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口耗了很久，总算碰到一个打工的伊拉克女翻译，她认识我，门口哨兵才搜身放我进去了。后来由于悍马被盗，绿区里新设立检查口，没有通行证甚至出检查口都有困难，就别说进去了。到了10月份人肉炸弹爆炸之后，整个绿区简直是寸步难行。
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送餐寸步难行。老美经常打电话来，他们不能来吃，要求我送过去，但由于里面众多的检查口，我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生意都黄了。这样一来，通行证成了我这段时间的首要大事。只要是来喝酒的人，都会被我求人情，“嘿，哥们儿，能搞到通行证吗？”
大海捞针，这样网撒下去，还真找到一个阿富汗裔美国人帮上了忙。他是商务中心的文职人员，听我说起这事儿就笑了，告诉我办通行证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办证的家伙就在他隔壁办公室呢！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拜对了菩萨。我拿出一堆科罗娜，请他喝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也是个性情中人，平日里只喝便宜些的嘉士伯，这下有了免费的科罗娜喝，张口就骂：“嘉士伯是Shit！”
不过他倒也没辜负我的啤酒，第二天中午，他就把通行证申请表格拿来了，帮我一一填上。填写了一个小时，完了再次喝酒庆祝。
第三天，我准备等着收通行证的时候，这个小子哭丧着脸来了，“Nicky，你要找个担保人，要求级别在G.S.15级以上。”
我抓过他的牌子一看，差一级，14级。
这下，我的工作重心开始了转移，凡是来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我逮了问的：“Could you mind tell me what your G.S. number is（能不能告诉我您的GS级别是多少）？”
也不知问了多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每天订餐的一家保安公司老板是G.S.15。我拿出申请表请他帮忙。这个哥们儿做了个动作，差点把我噎死——只见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叠和我手中表格相同颜色、相同内容的paper，指着身边的菲律宾保安，一脸抱歉地告诉我：“我也被相同的问题困扰着，我自己的兄弟也在等通行证。”末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搞定了的话，告诉他一下。不知他是否也打算要我帮帮忙。
那段日子我做梦都在找符合条件的人，而且我还真的在梦中找到了一个G.S.23级的人，只是还没有拿到通行证时就笑醒了。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腰里别着HK公司硕大无比的四五手枪，牌子上写着G.S.15的家伙。我满怀希望地向他提出了请求，他痛快地答应了：“OK，但我不知道我的签字是否有效，我回去帮你问问。”
隔了一周，这个家伙别着他的四五式又来了，告诉我，可以签字了——我赶紧把表格递过去。过了几天，通行证办公室通知我审查通过了，让人带我们去领通行证。阿富汗人飙车带我去了。进了商务中心大厦不到10分钟，通行证就办好了。我从大厦一出来，没顾得上回餐厅，捏着证直奔PX超市。
这一天是11月14日，距10月14日的绿区人肉炸弹整整一个月后，我又可以四处闯荡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7.喝酒，看碟，种菜……
在绿区餐厅经营后期的日子里，由于受到10月14日炸弹的影响，营业额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家从极度忙碌中一下清闲下来，仿佛一只足了发条的玩具，都有点找不着北。“萨达姆”看着储藏室里堆积如山的红酒开始发愁——怎么办呢？喝吧！
从此养成了一个极端小资的习惯——每逢秋日寂静的下午，这个家伙就会遣散众人，独自一个坐在餐厅草坪树阴下，开一瓶意大利红酒，一口一口嘬到暮色降临——我们每每和他开玩笑：“‘萨达姆’，以后回国了，没有红酒喝怎么办？”
“萨达姆”每次听到我们这样问，都自信地回答说：“买呗！”回国后，我拜访他家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无奈地告诉我：“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武汉很难买到那么好的Wine！”
在他的带动下，这股资产阶级小情调迅速地扩散。到了后期，厨师也加入了品酒的行列。
我对酒没有兴趣，只好把国内带来的60多张盗版光盘翻来覆去地看——在国内20多年，恐怕看的碟还没有出国这几个月多。到了后来，“萨达姆”他们喝酒喝伤了，我看碟也看得要吐，大家重新聚拢来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恰逢国内做外贸的同胞捎来了几袋种子，于是，我们的新寄托就由此确定了：种菜。
我们第一批种下的是菠菜和油麦菜，等到这些寄托着我们身在异国的情思的青菜小苗刚刚露出嫩绿的小芽时，狗日的伊拉克麻雀出现了。
估计这批害鸟是当年中国灭“四害”时流亡西域的麻雀后裔，否则很难解释它们为何对中国蔬菜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仅仅三天，我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种下的菠菜和油麦菜就一片叶子不剩，全部给麻雀吃了个干净。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在第二次播种时，我们选取了麻雀不感兴趣的辣椒和大蒜——由于辣椒种植位置不好，加上很多美国人有拿着酒瓶到处乱跑的习惯，很多辣椒苗都被他们踩死了。临到收获季节，辣椒苗只剩下一棵了。为了保全这个仅存的硕果，在万里之遥的巴格达吃上家乡的辣椒，我将它连根挖出，移植到了一个绝对不会被人踩到的角落。为了给这棵幼苗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养环境，我还将周围的杂草拔了个干净——一棵茁壮成长的辣椒苗在一片平地上，显得那样鲜明和出众。
就在完成移植的第二天晚上，我兴冲冲地去给辣椒浇水，却愕然地发现，这棵辣椒苗已经被人连根拔起，枯枝叶被规规矩矩地横放在一旁。
正在我发愣的当儿，祖拜从后边走来了，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Nicky，这根‘哈西西’（阿拉伯语：草）怎么长这么快。”
我在巴格达种菜无疑是失败的。历经了两个月的辛苦劳作后，我惟一收成的只有大蒜。从此以后，遇上煮水饺打汤什么的，总能够看到一丝翠绿——那就是我种的大蒜。
我眼里的外国人 1.“来点音乐”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找乐的民族，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在充满敌意的异乡当兵可不是什么理想的生活。整个巴格达，惟一的安全区绿区尚且一天到晚枪声不断，更别说绿区外面的红区了。从红区的费卢杰来到绿区休假，成了在巴格达执勤的美军士兵的最高享受。
在绿区里，美军口耳相传，有“四大享受”：碟子很便宜、上网、美味的中餐、按摩。满足了“四大享受”以后，又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止一次地，老美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提出，“来点音乐！”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音乐，不过在安曼机场转机的时候，行李丢了，千里迢迢从国内搬来的功放，便宜了约旦老乡。开始我还不知道巴格达哪里可以买到音响，老美只好自己带音响设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从PX超市里买回一台老式CD播放器（呵呵，中国制造），还是可以放卡带的那种——样式虽老，却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这帮家伙打仗在外还随身带着厚厚的CD包，每次吃饭，前后就几个小时，都要背着，一有机会就要播自己的CD，为了抢机器，没少打架。
不知道是因为伊拉克的风沙大机器爱坏，还是美国人抢来抢去的原因——没用上一个月，我们餐厅的第一台播放器就坏了。保安公司的麦克一伙晚上总是玩到深夜，自己觉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回红着脸和我提，“Nicky，机器坏了，你怎么不去换一台呢？”
“100美金，很贵啊！”我这么一说，老美怪不好意思的。次日中午我正准备出去，听见麦克在门口大呼小叫，他抱来了110伏的日本货，附带硕大无比的变压器。有了自己送的机器，麦克一伙再听音乐就硬气了很多。某次停电，都点上蜡烛了，这小子还不放过我，要我出去买干电池给他听音乐——一次8个2号电池啊！绿区里豆腐都能盘出肉价来，何况是2号电池这样的稀罕物品！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店找到了，花了20美金买了一盒，共计20个，兴冲冲拿回去。结果是三无产品，只一个小时就玩完了。
麦克一伙脸皮真厚，竟然还找我要电池。按摩的小周看不下去了，有偿捐献了她的金霸王，才算对付过去这次停电。在这样的超高利用率之下，第二台机器也很快就坏了，这次没等我抱怨“好贵”。就迅速有人抱着第三台机器来敲门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2.爱出头的美国人
早在来伊拉克之前，我就知道美国人爱当世界警察的嗜好——自从认识了那个麦克以后，这种印象就更为直观了。麦克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个子不高，但是胳膊比我大腿还粗。所有的衣服，不管T恤还是军服，袖子都绷得紧紧的，真让人担心一使劲会裂开。
这个大块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什么要帮忙？我帮你摆平！”怕我们不相信他的实力，他便经常在厨房门口表演出枪速度——有一回，我翻墙到邻居家找跑丢的刺猬，捧在手里不方便翻墙回来，想叫“萨达姆”帮着接一下，于是隔着胸口高的围墙，冲着院子大叫“萨达姆”——彼时真正的萨达姆已经被美军抓住了。麦克一伙正在喝酒呢，警惕性仍在，听见我喊“萨达姆”，想都没多想，3把手枪同时向我指来，吓得我立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麦克问我他的反应如何，我不服气地告诉他，中国的特警学院的战士用的是五四式手枪，枪别在屁股后面，转身出枪射击5块25米钢靶，只要6秒——麦克听了很不服气，比画了一下，最终放弃了挑战——他遗憾地告诉我，身体健壮会影响动作的灵活性。
麦克一伙有四五个人，个个都是健壮的猛男，他的头号马仔G-MAN是个头最大的一个，特别喜欢抽伊拉克水烟，烧的是各种水果发酵后的产物。G-MAN一晚能抽20次（呵呵，两美金一次，绝无优惠），每次都苦了我给他烧木炭。要知道，在晚上生意最忙的黄金时间，打断厨师炒菜去炉灶边烧炭，可不是什么好事。
G-MAN抽够了我点的烟，也特别喜欢替我出头。有一次，一伙英国绅士跑来吃饭，吃完后三三两两地撤走，我们找到最后3个买单。结果这3个人不认他们同伴的账：“不能这样算在我头上，不是我吃的！”说完，扬长而去。
我第一次见洋鬼子赖账，当时就愣住了。这时G-MAN又过来要木炭，问我怎么了。我指着门口，说有人吃了东西不付账。G-MAN一听勃然大怒，跑回自己桌边，跟ROB和麦克一说，几个人就拉开桌子下面的枪包，提着法国造FAMAS冲去了。在离我们门口50米的地方，把赖账的英国瘦高个放倒拖了回来。
G-MAN虎视眈眈地看着英国人，毫不留情面地告诉他：“老子在这里天天吃都付钱，你们还能不给？”边上的ROB大概觉得这几个家伙给英国绅士丢了人，红着脸，一言不发。我们把G-MAN拉到一边，告诉他：“你是个大好人！”
除了麦克这伙雇佣军，还有正规军为我们出头——费卢杰战争结束后，骑一师的几个南美裔士兵换防下来。他们在战火中结下了生死交情，自称“费卢杰兄弟连”，非常喜欢光顾我们的餐厅。
这伙人都是南美裔小个子，平时三五成群。领头的告诉我说：“我们没什么钱，但是你们有什么麻烦，都可以告诉我，我们有十几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兄弟。”
这基本就是亡命徒了——据介绍，费卢杰战争一个月，他们连的阵亡率高达5％——在美军天天强调“零伤亡”的今天，这个比例放在20年前的越战时期也不算低了。战前他们的任务就是开着悍马车从费卢杰到巴格达国际机场之间巡逻，本质上来看，这个任务的实质就是靶车——反美武装搞人民战争不好找，不弄两个鱼饵吸引他们露头来打，根本抓不着。
战后，这几个“鱼饵”士兵受够了窝囊气，换防到了绿区，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有一次我正和他们聊天，G-MAN在另一桌开始大呼小叫要木炭。平日里开玩笑惯了，我低声骂了一句“SHIT”，准备站起身来去烧炭。这时，喝得满脸通红的费卢杰兄弟老大一把拉住我问，恶狠狠地盯着G-MAN，“你是不是讨厌他？”
我一看，这下糟了，赶紧向他解释：“这是我朋友……”可费卢杰兄弟没这么耐心，还以为我是害怕，站起身就冲着G-MAN走过去。G-MAN看着一个南美小个子杀气腾腾地走过来，马上也站起来了。费卢杰兄弟走过去，在他面前站住，整整矮他一个头。
情况恶化得比我预料得还要快——两个都是好出头的“好人”，打伤了谁都不好。G-MAN虽然高大，但是费卢杰兄弟在战区巡逻，从来就是看见不对就开枪，也是杀人不眨眼抽筋不皱眉的老手了——我赶紧插在两人中间，心里是战战兢兢，这两边，谁给我一拳我都吃不消啊！“不要打！”我一边喊一边拉开费卢杰兄弟，费力地两边解释：“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天天在这里，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费卢杰兄弟也通道理，听我解释完，起身端了一杯酒，道歉去了。那天晚上，费卢杰和G-MAN他们一起闹到晚上三四点，两边争着买单。费卢杰兄弟拿钱时，我连忙说：“不用，”我指指G-MAN说，“已经买过了。”
费卢杰兄弟看着大方的G-MAN，哈哈一笑，抬头看到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伊拉克小混混，为了表示自己大方，也低头掏出一支枪塞给我：“你们在这里也很危险，我在战场缴获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带回国，送给你。”我低头一看，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不知道是中国造的还是苏联造的。抽出弹夹一看，苏制9毫米圆头子弹要比北约的9毫米可爱得多。在绿区有枪也是个麻烦事（呵呵，中国人在那里，可没有人会给你发个持枪证之类的东西）。好在他们告诉我，只要别人没有看到，肯定不会有事，关键时刻还是有点作用的。只是这玩意儿直到我离开巴格达也没有机会用一次。这辈子我都没有开过枪，很想试试。
我眼里的外国人 3.绅士也 疯狂
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美国人热情奔放喜欢乱搞，英国绅士就很规矩。可是来到伊拉克发现不对，美国人的确奔放，英国人也很活泼，特别是在酒后。
我们曾经有一桌常客，是10多个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里头一个老头，外形白胖，酒量奇差，一杯就脸红。酒鬼里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不能喝而喜欢喝的人，这个老头不巧就是这种。而且此人还有个不良习惯，每次喝醉了都喜欢光着膀子脱裤子，穿着短裤扭屁股。
有一次他大概玩得特别兴奋，站在椅子上扭。我们的塑料椅子禁不起他的蹂躏，咔嚓一声被他扭坏了。这小子滚到地上，把大家都吓一跳。没一会儿他自己爬起来了，另外找了张椅子，继续扭。不久又是一声咔嚓，摔下来。继续扭，再咔嚓。最后他是站在桌子上扭的时候被朋友架走的。
连续扭坏三张凳子可不是好玩的，你的屁股受得了摔打，我们的板凳可是4美金一张买回来的。买单的时候，我专门开了张LIST，上面写着三张椅子，24美金（黑了点钱）。随行的老美一看，理解地点点头，把单买了。
到了次日中午，这群家伙又来了。这回是5个，醉酒扭屁股的那个也来了。此时距离头晚风波不足10个小时，那哥们儿估计还没醒酒。我挨个问过去，“你们要点啥”的时候，这个哥们儿懵懵懂懂还没反应过来。我记下了别人的菜，然后掉头追问他：“您还要点啥？”
“三张椅子！”昨晚替他给椅子买单的家伙在一旁大声替他回答了。
见识了美国人的奔放，我们很难想象英国人的热情。某知名保安公司（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雇佣兵）里有一个英国绅士ROB（麦克的朋友），大概是和老美一起呆久了，沾染了老美的奔放习气，而且玩得比老美更疯狂。前边说美国兵醉酒扭屁股，英国绅士ROB则玩起了裸奔。这个高大威猛的英国绅士每次都是带头买单，小费给得从不含糊，一喝多就把裤子脱个精光，找我要报纸，卷成筒点着，夹在屁股里，然后学着被点着尾巴的猴子绕着院子一路狂奔。每次要等到火烧屁股了，才原地猛跳几下，手忙脚乱地把报纸甩下来。估计这个哥们儿在此之前就有这丰富的裸奔经验，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历经多次高难度动作，他都没有烧到要害。
ROB最初裸奔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还挺传统，不好意思地边看边乐。后来习惯了，他再准备跑，还在筹备阶段，大伙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就开始准备，一旦起跑，院子里镁光灯就闪成一片。有时候我不在，他找不到报纸辅助裸奔，就冲进厨房大喊：“小帅在哪里，他知道我要什么！”
有一回我不在，“萨达姆”实在找不到报纸，拿了个硬纸盒塞给ROB。结果由于器材原因，那次成了ROB最失败的一次裸奔。
我眼里的外国人 4.伊拉克 假 警察
在我们和伊拉克警察逐渐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有伊拉克人冒充警察来混饭吃。有一回来了一群顾客，吃完饭以后，一个和他们一起来的伊拉克人拉着我的手穷摇，就是不走，嘴巴里絮絮叨叨地嘀咕说“明天还会再来”之类。
我热情地表示说：“欢迎你再来。”果然这个家伙第二天又来了，贼眉鼠眼地把我拉到一边自我介绍说：“我是警察。”我看着这个家伙猥琐的外形，心里想，长得这样的，肯定是伊拉克警察故意招募外貌难看的线人，想打入犯罪团伙卧底。
这个家伙看我没有怀疑，继续忽悠道：“我在给××老大做事，是他的红人。”我正奇怪那个老大怎么没听说过，“线人”兄弟的话头已经转了：“你们把生活垃圾扔在我家附近的垃圾箱里，夏天来了，挺麻烦的，能不能处理一下？”
原来是这事，我松了口气，说：“垃圾我也很头疼，你说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帮我处理一下，那就太谢谢你了，而且我会付工钱！”
伊拉克“线人”没想到进展如此顺利，中国人如此禁不起忽悠，当时就大喜：“可以可以，我帮你联系，首次40美金，以后每月25美金。”
从此以后，这个家伙就经常借着联系处理垃圾为名来蹭啤酒喝，活一点不干，酒钱一个子儿不付。最可气的是，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还好色，喜欢打女孩子的主意，常常指着女孩子问我有没有特别的服务——我看在他是伊拉克警方“线人”的面子上，我总是忍着告诉他：“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乱来的。”
可这个小子还不甘心，总跳出来说：“我有钱，100美金，200美金？”最后我急了——你他妈有钱先把酒钱结了。这次刘磊也赶来了，态度强硬，迅速和他吵了起来。这个家伙拿出了《小兵张嘎》里胖翻译的劲头：“你们把垃圾扔在我门口，我喝几瓶臭啤酒还给钱？”
没等刘磊和我回敬他，英国绅士ROB抓住了他：“你不付钱别想走。”说着一推一搡，就把他扔在地上。这小子骂骂咧咧，兔子一样落荒而逃。
可能是英国绅士ROB长得比较和善的缘故，这个厚脸皮在被他教训了两天之后又来了。这次我们干脆不准他拿酒。可是看不住，一转身他就偷偷拿了。
于是我转身找了G-MAN，告诉他，那个小子是伊拉克警察，喝酒不给钱，你帮我把他轰出去，顺带帮我把以前的钱要回来！
G-MAN最讨厌的就是喝酒不给钱：我他妈这么猛的人都老实给钱，你个小破警察神气什么！他晃悠着就站起来走过去，边走边问我，这小子喝了多少？
“大概三四十罐酒。”我实在记不清了，这大概就是G-MAN他们一天的量。
G-MAN走上前去，半生不熟地冒出一句阿拉伯话和他问好，“塞拉马里空！”说完把他抱住，大大咧咧地问道：“你是伊拉克警察吗？”
那小子看过来一个美国壮汉，当时就愣住了，一听问话，马上就条件反射说了实话：“不是啊。”G-MAN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早知道如此，和你小子废什么话，便拎小鸡一样拎住他，“你喝酒不给钱吗？赶紧付钱！”
假警察痛苦地掏遍了周身口袋，搜出3000个第纳尔，对我赔笑道，“剩下的下次付给你……”
我知道他没钱，厌恶地挥挥手。G-MAN一瞪眼，把他赶走了，从此他就再没有来餐厅过。后来阿木迪告诉我，这个家伙叫加法，真实身份是警察的天敌——小偷。不久后，这个家伙偷了巴哈的摩托车，被奥马抓住了，狠狠打了一顿。再后来，就天天看见他拄着个拐杖从我们门前慢慢走过——右腿被枪打断了，大概这辈子是不能再吃阿里巴巴这碗饭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5.小费风波
阿木迪是史密尔的外孙，江森的儿子，才14岁，经常来跟我玩，打听一些国外的新鲜事。我每次调侃说他爸爸是阿里巴巴，因为给阿木迪买的东西特贵。他也不为他爸爸辩护，从这一点上，我看出他正直的一面，所以我邀请他来帮我。在伊拉克人中，找一个正直能干的服务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木迪虽小，但在很多方面都比大人做得要好很多。
有一天夜里，正是忙碌的时候，我坐在厨房里等厨师做菜，阿木迪抹着眼泪进来了，塞给我一张单，哭着说，“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张单。他们说伊拉克人不好，这个单我不做了，我要回家。”
我一听着急了，这个点正忙，“你小子可不能跑，你还有小费没拿呢！”
“不要了，不要了！”阿木迪边哭边跑了出去。
我正在纳闷，门外大厅里一个就餐的美国女人进来了，看见我就问：“小家伙阿木迪呢？”我说他哭了啊，怎么回事？
美国女人吃了一惊，“啊，他哭了？”然后迅速追了出去，把阿木迪找了回来，死乞白赖地安慰他。阿木迪只是哭，就是不说话，一会儿趁大家没看住他又跑回家里去了。
这下让那个美国女人很被动，临走她掏出了20美金的小费，一定要我转交阿木迪。第二天阿木迪来上班，我给他，他死活不要。临到中午营业，那个美国女人和她的同伴又来了，我过去把20美金还给她，告诉她，阿木迪说你侮辱了伊拉克人，你的钱他不要。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我听说这个女人和她丈夫保尔都特别喜欢阿木迪，想把他带到美国去念书，他们经常用各种诱惑劝说阿木迪，或许这次过分了点。
还有一次，麻烦也是因阿木迪而起的。那次来了4个美国公司的人，喝醉了开始打打闹闹，一把抓住阿木迪，指着我问他：“我给你的小费，你是不是给了Nicky？”
阿木迪很护着我，说了句“没有”，扭头跑掉了。那4个家伙以为是小阿木迪怕我，顿时有了除暴安良的心思，一下围上来把我挤在中间。我当时正拿着一把生锈的破菜刀在裁纸。一个老美不乐意了，一把抢过我的小刀，抓起我的手，用小刀扎在我的手心上，大声质问：“你为什么拿阿木迪的小费？”
4个家伙都喝了酒，我哪里受过这种欺负，当时又急又痛，眼泪都快下来了，一再告诉他们，我没有拿小家伙的钱。这时候，旁边的人也开始围上来，把他们拉开。我低头一看，手心被这4个家伙扎出了血。心里一阵委屈，躲在厨房，哭了出来。
没多久，刘磊下来，看见我眼睛红红的，问清了事情的原委，拉上我和阿木迪就去找那4个家伙算账。4个家伙这会儿大概清醒了点，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拿刀扎我的家伙掏出了50美金要塞给阿木迪。阿木迪一甩手走了。他又把钱塞给我，我也没有要。刘磊拍拍我的肩膀，看着他们：“你们打伤了人，不是赔钱就可以解决的！”
4个家伙讪讪地笑着，一边说明天带我上医院云云之类敷衍的话，结账跑了。第二天，他们并没有来。
我眼里的外国人 6.英国绅士和意大利小气鬼
我曾经接到的最大宗小费，来自英国绅士劳伦斯。他来自英国驻伊机关。一个寂静的夏日午后，他一身西装整齐地来我们餐厅，说要包场预订了一个60人的派对，10美金一人，60人包场，酒水另计。从营业额上来讲，这样的一场包餐最多做到1000美金，而当时正逢我们生意红火，做散客接纳反而可以做到近2000美金——考虑到派对的广告效应，我们还是同意了。
下午进餐时，劳伦斯叫来了两个美女雇员，搬了张桌子坐在大门口，守着花名册开始，签一个名，收10块钱。不到7点，人就来齐了，60多个穿戴整齐的英国人斯文地吃着饭。等吃得差不多了，劳伦斯端着一杯红酒上了桌子，兴致高昂地开始发表演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谢谢餐厅主人提供的良好服务，谢谢厨师做的中国美味……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英国绅士的彬彬有礼，说一句话，要敬三次酒。
临走，劳伦斯非常满意地把我拉到一边，塞给了我200美金小费。我捏着200美金，边上奥马和祖拜的眼睛里都放出了绿光，我笑着抽出100留给厨房，剩下的，奥马50，祖拜40，阿木迪10块，分了个干净。
有了这次经验，奥马开始热切地盼望老外再开派对——终于在一个月之后盼来了一个意大利军官。这个家伙领子上缀着两颗金星，长得矮矮肥肥，有点像墨索里尼。在奥马期盼的眼光中，他走进了院门，找到我，说他今晚有个非常重要的宴会，要和他们的美国英国盟友开派对。
这个家伙拿了菜单，点了几个菜，然后抬头问我，能否包场？我看他的点菜标准，估计这小子不会太大方，就婉转地提出，我们可以为你划出专区。这个矮胖子不甘心，继续问，可以自带酒水吗？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想想派对的广告效应，还是OK吧！
到了晚上，呼啦啦来了50多人。奥马惦记着独吞小费，把阿木迪赶到一边接待散客，自己像一只忙碌的小蜜蜂，跑前跑后。那个意大利胖子军官则点头哈腰地给他们的美英盟友倒酒。
这样折腾到夜里11点，宾主尽欢。意大利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把账目结了。此时，奥马不失时机地搓着手站到了他面前——这个意大利人也意识到，要付小费了。
这个胖子哈哈一笑，拍拍奥马说：“谢谢你，明天我会送给你一件礼物，让你有个惊喜！”
奥马一分小费没捞着，看着阿木迪接散客反而收入了几十个美金，心里说不出的郁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的“惊喜”上。
到了第二天，这个意大利人还真来了，掏出一张帕瓦罗蒂的CD塞给了奥马。奥马看着这个玩意儿，脸色就变了，看着CD封面上写满了意大利鬼画符，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也许这上面全是帕瓦罗蒂、多明戈等大腕签名，好价钱呢！
这时候，那个意大利军官看着奥马困惑的眼神，得意地笑了，用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英语告诉奥马：“这上面写的是我们意大利驻伊军队的全体军官签名。我不能给你颁发勋章，这个签名CD代表着我们全体意大利驻军对你的感谢……”
奥马脸色一下变得铁青，意大利人刚一转身，还没来得及走出院门，愤怒的奥马就把这写满意大利军官签名、代表着荣誉的珍贵的CD给掰断了。
我眼里的外国人 7.借酒浇愁
10月14日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的生意转入低潮。我每天无事可做，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悠。每个周一的上午，都会有一个美国老头晃晃悠悠地来喝酒。我很怀疑这个老哥们儿是从头天夜里就开始通宵喝酒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每次来都是醉醺醺的。
这个老头每次一进院子，看见我原地打转，就满嘴酒气地和我拥抱，然后醉醺醺地安慰我：“别想太多了！”
这个老家伙在美国某个公司任职，周一是他的例休，每次来都喝得醉醺醺，还非常热情好客地请我和厨师一起陪他喝，我常常不忍拒绝他这种好意。有一次，傍晚时分，这个老哥喝高了，肚子也饿了，叫了一盘春卷，吃了没两口，看见我们的厨师在一旁的桌子上玩笔记本电脑（生意清淡，厨师也开始打游戏了），兴致勃勃地端了春卷上来非要请厨师的客。厨师天天炸春卷，早就不厌其烦了，这会儿不好拒绝，只好说了几声“Thank you”，把盘子撂在一边继续玩游戏。这个老哥看厨师不吃，以为是没调料不够味，又晃晃悠悠地端了一碗酱油过来，走到近前，一个趔趄，全洒在了笔记本上。
这下搞得老头十分惭愧，连连表示要赔偿。我们一再重申没事没事，他也就当没事了。不过从这件事情之后，他也再没来过。想来多半是回国了——不知在美国，他是否还能找到一间固定的酒馆每逢周一前去买醉呢？
绿区是整个巴格达最大、环境最好也是最为安全的地方。战争后期，常有美军士兵被换防进来轮休，甚至来治疗战争心理疾病。我曾经遇见过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穿着少见的数码沙漠迷彩，跑来喝酒。他们是从绿区之外来的，一看见冰柜里如此之多的啤酒，大为兴奋，吊儿郎当地哼着军歌，从桌边扭着屁股去冰柜拿酒，一次一瓶，一口咬开瓶盖，然后又一口把瓶盖咬成半月形，塞进瓶子，看着它缓缓沉下，然后欢呼一声，扭着屁股又回到桌前。就这样，一次一种，整整喝了一天，把我们冰柜里的啤酒尝了个遍。
到了下午，这两个哥们大概是喝高了，非常兴奋地跑去尿了尿，然后在空无一人的草坪上开始表演空翻。二楼的女孩子看得稀奇，发出了热烈的赞叹。两个兵抬头一看，如沐春风，表演得更加卖力。
另外还有一次，来了三男一女4个兵。这几个家伙晚上才来，喝了没几杯，领头的家伙就拉住我，指着旁边的女兵问我，楼上的房间是否能借他一间，他已经3个月没有“SEX”了。我看着他苦恼得快要抓狂的脸，同情地告诉他，哥们，我们楼上的房间没有门锁，玻璃窗巨大，实在不适合你干那个事……
这个兵非常遗憾地喝了两杯，招呼手下走了。可刚出门没一分钟，这个家伙又拉着女兵回来了——身旁的两个伙伴大概已经被他支走。他不屈不挠地抓住我，追问哪里可以做爱。看他实在可怜，我告诉他，我们院外后面有几栋楼，被你们的导弹炸坏了，如果你不嫌简陋，大可一试。
还没等我说完，这个猴急的美国兵就拉着他的女战友向后跑去。不一会儿，又兔子似的回来了，艰难地向我表示：后面遍地砖头，没法开展，能不能借个床垫？
好人做到底，我招呼阿拉伯小服务员阿木迪上楼拿了床不用的床垫送给了他，这个家伙欢天喜地地跑了。阿木迪还是个14岁的伊拉克娃娃，对成人世界充满了好奇，尾随着就上去了。大约过了10分钟，这小子兴冲冲地跑回来，告诉我们美国人在“哈比比”（阿拉伯语：友好亲热的意思）！
不过这个事情还没算完——不多久，随行的那两个兵也进来了，找他们头儿（鬼知道他们头儿怎么和他们扯的理由）。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把两个兵带到他们头儿“哈比比”的楼下，指着楼上告诉他们，头儿在上面等着你们呢。两个兵不疑有诈，冲了上去，只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和一声低沉的怒吼。两个兵连滚带爬，落荒而逃，跑下楼来。
我们的军营餐厅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刘磊创业之初，我们餐厅的菜单是黑白复印的——很容易搞脏，粘油就坏。数百张菜单以每天十几张的速度高速消耗着，很快就用了个精光。后来阿尔巴尼亚人把猪肉推销进了绿区，我趁着推出猪肉菜的同时，打印了一批彩色菜单，将我们的菜品拍照，放在菜单上做插图，一共打印了20张，然后拿出去过塑——巴格达过塑也是杀猪价，一美金一张。好在这批菜单印制精美，而且可以洗可以晒了，比起过去是大有进步。
但是光做表面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创新，我们也不断推出新的菜品，满足顾客多变的口味。土豆饼、鸡肉饼、煮水饺、炸薯条都获得了英美人士的喜欢，后来推出的鱼香茄子（呵呵，素食主义者的最爱）、红烧排骨、沙爹牛肉、水煮肉片、红烧肉丸子都获得了成功——惟有卤鸡蛋试验失败了。每个新品种我们都先做好再送给老外免费品尝，进行推广，惟独这个卤鸡蛋根本就没人动筷子，最后都被我吃了——100多个，吃了一个星期，吃得我眼睛发绿。回国后，看见卤鸡蛋就想吐。
餐厅生意的寒冬是在2004年的10月，人肉炸弹爆炸后，客人骤减。如何做好危急时刻的宣传，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以前我曾经考虑过印制一批双面彩印的小宣传单，后派祖拜问价钱，巴掌大的纸片要半个美金，我心疼钱就一直没下决心做。这下餐厅生意清淡了，我只好下决心一试，花100美金印了整整200张。
这批传单撒出去以后，效果果然很好。美国大使馆的一对夫妻一次要走了20张，说帮我在大使馆里张贴，后来果然就常常接到大使馆的订餐电话。有些美国大兵吃完饭把传单带回去，战友看到了马上打电话订餐。我们在绿区8个军营间穿梭往返，没事时看看他们训练，满地都是子弹。还有人从直升机上练习滑降，惊险刺激。楼道里的城市作战训练也很精彩，他们的无线电对讲机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曾经考虑买几个民用对讲机在绿区里用，把餐厅订餐的频率告诉美国兵们充当热线——不过考虑到绿区里无线电信息若是充满了“洞妖洞妖，我是洞拐，我是洞拐，给我送两份将军鸡过来，不要辣椒的，千万别放辣椒”的之类信息，对CPA来说肯定是头大的事情，搞不好要处理我们，那就得不偿失了，只好作罢。
我们的军营餐厅 2.最后的小费
2004年4月，是餐厅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我在肖甲采购，意外地发现了来自叙利亚的红辣椒。和伊拉克本地的辣椒不同，这种辣椒味道很正，很辣。来伊拉克几个月都没吃到这么正宗的辣椒了，一激动，一口气就买了30箱。自从有了这种辣椒，餐厅的宫保鸡丁一度变得极端火暴——墨西哥州大兵仿佛吃到了家乡风味，在他们的热烈欢迎之下，我们的小费自然暴涨。
最喜欢麻辣味宫保鸡丁的客人，是一批英国警察，他们被派培训伊拉克临时政府警察。每次就餐，他们都来8个人，天天不间断，口味惊人地一致——一共8人，一连十几天，全部都吃宫保鸡丁，每次吃完，个个冒汗辣得直叫。大概是英国警察收入较好的原因，他们出手也很大方，每次都给10美金的小费。有一次祖拜在接单来不及结账，他们不愿等，凑了100美金没要找头就走了。
这次是他们8个人最后一次在我这里吃饭，从这次以后，他们就被派去执行教学任务了。
4月底，那几个英国警察离开后没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庆祝国际劳动节，伊拉克反美武装的弟兄们向绿区发动了疯狂的迫击炮攻击。平日里，都是晚上与凌晨前后的攻击，那天竟然提前到了中午1点多。当时我们的生意做得正欢，绿区外突然响起了迫击炮声，餐厅边上的医院被炸，警报拉响，人群四下逃散。餐厅里坐着吃饭的20来人一哄而散。我心想，亏大了，两炮打走我们150多美金。炮击过后，我垂头丧气过来收拾桌子，结果发现很多餐巾纸盒子里都塞有钱——逃命之余还不忘付钱！
过了大约半小时，警报解除后，又有几拨人回来买单，买完单大概是想继续吃，发现桌上已被收拾干净了。我们觉得挺不好意思，要重新做。他们摆摆手说，不用了。
就这样，我们餐厅在迫击炮不断的骚扰之下度过了2004年的“五一”劳动节。刚平静了没几天，就发现那批喜欢宫保鸡丁的英国警察回来了，这次和以往不同，生面孔熟面孔呼呼啦啦一次来了十来个。
他们默默地点了宫爆鸡丁和酒，菜没上，酒先倒满了，大家一齐起立。餐厅里的人都盯着他们看，他们丝毫不加以理会，一起低头默哀。
祖拜悄悄拉过一个熟悉的，打听情况，那个警察满脸悲伤地告诉他，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警察培训中心遭到了汽车炸弹袭击，他们的两个同伴阵亡了，回国前在这里开追悼会。临走时，他们一人放了一点小费在桌上，在为两个死去同伴留出的空位上摆着酒杯，下边不知被谁垫上了10美金的小费。
我们的军营餐厅 3.小胖子贪污
在绿区经营军营餐厅，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人手问题。一般来说，忙于买菜的祖拜和忙于上课的奥马往往要到下午才能跑来餐厅帮忙，甚至有时不能来。这样，餐厅服务员人手就很紧张。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我的阿拉伯雇员小胖子的贪污行为——顾客结账，将营业款和点餐单（郁闷，这东西竟然只一份，厨房都没有留底）一起塞入自己的口袋，我们叫这个黑单。
我亲眼看见过他把营业款截留。那顾客的钱不够了，美金、第纳尔一起给了一把，小胖子收款在手，去卫生间，出来又溜了几圈，吞了这张单，估计他有30美金的额外收入。我发现情况不对，赶紧跑到厨房，问“萨达姆”，小胖子给你钱了吗？此时“萨达姆”忙得昏头昏脑，早给忘记了，我掏出他收的钱一看——一张第纳尔都没有。毫无疑问，小胖子利用我们点菜单不留底的空子，又黑单了！
小胖子这个服务员是个不厚道的家伙。我去美国大使馆送餐，需要经过二道岗——那时开车麻烦，就是悍马进大使馆的都要被仔细检查，而走路又需要20分钟——于是就想找小胖子借自行车。可这个小子不但不借，还很无耻地要把他的破自行车100美金卖给我——我呸，在中国，新车只要10美金！TMD，更气人的是，那把车锁还是从我这里要去的。
小胖子给我们的印象很不好，如果在国内，要对付他偷单，简直容易得不算个事——一张复写纸就能解决了。但是跑遍巴格达就是找不到复写纸，无奈，我开始叫“萨达姆”在厨房出菜前给单编号，为防万一忙昏了头，写出重复编号的单子，让这家伙再次利用空子黑钱。我们都是用的中文大写编号。后来这个任务统一交给了厨房打理，他们很快制订了双单制度。麻烦归麻烦，一定要服务员照抄一遍。因为有提成，厨房算账的时候，比任何人都用心，这个制度也就认真地执行了下去。
正因为引入了良好的现代厨房管理制度，小胖子变得没有空子可钻，在我找到新的服务员阿木迪之后不久，被我开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4.狗日的粮食
2004年6月，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CPA准备进行权力移交的前后，是反美武装活动的高潮。扎卡维不知道是为了庆祝美军的收缩还是要给“伪政府”好看，把一点家底全抖了出来，集中人力骚扰美军运输线，约旦和叙利亚通往伊拉克的公路运输被切断——CPA总部食堂首次出现了断粮！
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从一大早就开始与众不同：平日里，我们上午一般只有三四百美金的生意，但是那天中午没到就做了900美金。我拉了一个兵问他：“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捧我们的场？”这个兵告诉我：“我们总部食堂断粮了。”一听这个消息，刘磊大喜，赶紧带上祖拜出门，上街抢购粮食，趁着涨价以前，一口气买了10袋大米和一卡车蔬菜。那次扎卡维的断粮行动总共持续了三天，我们餐厅的营业额连续翻番——餐厅从上到下前所未有地觉得反美武装可爱——那时候，人民的心声就是：扎卡维，你要坚持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