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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历史》作者：铁血熊猫【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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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毛泽东号”成为中国北洋舰队新的旗舰。
（949）
但这一切都仍不能掩盖奈良事件给各相关国家带来的惊愕和疑惑。
中苏边境，冬季造成的实际停火，和此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事件，使继续战争的意愿，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双方都开始为代价而盘算。
莫斯科、南京、青岛那些炫耀武力的胜利阅兵，并没有带来主办者所期待的鼓舞、振奋和激励。报名参军已经不再是青年们热衷的行为。
双方边境实际控制线上，苏联和中国方面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着擦抢走火的事件。甚至还走出了更具和平象征的一步：
交换战俘。
1947年6月份，一个月里，在星星峡、赛因山达和尼布楚三个商定的交换场地，双方就交换了30万名各次作战中俘获的人员。到年底之前，战俘基本交换完毕。
现场采访的记者问一些战俘，是否仍愿意继续军旅生涯？
回答者摇头居多。
国际上，关于和平的呼吁也像战争的叫嚣一样迅速销声匿迹，似乎人们就当它没发生过那样，普遍认可了这种“实际停火”。
中国期待英美再次提出和平建议。
但身心疲惫的斯大林更感兴趣的是法国的调停。他愿意把这份敦促和平的荣誉，留给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盟国——法兰西。
中国，在主要领袖病重、国民经济对外援依赖过甚的情况下，经过几轮讨价还价，最后同意了这个“按实际控制线停火、遗留问题日后分期解决”的《法兰西方案》。
最终，1948年春天来临之际，中苏两国代表共同签署了《马赛协定》。
卷六：《凤凰涅槃》
（950）
1947年6月11日，南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和表决，在国际社会多方努力下，终于筹备成立了第一届联合政府。
国民党、祖国进步党和其他各中小党派组成的“第三势力”，在议会中大致形成4：3：3的席位。
两位罹患中毒受伤后遗症的领袖，由于无法坚持第一线工作，被授予崇高的名誉称号，各自在国家替他们选定的良好居所，调养将息。
但他们影响力尚在。参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方式，是参阅文件和由秘书班子起草文章，送他们圈阅之后发表或者送达。此外在身体条件许可时，偶尔也在公众场合露面。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伟大的卫国战争战火考验的一代新领导人，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实际责任。
同月，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李宗仁为执行总裁的议案。
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担任中国赴欧远征军司令、又指挥过中苏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兰州会战的军界首脑，以其显赫战功和国民党元老资格，并在人品方面也无大瑕疵，最后被党内推荐为执行总统人选。
祖国进步党在酝酿更名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政治局和书记处经反复研究讨论，并由毛泽东名誉主席圈阅，由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担任副书记。
第一届联合政府的组织章程中规定，由国民党提名的人选担任首届国家总统，任期6年。
行政院长一职，则在这过渡的6年中，由两党轮流担任，时间各半，均为3年。
期满后进行全国性选举，决定执政党和在野党。第三势力推荐的人选在政府和议会各部门中担任副职，6年后，在全民普选时期享有同等参选资格。
参、众两院，分别由无党派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首届议长。
（951）
在讨论国家新体制和起草国家新宪法的过程中，又有几项引人注目的动议：
关于国名。动议提出，国家定名为“华夏合众国”，简称中国，这一议案引起了广泛讨论。
此外，军队国家化是一个焦点。但因为两位强势领袖人物的实际隐退，这个本来敏感的问题，又变得可以深入触及、并且容易讨论协商了。
由于双方谈判主持人的努力与合作精神，几个月里克服了方方面面许多障碍，最终，两党在一种新的气氛中就军事问题达成了妥协。
美国方面，在中苏达成《马赛协定》后一个月，开始限制对华武器弹药供应和物资油料补充。
这个看上去釜底抽薪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北部和西部前线被迫采取守势作战态势，同时也使某些存有“通过内战一决雌雄，以武力争夺天下”的念头失去了根基。被舆论评价为一举两得。
醒悟了的人们有了共识：
在外部威胁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敢于发表“同室操戈”主张的人，明显没有市场。
……早在1947年清明节来临之时，小罗斯福准将应邀来访青岛，观礼阅兵。借此机会，他专程邀集了粟裕和王耀武两位上将，以及原74师两任副师长邱维达、蔡仁杰等一起，来到青岛信号山，凭吊卡尔迅纪念碑。
这些在对日战争中饱经战火熏陶的战士们，在卡尔迅墓前献了花圈。
小罗斯福准将对来访记者们表示，这个姿态是为了向公众表明，中国军队的功臣和骨干们，相约不再内战。
随后，一些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关麟征、傅作义、杜聿明、刘伯承、徐向前等，也陆续来到卡尔迅墓前凭吊。
朱德将军还专门撰写了悼念诗篇。
太平洋另一边，国务卿马歇尔五星上将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精英将领们的伟大志向》，高度赞扬了中国军人们在抵御外敌、制止非正义战争中的献身精神，并表示坚信：军人的良知会使他们认清自己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
几个月后，两党采取了现实态度，设立了除作战指挥外，集军政、军令为一体的武装力量（国防军）监察部，作为国防体制正规化、国家化和现代化的过渡性管理机构。过渡期为6年。
联合政府还一致聘请了熟悉中国的两位美国中将——艾尔伯特·魏德迈，和 马克斯韦尔·泰勒，为国防军的前、后两任总监，每一任期3年。
柯蒂斯·李梅空军中将和阿利·伯克海军中将，分别担任了空、海军首任总监。
这个武装力量监察部，通过自己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工作，获得了中国军队的认可和公众好评。在他们期满归国之日，一支初步现代化的国防军，成为帮助中国开始和平起飞旅程的有力翅膀。
（952）
第三项动议涉及调整国家行政区划。这项大改革持续了数年时间。
动议建议，新国家取消原有的省县划分，实行“州郡制”。
某种意义上，这是铲除多年行政积弊的一项有力措施。同时也利于推广民主政体，选拔民间和海外有理想、有专业、有经验的优秀人材，充实管理岗位，以替代某些尸位素餐或者以权谋私的官僚政客。并且还相对减少了一个管理层次（地区），也就相应去掉一批官僚机构。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该动议建议，全国初步划分为100个州，每州下辖十几个郡不等，郡以下设立城乡和村落。并提出了具体划分方案：
华南15州——琼州；崖州；钦州；柳州；梧州；惠州；潮州；漳州；福州；郴州；永州；赣州；抚州；夷州（台湾）；百色州（其中琼州为犹太族自治州）。
华东15州——温州；衢州；嵊州；湖州；苏州；常州；扬州；海州；徐州；亳州；滁州；庐州；宣州；宿州；琉球州。
华中12州——洪州；株洲；芷州；万州；鄂州；黄州；荆州；随州；邓州；蔡州；汝州；郑州。
西北13州——商州；渭州；陕州；秦州；夏州；凉州；陇州；兰州；祁连州；敦煌州；青海湖州；柴达木州；唐古拉州。
西南13州——达州；泸州；眉州；巴州；黔州；彝州；勐州；滇州；洱州；金沙州；昌都州；昆仑州；拉萨州。
华北15州——胶州；莱州；青州；兖州；德州；沧州；赵州（邯郸）；涿州；滦州；汾州；忻州；朔州；绥远州；河套州；纳兰州。
东北17州——锦州；盖州；辽州；吉州；滨州；鹤州；兴安州；呼伦州；瑷珲州；长白州；伯力州；海参崴州；库页州；庙街州；结雅州（外兴安岭南）；尼布楚州；新唐州（堪察加）。
新区划共计包括100个州。
动议还提出：选择新的适当地址，建设一座“单一行政功能的新首都”。
这些方案被提交国家议会讨论。
（953）
由于和平不知不觉地降临，没有一个明确的节点，使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降温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1947年年底某月号的《汉胡评论》再次刊载皮克吴的分析。
他根据各种资料统计，计算出，苏联在远东战争中牺牲达70万人，中国军人牺牲则近150万人。并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中苏战争中，中国人口损失高达4000万，几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凤凰涅槃”所付出的代价。
自1947年夏天开始的整军建军、改革军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花了六年时间。
不希望看到中国内战的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东方马歇尔计划》，并为此卖了不少力气：
除了应邀派出一套完整监察班子、协助制订军队正规化、国家化、现代化的方案之外，美国六年里共拨出了12亿美元的专项贷款，使这一艰巨的工作没有受到资金困扰。
当然美国人也聪明地利用了过剩的武器物资，抵消了部分款项。但现金投入额仍达6亿美元，并把这笔钱主要用于安置450万复员转业军人。
复转军人中，将近10万人的尉级军官和立功战士，每人得到一辆退役的卡车、吉普车或者“灵猫”汽车。普通士兵每人得到一辆自行车和一部收音机；士官还外加一块军用手表。此外，每个军人还得到一笔安置费。
战伤、残疾军人，也都区别情况，得到照顾。
这些举措，受到了普遍欢迎，军队整顿得以顺利进行。在秩序井然的同时，内战隐患因之得以消弭。
同时，相关产业也得到良性刺激——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和汽车车辆每年都得到军方的大宗订单，十分红火。
仅自行车一项，6年里军费订单，每年就有75万辆之多，切实地扶持了一大批厂家，并促成了40年代末一个叫响世界的“自行车王国”。
（954）
这期间，相当一批复员军人受到黑龙江沿岸土地垦荒局的感召，纷纷携家带口，报名来到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当了一名北大荒开拓者。
复员军人的加入，使中国自古以来“屯垦戍边”、养兵于民的策略，在新条件下得以贯彻实施，有从军经历的人往往被乡民们推荐为“民兵队长”或治安员。
复员军人带动的垦荒移民在这一时期卓有成效。垦荒局的规划迅速扩大，众多新居民的到来使有组织的开荒成为可能。机械化耕作也日益普及，联合收割机在几年里就做到了国产化。
地广人稀的黑土地上，一时取之不尽的开发权，对于内地土地短缺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各种传说和消息通过日益普及的广播手段，迅速传递开去，一时间从东南中国开往东北中国的火车人满为患，驶抵海参崴的轮船也一班接一班地增加。
人流中富有特色的现象是，还出现了各地妇女组织牵头举办的“出乡团”。尤其以湖南和四川的“湘妹子”和“川妹子”团体结伙“闯关东”、离家万里落地生根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结果若干年后，黑龙江流域的饮食口味也流行起“麻辣烫”来……
移民垦荒，这个裁军的副产品大大缓解了南方的土地危机，并直接推动了中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合理。
到了50年代，黑龙江流域成为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舟楫之利给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便捷通道，肥沃的黑土地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粮仓。
……在鲁西南，还出现过这类极端的例子：某些盘剥佃户、心狠手辣的地主，以前成天嚷嚷“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如今几天功夫，佃户都走光了——闯关东，或者进城打工去了。害得地主提薪加酬、磕头作揖、自搧耳光，也找不到人来给他扛长活……
（955）
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中有这样的重要条款：
“第二十七条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
随之两年后，又正式公布了《华夏合众国土地改革法》。
※原文。
这个过程中，另一件值得提起的是，毛泽东以信函形式，向李宗仁执行总统建议：早日出兵西藏，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李总统认为有道理，随即组织实施。
但国军中各个部队却以路途艰难遥远为由，迟迟不肯响应。李宗仁动员本部桂系人马，但也被部下以“广西人不惯高原生活”而再三推诿。
后来，祖国进步党推荐了党的副秘书长邓小平，带领张国华纵队和王震纵队8万人先后入藏，从而抑制了那里潜在的分裂主义势力。华北联军不畏劳苦、不避艰险，维护主权的行为，再次赢得了国内舆论界的赞赏。
此后，驻藏8年的邓小平，也由于任内开通了青藏、川藏公路，并且治理这个边远的世界屋脊成绩斐然，而名列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候选梯队。
（956）
原计划6年完成的整军、建军工作，到第4个年头，在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任内，效果已初见端倪。
50年代初，整顿后的中国国防军总数为250万人，约占国家人口总数的0.5％；其中正规军140万人，机关、后勤和边防部队60万人。实行了志愿与义务相结合的兵役制。此外还有义务兵役制的准军事化公民卫队50万人。
正规军中，陆军105万人，编为10个集团军，60个野战师，9个独立重炮兵旅和若干勤务、医疗部队。
其中近半数——28个师实现了50年代水平的摩托化。
7个机械化师，各自下属有装甲旅。除若干美式武器装备外，还装备了国产“麒麟3型”主战坦克、“啸天犬4型”步兵战车、“貔貅2型”自行火炮、和“火蜥蜴”自走防空炮。履带车辆总数约5000辆。
10个野战集团军分别驻守满洲里、龙江、结雅（外兴安岭南侧）、纳兰、包头、敦煌（前哨为星星峡）、武威、拉萨、百色、鹰潭。
高原山地师，也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化训练。
空军23万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5个军区。共辖有26个航空联队，拥有各类飞机2800余架；其中2个B－29中队和2个F86“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联队引人注目。
国产制空战斗机“腾雾”和新一代战斗轰炸机“契丹风”也得到批量装备，数量超过四位数。
1949年，沈阳黎明飞机厂已能够生产改进型的“鸿雁”（C－47）运输机，并在开发一型四引擎中远程轰炸机，代号为“鸵鸟”，具有改为大型运输机的潜力。
空军要地防空部队，编为30个防空营，拥有上千门各型高炮。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伞兵集团军，驻守在位置适中的邯郸。
海军12万人，分为南、北两大舰队。
南洋舰队驻地高雄，负责舟山、琉球群岛和台湾以南各海域的巡逻警戒，并定期派出一支西洋分舰队，维护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航路安全畅通。
北洋舰队驻地海参崴，负责从新唐州（堪察加）、千岛、日本沿海的巡逻警戒，并有一支东洋分舰队常驻横须贺港，替代美国海军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因为《对日和约》规定，日本不得发展远洋海军。
原有两栖纵队，整编为3个海军陆战队师，分别驻守在新唐州及千岛地区、日本及琉球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地区。
1950年，中国海军拥有18艘轻型和重型巡洋舰，50余艘驱护舰和30余艘潜艇；以及一支完整的登陆舰队。
美国海军陆续转让了剩余的3艘“独立级”航空母舰。加上佐世保港中舾装完毕的2艘原日本“云龙级”，中国海军一度拥有了6艘“大铁盒子”和超过300架舰载机。很让一些具有“航母情结”的中国军事迷开心了一阵子。
舰艇总吨位达到70万吨，一时间，竟虚荣地登上了世界第三海军的宝座。
但新一代海军将士的遗憾，是缺少用武之地。如同美国海军一样，他们只能在学习前辈的战史中感受海战，在频繁的出访中体会荣誉了。
（957）
中苏边境实际控制线停火期间，双方都忙着巩固阵地，把原有的轻型掩体重型化、永久化和要塞化。
待到喘息中停下来，向对方阵地瞭望一眼时才发现，对面工事也已大大加固了！谁再发动进攻，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中国西北战区继任长官杜聿明上将，两年里熟读兵书，整军经武，打造了一支后勤支撑强大、足以保证前锋在沙漠戈壁驰骋的精兵。官拜上将的他，决心，效法清末大将左宗棠的先例，收复新疆，为国建功。
两年准备就绪。
1949年7月※，就在他上报了“胡杨树”计划，正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和突破口、打算以一役而定西北、竟全功之际，苏联在星星峡以西500公里的罗布泊沙漠地带，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史实日期。
从此，世界正式进入了核对峙时代。
原有的作战观念都必须放在这个新框架里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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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罗布泊无疑是一种震慑。这次爆炸也震醒了那些休眠的国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看不到威胁，军队将领们都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寂寞高手”心态。
大量库存积压的武器，一再以半价、四分之一价甚至更便宜的价格处理、出售，或者干脆就地销毁。
甚至还发生从英国收回“租借物资”——上百架“海盗式”舰载机时，干脆把船开到公海，从航母甲板上把飞机推下深渊了事——这类财大气粗的例子。
对苏联也同样，美国人收回“租借物资”火车机车的时候，也是离岸不远就抛弃海中，弄得岸上俄罗斯工人跺脚、咒骂、伤心、哭泣，痛恨这些败家子。
中国略有例外——早期曾有过一轮回收和封存，是为了防止中国内战；后期大部武器，是对于中国赴欧远征的奖励和报答；更后来，则是由中国出钱，或者用贷款购买，因此回收力度不大。
1945年到1949年，美国真正是过了一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闲日子。看不到战争危险的公众，迅速把武装力量的意义和价值遗忘，军队又回到20－30年代那种被人忽略、被拼命克扣军费的日子。
1949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核定的美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75万。
苏联核爆炸，震得多数美国人浑身一机灵。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原子弹。连忙检点自己那不到两位数的核武库，竟发现有些武器因保管不善，已经由于元素衰变而失效了。
苏联核试验比美国预测提前6年之多，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此时美国外交谋略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强化盟国、围堵苏联，以便转移和释放危险。
不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派出的一个小组到达中国。
一年后，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在中国江苏秦山开始运转，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个实验室群，除了可以发电的反应堆，还包括钚直线加速器、计算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卫生研究实验室等，其中属于敏感和机密的部门，被铁丝网所包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拨款，用于研制开发新型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略感过时的B－29型被前沿部署到欧洲，进入驻德美军空军基地。
中国也得到了3个B－29中队，用于早期训练。
这让中国飞机设计工程师喜出望外，国产“鸵鸟”研发小组跑到北平南苑机场的B－29驻地，把这些大飞机里外看了个够，巴不得偶尔事故报废一架，以供他们解剖。
（959）
苏联掌握核武器后，几次向中国严重交涉远东领土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动声色，国内则加紧了地面防范和空中巡逻。
美国适时地出面干预，主张：在已成立的联合国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苏联，受到时而死灰复燃的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分裂势力的牵制，终于没有下决心再次向远东大量增兵。因为至少7000公里的运输线，无法支持他们象德国那样使兵力在国内大规模机动。
双方虚声恫吓一阵，中苏停火线暂时没有战火重燃。
回到总参作战部的什捷缅科上将，甚至私下散布了这个观点：
——海参崴实际上很难再回归苏联了。如果敌人是中国的话，那个太平洋港口即使短期内夺回来，也难以长期守住。它的运输补给线太脆弱了，几乎全程暴露在中国威胁之下……
后来，苏联又在谈判中提出“以新疆交换远东”的建议。中国政府几经权衡考虑，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太多了，这片富饶之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移民也在几年中达到了5000万人，迁出这批人口的难度，大得无法想象。
后来，在60年代初期，南方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产出的大批粮食，解除了国家饥荒的隐患。
中国人，这时才普遍意识到，90年前割让这块土地的重大失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丧权辱国。
（960）
由于华北联军收复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功勋卓著，而南京政府方面却迟迟不能收复新疆，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之间在1947年达成的协议是：
6年过渡期内，在李宗仁担任首届国家总统的前提下，由祖国进步党新任总书记刘少奇，首先出任联合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席位也尽可能合理分配。
这一任的三年中，根据蒋介石先生的书面意见，由资历较深的魏德迈将军担任首届国防军总监。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使祖国进步党人尝到了苦头，执政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相对缺少行政经验，同在野的国民党和各类封建遗老遗少的争议、摩擦、周旋乃至斗争，损耗了刘少奇相当的精力，刚到50岁便已满头白发。
好在李宗仁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总统，没有过多地给刘少奇设置障碍。
祖国进步党人的执政班子此时也体现出廉洁和效率。
没有强势人物的两党联合政府的组合，虽然常常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时有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问题，但民主作风倒是不缺乏。
舆论反映，这是与蒋公执政期间最大的不同。
言路畅通调动了各界、各阶层的积极性。三年执政期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良好的战后恢复阶段”。
只有一件事有损刘院长的威信。
在农村政策方面，进步党本着一贯思路，认为农业集体化才是尽快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名誉主席也以书面形式，敦促刘院长早日进行这项试验。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好评连连。周边地区纷纷起而效法。
短期效果使进步党内产生某种盲目乐观情绪。成就被不断夸大。刘院长一时也喜不自胜，亲自出马去抓试点。
接下来合作形式的迅速升级逐渐显出失控的趋势。各种初级的农业合作社被很快改组为大型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名誉主席还用颤抖的字体题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条幅。
但随后的两年间，人民公社没有体现出它是人们期望的那种高效、合理并且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先天不足的种种弊端逐一显露出来。
1949年一次不大的旱灾，对其他州郡并无显著影响，却使徐水周边地区出现严重饥荒，村头巷尾甚至出现饿殍。
狼狈的社长们无奈只好开出大批介绍信，交给满脸仓惶的社员，供他们带领全家外出讨饭。
这些丢脸的举动在言论开放的新中国引起了广泛报导和舆论抨击。试验了三年的人民公社在危机中解体了。
这是刘院长在执政期间，最遭人诟病的败笔，也给祖国进步党积极肯干的三年执政形象，蒙上一个污点。
由于总体损害不大，海内外舆论在评价时还是留有余地。只以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尚缺乏执政经验作为结论，并未过甚追究。但在野的国民党，则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在议会里、媒体中和社会上广泛发动攻势，着力夸大刘院长的错误，造成进步党执政无能的印象，以此为自己接替执政作好铺垫。
这一轮政坛上的你来我往，议会争斗，也使中国人民见识了两党执政的一场真实演出。
一些理智的评论家和政坛资深人士认为，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及时地纠正施政的弊端，把损害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象独裁政体那样，使整个国家犯下无可追悔的弥天大错。
（961）
祖国进步党首轮执政的一份光彩，是成功组团，参加了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8年7月29日下午4时整，伦敦，温布利体育馆。
主席台上，英王乔治六世宣布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幕。首相克利门特·艾德礼随后发表了友好演说。
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
尽管在入场式中不见了日本与德国运动员的身影，但是4000多人的运动员队伍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旗帜。
中国派出了53名男运动员，在新国旗——“五色金星旗”的导引下入场。
原本曾表示要抵制这届奥运会的苏联，在最后时刻还是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高举着镰锤旗帜来到伦敦。※
※史实上苏联没有参加此次奥运会。
7月30日，正式比赛第一天，中国队爆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冷门——年仅18岁的徐州兴化郡选手张桃芳，在射击比赛中，超过了芬兰选手西蒙·海耶和苏联选手特马洛夫，一举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热情。
张桃芳的哥哥、射击教官张桃园中尉在纳兰山营地的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喃喃叹道：
“打小俺就没看错这个弟弟。他比俺有福！”
……接下来在赛艇比赛中，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的一支队伍拿到了银牌。
记者好奇询问，为何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能拿到好名次？
领头的厚嘴唇小伙憨憨答到：“算个么事哟？在家乡就划龙舟，每年端午都拿第一唦。”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枚奖牌来自举重。在男子轻量级比赛中，貌不惊人、五短身材的中国梧州选手谌劲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不少白人大力士，最终名列第三，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代表团，一金一银一铜，在奖牌榜中名列第22，排在奥地利和新独立的印度之前。中国传统武术还作为表演项目，成为本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方节目。
后来观看伦敦奥运会记录影片的中国城乡观众，把这份国际荣誉归功于祖国进步党人、体育部长贺龙的组织效率和人材选拔工作。病中的毛泽东为此，也题写了一幅笔锋略带锯齿的字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另一边，不甘寂寞、又无法用言辞表达思想的蒋委员长，也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提携日本案》，建议：重视中日合作。
（962）
进入1950年的苏联，身上带着三处病灶。
乌克兰、波罗地海国家、东突厥斯坦（新疆）这几个不稳定地区，象时时发作的疾患，消耗着苏维埃巨人的体力。
但核武库的建立，毕竟使它获得了根本性的安定。至少没人敢再象小胡子元首那样，对辽阔的苏联妄动干戈。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渐渐走上轨道。
中国，也渡过了停战后第一阶段的恢复期，国内经济结构开始稳定。
根据联合政府协议，国民党人宋子文根据党内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开始他的任期三年执政历程。30-40年代就当过两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这个职位轻车熟路。
这三年里，泰勒将军接任中国国防军总监，他的任内，也确立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
上任之初，宋院长娴熟的资金筹措技巧和金融运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开工或者竣工了——
例如海南岛崖州，昌江郡石碌铁矿的开采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兴建，使中国南方出现一个可以抗衡鞍山的钢铁基地；
例如西北兰州到敦煌段的千里铁路开工，和西南成都到宝鸡段千里铁路的竣工，使中国西部有了交通动脉；
例如武汉长江大桥得到资金支持后，迅速通车、投入使用，使平汉、粤汉铁路连成一气，火车可以自珠江边的广州出发，一直开到黑龙江边的伯力。
比前任具有明显优势的亮点是，宋院长发挥自己英语熟练、具有外交经验的特长，从海外延揽了不少人材。
许多外国工程师，来到正在大兴土木、岗位众多的华夏合众国，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中国每年又有数批国家派遣的留学生被送往欧美，学习和深造国内紧缺的专业；而那些学成归国的青年专才，也多得到选拔、择用。
宋院长任内，还确立了国家货币——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
（963）
1950年8月的南京。已是流火季节。
午后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炎热的天气，与此起彼伏的蝉鸣，都没有分散此刻行政院礼堂内人们的注意力。
合众国国家统计署成立大会，成为当天热点新闻。
“兄弟我，这么多年来研究经济，深知这统计的重要。”
主席台上，国家统计署的第一任署长马寅初，用他习惯的口头语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
“大家都知道，国家没有军队不能存在。兄弟我则说，国家没有数字就没法管理！例如这国家一年能产多少粮食，又有多少人要靠这些粮食吃饭？粮食多了，得建多少个粮仓？粮食少了，又该从外面买回多少？没有数字，国家怎么决策？……”
亲临会场的宋院长微微颔首：这曾在陆军学院演讲中公开骂过自己的马老头子，讲得还有些道理。
统计署成立大会，引来不少记者，也引起各界关注。台下听众——未来统计署的各级处长、科长和职员们，继续倾听自己未来上司的演讲。
“……再说这人口。都说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可是历经两次抗战，现在人口多了还是少了？里面多少男，多少女？每年能当兵的男子多少？每年出生多少，又死亡多少？还有，我们现在说自己是个民主国家了。既然民主就要选举，那么每个选区有多少人，里面又有多少人能投票？这些数字都关系国家大计，谁说它们不重要？”
主席台后排一角，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不以为然地暗自冷笑，对旁边的同僚窃窃私语：
“这个书呆子哦，当年国府让他当财政部长都不愿意，现在却放着北大校长不当，跑来当个统计署长。还满口民主长、民主短的，书生气十足的啦。”
“不过听说他可是李总统亲自相邀，才出山的噢，”同僚显然事先打探过一番，“据说还提了条件，说是什么，以前中统、军统的人一个不要。条件被答应，才肯出来当官喏。”
窃窃私语被台下又一阵掌声打断。
……类似的机构，在这时期有若干建设。
但宋院长执政三年间，为人诟病的，是用人方面的裙带之风。
这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政坛上的痼疾。联合政府成立之初，进步党执政三年中，对此进行了扫荡，人们耳目一新，国际上也颇受好评。
然而这等顽症阴魂不散，古国文化的千年积淀在时机合适时又沉渣泛起。腐败和贪污现象也重新萌芽，尤其在一些大型公共工程中，揭露出来的事例与日俱增。在野党和民众通过舆论监督，把行政院搞的颇为狼狈，廉政问题被紧迫提上日程。
宋院长几次向党内疾呼：
“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
但一干官员似乎无动于衷，心里默念着“上行下效”的陈年守则。
……这些，终于断送了宋院长和国民党执政的前程。他的竞选连任心愿，由于这些弊政，也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没有实现。
（966）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斯大林去世后的莫斯科，党内资格最老、64岁的莫洛托夫同志，接任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在“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他接到的第一封贺电来自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这也是他第一个回复的电报。对这位能够影响美国政策和舆论走向的老朋友，他不想、也不能怠慢。
在纽约，知名历史预言家斯娄·茂宁拜尔的作品《莫洛托夫总书记之苏联》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不久，作者本人也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嘉宾。
新总书记微笑地握着这位预言家的手，请他品尝上等伏特加和黑鱼子酱，并与他交流关于“周恩来总理之中国”的可能性，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之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茂宁拜尔先生谦逊地表示：他感兴趣的只有苏联。
但酒后，他还是迁就主人，兴致勃勃地推演了一番各国前景。
新总书记上任不久，在一次略带血腥的宫廷政变中，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贝利亚反党集团”。一个危及苏联政治稳定的克格勃首领被从肉体上消灭。
被废黜6年之久的前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年后，按照赫鲁晓夫同志建议，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垦荒。不过，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观点是农业应该走集约化的道路，他反对大肆垦荒。但1956年的大丰收，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委员的来势很猛。莫洛托夫感到一种政治挑战。
1957年2月，联共23大上，主张“向共产主义道路迅跑”的赫鲁晓夫，获得了第一副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观察家认为，这是权力过渡的开始。
另一位年轻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接掌克格勃系统，也使莫洛托夫感到不快。他观察出这个前共青团中央书记有一种铁腕人物的潜质，令他回忆起斯大林时代。
军界人物，华西列夫斯基因病退休，朱可夫元帅再度出任国防部长，但1959年又因“波拿巴主义”而被解除职务。
外交官出身的莫洛托夫总书记，虽然不擅拉帮结派、处理人事能力较弱，但却十分重视国际关系。
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修好的同时，与中国——这个既未宣战也未停战的国家，关系如何处理，始终是一块心病。
《马赛协定》只是一个临时停战协定。他离任时，与中国不战不和的态势已持续十年了。军事努力通常无法奏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如此。
中国在1955年6月，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还刻意地把试验地点选在堪察加，以示报复。
此前，英国1953年也进行了成功的核试验。
核扩散的结果就是，谁都无法轻易使用这种武器。
这位总书记感叹地写出一个真理：
如此看来，在核时代到来之前，一个国家攫取的地盘，只要守得住的话，就是它的永久财产了。
而核时代的降临，使人们用战争手段再度夺取大片领土的梦想彻底破灭，只能琢磨其他非武力的方式……
（967）
苏中停火线上，时而有些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空中的你来我往证明，苏联最新式的米格－19不能完全制服中国人那个轻灵、廉价的喷气式“契丹风”；至于它身后那种制空战斗机——双引擎、鸭式布局、高空远程的所谓“腾雾”，更是像个迷一样还没有破解。
如果这个号称“腾云驾雾”的东西，用来给中国人现在拥有的“鸵鸟”（B－29改型）远程轰炸机护航，那么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无疑就在它的作战半径内。
而中国若同德国勾结，一起敌视苏联、采取配合行动的“穿梭轰炸”阴谋的话，那么从包头或玉门起飞的四发动机的“鸵鸟”甚至可以把中国的原子弹扔到莫斯科。
更重要的是，眼下在双边关系上不即不离的那个美国，面对可能再次爆发的苏中战争时，多半还会站在对手那一边。而十年前被击败的德国，也在慢慢恢复元气，并仍对东普鲁士的被占领土耿耿于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