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区，绿区 3.在 底格里斯河 游泳
初到绿区，由于生意忙碌，日营业额已经逼近了2000美金。我天天跑前跑后地卖酒，整日小腿酸胀，一闲下来就想坐，没有板凳就想往地下蹲——刘磊总说，出来做生意要随时牢记维护中国人的形象，看见我蹲就把我拉起来。后来次数多了，刘磊也不好意思，终于决定放假带我去底格里斯河。
下午4点的底格里斯河，确实漂亮。刘磊带我来的河滩，是底格里斯河的一个弯道。这里河水清澈，环境优美，曾经是萨达姆（伊总统，呵呵，不是我们的“萨达姆”）的露天游泳池。秀丽的风景和柔和的河风，让人流连忘返。那静静的河水，就像梦中的仙境，让人紧张疲劳的神经一下放松下来。一直到天色暗了下来，水还是那么清。坐在岸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的石头和鱼群。
我在底格里斯河游泳游上了瘾，后来就经常在夜里餐厅打烊以后，发动餐厅的所有员工，招呼上伊拉克邻居，带着啤酒、饮料、西瓜、水果，一起去河边玩耍。
大家在河边铺开垫子，喝啤酒，吃西瓜，任由习习夜风吹拂。河滩两侧的公路上，美军军车来往穿梭，路旁都有美军的哨位，不时有探照灯扫过河面，可以匆匆扫见夜色下底格里斯河的波光粼粼。惟一不协调的，是每隔几分钟，静谧的夜空就会被绿区外刺耳的枪声划破。偶尔还会看见两架直升机结伴从头上飞过。除了灯光，还不时地放出几颗照明弹，夜色一下被照亮，星星的光辉顿时被淹没。
来游泳的次数多了，大家开始酝酿着新的娱乐项目。刘磊对初到伊拉克时碰到的伊拉克老渔翁念念不忘，于是号召大家去钓鱼。我们叫祖拜去买渔具。祖拜这个家伙，大概从来没有钓鱼的经验，买来的伊拉克的鱼钩个个硕大无比，不知道是不是钓鲨鱼用的。没办法，我们只有自己用缝衣服的针改作钓钩。
我们的第一批渔具，是用渔线连着缝衣针做成的钓钩凑合的，没有钓鱼竿。“萨达姆”用面粉和麻油搓成一颗颗鱼饵，竟然很容易就能钓上黄蜡丁来——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破钩子可以钓鱼，看见刘磊他们噼噼啪啪地踩着水过来给我看鱼，还真是吃惊。我的任务是把这些小鱼塞进矿泉水瓶子里带回。夜色里忙中出错，手指给鱼鳍上的刺狠狠扎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鱼刺有毒，钻心的刺痛从手指传来，疼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大家看见我流眼泪，还哈哈大笑。但第二天刘磊就笑不出了——他也被鱼鳍扎了，根据他的描述，半边胳膊都麻了。那天晚上，我们把两天钓来的鱼共13条一锅煮了。为了泄愤，我一人吃了7条。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和刘磊钓鱼兴趣大减，“萨达姆”和祖拜倒是兴趣日渐高涨。祖拜还买回了60美金的豪华钓竿——器械上去了，战果也没令我们失望。豪华钓竿出马的当天，“萨达姆”和祖拜就提着两条大鲤鱼回来了。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他们武器尖端，技术过硬，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两个哥们儿那天拿着豪华钓竿出马，其实什么都没钓着。晚上回来怕没面子被我们嘲笑，从渔民手里买了两条大鲤鱼糊弄我们。
我们最后一次去底格里斯河游泳，是在2004年的9月。当时刘磊已经回国，但我们还是组织了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出发游泳。史密尔开着他的奔驰，阿布杜拉开着他的宝马（这小子是洗碗的，每天收入5个美金，把家底当了个干净买了个二手宝马，天天发愁加油钱），加上我们的冷藏车，前面是阿木迪的摩托车开道。一群人浩浩荡荡，车灯大亮地杀向底格里斯河。一到河边，大家敞开车门，开始狂欢，震天的音乐从车厢中传出。
阿木迪扔开摩托车，抢先下了水，没过几秒钟就一声惨叫，一蹦一跳地上了岸。一看脚下，是被河底尖利的石头割了一道一寸长口子。大家给他包好伤口，抬到岸边躺着。我正准备脱了T恤下水，就发现河边出现了一队人马，一个个平端着枪，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们，绿区美军已经发布了宵禁令，不再允许人们晚上到处玩。一边说，一边把我们集合起来，搜了个遍，最后下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把我们赶走了。
我把阿木迪的摩托车抬上冷藏车。看着这个小子受伤的惨状，心说糟了，这小子明天不能上班，我要受累了。谁知道到了第二天，阿木迪一跳一跳，又来上班了。
绿区，绿区 4.购物记
绿区在萨达姆时代是总统府的所在地，因此总让我觉得有点意识形态大于生活环境的味道——直到我们发现了“木伽马”小区。这里原来大概是伊拉克政府职员的公寓，战争爆发后，这些人全逃跑了，整个小区被流氓无产者占据。秩序重建后，这些房子却无主归还，于是里面顺顺利利摆上了小摊，门口也放上了伊拉克警察站岗。小区住宅的一楼几乎都改成商店了，里面什么都有卖，在物资匮乏的巴格达，这是非常罕见的。我常去里面买橙子、苹果和西瓜补充维生素。这里的菜品都是叙利亚进口的高级货——不像巴格达菜场里的瓜果蔬菜，像被美军炸烂了一般——只是所有的东西上，都落满了苍蝇——商人为了证明他的虾仁是新鲜的，用手把苍蝇一挥，捏起一只虾仁就扔进嘴里，看得我直想吐。
“木伽马”小区的菜也比外面贵很多，我们在来不及外出采购的时候，也常在这里买菜应急：辣椒，两美金1公斤；青菜（所有带叶子的），1美金1公斤；板栗，5美金1公斤；瓜子，7美金1公斤——在国内，这基本是杀猪价。但在缺少娱乐的绿区里，逛菜场，竟一度成为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之一。
最能体现“木伽马”小区兼容并包的是，这里除了卖菜，居然还有黑市加油点。在战后的伊拉克，汇率是最不稳定的，在刘磊装修期间，为了支付工钱，他换掉了10000美金，就在短短的20天里，这笔第纳尔就坐地升值了25％，一直让他后悔到现在。
比汇率更离谱的是油价，最开始，30升的油箱5000第纳尔（约3.5美金）就可以加满，这还是绿区内的特价，一个月后，突然上涨至7000第纳尔，又过两三周后，竟然生生上涨了至10000第纳尔（尽管如此，还是不到人民币两元一升)。在伊拉克境内，经常可以看见伊拉克人冒着酷暑排一天的队，去官方加油站加油。这里的油价约合人民币两角钱一升——而在绿区外的黑市加油站，也只是人民币5角一升。
这是伊拉克经历两次战争之后的价钱——可以想象，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国内的油多半比自来水便宜。而战后因为油路被反美武装切断等原因造成了“油价飞涨”。我想，如果国内的车迷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买油，肯定做梦都会笑醒。
我经常去逛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离我们餐厅只有50米远的绿区小商品街。这是一条被封锁了的道路的一段，道路两边已经被上百个临时帐篷占据了，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已经作废了的钞票，萨达姆的画像，家常用品，劣质衣服，最新的电脑配件，1美金一包的劣质香烟，3美金一个的插头，5美金一张的盗版DVD碟，10美金一个的中国南方某省产的电源插座（质量之低，我都不知如何描述，反正我只用一次就不敢再用了，怕出事），30美金一对的情侣表（表四周的金属框框就像是用锯子加锉刀做出来的，天知道美国兵怎会看得上，而且买的人还贼多）。这些价格在我们看来都是天价，但是美国人不这样认为，所以也特别喜欢来这里淘宝，这也就为10月14日被炸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按下不提）。我也经常来这里买一些临时急用的东西，如牙膏、电话充值卡、电工胶带等。
在绿区，我最喜欢购物的地方要算美军的PX超市了。PX超市隶属于AAFES公司，专做美军的后勤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军基地，都能发现它，它只对美国人开放，“We go where you go！”是他们的口号。PX旁边还有一个网吧。刘磊和“萨达姆”对网吧兴趣不大，往往都是写好E-MAIL后，由我背着笔记本电脑去网吧代发。这样，PX超市旁的网吧就成了我们餐厅和国内取得联系的一个联络点。
第一次去PX超市的时候，我带着祖拜进去，刚走进去，就来了一个管理人员，查看我们的证件。那会儿我们只有护照和居民证件，那个管理员告诉我说不行，这个证件不能进来，就生生把我们赶走了。大概是越禁止越向往的原因，我后来多次和美军说起PX。他们告诉我大胆进去，只是记住：别和阿拉伯人一起进去就行。后来我单独又去了几次，果然再也没人找我的事。这个“惨痛”的教训给了我足够的经验。后来开车出去，每次经过检查口时，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检查过。但是阿拉伯人却喜欢搭便车，这就苦了我，经过检查口时，车往往得耗上半小时：排队受检，而且美国兵检查得特别仔细。后来我往往在到检查口之前，就把阿拉伯人撵下去。
在PX超市里，我给自己买了很多小玩意儿——那里除了DVD光盘贵得吓死人（要29个美金），其他东西还是很不错的。我经常帮阿拉伯员工带些东西：零食、CD机、电池、雪茄、洗发水等等。美国商品的定价多是若干美元若干美分，每逢找零，PX超市就找给代币券。那是一种塑料小圆盘，正面印着公司名和面值，反面是军事题材摄影，表示这些牌牌的特殊背景——这种小圆盘也经常被美军士兵用于支付小费。每次积攒到一定数量，我都去PX换一堆货回来。出口处有个陈列柜，放着免费的东西：书、杂志、防晒霜等等。刚开始我还傻乎乎地拿着去问，再后来就只管往包里丢，因为我发现别人也是这样做的。呵呵，回去后，每人一份，包括阿拉伯员工。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4年10月，绿区咖啡和绿区小商品街发生爆炸后，美军才加强了戒备，PX第一次有了站岗的。我凭着脸熟，进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换防，来了个生面孔，看见我坚决不让进，说没有DoD（Department of Defense 美国国防部）的通行证是不能进去。我说不可能，我前几天刚进去过！
门口站岗的美国兵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告诉我，不可能，他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不允许任何非美籍的人员进去。我拿出了一堆超市小票给他们，美国兵惊诧地笑了，挥手放我进去了。看来美国兵挺讲人情的，不过在战场上，这也许不是件好事，太容易犯错了，说不准哪个炸弹就这样混进去了。
2004年12月21日，摩苏尔军营发生爆炸，22人死亡，19名是美国人。这之后，PX开始增加了大量的保卫设备。2005年元旦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PX了。
绿区，绿区 5.杀 兔
萨达姆时代的皇宫（现绿区所在地），曾经是小动物的天堂，方圆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放养着大量的梅花鹿，野鸭，兔子。美军占据绿区以后，这些小动物无家可归，很多都死掉了，有少数一直靠流浪和偷吃顽强活着。我们常常在偏僻的角落里看见这些小家伙顽强的身影——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一只兔子。
这只兔子几乎是和我们同时进驻绿区“中国龙”餐厅的，在我们完成二次装修之后，1000美金铺就的草坪成了兔子的天堂。餐厅打烊之后，我们常常在墙角看见肥兔矫健的身影。“萨达姆”不满自己辛苦操劳的草皮成为兔子的晚餐，数次组织人力进行围捕，动用了拖把棍子、板凳腿等等凶器，都可耻地失败了。
4月份我来到巴格达之后，这只兔子的活动日渐猖獗。某次围捕，我负责守住院门，那是兔子惟一的逃跑出口。这只肥兔被“萨达姆”追赶得兴起，竟然毫无惧色地向我扑来——这哪里是兔子，分明是老虎。
那次围捕以兔子吓得我夺路而逃告终，但同时也深深激发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决心。为了彻底堵死兔子的惟一逃跑路线，我们准备了一个铁栏，放在门边，随时准备堵死它逃生的必经之路。不久后的一个夏日夜晚，这个熟悉的客人最后一次走进了我们的院子。
那次围捕中，我们可耻地使用了车轮战术。从刘磊开始，“萨达姆”、彭厨师轮番上阵追赶兔子，每个人追赶5分钟。等到最后我上阵时，兔子已经筋疲力尽了，被我顺利捉拿。
从发现到被活捉，历时6个月，这只兔子终于被捕。餐厅的女孩子非常善良地要求把它养在卧室，结果这个东西奇特的臭味很快就让她们不能忍受了。而我们这些大老爷儿们则在餐厅打烊、喝完闷酒后，把所有的门封死，放出兔子，然后像猎狗一样追兔子取乐，现在想想这太卑鄙了。在它被捕后的一个星期，彭厨师终于产生了杀兔改善伙食的念头，并最终获得了我们的一致支持。
没想到，这次杀兔成为了彭厨师的梦魇——大概是怕弄脏了草坪，他站到了院门口，拎着菜刀，提着兔耳，仅仅用了三五秒就收拾了这只肥兔。正准备剥皮，阿拉伯邻居撒拉（祖拜的小舅子）怒吼着冲了上来，一把夺下彭厨师的菜刀，挥舞着四下砍杀。小彭大骇，转身跑进屋子大声呼救。我和刘磊赶紧出来夺下他的菜刀，按住这个家伙。他一边大喊一边哭泣。这时候，邻居的阿拉伯妇女也开始出来指手画脚。阿拉伯话听不懂，但也能猜出个大概，不外是说小兔子如何可爱，我们如何残忍。我看着阵势不对，又怕撒拉胡闹搅了生意，只好匆匆出血，掏出50美金把撒拉打发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撒拉的大伯，祖拜的岳父史密尔。老头子勃然大怒，给了撒拉一嘴巴，然后拿着那50美金还给了我们。后来我们请史密尔吃炖好的兔肉，史密尔非常豪爽地吃了一顿。
绿区，绿区 6.小狗“TEN DOLLARS”
在绿区的岁月里，我曾经喂养过一只小狗“TEN DOLLARS”。
有一次，美国客人在餐厅吃饭时，自行车被伊拉克小子顺手牵羊，委托我负责寻找。那小子怕被K，把自行车放在一个朋友家里，告诉我地址，让我去拿。
那天我七拐八弯地找到了那个伊拉克青年，一进屋，发现那个小子正在看腐朽的黄色节目（伊拉克此时到处是卫星接收机，充斥着色情电视节目），自行车就扔在墙角，一边趴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花狗。看见小狗可爱，我抱起来玩了玩，问他卖吗？
伊拉克青年和我讨价还价一通，最终以10美元成交。当我推着自行车，抱着小狗出现在餐厅时，引起了轰动——众人纷纷表示要给这个小狗起名“旺财”、“小花”，充分显示了自己贫乏的起名才能。最后，来了一个热情的美国女兵，知道了小狗的来历后，告诉我们，就叫它“TEN DOLLARS”好了。
从此，这个充满拜金主义色彩的名字“TEN DOLLARS”就传开了。在小狗到餐厅的几个月时间里，它充分享受了绿区里最高级的伙食标准——很多善良的美国女兵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肉留给“TEN DOLLARS”。
后来这些美国兵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中国人有吃狗肉的风习，每天都十分担忧地来看狗被我们吃了没有，临走不忘叮咛：千万不要把这个小狗杀了吃肉，否则找你们麻烦！
在众多美国兵的精心呵护下，小狗“TEN DOLLARS”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很快，它的娇惯习气日渐形成，除了整块的肉，连鸡骨头也不愿意啃了。看它吃得比人还好，我一气之下饿了它一天，然后给它一碗白米饭。这个小家伙马上很积极地扑上去吃了。
就这样，“TEN DOLLARS”在我们的餐厅度过了最美好的几个月。有一天，来了个伊拉克小姑娘，看见“TEN DOLLARS”就大哭起来——说这条小狗是她的。同行的小孩正是当天给我带路的那个，他告诉我，那天把狗卖给我的男青年，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
小女孩想把狗要回。我当然不干——我告诉她，你哥哥当初是把“TEN DOLLARS”卖给我的，现在是我的了。小女孩哭哭啼啼地走了。第二天再来，手里竟然拿着破破烂烂的一把零钱，正好10美金——这时候，就是100美金我也不愿意把小狗卖掉。我告诉她：“我养了这么久，还要用它看门，不会卖给你的。”
小女孩没办法，又开始大哭——这时候，边上一个美国人上来和稀泥，善良地表示，他可以出20美金，替小女孩买下小狗。这下搞得我很被动——我只好告诉美国人，我不舍得“TEN DOLLARS”，不想要小女孩的钱，更不能要你的钱，小狗给她算啦！叫餐厅的阿木迪把小狗抱出来吧！
“TEN DOLLARS”真是个势利的小家伙，看见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就冲她大叫，一边叫一边往我裤腿后躲。我一狠心，把小狗抱出来，塞到小女孩手里，不再理会它。
“TEN DOLLARS”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很多美国兵再来餐厅，不见了小狗，都大为恼火，纷纷质问，是不是被杀吃了？我们又费力一番解释。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我和小彭坐在院子里喝啤酒乘凉，突然看见门口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我顿时弹簧般地跳起，大叫一声：“TEN DOLLARS！”然后冲出门去。
可是门口除了寂静的马路和风中微微摇曳的野草，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小彭从后面上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大概是你看错了，绿区里，有好多白色的野猫。”
绿区，绿区 7.算错账
对于任何一个餐厅来说，收账都是一门学问，早期没经验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待过一群小气的南非人。这群家伙20多人浩浩荡荡靠着院墙坐了一排，喝了一晚上，结账70多瓶酒。
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睡得正香，就听见院里响起“萨达姆”凄厉的喊声：“帅哥！你来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连滚带爬跑到院里。一看差点气得吐血：昨晚的那帮南非人竟然在墙边茂密的草丛中整整齐齐码下了50多个空瓶。没过一会儿，奥马又在另一边的草丛中发现了50多个酒瓶——这群南非人，整整赖掉了我们餐厅200美金的酒钱——气得“萨达姆”和我当天下午什么也没干，到厨房拿了两把菜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刨了个干净。
和南非人比起来，处理美国人的单，我就有经验得多。最开始由于语言沟通不畅，经常出现接了单，做好菜，不知道送给谁——厨房的菜做了一堆，外面的客人大呼小叫，我们却对不上号——在中国，菜是按桌子送，桌上有个号码就成了。可是在这里，沿用美国的分餐制，一人一份的AA制，国内经验完全失效。到了后来，还是美军作战服上的姓名条帮了我的忙——我告诉服务员，点餐时，记住他们姓名条上的名字。这样处理AA的桌子，就渐渐有了经验。我甚至还总结出了AA餐制收小费的秘诀。
每次一桌人AA制，我都挑一个看上去比较大方的家伙开始，而且一般都免去他的零头——在国内，抹掉零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老外吃饭，往往是多给一点，剩下的找头给服务员当小费——老外看我大方，自己也不好意思小气，往往又顺手掏出几个美金的小费塞过来。最关键的是，在他的带动下，这一桌人付小费，都不好意思再小气。
我把这招叫做小费心理传染病，并屡次以结账专家自居——可是中国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小费收得爽，难免到头算错账。
那次有两个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吃饭，吃了20.5美金的餐，吃完抹抹嘴巴，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们没带美金，给你第纳尔可以不可以？”
那时第纳尔是我们采购的主要货币，我就按照1比1500的汇率给他折算。由于我整天泡在美元堆里，对第纳尔根本没概念，于是很容易就把账算错了——在点菜单的竖式上，我漏标了一个小数点，涨了10倍，算出了30.75万第纳尔的价钱。
两个美国菜鸟大为吃惊，不相信有这么多，自己拿过一支笔在我的竖式旁边又算了一遍。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也漏了小数点，看着30多万的数字直发愣。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很心痛地掏钱了。在伊拉克的新币中，面值最大的是2.5万第纳尔一张的“红牛”，老外数出整整13张红牛，共计32.5万第纳尔，把账结了——大概是太心痛，也懒得要找钱了，剩下的全做了小费。
到了晚上，我把这堆第纳尔掏出来，刘磊和“萨达姆”都惊了：“怎么这么多第纳尔！”我这才明白，夜路走多了，终于要遇见鬼，我收了那么多单，终于把账给算错了。
第二天一早，祖拜就拿着飞来的不义之财去菜场买菜了。临近中午，那两个倒霉蛋回来要钱。我满脸不好意思，还给了他们180美金，两个老外乐得蹦蹦跳跳地跑了。
绿区，绿区 8.国际长途
我们的餐厅经营得很红火的时候，曾经有不少美国人看着眼红，希望入股——汤姆森是一家公司的特派经理，大概是挂了个闲职，三天两头没事跑到我们餐厅来洽谈投资意向。当时我们也考虑扩大规模，最好在机场、摩苏尔等其他军营开个分店，不过人手实在是紧张，一直没能如愿。
汤姆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10万美金的投资意向和经营项目，没事就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敷衍着，要知道在当时，10万美金也只是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而已。2004年6月底7月初，伊拉克主权移交前后，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都怕临时政府把我们当投机倒把的敌方资产给没收了，开始急切地想给餐厅找婆家——可是这个时候，汤姆森又不见了。
事后我们回想起来，整个谈判期间，美国人汤姆森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把手机借给我们随便打——某段时间，因为爆炸，巴格达遍地找不到一张电话充值卡——我手里的手机成了废物。这时，汤姆森挂靠军方网络的免费手机就大显身手了。通话本身是免费的，我们也没什么心理负担。用他的话说，“你们这么多人，需要电话”，然后常常把电话撂在我们餐厅，“你们随便用”，然后隔几天再来拿手机。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这个老哥们就先拨好011（这个号比较奇怪，我不明所以）和86（中国的区号），然后一把塞给我：“打吧！”
到了后来，情况愈演愈烈，10月初，伊拉克电讯公司工程师被绑架了，整个巴格达电信网络瘫痪——这个时候，汤姆森又捏着新手机出现了。这时，他拿的是硕大无比的铱星电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效果好而且话费高昂。等他再问我们，“你们要打回国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他，不用了，现在伊拉克是晚上，中国国内已经半夜了。
没料到他同样十分热情地把电话撂下了：“我明天来，你们先用着吧，随便打。”等他走后，我和“萨达姆”一人打了个电话回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铱星电话，效果真他妈好！
等到第二天，汤姆森来了，知道女孩子们还没打，又热情地请她们打了一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汤姆森这样大方，有个美国人总是借喝醉酒，不给钱就跑。有一回这个家伙手机忘了拿，落在我们手里，想起他赖账的事，我们挨个往国内打电话，很快就把这张卡打爆了，然后托人把手机还了他。
绿区，绿区 9.寻宝
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萨达姆宫殿附近挖出来了10多亿美金——到了伊拉克才知道，这个一度让全世界心驰神往的地方，就在我们餐厅附近的一栋破房子里。那房子的前身是伊拉克财政部，我总惦记着，美军捡了十几亿也许还能剩点，于是招呼刘磊一同去发发财。他也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考虑到财政部边上就是美驻军——看见两个老外在军营边上晃来晃去没事往地下看——这不是埋地雷吗？说不定一枪就打过来了。万一真这么牺牲了，再多钱也白搭啊！
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胆怯，财政部旧址寻宝探险的计划无疾而终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统治的深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相继被捕——这意味着美军悬赏的5千万美金也彻底没了希望。无奈之中，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餐厅二楼楼梯下的储藏室里——那里原有一个木门，但是被水泥封闭了。整个房子至少40年没用，但是封门的水泥看上去却很新——我和刘磊都惦记着。中国有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伊拉克财政部跑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塞一点钱在这个老房子里呢？
由于前一段生意忙又担心砸不好把餐厅墙壁砸坏，这个寻宝行动才一直没有实施。到了2004年的7月底，刘磊要回国了，眼看最后的机会就要错过，他终于痛下了决心：挖。
那天上午，刘磊把我和“萨达姆”叫起来，绕着储藏室转了两圈，也没有多说，略带悲壮地拿起了大锤——只两下，就砸出了一个大洞。刘磊等不及全面破坏，锤子一扔，打着电筒就探头去看——不一会儿，失望地出来了。“萨达姆”捡起锤子，继续扩大洞口，最后终于让阳光洒进了储藏室，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塑料马桶盖和一把破扫帚。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1.炮弹，流弹
刚到巴格达的第一天，“萨达姆”就对我说，餐厅门口路上有个迫击炮弹坑，前几天一早来绿区早锻炼的两个人被炸死了。言下之意，是告诉我，在绿区，早锻炼不是个好习惯。
后来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这个“早锻炼杀手”的弹坑。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有个茶杯大小的坑，只有四五厘米深的样子——看这个威力，是炸不穿我们水泥屋顶的。几个月后，绿区里一家保安公司的尼泊尔籍保安，住在帐篷里，没有水泥屋顶的庇护，遇上了一颗迫击炮弹，惨烈无比，死了16个，重伤10人。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他们住的是楼房就会没事的。结果没过多久，又一颗RPG（火箭弹）打破了“楼房安全论”，美国大使馆窗子里钻进了一颗RPG，没爆炸，但是七八斤重的弹头愣是砸死了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女性。
还有一天，我正在院子整理广告牌，一声长啸，炮弹飞来，那声音仿佛就在头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起身向四面跑开，两三秒后，这颗炮弹在餐厅旁边的医院爆炸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迫击炮都是两颗两颗地来。我赶紧跑回厨房，结果看见巴哈拼命要往外跑——他老爸史密尔在医院里上班——被“萨达姆”死死拉住。等了大概半分钟，第二个炮弹爆炸，“萨达姆”手一松，巴哈哭着冲出去了。
就这样，巴格达抵抗组织用各种不同配置的轻重火炮，不停地骚扰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三班倒，夜里也不休息。有一天晚上10点，满院子的客人在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忽然头顶一声熟悉的迫击炮弹声滑过，满院子的人一个个开始往桌子下钻，男的狼狈不堪，女的花容失色，一个大胖子还摔了一跤。等爆炸在不远处响起，大家还像鸵鸟一般趴在地上不动，等待着第二颗炮弹。一般来说，第二颗半分钟内就会跟来，但那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等了5分钟还没来。最后我和“萨达姆”起来到厨房去了，胆小谨慎的客人继续趴着。那天估计是打炮的小子打了颗臭弹，第二颗炮弹死活没响起来。我们的客人中卧倒时间最长的在桌子底下趴了足足有一刻钟。
但是论起威力来，迫击炮也不算是最厉害的。11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正在大厅里聊天看电视，一声巨响传来，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也在晃动。我只觉得眼前强光一闪，然后立即陷入无边的黑暗。大伙都立即寻找最佳位置躲藏。我们开始都以为是大威力的汽车炸弹，但是按理再大的汽车炸弹也不会停电啊。直到第二天出去才知道，这次遇上了传说中的喀秋莎（以前我只在“红警”里看到过它，嘿嘿……）——埋在地下近两米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一个南非籍保安和一个伊拉克人被炸死，弹片在两边厚实的水泥墙上炸出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如繁星点点。这个炸弹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50米远。参观完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当天下午，我回到餐厅后，正在花园写邮件给国内的朋友，说我看见喀秋莎了，突然听到脚边“咣”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一个步枪弹头，弹尖已经打变形了，不知怎么弹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温热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2.绿区里的 小混混
战争结束后，不仅仅是在绿区，整个巴格达城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流浪的小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费卢杰，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留下孩子无所依托，只有在市区流浪，捡剩饭，乞讨为生。
餐厅里有个看花园的勤杂工，家住在绿区外面，我们叫他撒迪。有一次，我问他：“撒迪，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一天生活费是多少？”
“我有5个孩子，1个老婆，每天需要3500第纳尔。”
一个孩子，在巴格达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到半个美金。在这些流浪的小孩子眼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ONE DOLLAR先生”（一美元先生，见面就是：给我一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卖点口香糖，有些善良的美国人常常给他们钱，而不要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餐厅打烊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一个走，在院门口被两个卖口香糖的小孩缠住了。他大方地掏出两张25000第纳尔的“红牛”——一张约合17美金——买下了小孩手里整盒的口香糖，然后转手从半人高的院门上塞给我，叮嘱道：“不要还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等这个善良的美国人走后，伊拉克小孩找我想要回口香糖。我挥挥手，按照美国人交待的，没有把糖还给他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是否还能记得：这是一笔生意，而不是施舍。
伊拉克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青年人，特别是小孩子，对钱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简单地认为，钱，有就好，不管是敲诈来、是骗取来还是偷来的，都不重要。
有一次，餐厅来了三个伊拉克警察，掏了2000第纳尔，要买3瓶啤酒——不到两美金，一瓶都不够。我告诉他们，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有个家伙手按在桌上，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伊拉克警察！”
“知道，”我看着他，丝毫不害怕，“但不卖给你！”
警察尚且如此，一般的小孩子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的餐厅里曾经充满了卖口香糖、DVD和劣质手表的小孩子。有时候，美国人放在桌上的小费、手机、相机也被他们顺手偷走。
美国人丢了东西心疼，可平时又要表现自己的爱心——看见我们驱赶小孩子，不准小孩子进餐厅，他们都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到了偷东西的，也不敢打骂，只好放任自流。
最开始，出来流浪的都是胆子很小的孩子，到了后来，他们见得越多，胆子越大，都敢硬闯检查口，知道美国兵不敢打他们。他们越来越不看得上美国兵，碰到要钱不给就破口大骂，发展到巅峰时期，美军的悍马车都被偷走了三辆（呵呵，绿区只分到一辆）。那段时间，美军在手忙脚乱地换密码——钱是小事，美军就怕通讯密码落到了扎卡维手里。
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美军下决心治理伊拉克流浪儿。为此，绿区骤然设置了很多检查口，大批伊拉克警察专门负责赶小孩。往往是美国兵和伊拉克警察一起行动，美国兵不敢打，有些伊拉克警察却对着自己的同胞娃娃拳打脚踢。我们经常看到伊拉克小孩劈里啪啦从我们门口跑，伊拉克警察抓了他们往车里一塞，但第二天交点钱又放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3.伊拉克 速度
我于2003年4月8日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整整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拉克人的工作速度。餐厅装修之初，二楼按摩房的空调装好了，没电，所有门窗被房东拆走，简直是一片狼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连地面垃圾都没有清理完。我实在忍不住，把他们辞退了。5月初，“萨达姆”重新找了人，继续烂尾工程。
我看着新工人，心痛地对他说：“‘老萨’，你预付了工钱，不是亏了吗？”
“老萨”眉头一皱，“亏啥，他们还有工具在楼上呢！”
这个“萨达姆”，原来打主意贪掉别人的装修工具抵债，可谁也没想到的是，等我们装修好了，餐厅也开业了快一个月。等到6月中旬，餐厅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第一次装修的伊拉克施工队跑来要工具了——估计“老萨”觉得拿人家几个破电钻不好意思，并没多说，让他们拿走了，也没提预付款的问题，提也白提。
当然，这还不是最慢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旁边，一条双车道宽的马路之隔，就是澳大利亚大使馆。这幢3层小楼的前身是萨达姆的办公楼之一，十分漂亮，萨达姆倒台时，曾经被伊拉克城内的流氓无产者阿里巴巴洗劫，后被澳大利亚大使馆征用。到巴格达的那天起，我就看到他们请了几个阿拉伯人在三层楼的楼顶修建一个胸口高的掩体，等我离开巴格达时，已经整整一年，这个工事还没有完工。
餐厅门前的隔离墙施工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绿区内美军设置的隔离墙，多是水泥厂事先做好的一块块预制墙，长宽高分别是2米×0.2米×3米，用的时候像一块块积木似的搭建起来。虽然高达三米，但是美国人并不放心，怕人越墙对付他们，于是找来两个伊拉克小工负责架设铁丝网，具体说就是在墙头打孔，把一根根铁架拧上去。大概这两位拿的是计时工资，反正这下我是见识了，两个伊拉克老大哥，从早到晚，整整8小时，只在墙上拧上了6根架子。他们每在墙上钻出一个眼，就从梯子上爬下来，在路边坐下抽烟。你无法相信我看到什么。他们居然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子和小水壶，一边抽烟一边烧水喝茶。这种速度，深圳的国贸大厦没有百八十年是不可能完工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4.在伊拉克开会
2005年3月，绿区内的伊拉克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组织协助美英临时管委会维护秩序了。
那天中午，两个伊拉克人写了个条子给我看，我找来阿木迪翻译。原来是告诉我下午5点去木伽马小区开会——这在国内，基本就是市场摊位的老大叫手下摊贩去交保护费——我怕一个人出问题，赶紧把祖拜叫回来陪我一起去。路上正在犯愁，到了会场门口看见小何也被请来了。虽然同行是冤家，但大家都害怕被新政府赶走，所以也聚在一起，分析了一通形势。
开会后，我才知道，这次是绿区里所有的店铺老板开会——5点开始，不过这群老板素质不高——到了6点快散会了人还没到齐。我逗祖拜，那家伙真不地道，告诉我是5点开会，通知别人却是6点。开会期间，不断有人在大门口响亮地打断主席的讲话：“塞拉马里空……”（阿语：“大家好”或“你好”的意思）主席每次总是无奈地回答：“塞朗！”（阿语：还好。）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给绿区的老板们定税金。会场主席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些老板：“物价要平抑啊，内外差价太大，各位心太黑！食物普遍的差价都在3倍以上，而汽油差价，绿区内外差价竟高达10倍！”这时期，木伽马小区内的居民大都是伊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家属，收入不高，生活必需品这么高，无法承受但又不能不吃，希望通过政府来平抑物价。好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美国人，倒也不受物价的太多影响。便宜就便宜点，就当是帮助伊拉克老百姓吧！
最后轮到给我们制定税收任务了。当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可伊拉克人还是把我们当财主，悍然提出每月收取10万第纳尔（约70美金）的税金——我和祖拜赶紧上前求情。伊拉克官员学着电视里的样子，帽子在手里转了几个圈，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把“保护费”降到7.5万第纳尔（约50美金），真是有话好好说。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5.阿里巴巴成了可怜巴巴
2004年6月底，绿区权力交接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的移交了。我们的餐厅名气较大，常有人过来调查研究，我想大概是有人想把它作为非法资产没收吧！可每次绿区颁发房产回收文件，我们总能侥幸逃脱。
但是别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绿区曾经是萨达姆的总统府，过去住的多是政府高官——战争一打响，这群家伙怕成为战犯，跑得比兔子还快。剩下的房子除了被美国导弹炸掉一些，剩下的就便宜了战乱期间蜂拥而去的阿里巴巴们了。现在战后重建，开始清算，阿里巴巴一律赶出去，房子全部收归伊拉克新政府所有，重新安排。
绿区里首当其冲的是木伽马小区。因为绿区外的伊拉克警察执勤伤亡过大，到了后来，警察家属也成为袭击目标。为了保护他们，伊拉克新政府将木伽马小区调拨给伊拉克警察家属居住，原有的阿里巴巴一律赶走。
见过拆迁的就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数千伊拉克警察拿起棍棒驱赶自己的同胞。
拆迁那几天，我正好因为皮肤过敏去木伽马医院看病，频繁出入木伽马小区。木伽马医院是萨达姆时代的医院保留下来的，房子非常好，但是医生寥寥无几，软件方面特差劲。惟一不错的是一费制——1500第纳尔。开了药，直接去药房拿药，不再另外收钱了，打针也是一样。只是这样的制度，碰上大病恐怕就不成了。
在伊拉克的医院里，女护士不能给男病人打针，要男医生来打。到了后来，我不愿等待，已经学会了自己扎自己的屁股。最后一天，我涂完乳白色的消毒液出院后，看见了木伽马小区里声势浩大的游行。
上千阿里巴巴流离失所，变成可怜巴巴，半死不活地在街上游行。他们告诉美军：“我们也受到战争伤害，我们也是受害者。”
史密尔也是同样的受害者，他原来的房子被美军医院征用。当时房子多，另外给他找了一处很好的房子。很不幸，这个房子过于漂亮，处于被征用范围，没过多久，他也被驱逐了，并失去了他在医院的那份工作。
半年以后，到了2005年初，木伽马的拆迁完成后，不知道阿里巴巴们都被怎么安置了。就在大家以为天下太平的时候，美军换防的一个新兵重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新来的兵哥哥路不熟，悍马车在绿区里也像在绿区外一样一路狂奔（执勤时开快些，挨炸的几率会小些）。一辆伊拉克出租车不知犯了什么毛病也跟着悍马的屁股狂奔。突然悍马碰到路上一个大坑，于是赶紧刹车，后面的司机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悍马车顶上的机枪手大概因为执勤刚回，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以为碰上了汽车炸弹，连开5枪，出租车司机和他后座上的小女儿当场死亡。
那天，祖拜从木伽马小区回来。告诉我，今天小区里的摊子都停业了，伊拉克人都在搞游行，抗议美军屠杀伊拉克贫民。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6.通行证之痛
在绿区内，我是属于“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物之一，知道中餐的人基本上都认识我。在我刚进绿区的头两个月，我的护照和中国餐厅工作人员的身份可以保我通行无阻，后来情况开始不妙起来。绿区里的兵经常换防，检查口也经常换新兵，很多人也就不认识我。一次，我在检查口被拦住了，好说歹说就是不让我进。整个餐厅只有刘磊有证可以出来接我，但他回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