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