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大成了进步青年向往的中心。女子是否是“万恶之源”、“多事之物”，两位新文化先驱进行争论，女扮男装败露。绝处逢生，赵瑞芝成了北大第一名女学生。

一

北京大学成了全国进步有为青年注目向往和汇集的中心。

北京大学，其前身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中根据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建议，由光绪皇帝下诏、梁启超以六品街而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址坐落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同时还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也都并入大学堂。

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被辛亥革命的巨炮彻底摧毁以后，这里一度是良旁混杂、鱼龙乱聚之地。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朝思暮想地想抱住封建皇朝的大腿，以科举而进身入仕的举人、秀才们，在他们的梦想随着清王朝以至整个封建制度的被摧毁而彻底破灭之后，便将辫子剪去，将长袍马褂换成西服，又妄想以新学为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们混杂在那些“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的有志青年之中，除少数的还读点书、研究点学问而外，相当一部分都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度日。使得校园里，新鲜气息和霉败之味交混在一块，勃勃向上的生机和颓废没落的腐朽杂合在一起。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当皇帝没能成功反而送了命以后，思想家又是教育家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被请到这里，出任校长。

蔡元培先生，这位在思想理论界和文化教育界横贯中外、学识卓著的通才巨子，光绪年间的举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为编修。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他痛心疾首，深感学西方先进科学、走西方强国之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愤开始研究西学。戊戌变法中，积极宣传变法，对戊戌六君子敬佩之至。变法失败后，蔡先生深感清廷政治腐败，改革“无可希望”，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便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回到老家浙江绍兴，投身于教育，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支持新派，后又去上海，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清末举人、后来的同盟会会员邵仲辉邵力子及江苏省教育司长、省议会议员黄炎培，都是蔡先生的得意学生。1902年，蔡先生东渡去日本，但很快又回国，在上海与章炳麟章太炎先生、蒋智由先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被推选为会长，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被推举为这两校的总理。在学生中，他大力宣传反封建专制，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宣传西学，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培养民主、科学、进步的有志有为青年。1903年冬，他与蒋维乔先生等，组织了“拒俄同志会”，出版发行了《俄事警闻》报，即后来的《警钟日报》，揭露沙皇俄国蚕食我东北的罪行。1904年冬，与龚宝铨先生等，组织了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并动员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加入了光复会。次年，蔡先生在上海又秘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被指定为上海分部主盟员。1907年，徐锡麟、秋瑾在安庆和绍兴的武装起义失败、两位反清爱国义士惨遭杀害后，蔡先生悲愤而出国，留学德国，学习和研究哲学、心理学、美学和伦理学，很有建树。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西渡回国，受孙中山先生邀请，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极力主张学校实施西方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推行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忠君、尊孔、读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教育。就在这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因受到拥袁复辟派势力的排挤，愤然辞职，退出内阁，旅居德意志和法兰西，从事教育和美学研究。1915年，与吴永珊吴玉章先生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及华法教育会，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活动。短命的袁氏“洪宪王朝”垮台之后，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校长。

蔡先生一担任北大校长后，就立志并致力于北大校风的整顿和教育的改革。首先针对北大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潜心于学习和学术研究，而两眼直盯于官场仕途的不良风气，明确提出扭转学生观念，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如严禁嫖赌等，来整顿校风。在学术上，蔡先生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力主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民主与科学。他以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钱玄同先生、刘半农先生等人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文科教授，聘请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先生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又聘请潜心于经史学和古文字学的王静安王国维先生，聘请宣传无政府主义、埋头于国故研究、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刘中叔刘师培先生等，也为北大教授。一时，诸家学派云集，各类学术争鸣，北京大学成了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的中心。有时候，各个思想、学术派系内部也经常唇枪舌剑，争执得不亦乐乎。

一天午后，在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的办公室，陈独秀学点和李大钊主任，这两位同手高擎民主与科学大旗、向封建营垒一起猛烈冲击的志同道合的教授，关于是否在大学也可实行男女同校一事，争执起来。

原来，陈学长来图书馆借书，顺便到主任办公室小坐，与李大钊谈起他最近准备再写一篇关于反对封建礼教的文章，正说着，那位负责补括新生的职员来找李大钊问购买西方原版精典著作方面的事情，与陈独秀相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陈独秀问：

“那个宋维新同学再没有找你吧？”

“没有”

“那位维新同学精神可嘉，但不现实，也不可取。”

“他和他说的那位小姐，怕也不是一般的关系，要不怎么那么卖力地为那位小姐奔忙呢？”

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我想也是。”

李大钊过来插话问道：“什么小姐？两位这样兴致勃勃。”

陈独秀不屑一提而淡淡地说：“文科的一个学生无理取闹。”

李大钊看看陈独秀，看看那位职员，关切地问：“怎样无理取闹，仲甫先生有无受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现学校正遵蔡校长之命从严整整饬风校纪，怎容此学生还这样在此撒野？”

负责补招新生的职员说：“那位同学其实也没有怎么撒野，只是死缠硬缠地要我们同意补招他熟悉的一位小姐进咱们北大上学。”

“噢，又是男女同校的问题。”李大钊点点头，他手里拿着一本正翻开的外文书，站在那里，若有所思，须臾，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把手中的外文书随手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快步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跟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摞子信来：“我这几天也收到了一些来自两湖、两广和四川、云南等地的女青年学生的来信，要求来我们北大学习。仲甫先生，您看看！”李大钊边说着，边把信给陈独秀递过去。

陈独秀没有接信，淡漠地说：“不看了吧！”

“仲甫先生，我觉得男女同校不是什么坏事情，符合我们反对封建专制的主张。蔡校长早在几年前就提倡过小学男女同校，现在，社会又向前进步了，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北大开始，开个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

“不可！守常，此先例万万不可开！”

“为什么？”

“现在还不是时候。”

“守常不明。请仲甫先生明教！”

“女人的事情是比较繁杂的，弄不好就会惹出很多麻烦来。现在我们正在遵蔡校长之命，大力整顿校风，如果招收些女学生进来，不仅校风整顿不好，反而还会把学校搞得更乱，更不可收拾。”

李大钊望着陈独秀，微微一笑：“依照仲甫先生这话的意思，女人乃是万恶之源了？”

陈独秀正言作答：“话虽不能这样说，但女子乃多事之物，女子容易引起某些方面的麻烦，这一点，守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什么？‘女子乃多事之物’，这句话，守常似乎有点耳熟，守常似乎觉得与孔丘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有点相近。若不是在此亲耳闻之，守常至死也不会相信这种话会出于仲甫先生之口。”

陈独秀有些语塞，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李大钊继续说道：“先生刚才还说什么‘女子容易引起某些方面的麻烦’，先生所说这‘麻烦’之事，守常认为不能都归罪于女子。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一提及淫恶，便言之‘万恶淫为首’。便将女子认作是淫恶之本，弥天大罪之源。守常认为，这是对女人的极不公平之说，是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女性压迫、欺凌、禁锢的具体表现。先生是竭尽全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是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是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和骁勇之将，先生在精辟之作《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鞭答孔丘之道，淋漓尽致，张扬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无不令人心悦诚服。可是，依照先生刚才的说法，不是与先生自己著文所阐述的观点，和先生为之而奋起战斗的事业相悻吗？不是无形中与那些尊孔复古的封建余孽之流的陈词滥调、腐言朽语相随而同流合污了吗？”

原本坐在椅子上的陈独秀猛地一下愤然而起，两眼怒目直视着李大钊：

“守常先生，你这是在指责我？”

李大钊冷静地望着陈独秀，面对着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而且又一直令他崇仰敬服的思想家和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猛将，对他刚才的那一席关于“女人是麻烦之源”的说法，确实感到有些义愤不平，而与此同时，对这位陈学长又很是迷惑不解。李大钊双目迎视着陈独秀的怒冲冲的目光，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语调和口气都尽量平和地说：

“守常丝毫没有指责先生之意，只是对先生所写与所说、所言与所行不一以至相背感到有些惑然。”

陈独秀怒气狠狠地看了李大钊一眼，“哼”了一声，转过身满面温色拂袖而去。

“仲甫先生！”李大钊向前追了一步。

陈独秀毫不理会，扬头朝前走去。

李大钊望着傲气的陈独秀远去的背影，义愤之情不禁又从心底涌起，自言自语道：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女子都如此偏见，反封建专制何以能彻底？”

旁边，那位职员凑上前来：

“李主任所说极是，陈学长对女人一直都很有偏见。他说女子只可玩而不可信。八大胡同①有过许多关于陈学长的艳情传闻，李主任不知对此可曾耳闻一二？”

①八大胡同：北京当时妓院集中的地区。

李大钊没有理会那位职员，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望着陈独秀渐渐远去的渐渐模糊的身影，默默地望着，望着……

陈独秀学长在私生活上不大检点，关于这方面的风声，多少也吹进过李大钊的耳朵里，李大钊也略知一些。陈学长对女性怀有偏激之见，可能就与他在私生活上不检点有着很大关系。与他交往过的人都知道，这位陈学长在各个方面都喜欢追求个“新”字，喜欢弃旧图新，热衷于新鲜和新奇。在情侣和性爱上也是这样。他认为，在追求知识和研究学问上，不能因循守旧，抱着陈腐不放。在恋情和性关系上，也不可抱残守缺，把自己禁锢在旧观念里面。一次，在同一故交酒后闲聊中，他就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女人如同衣服，穿过以后，就算旧衣服了，哪怕是只穿过一次，也算旧的了，如果再一味地穿下去，就没有新鲜感了，就缺乏刺激性，必须要换一换才有新味。”他的原配夫人高氏在家乡以贤惠而闻名乡里，为他生了两个聪颖好学的英俊公子，但他并不满足，又与妻妹高君曼恋起情来，竟携高君曼一起赴日留学，同居一室。高夫人病故后，公开与高君曼双宿双飞，后正式续高君曼为妻。时间一长，他又产生陈旧之感，又想寻求新的刺激，夜里便经常跑京城的八大胡同，一时关于他的风情艳闻四起。一些保皇党分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守旧派分子，经常以此对他进行攻击。风声传到他的续妻高君曼那里，高君曼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大打出手，撒泼打闹了个天昏地暗，尔后两人分居。

对陈学长，李大钊是又敬佩又惑然不解。

二

那时候，步邹容、陈天华之后，又一英才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遭到通缉后，亡命日本，因组织“中国青年会”，被遣送回国，尔后在上海、安徽、芜湖等地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激进思想和文才而名扬大江南北，被捕后视死如归，何等英雄气概，一时传为美谈，再度亡命日本后，革命恒心不减，与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创办《甲寅》杂志，宣传革命。

那时候，李大钊也正在日本留学。

李大钊，是广阔的冀东大平原的儿子，在帝国主义列强如狼似虎地扑向神州之时，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滦河边一个村子的一个爱国而正直的读书人家里。由于受家风的熏陶，李大钊从小就关心时事，关心政局，对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对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凭借封建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深恶痛绝。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濒亡，为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而焦虑重重，忧心忡忡，自小就立下了要为国家为民族的进步与富强而奋发效力的雄心壮志。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使他欣喜若狂。但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复辟倒退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最终又归于失败，使他痛心疾首。他毅然参加了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并组建了天津支部。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应邀赴京创办《法言报》。此时，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倒退的脚步，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之后，又在京城枪杀了社会党领袖陈翼龙，并凶狂捕杀革命党人。李大钊被迫潜出京城，暂时避居老家乐亭祥云岛。虽暂避居于故里，但革命之志不减。面对袁世凯的血腥镇压，李大钊毫不畏惧。为了表明自己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一是自勉，激励自己奋勇向前，百折而不挠；二是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而自喻。此时，正值法政专门学校创始人汤比龙选派毕业生前往日本留学，李大钊被选中。

在日本，李大钊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源，认真研究各国政情，求索于各个主义之间，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觉得这诸多的主义，帮不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中苦苦挣扎的贫穷落后的中国的忙。从这时起，他通过阅读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吹进他郁闷的心扉，使他心胸豁然开朗。

时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国民反响强烈。李大钊写了情绪激烈高亢的讨袁檄文《国情》，寄给了章士钊先生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

章先生接到《国情》一文，如获至宝，赞不绝口，把文章推荐给和他一起编辑《甲寅》杂志的陈独秀，并亲自写信诚恳邀请李大钊来寓所面谈。两人见面后，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相互都为对方痛感国情之危艰、民族之厄运的爱国爱民族的深情和真知灼见所诚眼。

袁世凯为称帝，卖国求荣，与东洋签订了奇耻大辱的“二十一条”，国亡之时已迫在眉睫。国民群情激愤，在日本的留学生也一个个义愤填膺。而英雄气概一向十足的陈独秀，此时却有些灰心丧气，写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刊登在《甲寅》杂志上。针对陈独秀的消沉悲观，李大钊赶写了一篇题为《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以“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而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前驱，又以“精勤不懈”，“前途当发曙光”激励国民尤其是青年面对逆境更应奋起斗争。为避免与他所敬服的陈独秀产生误解，随稿又寄去一封要求与陈独秀会面、愿当面解释并请教的信，给《甲寅》主编章士钊。

陈独秀回信应允会面。

《甲寅》编辑部同仁们，以及章先生自己，章先生夫人吴弱男，都深知陈独秀恃才傲物，刚愎自用，根本客不得不同的政见，别说李大钊只不过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区区一学生，就是那些颇负盛名的文坛政坛宿将，他都不放在眼里，常常与他们争短论长，而且以气势压人。对方生气而去，他却以胜利者自居，洋洋自得，傲然处之，所以常常不欢而散，伤朋友之间和气。这一次定然也不会例外。大家都很担忧，尤其是章先生。仲甫是他多年肝胆相照的文友和挚交，守常是他新近发现的一位才识兼之、德行并优的后起之秀，他实在不愿为此区区小事而使两知己友人之间产生芥蒂。

会面是在章先生家里。

章士钊忧心忡忡，头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忧虑着第二天两位铮友的会面。

章夫人吴弱男也与夫同忧。吴弱男娴淑贤慧，温文尔雅。她是名门望族之女。其父吴保初，是与谭嗣同等人齐名的海内四公子之一。受家庭熏陶，她精于文墨，极富才气，虽与反清名士章士钊结为伉俪，但仍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是贤妻良母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这一夜，她也是为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旷世之才第二天的会面而瑞惴不安。

第二天，李大钊先行来到。

李大钊在此之前因《国情》一文曾来过章先生家，与章先生及夫人吴弱男都有过一面之交。李大钊的才识、豁达，以及敦厚、纯朴，给章士钊和吴弱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们对李大钊如同自己家里人一样，所以李大钊一来，马上就感受到一种既像师长、师母，又像长兄、长嫂那样的亲昵和关切。

章先生热情地请李大钊落座之后，吴弱男微笑着送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

“请喝茶！守常先生不愧是有才识之人，很守信用。仲甫先生可能很快就到。”

“陈独秀先生要来？他同意跟我会面？”李大钊惊喜地说。

章士钊掩饰住自己的忧虑，沉静地说：“今天特地请你来舍下叙谈，就是因为仲甫先生已经同意在此与你会面，一起探寻一下有关救国救民的大事。仲甫先生马上就到。仲甫先生一般也是很准时的。”

李大钊听后高兴地说：“事实才能真正说明一切。看来，社会上关于陈独秀先生的孤傲、盛气、目中无人等等的传言是不足以信的！就今天他同意与我会面，足可以看出：陈独秀先生不愧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致力于神州中华复兴、愿以己血荐轩辕的猛将，是位十分豁达开明的有识有志之士！”

“是何人在此如此抬举仲甫？仲甫愧不敢当，愧不敢当！”那边，李大钊的话音还来落地，这边，随着清亮而爽朗的说笑声，走进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男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仲甫陈独秀先生。陈独秀，一副现代派教授模样，身穿西服，头已谢顶，宽阔的额头写满了智慧，两道浓黑的刀眉耿然而立，博士型金丝边眼镜后，熠熠闪亮着一双不大但极有神采的眼睛，两目之间相距较远，给他面部神态又增添了几分傲气和严肃性，而那一双大耳朵和厚厚的嘴唇，既显示着他的宽厚，又显示着他的偏执。

陈独秀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

章士钊迎上前去。李大钊也起立相迎。

章先生指着李大钊：“仲甫，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

“不用了！不用了！”陈独秀几大步走到李大钊跟前，主动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面部表情还有些拘谨的李大钊的双手：“您就是李守常李大钊先生？嗯，不错！不错！文如其人。真是文如其人啊，啊？哈哈……”音容神态爽朗而又潇洒。

李大钊原本就不大善于辞令，再加上对面前这位政坛理论界大人物多少还有点敬畏，所以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说道：

“过奖！过奖！先生过奖了！”

陈独秀落座。李大钊也坐回原处。

章夫人也送上热茶来：“仲甫先生，请用茶！”

陈独秀接过茶：“谢谢！夫人真乃贤妻良母之典范呀！”

吴弱男脸色微微一红，笑笑：“仲甫先生又开玩笑了。”

陈独秀爽朗地大笑起来。

章士钊也微微笑着，对李大钊说：“仲甫先生喜欢说笑，严谨而不失其豁达，脱俗而不失其诙谐，冷峻而不失其热烈，真乃名士之快风也！”

李大钊说：“陈先生能屈驾面会守常，守常深感荣幸。”

陈独秀正喝着茶，放下手中茶杯：“守常先生差矣！何谓‘屈驾’？切不可这样说！孔丘之言：“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话千真万确。就如常人所说：为师者不在年高。守常光生就是一位年少于我的师者。”

陈独秀这样说，大大出乎于在座的章士钊、吴弱男、李大钊意料。一代做世英才，英雄气概十足，以盛气而威慑神州，今日却成了如此之谦谦君子。如此谦美之辞，竟出了他陈独秀先生之口，真让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确实如此，所以令他们惊愕而楞怔，尤其是李大钊，惶恐而不知所措，同刚才一样，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连说道：

“陈先生过谦了！陈先生过谦了！守常实不敢当，实不敢当。”

“守常先生，仲甫确实是肺腑之言。仲甫所说，你受之无愧。是你的那篇文章，使我从迷惘中苏醒，茅塞顿开，看清了前景，丢掉了悲观与消极，充满了对未来的乐观的信心与希望。今日，仲甫特地来求教于你，望守常先生万勿谦辞！”

陈独秀语气如此诚挚恳切，使李大钊极为感动，浮在心头的惶恐不安，顿时也云消雾散，情激心热地说；

“陈先生如此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实实令守常发自心底感动，守常愿与陈先生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计，为我中华复兴而竭尽全力。”

陈独秀也高兴地连连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人生得一知己，不易。今日，仲甫又得守常先生这一知己，实乃大喜。”

李大钊也连连点头赞同：“守常也是此同感。”

章士钊见两人如此和谐而投机，甚为欣慰，先前的重重忧虑也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兴奋，竟像逢了喜事的小孩似地咧着嘴笑着，对夫人说道：

“弱男，仲甫先生刚才说：人生得一知己，不易。而我行严今日得二知己，是不易之中不易。今日我们三知己相聚，乃大欢大喜大庆大贺之日，劳你辛苦，略备小酌，让我们在一起庆贺一下，怎么样？”

吴弱男文静地微微一笑：“刚才在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章士钊高兴地对吴弱男抱起双拳：“谢夫人！生行严者父母，知行严者弱男也！”

陈独秀也竖起大拇指，朗朗地笑着说：“不愧是贤妻良母主义者！”

吴弱男脸色微微发红地笑着，去厨房和帮佣一起把酒菜端了进来，摆在桌上。

“请！仲甫先生、守常先生，请！”

“行严先生，请！”

各人都依次坐下。

李大钊招呼道：“夫人也请来吧！”

吴弱男笑答道：“你们先喝，我那边忙完，一会儿就过来。”

章士钊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各斟上酒，完后又给自己斟满，拿起酒杯，真情而诚挚地说；

“人常说：酒逢知己干杯少。今日，行严虽说不才，但得两位英才知己，实为三生有幸。行严愿与两位知己同心携手，为救国救民，为复兴我神州中华而尽瘁效力！”

“谢谢！仲甫定不负行严先生之厚望！”

“谢谢行严先生！守常也一定不辜负先生和夫人的错爱！”

三人碰杯畅饮。

李大钊放下酒杯，诚恳地向陈独秀请教道：“仲甫先生，拙文《厌世心与自觉心》是草率之作，文中言词有许多不当之处，请先生多多包涵！在此，请先生明示！”

“守常先生不必过谦！先生《厌世心与自觉心》实为一篇醒世雄文。立论高屋建瓴，通篇意在明辨是非曲直，由浅入深，剖析透彻，以理论理，令人心悦诚服。”

“仲甫先生过誉。守常清楚，这是仲甫先生对守常的鼓励之说。”

“不，不！仲甫所言并非虚夸。守常先生的那篇文章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

“守常在文中所述的，只是一些尚未深思熟虑的浅见。不知仲甫先生对救国救民还有何宏论高见，想赐教一二，以供守常思索。”

陈独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把酒杯一放，略略想了一想，感慨地说：

“当今神州中华黑暗重重，我考虑了很久，惟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拯救神州，只有Democracy（德莫克拉西）和Science（赛因斯）这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科学与人权并重是惟一可行的自救之路。民主与科学这‘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盏可以把神州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中引出来，并进而引向光明未来的明灯。几干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把民主与科学排斥在外，甚至禁铜起来。现在仍是这样。独裁和愚昧把中华神州正推向更深更黑暗的深渊。所以，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在神州高高举起，高高举起来！惟有这样，才能把我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除此而外，别无他路！行严先生，你说呢？你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章士钊思索了片刻，说：“仲甫先生所谈，不是不对，但仅仅只可作是理性的设想，而我比较注重现实。现在，袁世凯在国内正紧锣密鼓地加快复辟的步伐，面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几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否能阻止得了呢？”

李大钊说：“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让四万万同胞都明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明了只有以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代替封建专制的旧文化，才能阻止把我们神州中华拉向倒退，才能彻底打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

陈独秀点头赞同：“守常先生所言极是，与仲甫所想一致。以新文化唤醒四万万民众，尤其是激励起青年一代，乃是当务之急。仲甫已筹划多日，准备近日内回国在上海创办一个新型的杂志，名字可暂定为《青年杂志》，旨在宣传科学与民主，倡导进步，倡导新文化。行严先生，守常先生，恳望你们两位能鼎力相助，撰文支持！”

李大钊慷慨应允：“那绝没问题！守常定全力以赴，与仲甫先生并肩共进！”

几日后，陈独秀回国。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代划时代的英杰，从黄浦江畔又昂首奋起，高擎起醒目地大写着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在沉沉笼罩着浓厚的封建陈腐气味的神州大地，高高飘扬，是何等的令人振奋！

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发了《敬告青年》的战斗檄文，高亢而激越地吹响了向旧封建专制文化营垒全面猛烈进击的号角。号角声声，传向大江南北，传向长城内外，震荡着整个神州大地。

相继，陈独秀先生笔下走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如一发发巨型炮弹，投向陈旧腐朽的孔家店，炸得孔家店摇摇欲坠。

第二年年底，陈独秀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住所。

这时，除钱中季钱玄同教授、沈君默沈尹默教授已在北大文科任教而外，刘寿彭刘半农先生、胡适之胡适先生、周遐寿周作人先生，以及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树人鲁迅先生，也都被聘请来北大文科任教。

同年，李大钊也被邀请，来北大担任经济系教授并兼图书馆主任。

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开始形成。

这几天，陈独秀一直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以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专制制度进击。现在，号角已经吹响，战鼓也已经敲起，下面，战斗怎么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怎么深入？

当初，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就是想以《青年杂志》作为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专制进击的有力武器。他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进击的第一声号角而吹响、作为第一声战鼓而擂起的。

那是～个寂寞清冷的月夜，在上海寓所。

陈独秀走出屋子，踏着白花花的月色，踱着方步，在庭院里缓缓地来回走着。

清冷的惨白的月光，从幽幽深邃的夜空中撒落下来，布满了整个庭院。院门旁边那棵已经临近枯朽的老榆树的树梢上，浮罩着一层淡淡的银色的月辉，宽大的树冠下面，树身逆着冷月投落在地面上的浓厚的阴影，是那么阴冷、那么沉郁、那么黑森森地立在那里，与白花花的月光，形成了极鲜明的反差。

陈独秀缓缓地来回走着，不时地抬头望望那深邃的夜空和那清冷苍白的寒月，思绪沉浸在深深的忧虑和探索之中。

他的视线落在院门旁边的那棵老榆树和老榆树下的阴黑的树影上，心猛地一沉落，他好像觉得那老榆树把阴黑的树影也投落到了他的心头上，使他心里感到一阵阴冷。八股文，不知怎么他想到了八股文。他想到了那旧的封建文化赖以支立于世的八股文。

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而又呆板的文体，现已持续有三百多年至四百年的时间了。

到清王朝手里，科举也沿袭前朝，以《四书》、《五经》和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八股文体为标准，分三级进行考试。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县、府一级称之为院试，中试者称之为秀才。省一级称之为乡试，中试者称之为举人。各省举人到京城参加最高级考试，中试者称之为进士。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凡是已考上举人和进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受各种待权。

在此八股文体仕途的影响下，读书人都以熟知《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家店的陈腐之物为荣，反之，则被轻视、被弃斥，以至受“文字狱”之牵连。

文比以及各类学术，被死死地禁锢在这封建专制的桎梏之中，尤其是到了清朝。起初，在清初时，稍微还好一些，但从雍正、乾隆年代大兴“文字狱”、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文化和各类学术，都被严酷地冻结在了万丈寒冰之中，冷凝停滞，一派沉沉死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清朝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文人之间，而且，波及着当时的文坛日趋仿古摹古和日益腐朽没落。在雍正、乾隆年间，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极为兴盛风行。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凡不合乎孔家店条文的，都不可学，不可写，不可宣传与褒扬。他们以唐宋以来的古文派的正统而自居，成为清朝封建文学思想的“学霸”。与此同时，和方苞、姚鼐的桐城派文人相适应的，还有昭明文选派的骈体文，刻意仿古摹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以华丽空泛的文字游戏而自以为是。

陈独秀的脑海里闪现出清朝末年倡导过“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著名诗人黄遵宪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的几句诗：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妄造丛恶愆。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可谓切中时弊，入骨三分。凡是孔丘老夫子未曾说过的话，都不可写进自己的诗文，被冰寒的铁链锁得如此之紧，一点都动弹不了，多么可悲可叹！

清末以来，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对这种被禁铜的昏沌愚昧，早已愤激难抑。黄遵宪大声疾呼：“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那样的惊世醒世之作，妇孺皆可朗朗上口诵读：“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此前后，也曾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人创办过《白话报》、《白话丛书》等，提倡用通俗明了的白话文取代晦涩的文言文，但也都没能形成气候。

陈独秀又想起自己创办的《新青年》在还是《青年杂志》时，所刊载的文学作品，虽以很大气力翻译介绍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的左拉、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王尔德等这些西洋大文豪的上乘佳作，但都因为是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翻译表达，所以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像这样下去，不要说文化和各种学术发展不了，就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捆住手脚，都被窒息住，无法进步。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个有血性的民族，虽历经劫难，血泪相浸，但奔突着的地火没有熄灭，有朝一日，它必定会燃烧成冲天的熊熊大火，照亮整个宇宙。

现在，我们要点燃这个火种，把奔突的地火从下面引上来，让它在整个神州大地熊熊烧起。

想到这里，陈独秀胸中激起一派豪情，一股股炽烈的血潮在心底涌腾着。

适之。陈独秀想到了胡适先生。

对，去找胡适先生。

适之先生，是陈独秀的小老乡，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曾留学于美国，开始是学农学，后又改学哲学和文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多次向《新青年》投稿，大力主张“文学革命”，提出“文学革命”可从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成套话，不讲对仗（文当废骄，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近期，适之先生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在到处演讲他的“文学革命”和他竭力主张的“八事”。听说，他已把他的“八事”观点，成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那何不把它索来，刊登在《新青年》上，让它作个风头，掀卷起一股大的浪朝来呢？

主意已定。

事情就是这样不谋而合。第二天一大早，陈独秀正准备去适之先生那里的时候，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打开门一看，一位白净而微胖的青年学者站在门口，正是他准备要去拜访的胡适先生。

陈独秀是感到那么的吃惊，又是那么的高兴，整个面部都闪耀出了抑制不住的欢快的熠熠光彩，他热情地把胡适让进了院子，让到了书房。

胡适正是来投送《文学改良刍议》的稿件的。

陈独秀接过稿件，简直喜形于色，很快地略略翻阅了一下，两眼迸发着激动的炽烈的火花，声调都有些微微颤抖地说：

“十天后见刊。适之先生，这是我们向封建专制文化，向八股文全面进击，也是先生所力主的‘文学革命’的第一炮！后面，我们还将打响第二炮、第二炮……到那时，看看吧！炮火连天，神州震荡，那些桐城派、‘文选’派的陈腐老朽及其残渣余孽，定将都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屁滚尿流！”

说完，开怀大笑。

爽朗的笑声，一声声如雷滚动，震得整个屋宇都有些微微颤动。

十天后，《文学改良刍议》醒目地刊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号的《青年杂志》上。

紧接着，一九一七年二月号《青年杂志》，又刊出了陈独秀亲笔撰写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伴随着第二炮的打响，这篇文章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大旗上极其醒目地亮出了“三大主义”：

第一，推倒雕琢的阿诙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第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第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观点，这《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尤其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一字，一句，都是一把把刺破封建专制文化巨网的利剑；一字，一句，部是一团团与沉沉黑夜彻底决裂的烈火。

啊，铮亮灼目的利剑！

啊，熊熊燃烧的烈火！

在这万马齐病的中华，在这风雨如磐的神州大地，率先勇敢地挥舞起这刺破罗网的利剑，点燃起这烧毁黑夜的火种，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后来，来北京后，《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战兴更浓，斗志也更加昂扬，那一篇篇向封建专制进击的文章，更如一把把铮亮灼目的利剑，刺向封建专制文化的巨网，也更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烧向那腐朽社会的沉黑的寒夜。

然而……

然而这敢于率先向封建营垒冲锋陷阵的英杰，对那些被封建专制主义压在最底层的女性们，却持着如此偏见！却唱出了同孔家店一样的调！

李大钊感到迷离惑然不解。

“叮当、叮当……”

上课的铃声打响了。

在外边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聚集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的同学，都中断了自己的话题，依次走进了教室。

赵瑞芝混在几个不爱闲聊的同学中间，早已经提前在教室里坐好。

由于心虚的缘故，她坐在远离黑板和讲台的最后一排，低着头悄悄地坐着。

同学们都进来了。她不敢抬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前后左右，看有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她。

太紧张了。她太紧张了。她简直惶恐得要命。她的心在胸腔里嗵嗵嗵地狂跳着，怎么按捺也按捺不住；大脑里的血管也在突突突地猛跳着，膨胀得像是马上就要进裂开来似的；浑身也在瑟瑟颤抖，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在抖动，像筛糠似的，比疟疾病人犯病打摆子还厉害。

她用眼角偷偷地向四处看着。

其实，谁也没有去专门地注意她。

她今天完全是一副青年男子的装束：头发剪得短短的，梳成了一个西式分头，身穿一套白色西服，系着条天蓝色领带，潇洒而又极富有风韵。正好，班上还有几个同学也穿着一身西服，把突出感冲散了一下，所以也没有特别地引起人们注目，只是有几个稍微多望了她一眼，可能也就是被她的气质和英俊所吸引，心想着：这美哉少年，是从何处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