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真实的朝臣的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一百二十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一百二十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