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的确如他哥哥所料的那样,最绝的事情--派人杀死朱祁镇--他还做不出来,不除根本,只做这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徒然授人以柄。皇帝如此刻薄地对待太上皇,使得朝中和内廷对朱祁钰的评价很低。大明朝本就以礼教立国,就是平常的人家,"兄友弟恭"也是一条基本礼法,皇家更需要为全国人民做表率,如今弟弟如此对待哥哥,外朝的大臣们碍于皇权不敢置喙,但内心深处却对朱祁钰的做法深感不满。
这种不满本来深藏于心,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土是无法发芽成长的,但朱祁钰的命运似乎注定伴随着不安与动荡。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刚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的朱见济因病去世了。
朱祁钰只有朱见济这么一个儿子,小小年纪突然死去,不少朝臣借着这位皇太子的死大做文章。礼部郎中章纶上书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您当初也是作为臣子接受太上皇的册封。太上皇是天下臣民的父亲,陛下您应该经常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以彰显尊崇之道。同时应该复立太子,以定国之根本。"
这份上书专挑朱祁钰最不爱听的话说,深深刺激了朱祁钰,于是他当即将章纶扔进了锦衣卫狱,严刑拷打,体无完肤。
然而大明士子本着读书人的气节,他们看重的是朱祁钰对于朱祁镇丝毫没有尽到兄弟之恭,章纶说的话本就是他们想说的。于是章纶虽然入狱,却声名鹊起,弄得朱祁钰想杀他还得考虑一下舆论影响,胆子不够大的朱祁钰没找到什么章纶真正该杀的理由,又不想放他出来散布危言,只得无限期地把这个麻烦关下去。
章纶首开上书请求善待太上皇和复立皇太子的先河,朝中很多大臣纷纷效仿,甚至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小官也上奏章指责皇帝。在严守礼教和借上书博得直名的双重肯定之下,朝廷中开始弥漫着对于皇帝的不信任和对太上皇的向往。这种情绪中,还有一部分朝臣夹杂着对于兵部尚书于谦所拥有的过高权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党派之争。
比如武清侯石亨,在北京保卫战时曾立下大功,得封侯爵。他见于谦得到朱祁钰信重,为了讨好于谦,就跟于谦说准备请皇帝封赏于谦的儿子,结果被正直的于谦拒绝了,不但拒绝,而且还斥责石亨说这是一种徇私的行为。石亨由此对于谦由恩生怨,连带着对信任于谦的朱祁钰也心存不满,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太上皇一边。
而左都御史徐有贞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吓破了胆,提议迁都南方,被于谦当场呵斥,从此对于谦也怀恨在心。
再加上一个内廷的太监曹吉祥,他善于见风使舵,无论是朱祁镇还是朱祁钰对他都颇为宠信。然而曹太监屡有不法之事都被于谦压制,心中对于谦也是恨极,经常在朱祁钰面前说于谦的坏话。只是朱祁钰对于谦就像当初朱祁镇对王振那样,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对头们始终无法撼动于谦的地位。
这样一来,内廷和外朝中对于谦不满的人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知道只要于谦在就没他们的好日子过,而只要朱祁钰当皇帝,于谦就不会倒台。这么一番推理下来,结论就是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让于谦倒台,要想让于谦倒台就得等朱祁钰下台。而按常理来说,朱祁钰才二十几岁,正是未来多于过去的年纪,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似乎他们是无法熬出头的。
若是个杀伐决断的君主,断不会让朝廷舆论长久处于混乱之中。但在如何处置朱祁镇和朱见深的问题上,朱祁钰始终优柔寡断。他所信重的于谦掌握着大明军权,若是一力拥戴,只怕朝中也不敢有二话,但于谦似乎和朱祁钰一样,在新旧两个皇帝间徘徊不定。
于谦在非常时期首先提出国需长君,将朱祁钰推上了皇帝宝座,这一来自然得罪了朱祁镇。但在是否迎接朱祁镇回国的问题上,他又深明大义,一锤定音,可以说是朱祁镇最终安全回国的功臣。在废立太子的过程中,于谦固然没有阻止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却也不曾主动上书请立朱见济。因此,在整个景泰朝中,于谦的身份可以说是朝中最为朱祁钰所倚重的权臣,但他的态度却一直都很暧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朝中的情势。
朱祁钰在道德标杆的指控中属于被告的那一栏,为了自己这个皇帝的名分,他牺牲掉了所有的一切,但结果却是感到南宫的影响力仍然无所不在。日夜煎熬之下,朱祁钰的身体逐渐垮下来,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病势加重,眼看就起不来了。
此时的朝廷中最为主导力量的舆论是要求朱祁钰复立原太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而在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与其等朱祁钰死后由原太子朱见深登基,不如拥立太上皇复位,可以取得更大的功名。"
这个时机对于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来说,正是期待已久的"特殊情况"。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时分,趁着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里应外合,率领数千士兵发动政变,他们用巨木撞开南宫大门,将朱祁镇接到奉天殿。几小时后,大臣们上朝时才发现皇帝已经换了人,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宣布当年改元天顺,景泰八年就是天顺元年--朱祁镇也成了明朝唯一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朱祁钰重又成了郕王,拖着病体搬离了皇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朝中大臣虽然错愕,但都没有太多的反弹,很平静的接受了两兄弟之间的皇权交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