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事情还是出在胡宗宪这位总督自个儿身上。这个人功名心极重,早年通过他人攀上了朝中严阁老这棵大树,从此官运亨通,"威权震东南"。他又喜欢玩弄权术,总想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见得形势大好,于是写信给倭寇头目汪直--这是位地道的中国人,和他胡宗宪还是同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现况,率部向朝廷投诚。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证说,只要汪头领肯放弃在海外的巢穴登陆回国,那么必然会得到朝廷以礼相待,不但现有海上贸易的权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亲族还将获赐高官厚禄,从而彻底洗清海盗的恶名,成为大明朝体面光鲜的官员中间的一份子。
其实当时他在信里说的这些话,未必没有几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来了,正在那儿沾沾自喜,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在说他胡宗宪未经请示擅作主张,恐怕难逃一桩"通倭纳贿"的嫌疑,便又顿时给那顶"汉奸"的帽子吓破了胆。迟疑了半晌,胡宗宪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口风一转,赞同起朝中处死汪直的议案来,把这位一心回来接受"和平招安"的汪头领押往街口斩首示众了事。
这下子可捅出大娄子来了。汪直留在岸边的部众眼见得胡总督出尔反尔,于是决意同大明朝决一死战,就盘踞在舟山附近结营自固,同官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事已至此,胡宗宪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下令强攻。可这边还没打下来,海上闻讯赶来趁火打劫的倭寇却在与日俱增,浙东诸郡尽皆遭受到较之以往更为疯狂的劫掠。北京城里的朱厚熜见状坐不住了,说你胡宗宪跑去弄了半天,怎么倭寇反倒给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总之限期破贼,该怎么办,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皇帝发了狠话,胡宗宪只能催促众将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撑不住,开始筹划造船往海上逃窜。这原本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可胡宗宪"吃一堑长一智",又在他的总督府里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没了也不行,要是浙东没有了倭寇,那皇帝还要我这个总督干嘛呢?不如留个尾巴,想起来时打一打,闲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随便寻个借口把我扔到一边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军: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军法处置。
于是这一伙余寇就全仰仗着胡总督的转眼一念,堂而皇之地从官军鼻子底下溜掉了。他们一路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转而在那边继续操持旧业。当地官员可不干了,说胡宗宪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么?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要向朝廷参你。状书递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拍着龙案要追究胡宗宪"纵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宪这样办事的,你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粮在那边扯淡么?
胡宗宪傻眼了,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别说,他还真想出来了办法。他是总督啊,浙江的事全凭他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上面还有严阁老替自己顶着,真扯破了天别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于是向朱厚熜辩解,说纵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底下的这些将领,他们消极作战,这才让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圣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关胡宗宪的事,那就把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又不肯实心为国的家伙全都给我扔到诏狱里面去。
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一位任职浙江总兵官的俞大猷,此人正是他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这位俞大猷是个将才,嘉靖十四年的武会试举人,早前转战福建、两广,斩将夺旗、屡建奇勋,朝廷用兵东南,又数他和另一位参将戚继光功劳最大。陆炳要替朋友出头,要把他从监牢里搭救出来,往大了讲,是想替国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大概常把这理由挂在嘴边了--往实处说,也就是不肯辜负两人之间称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谊而已。
只是他锦衣卫行事,不肯走寻常"击鼓鸣冤"的正统路线--要说理,那也得找讲理的人说去,皇帝现在是只信严嵩了,而严嵩就算和他陆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愿把胡宗宪给拖下水来。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辟蹊径,实行曲线救亡的战略才行。于是陆炳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径直跑去找到了严嵩的儿子,时任工部侍郎,人称"小阁老"的严家大公子严世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