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英国会有这么多关于圣诞停战的照片和素描呢？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情绪？这样做不损害任何人，很合圣诞节的时宜，能有利于推销？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照片和素描适应了大不列颠设想：整个战争是一场庞大的、曾经极为血腥的、但最终还是君子之间的公平游戏。因此他们也乐于看到厮杀有一个间歇。
在德国，莱比锡的《克雷姆宇宙》杂志发表了恶意的评论，他们也有机会向读者展现3张关于无人区友好联谊活动的插图。这3张插图中，一张是转载《天体》的，一张是转载《版画》的，还有一张是转载《伦敦新闻画报》的。这3张插图是在伦敦根据信件中的内容画的，作者作了重新塑造。有一幅图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戴尖顶头盔的德国军官在为一组驻扎在雪地里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拍照，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和酒瓶，挥动着圣诞树枝，显然心情极好。有一幅图可以看到前面描述过的共同追赶兔子的场面；另一幅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闲聊场面。在这些素描中，敌我双方都显得很轻松，吸烟、喝酒、握手，有一个人甚至在看报。
一切都很平和，应该说没有一点可以让皇帝手下的那位检查官满意的，但是他很喜欢素描下面的文字说明，所以同意发表：“1914年战争中的圣诞节，英国的几家大型杂志从战争爆发以来，在卑视和谩骂‘德国蛮子’时作出过惊人的贡献，他们在圣诞节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系列图片，明显地让人注意到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图片都清一色地显示了英国的绅士们突然和‘德国蛮子’亲密地友好起来。我们在此发表几幅充满想象的素描，让我们的读者自己从英国新闻界改变了的态度中得出结论。”
接着，德皇的传声筒开始施展符合时代精神并使新闻局大为高兴的手法。“英国发表的画有多么不正确，从无数德国军邮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中描写了战场上的圣诞庆祝。有可能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有个别人在战壕前碰头，但从来没有‘这种方式的友好狂欢’”。
这里也有战术，无人区发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他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人的经历，但那些人中的多数都已战死，于是对真正发生过的恐怖的回忆也越来越不清楚，直至历史被遗忘。它们甚至被当作传说来讲述，好像是在讲战争中的一个普通童话。
英国《南威尔士回声报》中所画的反击就显得很有质量。可以看到一个失望的、所谓的“文化教授先生”，当然他是德国人。他一只手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仇恨十戒”，他吃惊地看着那些在背景中友好联谊的士兵们，英国人和德国人，这幅漫画让他承认说：“我算是白活了这一辈子。”
政治家和将军们在自己国家的新闻出版物上最喜欢看到的、最想贯彻的以及往往真的已经贯彻了的，是那些为祖国、为国王或为皇帝乐于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有风度的死。没有出现在报刊上的是撕碎了的、腐烂了的、被老鼠啃坏了的士兵。英国作战部长洛德·基奇纳向前线宣布了一项总禁令：不许拍摄和绘画阵亡士兵。希望看到的是表现敌方的照片，但是这样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很少被拍成照片，因为有人在负责监视，不让拍摄。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不一样了，德国士兵把大规模枪杀都拍摄了下来。他们还拍被处绞刑的游击队员，拍死亡进行曲，甚至觉得把这些可作为他们罪证的照片寄到家里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是有人在赞同这样的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原始灾难，杀人被看成是例外的对人类的犯罪；以后所有的人杀人的事情则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据可查的新闻权利也允许一种相反的结论：不加粉饰的、不用英雄主义作掩饰的、真实的恐怖被印刷出版，在书报亭销售，送到居民的家里，这样做会在所有国家引起惊慌的。每个国家的普通小兵，他们在战壕里受苦受难，他们战死了，他们连休息一会儿都不可能。他们也都有母亲、父亲、妻子、孩子。
“对着旗帜喊叫的国王应该自己去举旗帜，”恩斯特·弗里德里希于战后写道，这是绝妙的一句话。这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曾经想出用双手折断一把枪作为反战象征，这一象征至今仍适用于反战者。他用10年时间收集照片，收集至今从未发表过的照片。1924年，他的《以战争反战争》一书出版，德国人首次看到了战争的真面貌——不仅仅是以往这些战争。这是第一本描写战争残酷的书。180张来自军事档案馆和军医院的照片，它们以前均被检查机关封锁着，尤其是那些来自军医院的照片。
人们几乎不忍正面看着这些经塑造过的、“被打碎了的面孔”，这些人也不敢互相对看，所以，住着这些病人的 医院 出自这一原因也就没有镜子。这些被修整得可怕的战争受害者根本就不敢回家，他们担心在家属的脸上看到惊恐。他们宁可让家里人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失踪了，而留在医院里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人中间。这样的医院在德国有，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
开始，这些“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市内医院的特殊部门治疗，因此可以拍摄在治疗中的外科医生，可以参观人造鼻子、人造眼睛、人造耳朵的制造，石膏模型陈列室亦可参观，这些石膏模型是整修被摧毁面孔时用的。后来这些人从市内医院转到了乡下，治疗机构在森林里，看守严密，因而产生了多种传说。这些样子难看的人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和外界隔绝。这些活着的死人，他们的面貌根本不是那些绝望地盼着自己失踪儿子的父母们所能想象的，他们往往只能人工喂养——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嘴和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弗里德里希不仅展现照片，他还为这些残废军人的照片配上恰当的信息：
“直至今天，在军医院里还有面貌可怕的残废军人躺着，人们还得不断在他们身上做手术。许多不幸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接受过30至35次手术，个别人甚至经受过四十几次了。对好几千人的治疗至今尚未结束，还有许多人必须人工喂养。”
每个参战国都有截肢者、残废军人、战争盲人，战胜国有，战败国也有。人们已经对他们习惯了，他们受到官方资助，按国家计划治疗。有关这些情况，不仅有来自德国的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截肢不久的单臂军人在练习如何用一只手臂射击和命中。“同时代人在这些战争的受害者面前闭上眼睛。”雷纳·费边在《战争影集》中写道，因为没有人愿意仔细看，“只有那些在黑色书籍和展览会上向人们展现失去了脸面或部分肢体、但没有失去生命的士兵照片的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敢于正视。”
弗里德里希从小就把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看得比一切事物更宝贵，尤其是德国的东西。“用纸做的小军帽就是当年戴在杀人者头上的钢盔！这孩子先用气枪练习，后来自然地就用猎枪射击了！用木头做的小刀就是当年用来刺进人体的军刀”。
他的书于圣诞和平后10年问世，是写给“所有国家的战争思想家、战争指挥家、对战争有激情的人看的”。当然也是给国王、将军、总统和部长们看的。他建议为武器祝福的神甫们把它当圣经看。他在许多照片中展示了战争的本来面目，不管战争是怎样的，它就是让男儿们流血的游戏。“这本书向读者展现了在战壕里拍的照片……万人墓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出来作证，说这些照片不是真的、不符合真实情况”。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要揭穿人们已经习惯的英雄之死的谎言，要“撕掉面具”，要驳斥“祖国和光荣”之类的“美丽的战场短语”。通过照片的力量生动形象地描写这一人类厮杀的景象，因为照片比一千句话更有说服力，因为“所有国家所有人的词汇都不够用了”。谁以后还要认同这一被称为大规模谋杀的战争，就把谁关进精神病院。他允许有一个例外：如果上面的人愿意亲自去打仗，那么我们以魔鬼的名义让他们去打。这位和平主义者甚至欢迎他们去打仗，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互相铲除。“每10个鼓吹战争的报纸撰稿人中，就得留下一个为战士的生命做人质”。
这本吓人的画册不能用作德国反战主义者的宣传手段，因为弗里德里希不仅用参加西线战争的4个国家的语言出版了这本《以战争反战争》，他还公开谴责所有发动战争的人，公开谴责因为恨他而以谋反罪将他判处一年监禁的普鲁士司法人员。
他要求妇女们不要让她们的丈夫上前线打仗，因为他们有可能再次犯傻。男人一旦穿上了军装就会觉得比不穿军装更为强大，把战争看成是游戏，男人就是这么傻。他的思想在这句话中达到了顶峰：“全世界母亲联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的朋友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世界论坛》中要求不要将这本书送给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因为这等于“将传教士派往罗马”，而是应该把它拿到所有的学校里去，交给所有的相应机构，特别是应该给妇女们看，就是要给妇女们看。“万一又要征兵打仗了，好让她们不让自己的儿子、父亲、丈夫、兄弟、他们最爱的人被拉上战场”。
尽管许多人看了这不加掩饰的恐怖感到毛骨悚然、尽管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报纸竭尽诬蔑之能事、尽管国家想了一切办法要禁止这本书，它仍先后出了10版，而且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然而震惊持续时间不长，当下一次准备打仗时，一切都已被忘掉了。为什么恐怖又成了历史，而下一次战争的恐怖尚无人可以想象。
在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的书出版的同时，他在柏林开设了一个“国际反战博物馆”，这在德国的第一次民主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虽说掌握实权的军事专制已经崩溃，皇帝已经流亡，但是司法机构、官僚机构和教育机构中的统治阶级继续身居要职。
纳粹夺取政权以后，于1933年3月占领了反战博物馆。他们烧毁了展览室中长期展出的照片。在展览室里以及弗里德里希的书中，那些充满激情走上战场的士兵们的照片、似乎能美化战争的照片和那些表现战壕里被撕碎了的身体的照片，以及凡尔登尸体堆积成山的照片放在一起焚烧掉。希特勒的忠实执行者将他们的纳粹标志旗挂在天窗的外面，将反战博物馆几个字用油漆涂抹掉，将博物馆改成了一个冲锋队疗养院。弗里德里希被迫流亡国外。
大家都在猜想，然而在观众问小丑以前，一件事情妨碍了这位杂耍艺人的登场。一个穿黄卡其军服的士兵从战壕里匆匆跑来，对着坐在观众中吸烟的上尉耳语，上尉马上作出反应，大声命令他的部下回自己的阵地，而且要跑步回去，大家非常听话。
波默罗伊刚刚得到的消息是，他的上司已经在来前线的路上了。大本营里的旅部指挥官要来证实，在他的战区里一切都在按他的命令办事，在真正地打仗，没有人想到要偷偷地跟德国佬搞友好联谊。但刚才在军官俱乐部吃午饭时，他听说了这样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午饭倒是很丰盛，有火鸡、薄荷酱豌豆，饭后甜食有葡萄干布丁。战壕里的男儿们通常是吃罐头牛肉或马科诺奇炖肉，葡萄干布丁他们也有。
德国人并未受到英国人匆忙撤回的影响，他们靠拢在一起，鼓掌要求普齐再来一个。他们的连队指挥官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人的撤退，他事先回到德军阵地，到他的地狱里去拿一些特殊的东西。波默罗伊送了他一条苏格兰羊毛围巾，这是前天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决定要实现圣诞停战时。现在科堡少尉很想回送一双有衬里的手套给波默罗伊，手套在来自帝国的捐赠品盒子里，科堡已经有一副手套了，所以不需要第二副了。
回到自己的阵地——离德军阵地只有100米——这位英国上尉命令他的部下放响排枪，好把对方的人也赶回战壕去。波默罗伊没有时间亲自去提醒已经建立了友谊的敌人，因为他不会说德语。他明确地下命令，开枪时要小心，要朝天开枪，不要因疏忽而射中德国人。只要做到尽量多弄出点声音，让这位司令员有一个持久的印象——这里在打仗。他们就在这么做，向对方打了3回排枪，但全是打偏的。德国人纷纷跑回自己的战壕掩蔽起来，这位小丑也在他们中间，放着金鱼的台子当然没法掩蔽起来，它就留在了外面。
波默罗伊的上司打老远就听见枪声了，这些熟悉的声音让这位长官十分快活。看来在他的战线没有友好联谊活动，和平之笛没有在这里吹响，当他到达战壕时，朝着德国人方向延伸的无人区里如他所期望的，一个人也没有。虽说炮弹坑旁边还放着一些担架，好像是在搬运伤员，但是这一点不奇怪，担架在战争中是很正常的。
然而这里放着的担架昨天改变了功能，它们在德国人和英国人比赛足球时被当作球门的门柱子用，这位英国指挥官又怎么会知道呢。“来自萨克森西部的一个叫赫利市——显然是‘赫勒’之误——的萨克森人3：2取胜”。
英国的兵团神职人员雷弗伦德·乔利担任裁判，在比赛时他已受到自己同胞的批评，有一个球明显是从界外踢进的，他没有看出这一犯规，然而比赛后，萨克森队的守门员和左边锋还是承认这一球是犯规的。
这件关于无人区异常命中——不流血的命中的轶事，听起来简直就不是真的，干脆就不能令人相信。
这位人们在背后称作“老马”的上校问有没有特殊情况要报告的，站在波默罗伊旁边的神甫助手正准备若无其事地述说圣诞奇迹的时候，波默罗伊使劲地踢了一下他的小腿，对上校说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巡逻兵发现了一些小事，在无人区有一张装裱过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一碗金鱼。上校感到很奇怪，他拿起望远镜亲自看起来，真的，在一只大碗里游动着金鱼。肯定又是德国蛮子的一个花招，大家纷纷同意他的说法。
但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花招呢？
不知道。
最好是波默罗伊晚上派巡逻兵去摸摸情况。
很好，长官。
这下他满意了。他回大本营后只会说这个战区好的方面，他手下的部队是不搞联谊活动的，他亲自检查过。他马上要走了，又说了几点他自认为是平易近人的看法后，再一次将望远镜对准德军阵地。正好在这一刻，科堡爬上了防卫墙，朝着战壕方向走来。少尉腋下夹着手套，准备给波默罗伊送来，他好像听到了这连续不断的枪声，也许他把它当成是附近普鲁士兵团通常的干扰火力。普鲁士人是反对任何一种和平的，即使是很短暂的和平。前几天他们在这儿和其他地方千方百计地扼杀和平。
这匹“老马”心想，他看到了不对头的事情，一个放肆的家伙。他命令离他最近的一个士兵拿起枪，打死这个狂妄的德国军官。这个士兵知道，他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他朝科堡的脑袋上方开了几枪，很小心，连皮也没擦着，更不用说会打中他了。科堡在避一颗子弹时一下子跳进了一个炮弹坑，“老马”以为是命中了，于是表扬了这位射手。对面立即作出反应，德国人开始还击，但同样也是打在目标上方20或30厘米的地方，这一还击促使了“老马”的离去，但他不知道这里在玩什么把戏。
现在就只剩下这些和平战士自己了，他们又等了一会儿，看看会不会再来一个人。确定不会有第二个人来，英国人高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事了”。普齐又走回他的工作岗位——装裱桌子，他的观众又来了，他们吸烟、聊天。士兵们很高兴，这一切再一次顺利地过去了。
这一天也许能和平地进展到深夜，童话般的故事又在继续了。
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有过许多幸运，但是这么多幸运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们不能为了实现和平而违反所有的战争规定，于是一致同意，从明天开始结束友好聚会，像刚才玩过的把戏太明显了，到一定时候会无法控制的。在无人区，黄绿的军服和灰色的军服混合成一种颜色，无人区是属于大家的。
这对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很合适，然而像“老马”那样视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天英国人所经历的，也许明天德国人也会碰到，至于科堡是否也能在最后时刻侥幸逃脱，有谁知道。波默罗伊知道那些严厉的惩罚，科堡也知道，警告虽然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但内容是相同的：禁闭、军事法庭、死刑。战场上还是应该肃静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难道肯定没有聚会了？这样吧，晚上聚会肯定行，天黑了以后，大本营里的军官先生们不会再费那个劲过来看了。只要大家保持安静，他们也就不来打扰。为了保证也让他们的指挥官留在大本营，英国人让德国人明天无论如何将金鱼放到英国人后面去，作为刚才受命进行夜间巡逻的战利品。科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普齐觉得有点冤，因为他是专业杂耍演员；至于那些金鱼，英国上尉会付他钱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服从命令，他的少尉都已经接受了波默罗伊的建议。
军官们在用英语交谈，他们谈得很融洽，对形势的基本分析，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双方都很清楚，结束阵地战还遥遥无期，因为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好久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了，而且由于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也不会很快就有决定性胜利的。双方的军队都很强，在宽广的战线上粉碎对方的进攻绰绰有余，但是用来最终一举占领对方，军队又太弱。有时只有在某些个别的战区才能做到，有时这边的军队获得几米的土地，有时那边的军队获得几米土地，接着又像鼹鼠一样地挖战壕；然后对方又开始攻击，于是一切再从头来一遍，每次攻击后，有变化的只有一点：躺在双方战壕之间的死者数量。
波默罗伊发现，按他的看法，一年以后的形势仍然会像现在这样糟糕。“明年的圣诞节还是我们部队的人和你们的西部萨克森人，或者说那些还留着的人在这里腐烂。”科堡对这一痛苦的分析表示怀疑，他估计，战争会早一点结束的，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可是，万一他所尊敬的这位敌人说得不错；但愿他们还都活着：“我希望我们俩在下一个圣诞节能再见。”
一年以后，1915年圣诞节以前，在巴塞运河边，波默罗伊已升为上校，成了营指挥官，有1000人听他的指挥，他们的对面还是来自哈勒的萨克森人。这一点英国人知道，因为在一次夜间巡逻无人区时，对面有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从军服上的标志可以看出他是属于哪个兵团的。被俘虏的人不会说英语，波默罗伊不得不通过翻译对他审讯，问他德国的机枪藏在什么地方、狙击手掩蔽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军事机密，必须保密，这个德国兵很有礼貌地笑笑，表示十分遗憾，不能帮波默罗伊的忙，因为在被抓获时，“他失去了短时记忆”。
波默罗伊突然问道，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科堡的少尉，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运气。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俘虏一下子能很好地听懂并说英语了。他说科堡已升为少校，说完就不吭气了，他显然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对面的人是不是去年一起搞停战的那个英国军官？英国人点点头，好像也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波默罗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不化妆的德国人，“你是普齐，杂耍艺人，是我买下了你的金鱼。”
审讯以皆大欢喜告终。杂耍艺人虽然还是在形式上被看守起来，但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向这些看守士兵每教一个纸牌戏法，就可以得到饼干或葡萄干布丁之类的奖赏。正如故事中所写的，他“像一只获奖的猪被喂得肥肥胖胖的”。当平安夜德国人提着灯笼站在他们的防卫墙上唱歌时，这个俘虏在英国阵地上自然地用德文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波默罗伊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走上最前面战壕的防卫墙，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是营指挥官了。他向对面大喊“圣诞快乐”，而且这一祝愿是专门送给科堡少校的；马上返回了“也祝你们圣诞快乐”的答复。双方军官跟一年前一样，在半路上，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他们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没有继续单独待着，但只允许那些在1914年对和平行动已经有了经验的士兵、知道怎么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应留在战壕里，先看看所谓的联谊是怎么回事。明天还有一天的和平，我主耶稣的和平日子。
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没有过几天，巴恩和科尔奇昂被禁闭起来，但处罚没有这么严，因为科尔奇昂还因他妻子怀孕而获准5天探亲假。1916年1月18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英国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为他们辩护，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尽管诉讼进行得“血淋淋、毫不留情、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巴恩被释放，科尔奇昂受到严厉处分，但也只不过是5年内不予晋升罢了。
他写信给妻子说，这对他无所谓。然而就连这一奇怪的宽容判决也按军队统帅道格拉斯·黑格的命令而撤消了，理由是他知道科尔奇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阿斯奎思于1916年阵亡，巴恩死于1917年，科尔奇昂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他已是将军衔旅长了。
一位当年圣诞停战的目击者将圣诞和平的故事讲给他朋友的孙子听，孙子于1960年夏天正在准备一次反对东方和西方核武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提请当局不许冲击游行队伍，为此他去找祖父，劝他和其他一战老兵一起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有过痛苦教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是不是变得聪明了一些呢？两位老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实行鉴戒政策才能阻止战争，而不是人类通过对战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是经历了战争的恐惧而把人类吓得不敢再发动下一次战争了。但他们从孙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进步，即使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也有所进步。祖辈们欢呼着投身到世界大战中；祖辈的儿子们于25年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一起毫无激情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孙辈们终于充满激情地上街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进步？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前厅，朝伊珀尔的方向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1914年以来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名，只有大城市才在上面占有位置：鹿特丹、考文垂、列宁格勒、德累斯顿、长崎、广岛、萨拉热窝、格罗斯尼等。
进步？在博物馆最后一个厅的一大块白色底板上血淋淋地闪烁着1914年大战以来武装冲突的次数。按说1914年的世界大战应该结束以后所有的战争的，然而这块国际红十字会做到墙上的板上显示着100次。2003年3月，乐于参与的国家联合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乐意参加，待在家里。于是这个数字用手划掉了，改写成了101次。博物馆的发起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博物馆会办得如此生动，但有一点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数字不会是最后最新的数字。
这件事情也可以荒唐地反过来看，积极地看。1914年，欧洲大陆上的光明熄灭了，老的欧洲衰落了。4年以后，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样了。没有了德意志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了沙俄帝国。九百多万人在战争中送了命，城市和乡村、工业和房屋被摧毁了。但从德国人不服气的失败中生长出强烈的报复性，渴望报仇，想再发动第二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得更可怕。
积极的一面在哪里？
2003年，当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墙上的数字100理应划掉，因为第101次战争开始了，然而以前的许多敌人都说不参加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把这些不乐意参战的国家称作“老欧洲”，他意在污辱，倘若正确地诠释一下却是一种光荣：老欧洲又复活了，在和平中联合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