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讲究一点的老美就开始自己储备粮食。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学生兵,进来比画要吃云吞。我说有,这个小子大概是害怕底格里斯河里的水被核辐射,居然掏出一瓶矿泉水,告诉我,用这个水煮云吞!靠,知道害怕你们别他妈用贫铀弹啊!吃完了,这个小子意犹未尽,大概是想起战友了,叫我们做了5份水饺打包带回去——这回没用矿泉水,战友们,你们自求多福吧!
与这个学生兵类似,细节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美国大使馆的少爷们。也许是扎卡维作乱期间,抢购来的大米质量一般,也可能是美国大使馆的少爷们娇生惯养成性,他们每次来集体会餐,就自带泰国香米要我们代煮。到了后来,除了米,还带来了真空包装的鱼、香肠、罐头,一股脑儿扔给厨房。看这架势,好像要在我们餐厅搞野营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5. 酒鬼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酒水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在基督徒聚居的商业区买卖还不算违法。到了后来,当权政府倒台,天下大乱,极端势力抖了起来,基督徒再跑去卖酒喝酒,就要冒着被人用AK47点名的危险。我们身处绿区,里里外外都是美军的哨卡,危险相反倒小一些。
最初,我是在为厨房采购时,偶尔在绿区门口零售点发现卖酒的。这里的酒很贵,我们一次带一两瓶回去,居然很快就能卖掉——美军不能随便出营区自由活动。到了后来,需求量越来越大,我们开始几箱几箱地进货,酒类销售的营业额,每天可以达到几百美金。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绿区外面零售点进货的,虽然量上去了,但是利润并不大。直到3月底在卡拉德大街采购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了几辆车在给一个小门面运酒。门很小,门口还杵着两个带枪的伊拉克保镖(穆斯林不准喝酒,卖酒的老板怕人家来砸他的场子)。我走上前,举起手,示意没有恶意。保镖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进去。
我一走进去,才发现这个铺子里面的面积很大,足有上千平方米,各种酒类应有尽有。最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货都非常便宜。我们找老板要了名片,出来后又走了几家,发现整个卡拉德大街,居然有十几家这样的酒类批发点,每家都有几个固定的品牌,类似国内的品牌代理。我们根据需要,挨家预订,然后开来卡车,成车地运走。拉到餐厅出售,价钱基本都是翻倍。
驻伊美军的军规,营区是不允许买卖酒精饮料的。我们公开卖酒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变通,我把两个空酒瓶摆在厨房的窗户上,若是有思维敏捷的美国兵能举一反三主动问起,我们就悄悄地卖给他。
到了后来,顾客越来越多,我们的销售渐渐开始明目张胆。酒瓶广告摆在了前台。有一回,来了个美军上尉,围着瓶子转了两个圈,然后恶狠狠地把我叫过去:“谁让你卖酒的?”
罚款事小,封门事大,我赶紧叫祖拜把瓶子撤下去了。祖拜也意识到不妙,赶紧扭头搬瓶子。这时候,来了几个英国兵,一看我们撤酒瓶,不干了,拉住祖拜不让他动。我赶紧上前解释,指着美军上尉:“管事的不让我卖。”
领头的英国兵看了美军上尉一眼,松开了祖拜,拍拍我的肩膀,嘟哝了一句。我和祖拜都没听清,估计是叫我们放心。那几个家伙凑上前去,呼啦啦地把美军上尉围住,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过了会儿,他们几个一起过来,美军上尉示意:“把酒卖给他们吧!”面对180度的转变,我被搞得晕头转向。这时,英国兵非常得意地向我们解释:绿区是联军司令部,我们英国士兵没有禁酒令,不能让美国人总做老大,以后有美国人再查就说卖给我们英国士兵的。自从有了这个美丽借口,我们卖酒的胆子越来越大。
还有一次,来了个年纪大的美国军官,进了店,走了两圈,把我叫过去,连比画带嚷嚷,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卖,CPA(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美英临时管委会)会封门的。我很诚恳地点了点头,把瓶子撤到后面。等这个老家伙一走,我们又把酒摆了出来。
没过几天,来了一群穿西装的家伙开派对,喝得醉醺醺的。祖拜指着一个鼻子通红的醉汉,我仔细一看——我靠!居然就是前几天叫我们不要卖酒的老家伙!自己换了便装来开派对!
我印象中买酒最多的是两个宪兵,某一段时间里,只要轮到这两位执勤,一大早7点不到就来敲门,提着巨大的尼龙袋,结实无比,鬼知道是不是装枪的。两个宪兵穿着迷彩服,戴着“M.P”的臂章,贼头贼脑地站在门口,一个把风,一个挤进来买。抬出一箱酒,就被这个小心过度的家伙拖进了厕所,然后在里面操作一番,把白酒灌进矿泉水瓶子里,把威士忌灌进红茶瓶子里,然后悄悄撤退。
不过这两个宪兵还不是最勤奋的。我接待过最早来买酒的一个家伙是早上4点。那天我刚刚躺下不久,就听见有人在砸院门。爬起来一看,天色还没亮,院墙外站着个蓬头垢面的小兵,见我出来,急匆匆地和我比画,要10瓶喜力。我一看他的样子,大概是值夜班的,于是就问他:“你是不是在执勤?”小兵赶紧表忠心:“你放心,我万一被抓了肯定不说是你卖的。”
酒类销售的旺季一直持续了将近9个月。到了后期,美军加强了对酒类买卖的限制,他们不大敢明目张胆地来买酒了。餐厅门口常有乞讨的伊拉克小孩,美军开着巡逻车路过,远远地拉过一个小孩,委托他们进来协助卖酒。
这些小娃娃渐渐知道了怎么拿回扣。我们报价28美金,他们转头出去就给美国兵报价40美金。门口的美军多是老主顾,对价钱也不陌生,听见伊拉克小孩狂宰冤大头,怒气冲天,也忘记了纪律,从车上跳下冲进来亲自买。更有甚者,干脆把悍马车绕一个大圈子(由于绿区内道路封锁得厉害,我们餐厅的前门到后门开车至少要5至10分钟),开到我们餐厅后面,敲开我们的后门,然后把我们的酒“洗劫”一空——悍马车的后备厢装的全是酒。
但也不是没有明目张胆的,一天下午,中餐晚餐青黄不接的时候,厨师在厨房备料,我们在大厅里聊天,门外响起了巨大的直升机轰鸣声。我跑了出去,没想到直升机掀起的气流如此巨大,我刚跑出去,竟然被气流掀翻在地。飞机上跳下两个兵,看见我哈哈大笑,走过来说,买酒。我有点不好意思,反问他说:“你们长官不惩罚你们吗?”
两个兵又笑了:“我们长官叫我们来的。如果你愿意,可到我们那里的军营也开一家餐厅。”
我们的军营餐厅 6.形形色色买酒人
我们的酒吧是随着餐厅业务偷偷展开的。因为处在半地下状态,也出了不少稀罕事。最有意思的是来买酒的美国兵,因为禁酒的缘故,他们每次来都不能正大光明地买,往往都是扮成偷地雷的。
我们惟一一次碰到的骗子兵,一出手就骗了我们150美金的酒。那次他一出现,就热情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第一次来你这里,我要这些酒这些酒……”前前后后点了150美金,意犹未尽,又要了一份将军鸡。
点完一摸口袋,“忘了带钱,过一会儿给你送来,怎么样?”当时我们对美军还比较信任,让他拿走了,结果这一走就没回来。
后来还发生过顾客一去不回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损失——那次是来了5个开直升机的驾驶员,每人提着两条毛毯(装在透明的塑料提袋里),一箱箱要了近1800美金的酒,所有的毛毯里都塞得满满的。
这批家伙虽然平日里是云里来雾里去的飞行员,但离开了飞机就没辙了,只好麻烦我开车送他们去CPA机场。下车的时候,终于出事了,一个塑料提袋破了,5瓶摩根船长、两瓶杰克丹尼、4瓶红酒露了出来,完全没有办法带走。那个兵急着赶回机场,痛苦地看着这些酒,一咬牙:“来不及了,先放在你这里,下次再来拿!”
这批飞行员从此再也没来过,不知道是回国了还是调走了。如果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能遇到,我一定给他们补上这几瓶酒。
运输工具不行,买酒确实不方便。我见过最安全的搬运的工具是一个黑人士兵带来的。有天早上6点,有个黑人士兵来敲门买酒,一开门进来两个,买了400多美金的酒。大概是吸取了上次飞行员塑料提包不结实的教训,这次他们提了个弹药箱来,24瓶一瓶一瓶塞下去,用毛毯一层层垫上,最后用一个硕大无比的挂锁锁上,抬起来,轻轻松松地走了——如果不遇上炸弹,他们的运输应该是很安全的。
不过这样买酒也不是最好办法,我遇见过一个兵,要么是新兵要么是宪兵,进门就躲在餐厅最里面,然后就问我要纸杯,再要了瓶科罗娜啤酒,倒满了,把泡沫打掉,然后指着告诉我:“TEA,TEA(茶)!”
就这样,他喝了一杯又一杯“TEA”,最后给了20美金,兴冲冲地走掉了。没几天,这个小子又带着4个人来了,坐下就问我:“你还记得我吗?”
看我没认出来,这个小伙子有点失望,转手一指身边的人:“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要喝special tea!(特殊的茶)”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在绿区里,最幸福的是英国兵,每次来就大呼小叫叫我们把酒拿出来,给我看他们的迷彩服,表示自己是不受禁酒令限制的英国人。相比之下,美国保安和军人是不许喝酒的,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给CPA做厨师,也不允许喝酒,要想喝,就得像上面一样搞种种名堂,用装红茶饮料的瓶子装威士忌,白酒就用矿泉水瓶子装。印度人也喜欢带着酒到处跑,走着就喝完了,只是他们喜欢拿着百事可乐的易拉罐——自然,里面装的是酒。
后来我引进了一种200ML扁瓶装的威士忌,受到了美国兵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兴地和我比画,这个小瓶子塞进口袋,谁都看不见!
我们的军营餐厅 7.1 SHOT,2 SHOT……
(一小杯,两小杯,三小杯……)
酒类经营的时候,并不是每个顾客都像麦克那样好酒量。经常有些秀气的美国兵,为了多尝几个种类,问我:“能不能喝1SHOT?”
我开始懒得麻烦,也不是很理解1SHOT是什么概念,就告诉他们,不散买,要就整瓶。到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我忍不住找了一个家伙打听,“什么是SHOT?”“多少是1SHOT?”
他告诉我,美国人不能多喝的时候,可以按照小杯喝。他拿了一个酒瓶,一点一点倒出来,最后剩了个杯子底,告诉我,这差不多就是1 SHOT了。我一看,花了半天工夫,了解到1 SHOT大概是40ml。他告诉我,这么多可以定价3美金,加送一罐饮料。
当时,一瓶威士忌在我们这里的售价是25美金,而按照SHOT倒的话,大概可以倒出25SHOT——换句话说,一瓶酒可以卖出过去三瓶酒的价钱。我曾经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尼泊尔人,一次喝了18 SHOT——不到一瓶的量,他花了54块钱。这个价钱,他完全可以买两瓶。真不知道老外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次,有一桌美国人,从2 SHOT开始,然后是6 SHOT 6 SHOT的要,最后喝了27 SHOT。一个聪明的家伙终于醒悟了:不能这样喝了,要按瓶喝!
SHOT的故事告诉我水滴石穿的道理。绿区一座皇宫的地下室里曾经发现过太子乌代的酒窖,满满一个酒窖的好酒——这种情景,大概只在《兄弟连》里出现过。后来一个美国工程师开车偷偷带我进去了,我才有幸见到那宏大的场面。好不容易来了,当然得有点收获,在那个工程师朋友的协助下,偷偷顺了瓶泥封的日本清酒出来。
这瓶宝贝在我身边放了两周,终于忍不住好奇心,被我开了封,1 SHOT, 1 SHOT,和“萨达姆”喝了个光。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喝白酒。
我们的军营餐厅 8.开除了一个
在村岸由纪子的带领下,国内带来的女按摩师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美国兵全副武装一天下来,特别喜欢享受一下按摩服务,而且对女孩子也很感兴趣。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来到伊拉克前,我们和每个女孩子家里都签了合同,一旦出问题,回国就不那么好看了。另外一点很重要,也是我们出国前在合同上口头上一再叮咛的:千万不能和老外搞跨国恋,否则有任何一点问题,都可能导致我们在巴格达的生意被CPA封门。
但遗憾的是,禁令对于孤单寂寞的异乡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作用,KK来到巴格达仅仅一个月,就和一家美国公司的电器工程师处上了朋友。每天晚上10点,按摩的生意停了,KK就和他的美国男朋友一起出去玩耍——开始还在夜里一两点回来,需要我们留门,到了后来,我们留门失去了作用——KK已是彻夜不归了。
毫无疑问,这不是个好事情,KK已经过了35岁,国内尚有孩子和丈夫,现在又在国外找男人,对稳固国内感情不利。其次,餐厅正常营业受到影响,总有老外来咨询“特殊服务”,我们一再解释没有,老外就是不相信。那天来了个黑人哥们,指着门外,痛心地质问:“KK为什么和那个白人可以?你是不是歧视我们Negro?”
名声坏了不说,还背上个种族歧视的罪名。我和刘磊心里都不是滋味。经理出面,我们仔细地和KK谈了这个问题,国家、民族、孩子、老公,全搬出来了,可惜言者谆谆,听者邈邈。若干次无效的沟通之后,劳资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终于决裂,KK正式离开餐厅,投靠了美国男友。
就在我们都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发展的时候,第二天,伊拉克警察来了。说实话,我从未见过伊拉克警察如此威风。这群穿着破烂制服的倒霉蛋,走在街上,非常容易成为反美武装的袭击目标,但是这次完全不同,抖了起来,平端着AK47脚踏大牛皮靴子,呼呼啦啦地闯进来,两个把门,两个拿枪把我们指住,最后走上来一个局长,盯着我:“谁是老板?”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正在院子里开心着的麦克一伙,看见伊拉克警察杀气腾腾,顿时就反应过来了。麦克喊了一声,4个人迅速展开,手枪提在手里,迅速就位。
还在我们和伊拉克警察发愣的当儿,四下已经传来几声:“I hold here!”几个美国兵各司其职,用枪口看住了伊拉克伪警察,彻底控制了局面。
4个伊拉克警察愣住了,美国兵趁机下了他们的枪。警察局长没想到4个手下这么快就给摆平了,急得直搓手。想了一会儿,还是磕磕巴巴地说明了来意:“你们的员工KK,控告你们殴打她。你要随我们去警局,协助我们的调查……”
麦克4人看着警报解除,也把枪收了起来,看着我,替我们安排道:“没事,Nicky你留下,照顾生意,Hannibal(刘磊)和他们走,晚上Hannibal如果没回来,一定要告诉我!”
刘磊一走就几个小时没消息,我赶紧打发祖拜去警察局探听消息。可是这个家伙天生胆小,绕着警察局转了几圈没进去就回来复命了。我一看,不成,还得亲自出马。
等我混进警察局,找到刘磊的时候,这个家伙已经和伊拉克局长谈笑风生了,见我进来,还主人般地搬了个椅子给我坐。他正在和警察局长“哈比比”,其实早就可以走人了,害我担心那么久。
出了警察局,刘磊告诉我,警察局已经被摆平了。10天之后,绿区检查口发生汽车炸弹爆炸,7个伊拉克警察替美国兵挡炸弹牺牲。刘磊封了7个大纸包,共计2100美金送给了局长,算是巴格达的中国商人对伊拉克警察的一点慰问。
从此,伊拉克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与此同时,在中国大使馆的调解下,KK领取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机票辞职回国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9.“10.14”大爆炸
在来伊拉克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死神会在那么近注视着你——50米。
2004年10月14日中午,我正在大厅里接单——当时天气晴朗,美军在费卢杰战斗渐渐进入稳定阶段,绿区里没有了前期那种频繁的调动。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有所好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着我的耳膜,根本无法辨别出爆炸发生的方向,惟一能肯定的就是,这颗炸弹离我们很近。
餐厅里十几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迅速站到了大厅的横梁下,警惕地看着周围。根据以往迫击炮的经验,我还趴在原地,等待第二声爆炸的响起。10秒之后,另一声巨响在稍远的地方响起。这两次爆炸,是我来到绿区半年来,听到的最强烈的爆炸。
两声炸弹响起,我刚要起身说没事了,还没直起腰,就听见整个绿区上空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餐厅里的兵听见警报,饭也顾不上吃了,扔下钱就跑了。院子里的阿木迪和巴哈,第一时间跑上屋顶观察情况,厨房里的小工阿布杜拉正在洗碗,听见爆炸,吓得打碎了好几个碗,这会儿也缓过劲来了,扔下手里的活跑到院子,看见阿木迪和巴哈两个小孩从楼顶上下来往外跑,也跟着跑出去了。
大约过了20分钟后,我把餐厅里的碗筷收拾好。阿布杜拉回来了,几近发病,看来是吓坏了。他怔怔地拉着我的手,右手食指到处指指戳戳,嘴里喃喃道:“Beef,Beef(牛肉)……”
我心里清楚,他一定是说爆炸现场满是人肉碎片。我心中一紧,也就没有再去现场看热闹。院子里一片狼藉,我把可怜的阿布杜拉打发走,开始整理院里的花草。
一个小时过后,满手满脚是泥的我,被两个手持M4的美军特种兵从院子里赶了出来,连手都不让洗、鞋也不准穿。到了外面一看,发现临街已经站满了从家里赶出来的人。美军开始逐一搜身,核对身份……大约又过了40分钟,负责后勤的美军送来了一箱箱矿泉水。我拿起一瓶洗了手,喝了两口,感觉有些缓过劲来。这时,路上开始有三五成群的医院工作人员抬着黑塑料的裹尸袋从我们眼前经过,开始还能看见袋子外面的轮廓,或胳膊大腿,或头部,到了后面几个袋子,已经看不出任何人样了,就像提着一袋沙子——想必是给炸碎了的“Beef”。
我猛然抬头一看,发现四周楼房上已经站满了警戒的士兵,全副武装的小队开始逐一搜索住宅。那天,绿区里几乎所有的房门都被踹坏了。
2004年10月14日,巴格达绿区发生两处人肉炸弹爆炸事件,死伤惨重。一处位于距离我们餐厅右边不足50米的商业街,另一处位于左边150米外的“绿区咖啡”。
10月14日绿区咖啡的爆炸,改变了一切——岳厨的想法和我们红火的生意。
那次爆炸的实施者是4个受扎卡维领导的约旦人,他们用蚂蚁搬家的手段,分批把炸药运进绿区。爆炸后,从绿区咖啡幸存的服务员处得知,当时是他招待这两个“人肉炸弹”,他们只要了两杯茶,其中一个家伙只喝了一口就出门打了个的士去了小商品街——当时,在伊拉克做人体炸弹的报酬是500美金,一条命的价钱在绿区咖啡这种地方只能喝250杯咖啡。
11点,距离我们餐厅直线距离只有50米的商业街发生爆炸。短短10秒后,还没等人有所反应,绿区咖啡里的那个家伙也拉响了炸药包。
整个绿区随即戒严,很快就抓了一个参与爆炸的约旦人。美军根据他的口供得知还有一个在逃,于是整个绿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搜捕,所有人都被赶上了街。
当逐门逐户搜到我们这里来时,我正在赤脚整理花园。双手双脚都是泥巴,被两个拿着M4的士兵一前一后地架出去了。老梁当时正趴在笔记本电脑前写E-mail,准备给国内朋友说上午的大爆炸。写得正欢,美国兵提着枪进来,把老梁也押出去了。到了外面一看,大家都靠街站着,接受搜身检查。
自这次爆炸以后,美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戒严,增加了大量检查哨,绿区里步步为营,以我们这种低等级通行证,多走一步都非常困难,生意自是一落千丈。CPA趁火打劫,同时下达禁止令(OFF LIMITS),规定所有美国人,包括美籍军事代理人在内,不得进入公共餐厅进餐(怕扎堆被炸)。CPA抓到的违纪人员将被遣送回国——在这里有战场补助,1000美金日薪,回去只有3000美金月薪,可真亏大了。
从禁止令颁布之日起,我们的生意由3000美金的日营业额掉到300美金日营业额。最后靠送几个外卖苟延残喘。偶尔到了周末,会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顶着禁令过来吃一顿,我们的营业额才会蹿一下,跳到400美金。
这时候,距离我来到巴格达整一年,人骤然从忙碌中闲下来,我才发现,胃病和手上的鞘炎都开始频频和我为难。加之餐厅生意清淡,不再需要这么多人手,我开始考虑回家了。
我们的军营餐厅 10.寄钱
有一个问题,是我来伊拉克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战后,伊拉克所有国家机关统统被打散,连国家银行也不复存在。我们看着日渐增多的美金,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问题:怎么把数十万美金带回国!
后来,祖拜买电器回来告诉我,他在卡拉德大街看见了地下钱庄,也许能帮上我们的忙。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揣了2000美金就和他一起出发前去试探了。
祖拜说的钱庄,可以算得上是卡拉德大街最漂亮的房子了,门口杵着十几个带枪保镖,外部没有任何招牌,经过安检门和全面地搜身后,进到了钱庄大厅,只感到一片豪华。和国内任何一家银行相比,这家的装修都不差,惟一比较落后的是手工记账。可等一个月后我再去,他们就改用电脑了,进步还是很快的。
我告诉钱庄的工作人员,我要把钱汇到中国。本来我还以为他会面露难色,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就接下来了,收了我几个点的手续费,还有莫名其妙的零换整手续费(把20美金面值的换成100美金面值,收取千分之五手续费),给了我一张收据,既没有公章,也没有钢印,然后告诉我,成了!真担心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三天以后,家里打来电话:从美国(嘿嘿,很奇怪吧)汇来的钱收到了。后来,做外贸的熟人告诉我,巴格达的这些地下钱庄,网络比较健全。从巴格达到约旦首都安曼,他们的大宗银钱往来都采取对冲方式相互抵消,再把钱从安曼转到美国联络点,发往全世界。
看着那些热闹的场面,我们知道了这些地下钱庄还是可信的,因为他们的生意太好了,不可能为我们这些小钱而丢掉他们辛苦经营多年的信誉。后来,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去一次地下钱庄,抱着五六万美金——好大一包。我让祖拜停好车,然后抱着钱就想往钱庄冲——街上太危险了,随时有可能被阿里巴巴做了生意,钱庄好歹还有持枪武士保护。结果祖拜一把把我拽住了:“抱着一个大包往里冲,别人以为你拿炸弹炸他们呢!会开枪的!”
“萨达姆”回国之前,我和他从巴格达地下钱庄汇出8万美金现款(手续费要了1600美金)。5天后(“萨达姆”在安曼呆了4天),这笔钱顺利抵达武汉。钱比人快,“萨达姆”还在飞机上,等到他抵达武汉时,这笔钱已经在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的金库里睡了三天觉。
那天我就接到“萨达姆”的电话告急:国际上风传人民币要升值,一万亿美金“热钱”虎视眈眈盯着这个机会准备炒人民币,为此国家开始管制投机美金入境。我们的一点小钱被外汇管理局卡住了,需要交待用途。
“小帅,他们问我要伊拉克税务局的证明,证明我们不是投机商,是开餐馆的!”“萨达姆”挂电话以前,最后一句话充满了悲哀。
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要昏过去了——伊拉克税务局???
这个事情最终在“萨达姆”的不懈努力之下搞定了——按照他的吩咐,我又去了巴格达钱庄,重新更改了汇款用途一栏:“salary”(工资)。小小几个英文字母,电报费50美金。3天之后,更改函到了中国银行。“萨达姆”从里面出来时,口袋里多了一张66万元人民币的存单。
我们的军营餐厅 11.再见,James
美国人James是绿区里一家公司老板,没事的时候喜欢在我们的餐厅整天整天地泡着,而且每次晚上七八点吃完晚饭后,上楼按摩之前还要留下宵夜的订单——怕再晚了影响我们厨师休息。
自从绿区禁止令颁布以后,他就不再进餐厅的大门,但并不妨碍他在门口鬼哭狼嚎地大叫:“Nicky,我要蚝油蘑菇牛肉……”打打擦边球,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出门去接单。我站在门边邀请他进来一坐,可他却不愿犯规(因为带着保镖。后来是把保镖甩了,才跑来泡在我们的餐厅里。我怀疑每次他回去都得道歉加赔罪,否则不好解释每次他回去时,都要打包一大堆的食物带回去。呵呵)。看着我们的生意一落千丈,他问我们每天都用什么来打发时间?我告诉他:看电视,打游戏。说来难过,我们不多的娱乐之一——DVD(在PX买了不到两个月)坏了,而且没有办法去换或再买一个。他一听热情地说,把DVD、包装盒、小票给他,他帮我换。但是除了坏了的DVD,我什么都拿不出来了,他还是说要去试试。
第二天下午,他不但给我们送来了69美金的退款,还带来了一台13英寸的彩电,是带有DVD的一体机,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当时我出去了,还没来得及等我回送他礼物表示谢意时,James就神秘地失踪了。两个月后,James又突然出现在餐厅门口。他告诉我,这两个月一言难尽,他今天上午刚回绿区,首先就来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晚些再来聊。
那段日子里,受美军禁令的影响,我们餐厅的经营已经变得比较艰难了——生意每况愈下,营业额已经掉到了前期的十分之一,传闻绿区即将因为安全因素收缩,我们现有的房子将被C.P.A.置换到绿区之外,而且,每天无所事事和浓烈的思乡之情,也促使我作出准备回国的打算。但当看到James先生的热情,我还是很感动。等到晚上他来,我才知道,两个月前,他出外执行任务时,在去机场的死亡公路上遭遇汽车炸弹。他们公司的4辆G.M.C组成的车队遭到袭击,他的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与迎面而来的汽车炸弹相碰,车翻了3个跟斗。好在G.M.C车体坚固,他没有严重受伤,但是耳朵被炸弹震聋了,回国疗养了两个月。“我的保镖,本来可以没事的,但是他们没有系安全带,翻车时,脖子折断了……”
我知道,为了随时采取行动,保护老板,保镖一般是不系安全带的。为了工作,James的两名保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安慰了一下James,然后告诉他,餐厅生意陷入低谷,我们也准备回国了。James听我说要走,脸上露出深深的遗憾,但还是表示理解。
一周以后,在我离开的前夕,他急匆匆地跑来餐厅,送给我一个礼物,那是一个美国戈博的多功能钳子。旁边的女孩子看见,插嘴说,Nicky已经有了这个了。我来不及制止,只好一脸抱歉地看着他。James有点尴尬,说这可不能送了,然后嘴里不停地嘀咕,那怎么办呢……一边念叨,一边走了。
等他一走,我就和女孩子说,James老早就念叨一定要送我一样礼物,想了一星期了,现在才送,得了,听到你一句话,他又得头疼。这些可爱的美国人,当他要送你礼物的时候,你简直是没有理由拒绝。有一个美国兵Peter,受命护送重伤的战友回德国基地,经我们旁边的医院中转,来我们这儿吃饭时,样子显得异常疲惫——一是为战友的伤势担心,二是自己也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我实在看下去了,在他吃完中饭后,要他到我们楼上休息了3个小时(他当天下午5点就要启程经科威特去德国基地),当我叫醒他后,他再三道谢,把他随身携带多年的多功能钳子送给我,那种真诚及执着,我无法拒绝。
晚上11点的时候,James又出现了,苦恼地看着我:“Nicky,我实在是想不到送你什么好,这个钳子,这个刀,你选一个吧!”
我选择了James手上的刀,那是一把安普及特上校设计的著名折刀,中文的译名是“飞霸”。James看我选定了礼物,欣慰地笑了,说:“拿着刀,保护好女孩子们!”一转身,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彭厨师身上,他被迫收下了那把钳子。
“拿着刀,保护好女孩子们!”可能是美国人最传统的绅士观念。可是在战乱的巴格达,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回国前的最后几天,我和祖拜上街办理汽车的过户手续。车在天桥下被堵住了,正在骂人之际,边上来了4辆悍马,耀武扬威地从我们身边冲过。我和祖拜正要抱怨,就看见开在最前面的两辆车,为了抢道,开进了路中间的隔离带,遇上了反坦克地雷——两股巨大的烟柱在我前面30米处腾空而起,继而是耀眼的火光。祖拜一看不妙,过户也不办了,调转车头就跑——经验告诉我们,在伊拉克扎堆看热闹,绝对不是个好习惯。
那天晚上,回到绿区,我还一直在后怕。如果下午早出门一分钟,就会被堵在前面30米处,那时候,悍马就在身边爆炸,我们的小破车一定讨不到好。想来想去,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还是祖国安全。在我回国前的一天夜里,我才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思念自己的家乡以及我未曾谋面的女儿,细细数来,她应该已经8个月了……
2005年3月29日,我带上我的行李,带上了James送给我的勇气和责任,带着巴格达留给我无尽的回忆,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充满了创痛的古老土地,和祖拜他们挥手告别,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我们回来了!
到底有多少次是在沉睡中,被检查口的汽车炸弹惊醒,我已经忘记了。
到底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黑鹰的轰鸣声中沉沉地睡去,也数不清了。
巴格达所有的这一切,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黎明和黄昏。我不知道,除了战争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对生命有更好的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对死亡的恐惧,于我好像都不存在了。还有那些在死亡威胁下的伊拉克平民,他们被迫卷进了一场无情的战争,然后无奈地接受。
回国3个月来,我还是常常回忆起在巴格达的日子——没有了直升机的轰鸣,没有了枪炮的伴奏,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夜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中国静谧的夜空下,我想起了我在伊拉克的兄弟朋友们,5个小时的时差下,他们是否仍在,是否快乐?
多少次在思念中沉沉睡去。醒来后发现妻女幸福地躺在枕边,蓦然发现,活着,真好!
谜一般的女人 1.人体盾牌
一个人死后到地狱之门受审,魔鬼撒旦问他:“你害怕什么?”
他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怕。”
“那么,”大惊失色的魔鬼只好说,“你走错了地方,我们只接受那些被恐惧束缚的人。”
2003年7月17日,刘磊与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人员等一行七人进入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住进30美元一天的安德鲁斯公寓。忽然一天在大堂惊见一位东方女子,身着长长的纯白衣裙,便忍不住走过去用中文试探:“你好!”东方女子抬头,睁大迷惑的眼睛。刘磊赶紧改用英语:“Hello!”这回她听懂了,经过交流,方知她来自日本,名叫村岸由纪子。
由纪子常常在酒店上网,闲来聊一聊,刘磊渐渐对她有了一些了解:早在伊战爆发之前,她就和另几个日本人加入民间组织N.G.O,来伊拉克进行反战活动。美军轰炸时,传说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四下逃散之际,这批日本N.G.O们却站在重点袭击目标前,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做了人体盾牌。
村岸由纪子曾经在伊拉克电信大楼门口静坐,和其他国家的N.G.O围成一圈保护大楼。如果美军轰炸大楼埋葬了她们的话,她们就圆满地达到了目的——美军势必在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美军一个导弹打来,从楼顶直通通地打了一个大洞直到楼底,既未伤及无辜,又摧毁了内部设施。刘磊后来去看过被炸现场,大楼外观“看上去很美”,但一进去就赫然看见一片残垣断壁,抬起头目光能穿越几十层楼的距离看到蓝色的天空。幸亏精准度这么高,不然导弹偏离一点点那些N.G.O们就粉身碎骨了。
一个瘦瘦弱弱的女孩,竟然有勇气来战地,凭60来斤的血肉之躯来反抗战争,特别是她的勇气和动力不是来自名利,不是来自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是源于朴素的和平观念和人道主义,这让刘磊暗自佩服。
一回生二回熟,在后来的聊天中,知道日本来的十来个N.G.O成员都在一家5美元一天的酒店住,条件相当简陋。屋漏偏逢连阴雨,由纪子刚到巴格达不久,还在大街上被一群十五六岁的小孩飞车抢包,钱和护照全都没有了。
由纪子经常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路,她每天要往返于酒店和医院,或者去日本驻伊大使馆和其他组织。当时,巴格达没有公汽,地面温度高达62℃,为了安全和舒适,人们去哪里往往都是打的,而她却从来不坐车,就靠一双腿慢慢走!——走得多了,碰到抢劫者的几率自然就大些。
当时的巴格达抢劫杀人成风,人们心里高度紧张。有个故事,不知真假,却广为流传:一个丈夫害怕妻子出意外,就给她一把枪藏在枕头底下,一天半夜丈夫起夜上厕所回来,妻子迷糊之中以为是坏人闯进来,一时慌张,摸出枪乱射一气,丈夫倒地身亡。伊拉克民众恐慌的心理可见一斑。
而由纪子一点也不害怕,即使是在黑灯瞎火的夜晚,照样一个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来来往往。自从那次碰到打劫,她也不过是买了条黄丝巾出门裹住头,说:“这样别人会认为我是信仰穆斯林的,不会妄加伤害。”然后照例一个人走远路,似乎生来就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谜一般的女人 2.“可怕的日本民族”
都说每个女人都是一株水生植物
由纪子则是一株诡异得说不出名儿的植物
茎干挺直,直指苍天
开出迷离的花朵,洁白颓败
散发出辛辣的气息,似有还无……
一次足球比赛结束,人潮散去之后,偌大的体育场干干净净。日本人即使在观赏最激动人心的比赛时,也不忘恪守公共卫生道德。前去报道赛事的外国记者将镜头转向干净的赛场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由纪子得知刘磊正在跟安德鲁斯酒店谈开餐厅的事情,便毛遂自荐来当服务生,并且不要工资,只请求提供吃住就可以了。考虑她英语不错,刘磊便留下她帮忙布置新餐厅。岂料,当地人歧视女性,酒店经理不肯由纪子进餐厅工作。刘磊力争了一个小时,经理才勉强同意。两间12平方米的休息房,一间给她住,一间是刘磊他们6个人住一起。
由纪子工作相当敬业,看到什么就做什么,一刻不闲。本来合同订好打杂、清洁等活儿由伊方工人负责,但伊拉克工人懒惰散漫,地扫不干净,窗户擦不干净,由纪子便全部重新返工,所以,每天餐厅里都是窗明几净。
她不怕死的勇敢精神在工作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她经常趴在窗外擦窗户,下面的人为她捏把汗,她自己却满不在乎。二楼的窗玻璃上因为战争时期防止被炸弹震碎,曾经贴过很多黄色的胶带,怎么也洗不下来,由纪子就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抠,每天抠两个小时,一直抠了两个月才全部弄干净!
由纪子经常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伊拉克工人懒惰。大男子主义的伊拉克人哪里经得住一个外国女人的呵斥,就隔三差五跑到酒店老板面前告状,口号是:“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老板来找刘磊,刘磊什么都不说,带他去看工人擦的窗子和由纪子擦的窗子。比较之下,老板无话可说,走了。
忙完外面,闲不住的由纪子还会跑到里面看厨师烫春卷皮、包饺子。烫春卷皮时,由于没有铁板,厨师只能用锅盖。为防止锅盖打滑,由纪子自告奋勇地用双手按住锅盖,让厨师安心翻烫春卷皮。滚烫的热气扑面而来,她竟然丝毫不怕灼伤皮肤!一个星期时间,由纪子就学会了包饺子、做春卷等中国烹饪法,厨师恨不得把活儿都给她做算了。
发生大爆炸后,餐厅的营业受到影响,责任心重的由纪子把餐厅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主动去拉客户。在她的热心介绍下,日本大使馆每个星期都来订两次餐,一次七八十美元;一些日本商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常来吃饭。
由纪子还拉N.G.O的同事来,不过他们吃得相当简单,每次点一个汤,一碗炒饭,一个菜,4个人围着吃。大家以为他们很穷才吃得这样可怜,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活动经费其实很丰厚,是由日本一些大企业赞助的,他们只是不想把钱用在个人身上,宁愿住差一些,吃少一些,也要省出钱用在工作上。由纪子平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这个素食主义者连鸡蛋都不吃,实在令人费解。她说:“N.G.O的活动经费是公家的,我们没有权力动它。”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由纪子很少打车。感动于N.G.O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厨师每回都用最大的碗盛汤盛饭,让他们吃饱,虽然不赚反赔,但心里乐意。
鉴于由纪子表现出色,刘磊还是给她应得的工资300美元。由纪子坚持不要,说:“已经说好了不要工资的,你们提供食宿给我,我就很满足了!况且你的处境也很艰难。”第二个月,由纪子依然推掉报酬。
谜一般的女人 3.死生间
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以从容平静的心态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
安德鲁斯餐厅晚上9点半打烊,这个时候由纪子常常一个人坐在酒店大堂静静地抽烟,但从不超过两支(她在工作时间以及在餐厅里从来不抽烟)。香烟袅袅,夜色沉沉,也许她在回想过去,曾经的岁月已被无情地推向远方,宛如被潮汐推到海滩上的贝壳,躺在海滩死寂的月光下;也许她在思念某地某人,就仿佛放映一卷旧的黑白录影带。这种苍老的心情只有自己明白……大家都不太会英语,无法更多地关心她,只知道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心事,只知道这种抽烟的姿势只属于无声的怀念、无法结束的孤独和一个人的黑暗空间。
9月份的时候,凤凰卫视《红河周末大放送》为巴格达沦陷半周年做节目,记者郑浩找她做访谈,谈到一半的时候她忍不住掩面而哭。这个真性情的女子,笑容里会有沧桑的天真、甜美的悲凉,眉目之间,永远都隐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