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埃卢瓦，只要吹两声口哨即可，它的意思是事先约好的。如果英国人吹两声口哨，德国人回一声口哨，这是“没有危险”的信号，也就是没有看家狗——军官的意思。接着，所有的男儿们暂时离开战壕，往无人区走去。除了握握手、交换罐头和烟品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方式的友好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过来一个上司。结束他们通过口哨约好的自发的相见。10分钟后，这一短暂的圣诞节日喧闹也就过去了。但可以等着口哨再次吹起来。
威尔弗雷德·尤尔特少尉与格拉弗斯故事中的上尉波默罗伊很相像。他和波默罗伊一样是一个君子，和波默罗伊一样有人性，也和波默罗伊一样能够理解别人。他指挥着阿尔芒蒂耶尔和里尔之间的一个苏格兰警卫连，和戈登高地兵团的士兵不一样，他们的士兵不穿苏格兰男裙。对尤尔特来说，圣诞节不应该有打仗的欲望，他想给自己和部下一点安静，不管上面有什么命令。但是就像打一个战役一样，实现和平也需要有一个战略，需要把握正确的时机。
1915年拳击日，早上8点不到一点，确切地说是7点50分，好像是个有利的时机。这时候，大本营的人还没有从圣诞大餐中醉醒过来。再说，这么早有谁愿意从大后方跑到前线来。这时对面吹起口哨，接着，一个德国人出现在防卫墙上，挥动着双臂，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跟了上来，所有的人先后从战壕里走出来，但都在铁丝网边上停下了，犹豫着。这一切尤尔特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作出反应，而他的苏格兰部下已经正确地作出了解释，于是他们也立即从战壕里爬出来，跑了出去。同时，对面的德国人动了起来，双方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这种压倒一切的、对人性的渴望，这种产生于希望和恐惧的、不可阻挡的冲动鼓舞着人们，就像流行病那样快速传播着。”尤尔特记录道。出于必要的小心，他没有将这些记入兵团的战争日志，而是记在个人的日记中。
士兵们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像成功地捉弄了严格的老师的小学生一样。但有一个很大区别，现在军官们是老师，士兵们是男孩子；还有，小学生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士兵们有可能被起诉而走上军事法庭。可是很显然，大家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哈哈笑着，他们用饼干换酸泡菜。倘若用语言不能沟通，他们便默默地指指他们自己没有、但对方有的东西——这儿的英国军大衣，那儿厚厚的德国羊绒衫。
这些细节是尤尔特在战争结束以后写的，比如对话中的句子是凭记忆写的，不可能一字不差：
“这见鬼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春季攻势以后。”
“是的，春季攻势以后。”
“你们的战壕怎么样？”
“糟透了，水和泥浆没到膝盖。连猪都受不了。”
“你们也非常厌倦战争吗？我们非常厌倦。”
“这一切进行得很快，”尤尔特结束了他的经历报道，他称此报道为“第二次友好——第二次圣诞停战的快乐回忆”，因为从他们对面的巴伐利亚第95后备兵团突然走出了2个军官。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带着照相机，要为英国人照相，并愿意为此提供雪茄作为报酬，被尤尔特制止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照片发表了会出什么事，再说照片上还有自己呢。
苏格兰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要讨论一个方案，剩下的拳击日时间怎么过，确定一下以后几天该如何举止。两个德国军官中的一个转向尤尔特，请他把他的部下重新送回战壕，因为他刚才得知，再过5分钟，德军的炮兵要开火了。于是大家都回去，但是刚才的时间也够他们作必要的商量了。这个战区连续48小时都没有再听到枪声，此后又平静了几天，直至重新开仗。
原因在于“大家的不幸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尔特自问道，“还是上帝的宽容在起作用，或者是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圣诞节灰蒙蒙的早晨，英国和巴伐利亚人在战场上约好了友好相会，尽管只持续了10分钟，但凡是经历了这10分钟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
那些各自待在自己战壕里的诗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他们没有名气，只是每个参战国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他们把这些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们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诗句听起来总有一种相同的感受：忧伤。
我是杀死你的敌人，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在黑暗中：你是如此不满，
昨天，我把你捅死和杀死。
我避开，可是我的手是讨厌的、冰冷的。
我们现在睡吧……
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歌颂一个虚构的敌人，是他将这个敌人杀死的，就在昨天。他的手和这个敌人的手一样的冰冷。在对方也有一个叫格里特·恩格尔克的士兵在想念一个敌人，这个德国二等兵以《致大战中的士兵》为题所写的诗完全可以看成出自英国二等兵欧文之手：
你躺在伊珀尔，它已被摧毁？我也躺在那里，
在米尔，那儿也荒芜？我就在那儿。
在迪克斯迈德，被冲刷的地方？我就躺在你对面。
在地狱的深谷，炮火浓烟，就像你在乌烟瘴气中；
和你一起，在迪那堡的雪地里，又冷又阴沉。
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
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
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
温暖又紧密。
欧文于1918年11月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次进攻中被打死。他曾被炮弹震击而在精神病院治疗，后被作为治愈而出院，重新送往前线。被称为“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个文学天才”的恩格尔克死于1918年10月13日前不久，中弹抢救不愈，在一家英军野战医院去世。佛兰德战地博物馆有他们俩的事迹记载。
他们两人阵亡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墓，它至今还留在佛兰德人那里，柔软的绿草地覆盖着过去，有时候土翻到了上面，如果耕犁把土地掀起来的话，尸体又被吐了出来，尸体的残余部分、骨头等又露了出来。
虽有来自上面的各种威胁，前线的其他地方在圣诞节期间像尤尔特的部下一样，实行了战争小憩。圣诞节前几个星期，第235后备兵团的符滕堡士兵们就开始为演出而排练，演出已被官方允许。他们要用赞美诗让自己的人高兴高兴。如果白天没事情可做的话，男声歌咏团便在地下掩蔽部练几首流行的德国圣诞歌，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让人觉得不好听，好在尚能听出他们在唱歌。
1915年12月24日终于来到，歌手们集中到最前线，但都待在掩蔽部里，等天黑下来了，他们爬到静静的夜幕中，站在防卫墙上唱了起来，歌声传到80米远的英国人阵地，唱了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只是静静听着，不像去年那样鼓掌，也没有用一首歌来回答，但他们也不开枪。
“敌人好像很少举动，只是大声歌唱、说话和拉手风琴。可以听见他们在喊‘巴伐利亚人’和‘伙计’等。”
德军第10巴伐利亚野战炮旅的马克西米利安·埃贝迈尔上校于1915年12月26日在他的日记里简要地这样记载着。去年这个时候他曾禁止任何没有必要的射击。根据所有的兵团日志记载，每次都是敌人的士兵们发起停战的，在埃贝尔迈尔的记载中是英国人发起的，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记载中是德国人发起的。这样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让人看到自己的所谓弱势，已经没有办法去验证了。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日记中只提到是外部环境造成人们在圣诞节的接近，而不是内在因素：“双方战壕里的士兵们被可怕的泥浆赶到了防卫墙上，因此在双方的铁丝网之间出现了活跃的往来和交换烧酒、卷烟、军装纽扣及其他物品的现象。”由于疏忽，有一个德国兵被射死了，于是立即开始了愤怒的射击，和格拉弗斯部队里发生的完全一样，和平就这样破灭了。
然而英军少将卡万在写给总司令部的一份秘密汇报中承认，他不得不报告，1915年12月25日，尽管有各种命令和警告，英军还是和对方的巴伐利亚第13后备兵团在无人区进行了友好接触。被告急的指挥官“20分钟之内就到了现场”，开始将士兵们赶回战壕去，这又用了30至40分钟。“我已命令进行详细调查，怎么会发生违反军令的行为的”。虽说是德国人发起友好活动的，就像去年一样，“但这是不能原谅的，对这件事情我感到说不出的遗憾”。
来自柏林的志愿兵奥托·海涅巴赫甚至梦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最终势必会导致战争的结束。他的理由是，否则人们对人性的东西都会绝望的；他给家里写信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家里人发生在前线另外一个战区的圣诞节停战，同时也以此增加自己的勇气：
“昨天我听说了可靠消息，在卢斯……经历了恐怖后，接着到来的是一个完全像约定了的停战时期。双方无忧无虑地在掩蔽部的上面走动，离敌人只有几米远，双方都没有开枪。我相信，这样的行动是最符合双方的心情的。”在卢斯，英国人首次对德国人采用毒气。半年前在伊珀尔，是德国人将这种被人唾弃的方法用到战争中的。
海涅巴赫所听到的以及在卢斯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谣言。德国人和法国人在那儿踢足球。“我们很快都觉得非常快活。”一个法国士兵说。法国军官禁止他们，并用机枪来威逼自己的部下回到掩蔽部去。那位一起踢足球的不知名的法国士兵显然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战后他这样结束他的报道：“要是能把1万个足球分到整个前线战场，让大家都踢足球，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办法吗？不是成了不流血的战争吗？”
这位德国哲学系大学生海涅巴赫敢于作这样的政治预言：对战争的普遍厌倦——从圣诞节的例子可以看出——完全可能引起其他后果。他幻想，参战国互相缔结一个无临时外交关系的协议：结束战争。和科堡及波默罗伊的故事一样，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幻想孕育着希望：“于是以巨大海啸般的民族主义激情爆发的世界大战就无疑会结束，就像一个滑稽的插曲。不过我相信，世界历史上有过更多这样的悲喜剧。”
奥托·海涅巴赫阵亡时只有24岁。
第139萨克森步兵兵团和苏格兰戈登高地兵团已经互相习惯，在通常的突然袭击中尽可能减少伤亡。这该死的突然袭击，不管它在其他语言里叫什么，它基本上和自杀命令没有什么区别。对此，人们采取了恰当的对策：大声说话和咳嗽，把枪栓推得咔哒咔哒地响。只要从一方发出这些声音，对方便立即用阻拦射击来对付敌方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固执的军官也不会逼着部下迎上去的。
说不定军官们也有些害怕？他们大概也听说过传言，有的级别较高的凶狗会因为他们的杀人命令而在背部挨上最终的一枪，不是被对方的敌人击中，而是被自己阵营里的敌人。这是真的还是编造的，他们也不知道。
麦肯齐·伍德少校是属于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1914年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1915年在各种威胁下仍然成功地实现了的和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英国议院大厦，他再次为难以忘却的圣诞奇迹投了一票，他自己的一票。
1930年3月31日，将近18时，大楼里听不到老兵们通常所作的回忆报告，听不到他们在表达爱国主义立场。自由党议员默多克·麦肯齐·伍德有自己的立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还要把那些人再吸收为公务人员，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有他们的职务，战争结束后他们回来了，但他们的位置已被那些出于某些原因而不必上前线打仗的人所占据。
问题非常复杂。
这次会议中牵涉到的其实是原则性问题，事关“拒服兵役权”。在这次辩论中，当年戈登高地兵团的少校麦肯齐·伍德的个人声明让党内的同志和敌人都感到吃惊。他非常尊敬出于良心上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因为在举国上下充满激情欢呼战争的时候，敢于和社会舆论及大英帝国的军事机器对着干，这是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的。
此话怎讲？
首先，英国有足够的男人可以上前线打仗，先让那些微不足道的老油子去，然后再派皇家基钦纳元帅的志愿兵。当然，每天的军力损失会导致部队人员的减少，所以要实行兵役法。于是，“拒服兵役者协会”的成员被送上法庭。凭良心行动的权利是没有的，这一论点的代言人是伯特兰·拉塞尔，他已出名，但并不著名。1540名和平主义者分别被判2年劳动改造，这是当时通行的量刑尺度。为了彻底吓住拒服兵役者，必须判几个死刑，所以国防部想出了一个愚笨而荒唐的主意，将34名拒服兵役的男子强制送往法国的临时军事法庭，因为那里有战争法。后因舆论的强烈抗议才将死刑改判成监禁。
在英国尽管法律上有规定，公民享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法国和德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愿服兵役可以写申请，但是这样的申请很少有用，因为如果被法官驳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选了：要么乖乖地去打仗，要么进监狱。即使是普通的抗议战争，也会受到惩罚的。有一个男子在伦敦散发传单，传单上提到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表示反对战争，结果被判6个月监禁。在德国，所有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协会当然早已被禁止。
在英国这个阶级社会里，比判刑更糟糕的是鄙视，拒服兵役倘若情节严重就会公判死刑。罗伯特·格拉弗斯跟西格弗里德·沙逊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沙逊正住在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如果检查后证明这个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的战地诗人确实患有突发性思想混乱（据说是因一次神经性休克引起的），那么他就可以免上法庭。如果他坚持出于良心而从现在起反对战争，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被起诉，因为他曾于1917年6月因初期所写的反战诗而被作为恐战神经病人送进医院。将军们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让他受到起诉，因为沙逊是一个有声望的诗人，如果他在法庭上出现，那么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要让给他了，引起舆论界的辩论只会对他有利。
帕特·巴克虽然在他的小说《无人区》中把西格弗里德·沙逊的故事作为幻想小说来描述，而且对话也是凭空臆想的，就像格拉弗斯处理波默罗伊和科堡这两个人物一样，但是不得不说一句：事情是真实的，这叫“现时代幻想”。沙逊是格拉弗斯的朋友，格拉弗斯确实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在那儿还碰到了另一个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欧文是被诊断为炮弹休克而送进精神病院的，然而战场上的炮轰使他得了另外一种休克，这种休克使他脱离了所有幻想。
沙逊在战争初期非常狂热，他要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为此他十分小心，发誓要放弃任何性行为，要以一个处男的纯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完全变了，在诗作《女人的荣誉》中，他歌颂了那些内心爱着他及像他那样男人的女人。如果他们回家探亲或躺在还算过得去的野战医院里，她们暗暗地爱着他们；如果他们作为英雄而阵亡，她们会满腔哀伤地怀念他们。他描述那些女人如何激动地打着寒噤听讲肮脏战争中的故事，而且始终相信，男人天生的骑士精神会让他们忘掉战争的耻辱。她们为了让这些英雄高兴，在弹药厂制造炮弹，用这些炮弹在前线营造地狱，这些炮弹让满身是血的士兵们盲目地、朝着另一些可怕的躯体冲去。
最后痛苦的几行以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死亡结束全诗：
噢，德国母亲在壁炉旁出神，
你在织袜子，要给儿子寄去，
而他的脸已深深埋在泥浆里。
那个坐在壁炉旁为早已在泥浆里腐烂的儿子编织袜子的母亲，在诗中是德国人，但她也可能是一个比利时母亲、法国母亲或英国母亲，而那种痛苦在全世界母亲身上是一样的。沙逊不像那些和平主义者那样抗议战争本身，他反对政治上的错误以及让打仗的男儿们为之献身的谎言。“以那些正在受难吃苦人的名义，我抗议，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呀。我要帮助摧毁那种自鸣得意，留在家里的人就是用这种自鸣得意容忍对士兵的持续折磨，因为他们不必分担、也无法想象这种折磨”。
诗人的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这次战争，而且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战争，这一见解被写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墙上。诗人和艺术家在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展室。保罗·纳什曾非常希望他的宣告能将那些把大批年轻小伙子往死里送的老家伙的灵魂全烧掉。他是大战中正式的战地画家，他为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履行自己的天职、用艺术家的技巧将前线的英雄主义事迹留住而感到高兴。
战前，保罗·纳什以画精致明快的英国水彩画而出名，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描绘佛兰德破碎风景的画家，而且很有名气，今天仍然如此。他那诞生于1919年的油画《梅南路》表现了一个不祥的恶梦——像干了的血一样的云、苍白的阳光照在树墩上、锈蚀的铁丝网、锈蚀的钢板、锈蚀的钢盔在灌了水的炮弹坑里继续腐蚀——西格弗里德·沙逊在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检查精神状态时，脑子里也有过这样一个恶梦。
罗伯特·格拉弗斯劝他不要失去未来，不要成为拒服兵役者。不要因为看见了几具尸体、看到了一个不能忘却的躺着尸体的地方而失去勇气。西格弗里德·沙逊打断了他的话：“问题是，仅仅上个月就有10.2万具尸体。你说得对，这是一个长远的想法。可是我一秒钟都忘不了，你也不应该忘记，罗伯特。如果你真的有勇气的话，你就不会默默地跟着干了。”
罗伯特回答说，没有人能理解沙逊是自愿报名来打仗的，而现在却调转身子说，对不起，小伙子们，我现在有了另外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坏作风，他们会说，你不像一个君子——这也就是他们会说的最糟糕的话。”
默多克 ·麦肯奇·伍德在英国议院大厦所说的话还不包括沙逊这种作风，那位当年的少校说了一番了不起的话，那才值得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呢。在这场大战中麦肯奇·伍德是志愿报名者，所以他说的每个理由对拒服兵役者来说都是没用的。当时有一个被卑视的逃避兵役者在说话，这些拒服兵役者连战场都没有见过。“如果，我尊敬的前面那位演讲者说，男人参军是为了杀人，那我就觉得他没有维护他的事业，而是在损害他的事业。我很早就到部队了，但我非常清楚，我到部队来根本不是为了来杀人。相反，人们确实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抱着避免杀人的目的到部队来的，越早作出这样的决定越好。我不愿去杀别人，我愿保护可爱的人们。老实说，我在部队期间以及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未做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包括没有伤害过和我们对阵的人”。
仅仅这一段似乎雄辩地响彻在大厦前的空话，就足以把他当成一个我行我素的外行，然而麦肯奇·伍德还远远没有说完，他又捡起了在历史性圣诞和平发生前不久英国一社论作者发表过的思想，那位作者写道，可惜不是欧洲前线的那些士兵，而是这些可诅咒的政治家和当权者有说话的权利。按圣诞停战后的消息说，小人物在战争中已一无所求，他们只想活。
就像麦肯奇·伍德。
他最后又说：“战争初期，1914年圣诞节我在前线的战壕里，参与了当时有名的停战。我们离开自己的阵地，和我们的德国敌人握手。当时许多人在想，我们是不是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贬低自己。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事实是，我们那样做了。当时我有了一个看法，这一看法此后越来越坚定了，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不会再开枪了。这一停战持续了14天，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就是因为我们同是被别人操纵的人，我们是被迫互相在开枪的。我们大家确实都很清楚，那简直就是一个坏的政治体制。跟我一样，在这些日子里，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都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这样的政治体制。我希望，我们始终还会想起一些东西来的，但是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引起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感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忘记战争。拒服兵役者，该惩罚的也已经惩罚得够了，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尽少听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他所在的党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同时也遭到像厄尔·温特顿、索思比指挥官那样的保守主义派的反对：其实，麦肯奇·伍德所提到的圣诞奇迹早已被遗忘了，它是历史上一次性的事情。
尽管如此，西线的苏格兰人和萨克森人一年以后，即1915年12月底并没有被已宣布的惩罚措施所吓倒，他们学指挥官的样，指挥官们对所有的士兵间的接触保持着沉默，所以士兵们也学他们这种沉默策略。他们对在阿尔芒蒂耶尔谈好的小和平保守秘密，这对士兵们来讲，是个好办法。
所以，自发约定的停战一开始根本就不告诉有关的指挥官，免得因触犯某个命令而倒霉。他们在碰运气，必要时装出在打仗的样子。所以当德军司令部的人到最前线视察时，一切都显得跟正在打仗一样。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完全可以解释，战地电话是通的，可以提前传消息，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前面的人。哨兵在站岗，随时可发出“请注意”的警告。有情况了，就对准插在防卫墙上面一根棍子上的洋大头菜开枪，这个菜头是圣诞节时射击比赛用的，现在已烂得只好让老鼠分享了。然而富有生活经验的萨克森人犯了一个错误，正在对面防卫墙上拿着铁锹干活的英国士兵没有被告之这一情况。
所以应该想到，刚刚到达的指挥官会命令一个士兵，将那个显然是疯了的敌人打死，指挥官果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在当时……士兵与战区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在视察新兵时新兵与司令部将军之间的关系：害怕多于热爱”。在萨克森第2军团第139兵团的回忆记录中，对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有所描述。那个勇敢的萨克森士兵把枪打偏了。
“简直是瞎打。”这个指挥官斥责道。然而那个拿铁锹的英国兵在离开防卫墙回战壕去以前向这边招招手，这下指挥官不再相信是碰巧打偏的。在场的少尉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跟敌人约好了，大家加固自己的工事，在这段时间里不开枪。这一应急谎言好得很，听起来满有道理。根据兵团编年史家记载，这位指挥官事后对他部下的这一需要还是充分理解的。
士兵们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个爱尔兰志愿兵写信给他的“老温尼”说：“可惜，不像一年以前那样了，战场上不能再打乒乓了，代替它的是‘砰、砰、砰’的枪声。圣诞节也禁止我们互相邀请喝茶。”他挖苦地抱怨说。但德国的间谍们跟以前一样消息非常灵通，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由温尼烤的美味黑麦饼干是什么时候到的。这次他一点都没有分给别人。“这些饼干虽说寿命很短，但它们有一个充实的生命。我将捍卫最后的饼干屑，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开玩笑地写道，并用“再见，我爱每一个人。你的爱着你的朋友艾弗”结束了这封信。
兰开夏郡第2轻步兵团的兰斯·科波拉尔·乔治·阿什赫斯特当时20岁还不到一点，1915年圣诞节他正在图凯附近的英国阵地执勤。72年后，几乎过了一辈子了，这位92岁的老人接受了大战博物馆音响档案部的采访。从录音带放出的沙哑说话声，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回忆思路很清楚。阿什赫斯特把那2个小时的停战——因为当时和平不允许超过2小时——始终作为活生生的图片存在大脑里，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来采访时，他就从过去的记忆库里把这些图片调取了出来。
和平是在晚上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开始的，一个德国兵用圆号吹了几首圣诞曲。“第二天早上，那个通过无人区来我们这里建议停战的德国人挥动着一根绕着白布的棍子，表示他的和平意愿。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把他俘虏起来。”根据英国军官的意思，这个信使在眼睛被蒙起来以前看到英国阵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因此不能再放他回去了，对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而也许正是当了俘虏，才救了他的命，阿什赫斯特冷静地补充说。
但他们接受了德国人带来的消息，往对面喊话表示同意，从11时至13时停战，说定了。圣诞节上午将近11时，大家都从战壕里出来走到无人区，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都出来了，但都站在自己阵地一边，即在自己的战壕前。没有像去年那样变成自发的联谊活动和交换礼物，联谊活动被严格禁止。甚至有谣言说——就像许多别的谣言一样被信以为真——违反命令者被处以绞刑或者按紧急状态法就地处决。“我们起先站在战壕上面，活动活动腿脚，接着像在滑冰场上一样滑到了地上，最后终于踢起足球来了。德国人也跟着我们一样做，但我们只是自己人内部踢，而不是跟对方一起踢。”天很冷，结了冰，地很硬，球不听话，让人难以捉摸。
他们互相朝对方扔报纸，德国人扔他们的《里尔战报》，英国人扔他们从伦敦随给养送来的报纸。“我一点不担心德国人会破坏和平，我只有一个想法：就这样下去，应该持续下去，就像在天堂一样。可是第二天，英国人按上面的命令必须开枪了。”阿什赫斯特补充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痛恨这些可诅咒的将军了，直至到了高龄始终可以从录音带上听到他那用清楚的话语表达的痛恨。他们白天只是对着敌方朝天开枪，打在敌人的战壕上方。
他的同胞威廉·泰特回忆说，使他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偏偏是那些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普鲁士人，具体地说是第14兵团的普鲁士人从战壕里出来请求实行停战而且遵守了约定。1976年，一个德国军官在大战博物馆采访时说，即使没有那种将军们所害怕的圣诞节气氛，在平时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早就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可能的事情：1915年秋天，英国人向德国的某部第6连发起毒气进攻，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没有死，因为他们及时戴上了防毒面罩。英国人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已死了，于是让步兵进入无人区，他们未受保护冲入了火力线，许多人倒下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死者掩埋掉，完事后将一个白色十字架放在掩蔽部上。两天后，天刚亮的时候，看见对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了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们感谢你们也掩埋了我们的伙伴’。这一天就没有再开过枪。”
1914年圣诞和平以后，在许多英国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思考、几乎是令人忧伤的文章，不像德国和法国报纸，尽是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的激昂情绪。但到了1915年底，随着阵亡人数的增加，对罪人德国人的愤恨也明显上升，编辑们用强烈的语言相应地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当那个轻步兵的故事通过一个步兵写给家里的信传开后，英国人和德国人进行友好联谊这种有失体面的行为受到斥责，两名参与军官后来上了军事法庭，但他们和巴恩及科尔奇昂一样有幸免难。几十年后，阿什赫斯特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一切都是人性所致，再说又是圣诞节。”
这些事发生在1915年圣诞节期间那几天，此后，在这场大战中就再也没有小和平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共同欢庆圣诞节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西线奇迹故事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