艳阳 2.初入“绿区”--咖啡和松鼠
在我和小何缠着格里菲斯办通行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绿区里考察。那会儿我们对生意开张挺有信心，但经营方式上还没有摆脱在安德鲁斯时期与人合作的小农意识——我们很快发现有个“绿区咖啡”的餐厅生意很好，于是就过去打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