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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历史》作者：铁血熊猫【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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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敌意重重的世界，迫使苏联拿出大笔国民经济预算，打造防身的盾牌。
总书记想，或许还是象赫鲁晓夫同志主张的那样，不要去理睬和挑衅外界，专心致志地进行独家共产主义试验？……
唉，他那个滑稽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啊。
民间有了这类政治笑话：
有人问道：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被问者想想，肯定地回答：是艺术。
问：为什么？
答：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先用大白鼠作试验。
（968）
1953年在文化上是个“国际电影年”。
上一年，好莱坞推出的彩色战争史巨片《工合·浴血熊猫》获得了奥斯卡的七个奖项，担任主演的罗纳德·里根，也获得了他渴望的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他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本年度，好莱坞再次推出场面和规模更大、气势恢弘的全景战争影片《巴顿将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风靡全球票房。
但出乎意料，《巴顿将军》竟以微弱差距败给了一部小成本的黑白影片——日本人黑泽明导演的一部新样式的、悬念推理的电影：《奈良·罗生门》。
1950年，黑泽明就以手法独特的《罗生门》，探索客观真理和主观真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蜚声国际，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第一部闯入欧洲影展的亚洲作品。
这次，黑泽明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严谨，和悬念丛生的噱头，用一流的蒙太奇语言演绎了6年前发生在日本奈良的那个世纪之迷——天皇酒会，并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想像力。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低成本的简朴电影，终于击败强劲、豪华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急待捕捉时机的日本商界，围绕着本国在电影业方面的突破，逐步构成了一条民族自救的经济产业链。若干年里，形成了日本独特风格的文化产业——电影、动漫、道具、模型、幻想作品以及70年代以后风靡世界的电子游戏。
战败后，没有了军备负担，也就没有安全威胁，没有了扩张野心，也就没有亡国危险的日本人，为了忘却痛苦的过去，反而彻底放松了。
日本，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快乐民族。
（969）
华夏合众国新任女总统宋庆龄，被认为具有广泛代表性，而获得普遍认同。
她给世界带来一个“和平中国”的象征。
她的当选，同时宣示着继承辛亥革命光荣传统、弘扬民族博爱慈善精神、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关心民间疾苦和妇女解放等等，一系列进步概念；
并且延续了她与中共——祖国进步党人的长期合作、兼顾了她的美国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天然盟邦友好关系。
甚至，还抚平了她的传奇家族中令人同情的内部哀伤——豪杰妹妹宋美龄和重病的妹夫蒋公介石的不幸、哥哥宋子文的委屈、以及自身作为国父孙文先生28年遗孀的缺憾。
1954年修订的《合众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任期6年，可以竞选连任。
宋庆龄总统以一轮“访问外交”开始自己的任期。一年里访问了26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
那些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的出访记录影片，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感受到和平建设的渴望，尤其是大大鼓舞了众多的饱受封建习俗压迫的中国妇女。
她们纷纷走出了家门，走进识字夜校，走进城市，走向开垦中的远方。
妇女解放，给长期受到人口发展压力的中国，带来不同凡响的意义。后来连续数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生育率持续下降，每个家庭两个孩子成为一种普遍模式。婴儿健康水平成倍提高，受教育的概率大大增长。
50年代的中国，生气勃勃。
一首《歌唱祖国》家喻户晓。最终因为歌词和旋律的通俗明确、嘹亮优美而被选定为国歌：
“五色星旗，迎风飘扬，
自由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970）
1953年也是中国建设开始走上正规化的一年。
新首都初步落成了。
国家政府和首脑机关，迁址到北平以西20公里的石景山市。
这是一个规划为25万人口的小城市。据主持总体设计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介绍：新首都是在向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师征集了近百个方案，通过国际招标方式优选的，强调了单一的国家行政管理功能，具有未来城市的诸多特点。
新首都的设计理念是：
不追求成为什么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经济中心，更不考虑安排生产性行业。
他说，祖国进步党的毛泽东名誉主席曾有一个憧憬——从北平城楼上放眼望去，如果一片烟囱林立，那么中国就是工业强国了。但梁思成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他说：国家的首都，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兼具游览功能就行了。
……经过五年的基本建设，石景山新都，特色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依山傍势的建筑、悦目赏心的绿地、丘陵环抱中，韵味独到、呈辐射状伸向远方的宽阔道路……
下沉式的环形中心广场中央，有一片高地，汉白玉砌成的雕栏里，矗立着高大壮丽的国家纪念碑。
背后衬托一排12棵巨大的银杏树。各式各样的纪念性雕塑，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城中十个大小广场。
一座座造型简洁、肃穆而又典雅的公共建筑物——议会大厦、国家博物馆、总统府、总理官邸、最高法院、中央银行……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几条主要的林荫道旁和燕山山麓。
使馆区也在规划中留出适当位置。那些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世界各国建筑，在一片山光水色中，争奇斗艳……
新都以东，从香山坡地上，可以远眺北平故宫。红墙黄瓦，画栋飞檐的皇家古城，恰与石景山这座青山绿水中的乳白色新都交相辉映。
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时代、历史、见解和观念的变迁。
（971）
联合政府轮流执政的6年过渡期满，华夏合众国政府，正式定名为国务院。
1953年举行的国家政府选举，祖国进步党获胜。由55岁的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他是全民公认的最具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精神的政治家。尤其是从不滥用权力、把自己凌驾于组织和国家之上——在这方面的得分，远远超出各党派的任何一位领袖人物。
这次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众的选择。
这位进步党总理的组阁名单，仍具有“联合政府”时代的特色。国民党以及第三党中一些治国专才，也被延揽入阁，有的还安排到重要岗位。
突出的角色有第二副总理兼外长、51岁的吴国祯。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和哲学博士，曾担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在政坛上独树一帜，政声斐然。而四十年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吴国桢却是周恩来的学弟。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两人，曾一起梦想过中华崛起。
现在，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来参与新中国的繁杂、富于挑战而又令人兴奋的施政建设，吴国祯有某种获得英雄用武之地般的畅快和满足。
在蒋公手下虽然也获重用，但那种压抑、被监视和不开心的感觉始终如影随形。而在周内阁里，他体会了什么是配合默契、水乳交融。虽然工作繁重，但这个班子的团队精神、沟通状况、坦率程度等等，是他20年从政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
至于对那位少年相从、始终对自己有一份兄长般关怀的合众国总理，他只用一句话评价：心悦诚服。
而同僚们也喜欢和尊重吴国祯这位才华、学历、经验、年龄都不可多得的、栋梁式的行政、外交人材。大家也用一句话评价他：敬业乐群。
国民党人、与周恩来同龄的陈诚上将，应邀担任了国防部长。
一向擅长营建、严于律己的他，与擅长谋划、眼光长远的同龄人、参谋总长叶剑英上将一起，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军事合作平台。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军队间固有的怀疑与隔阂，也逐渐在他们任内，得到彻底消弭。
张治中、张群、翁文灏等国民党人，章伯均、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党人，也在新内阁中安排了适合的岗位。其中有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等等职务。年仅43岁的蒋经国出任卫生及环境部长，是最年轻的政府官员之一。
此外，囹圄委屈多年的张学良先生复出后，也担任了一届众议院的副议长。
周内阁的主体，当然还是祖国进步党人。
兼任合众国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一副总理陈云，被称为财政大管家；产业规划部长李富春、文化部长陈毅、教育部长邓小平、公安部长陈赓、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李先念等，都已在不少管理岗位上经过历练。
李富春
新一届政府任期6年，从1953年6月开始施政！
（972）
象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一样，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内阁，也有一个杀气腾腾的开场。锋芒所向，是盘踞在大大小小岗位上的贪官污吏——这正是上届执政期间所积累的弊政所在。
国家检察院长黄克诚，和最高法院梅贻琦大法官直接操刀，主持了这项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
按照部署，整肃贪官先从祖国进步党内开始。
新首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青山，和进步党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水灾救济款、治河款，以及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建设贷款等，总数相当于170万华元。两人被处以极刑。
随后，反腐败工作在全国展开。
一年里，清理整顿各类贪污腐败分子1000余人，其中300余人处以重刑。
腐败苗头得到有效遏制，给周恩来政府的12年施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973）
周恩来上任时翻阅的第一份文件，是国家统计署长马寅初送来的《1952统计年度——国力报告》。
为了避开春节等假期的低效率，在马署长任内，统计、会计和财政年度都科学地调整为从每年3月1日开始。
所以该报告在6月初完成，正好赶上政府换届。
周恩来的目光在《国力报告·人口部分》停住了。尽管篇幅很长，他还是逐字逐句阅读。字里行间，他感觉，这段文字是由马寅初署长亲自撰写：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人口5万万1千万。这是个静态纪录。如果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这些数字，没有。
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前段人口增殖率急剧上升，全国达到千分之二十。
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原因的。乡村中，产婆接生已被正规接生诊所代替，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而寿命呢——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
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国内秩序空前安定，盗匪绝迹，人民死于非命减少；尼姑和尚大半还俗结婚……
经济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人做的事，现在50人就可做，其余950人怎么办？今日农民生活正向城市居民看齐，但生产率短期内却不能提高。
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民众把国家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亦给政府带来困难。
人口增殖，就等于积累减少，也就等于工业化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普查。了解人口增长情况，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
要节制生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
※摘编自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还尖锐指出，中国人口增长数字已达每年1000多万，这样下去，到世纪末就会超过10亿，这无疑孕育着危机。
（974）
周恩来掩卷沉思一阵，让秘书把这段文字打印若干，发给内阁每个成员，作为新政府首次行政会议的重要议题。
早在1948年，一位著名的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就提出过这个质疑：※
“你们打算如何防止人口爆炸呢？”
而当时某个无知官员竟回答：“人口爆炸？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
※ 同期史实。
马署长曾自认——与进步党的人口理念不合。他注意到祖国进步党一些党魁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强调“人多是我国一大优越性”、“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角度，因而在政府交接时，他向新总理提出了辞呈。
周恩来看罢，对这位耶鲁大学硕士、191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赛利格曼教授的弟子笑道：
“马老啊，你老年事已高，不当这劳心费神的统计署长，可以。但国家议会成立了专门的人口委员会，请你去任职吧！也好把你的正确主张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那么说……总理阁下是，赞成我的人口观点了？”
率直的马寅初感到鼓舞。
周恩来点头：
“我们这一任，就是要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一位数以内。今后要确定一个衡量各级政绩的基本目标：中国，到本世纪末，也不应该超过8亿人口。”
（975）
五十年代，中国发展小事记之一：
1955年夏，黑龙江畔。
合众国交通部路桥局局长孔庆德，正在陪同国家桥梁建设总工程师茅以升，在这里巡回检查。离不开车辆的他，今天亲自驾驶一辆全新的高配置“54型灵猫”高级越野车，一路上穿越林海，穿越沼泽，在丘陵与河谷中纵横驰骋。
44岁的孔庆德，正式转业到交通部路桥局。离开军队时他有些不甘心——即将开始的全军评职定衔要错过了。前半生的仗可就白打了，自己可是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将军的位置啊……
但老政委邓小平的一席谈，使他坚定了“下地方”的念头。想到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己如今被作为军队和国家的“技术干部”，委以重任，他至今感念当年，纳兰山窑洞里的一声呼喊：
“孔！今天我‘老人家’教你开车……”
茅以升总工最开心的是，这条卧龙般的大江上，一下子开工了五座大桥。且都由他的“第一桥梁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设计，他感到有了一座空前的施展舞台。
黑龙江的大桥们，风格各异。
悬索式的、桁架式的、拱形的、单立柱的……从西到东：漠河公路大桥；海兰泡－瑷珲铁路桥；江城伯力公铁两用悬索大桥；虎林珍宝岛单立柱两用大桥；以及下游跨距最大、超过长江武汉段的青年城拱形大桥……
更令他充满向往的是，还有更大、更宏伟的工程等待着他。
——南方，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大桥，珠江三角洲的虎门跨海大桥……这一切，都让茅以升确信无疑：
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此生不会虚度。
（976）
五十年代，中国小事记之二：
1956年秋。海口，博爱路，“老盖茨律师事务所”。
10月28日，著名律师威廉·盖茨先生和全家人，正在欣喜地给儿子做周岁。
这次，他们采纳了中国式的“抓周”风俗：
他们把今天满一周岁的小比尔放在一张大床上，在他前面三英尺处摆下一支钢笔、一枚勋章、一副扑克牌、一本圣经……等等，分别象征着学者、军人、商人、神职人员等等职业。
这个游戏，据说可以测定孩子未来的行业选择。
小比尔象一只胖乎乎的猫咪，在床上蠕动着。爬来爬去，却对大人们的期待不解其意。
看到大人们忙不迭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转移到他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阻挡他奔向自由的去路，最终他不耐烦地把那副马戏扑克牌一脚踢在地上。
“上帝啊！这孩子……他好像，好像对财富，不感兴趣？”妈妈的手放在了胸口上。
“唉。看来他以后跟经商是无缘了。”爸爸伤心。
“那可不一定。没准是——他的财富，多到可以满不在乎呢。”爷爷坚定地说。
（977）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三：
1957年冬，重庆，北碚。
船王卢作孚，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场小官司中败诉。而且是输给这个原来的合作者、现在的竞争者——木匠出身的小老板，“吉祥汽车公司”的股东李书富。
两年前，船王为扶持家乡重庆，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布局这种宏观大计，决定把原设在长江下游的一家汽车工厂搬迁到重庆北碚建厂生产。
过程中，没把充分征求合作者李书富的意见当回事。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飞鹿”。
飞鹿渐渐奔驰在巴蜀大地，利润可观。直到这时，李书富才“阴险地”出手反击——在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控告，卢老板的“飞鹿”在哪哪哪几个地方、几个技术方面，对“吉祥”汽车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起初卢老板不屑一顾。
直到民生集团的律师告知，法院一审败诉时，船王也还麻木，只是给专职律师加了薪水。
最终二审下来，“民生”要赔“吉祥”600万华元，卢老板这才震惊，连忙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一直关心民生集团健康发展的周总理，能给讲句“公道话”。
晚上，接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龚澎女士回话说：总理批示，最公道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我们的新中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公民——包括他自己，在法制面前没有特权。
卢作孚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即使船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总理，也不能左右或扭曲法律。
履行判决的时候，圆头圆脑的李书富跑上来，给卢作孚船王鞠了个躬：
“谢谢卢老板您老人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耶！”
格老子。这土头土脑的小木匠……船王翻了几下白眼：居然用这一手，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978）
中国小事记之四：
1958年春，咸阳。民航国际机场。
场站运营处胡图丹副经理，腆着中年凸起的肚腩，站在塔台下的迎宾通道上，正在伸头观望。
一架六引擎“波音”巨型客机降落。虽然这型飞机在国内的东部航线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去年刚刚扩建长距离跑道的西安直辖市，还是件新鲜大事。
“哈罗！密斯特蓝！”胡经理老远冲着手提精致小皮包、西装革履走下飞机的民航总局设备处长，尖声打招呼。
“把球你个糊涂老兄！洋腔怪调哩。合不拢嘴的美个甚？”一身西装的蓝信发处长，乡音不改。
“迎接新飞机，迎接新领导，咋不美呢？”胡图丹贫嘴鸹舌。
“咿呀！马屁功夫这就学成了么。当兵那昝，你娃咋就不开窍？要不也能多弄几个杠杠花花？觉悟低嘛！”
“杠杠花花俺不稀罕。多来几架大飞机是真的……”
“哈？你不稀罕，倒像是俄稀罕？说甚哩？俄不够廉洁么？废话少说，大飞机落地了哈，你是怎么招待一下俄嘛。”
“酒早都备好啦！我说，咱那嫂夫人……呸，我那弟妹，咋就没来？是不是丑媳妇领不出来呀？”
“罢了罢了，糊涂兄，丑么也是生娃生的。咋就丑了？也就胖了点么……”
“嘿嘿，我就知道！一直不敢给我看。尽听你吹的欢实！跟我到家，瞻仰瞻仰你的嫂夫人吧！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咿呀你娃，艳福不浅啊？咋就有人染（粘）上你这老光棍哩？”
“唉，憋不住了，告诉你吧：西安，国际中心医院的日本护士。你别说，人家那便当、料理做得那叫一个棒，我娶了媳妇，从来都是跟家带饭，决不吃食堂……”
“糊涂兄噢，俄罕正要跟你商量，调你娃到石景山首都机场的美差事哩……”
二人勾肩搭背，亲密地向停机楼走去。
（979）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五：
1959年夏，波斯湾，科威特。
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在这里招待一位中国第二富豪家族的年轻掌门人——荣毅仁先生。巧的是，两人刚好同龄。
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东方青年，举止得体，目光敏锐，态度和蔼。远比那些傲慢骄横的西方富商巨贾、石油大鳄、金融寡头们讨人喜欢。
阿拉伯风格的晚宴结束后，年轻的亲王同年轻的豪门贵胄，续签了在费萨尔家族土地上扩大开采和石油供应的合同。一笔定金即日转入亲王帐下，荣氏家族的油轮下周也将在港口靠岸。
亲王知道，这个荣氏家族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东方壳牌”，或者“华孚”的石油集团。他希望荣毅仁直接把炼油厂设在科威特土地上。
荣毅仁表示，科威特这个国家两年后就要正式独立了，他认为华夏国将会大力支持并及时承认的。那时他就直接来投资建厂。
小荣老板热情邀请费萨尔亲王访问上海。
亲王欣然应邀。
他听说过——上海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巴黎的、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波斯猫”小汽车，家家户户还可以在客厅里，看一种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小电影……
（980）
这些年里，中国军备建设中的一些情况也有所记载。
还是1948年，以色列正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由于武器不足，摩西·达扬上校带领一位枪械设计师乌兹·盖尔中尉，来到海南岛犹太自治州（琼州）。
琼州与崖州交界的儋耳郡，拥有由来已久的制贩枪支传统。几所犹太人在这里开设的工厂经过达扬逐一考察，确定了其中一所，生产这位乌兹·盖尔的一项天才设计：轻巧实用的“乌兹”冲锋枪。它们将用来保卫摇篮中的以色列国。
然而事不机密，这个情况被实行枪支管制的中国政府掌握了。于是派出宪兵，查封了这家工厂。
达扬上校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他在欧洲时熟悉的顾祝同、陈毅两位将军，才使事情圆满解决——由中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这种冲锋枪，同时作为两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此后，中国方面开放绿灯，为“乌兹”提供了从物料到运输的全部方便。
昆明生产的“蜂鸟”，在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会长关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50年代，从军事角度找到了新用途。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一个战斗班，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场机动性。这个勤劳而略显笨拙的家伙被命名为“工蜂1型”。
随后开发的通用直升机序列号是“工蜂2型”，重点转向民用。同轴双旋桨技术受到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的青睐，双方互换了好几项专利。
进入60年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黄蜂”武装直升机问世。
美国贝尔公司生产的“眼镜蛇”直升机，与“黄蜂”举行了四次对抗演习，结果两胜两负；双方于是酝酿第五次对抗赛。
1961年，第15空降集团军派出一个营，参与“黄蜂”入役试验，准备组建空中突击部队。营长张万年少校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蜂”。不久后，33岁的他竟考下了直升机驾驶执照，回家还向太太——某位女飞行员好好炫耀了一下：
“今天，俺也能飞了！敢不敢坐我开的飞机？”
次年秋天，尼布楚边境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
第104空中突击营营长张万年，亲自驾驶“黄蜂B”，干掉了2辆“T－55”坦克，在世界上首开武装直升机打坦克之先河，并被晋升为中校。
《汉胡评论》记载这次战例的文章，题目是《从树梢高度发起攻击》。
（981）
60年代，中苏边疆大体平静。两个手持核武器的国家都相当克制，边境冲突被默契地限定在与“新武器实验场”类似的小范畴内，没人愿意主动大打出手。
倒是长期闲置的华夏海军有了几次军事行动。
1962年冬，据日本通产省航运厅报告，马六甲海峡一带，一度海匪猖獗，时而有过往船只遭殃、受劫。近来更是发生两条日本大型油轮飘荡海上，全体船员被杀，财物被掠的惨案。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谢伟思为此照会中国政府，提示并商请中国——对于该地区海面安全，负有“水上警察”的责任。
于是重新组建的“西洋分舰队”派出改造为直升机母舰的“琛航号”编队，用“黄蜂”和“工蜂”把海峡远近的海盗扫荡了一遍，航运秩序得到了维护。
另一次行动远及西南印度洋。
犹太民族，始终对于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莫名的兴趣。那是小胡子元首曾规划的、打算强制让犹太人迁徙聚居的地方。那里究竟怎样？是冷是暖？是好是坏？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特勒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那里去？……等等。
1957年该岛独立后，犹太人便欣然前去祝贺、通商。
发现这是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地方之后，竟真的开始了移民。
这些举动，一来二去带动了国内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与南部非洲扩大商业往来的兴趣高涨。一些远洋渔船也进入南印度洋实施捕捞作业。
略嫌过度的商业卷入，终于引起马达加斯加前宗主国——法国的不满。
附近海域的留尼汪岛，是法国的全权海外领地，部署有一旅驻军。他们派出巡逻艇，扣押了几条中国和日本的远洋渔船。
相应的，附近另一座小岛——毛里求斯也掀起一个不大的排华、排犹、排日浪潮。
岛上一些华人华裔和犹太人，被少数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
（982）
随后，华夏合众国与法兰西两国政府的“照会战”和“声明战”逐步升级。
一个月后，西洋舰队派出了“独立号”航母编队，掩护“蟾蜍”级两栖登陆舰（由吉普航母改装），在毛里求斯登陆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从极端分子手中抢出人质。并由一架“海黄蜂D”发射了一枚早期试验型的“水蚕”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法国巡逻艇。
海军航空兵司令方子翼中将，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法国政府大动肝火。骄傲的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为，扬言要派出“克雷孟梭号”航母编队前往印度洋实施报复。
中国海军这时比较骄狂。司令林遵上将不肯服软，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扯出了“犯汉者，虽远必诛！”的横幅。并立即加强西洋舰队，派出潜艇封锁红海出口；两栖部队作出登陆法属留尼汪岛的架势。
一支威风的巡洋舰队则远航到好望角，进行监视巡弋。
中法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东方警察，俨然有些霸气了！
经过一轮外交调停，最终以周恩来和戴高乐双方进行互访，达成谅解，平熄了一场风波。
结果，中国、日本移民，包括海南犹太人，逐步在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增加到300多万人。也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不少新产品，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发达地区。
后来，中国和犹太财团合资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大铁路，纵贯南部非洲，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
最终，63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温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接纳的外来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原有土著，成为一个人口达2000万的、多民族共生、多姿多彩的新移民国家。
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超过埃及，仅次于南非。
（983）
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由于长期缺少战争威胁，依然抱着“寂寞高手”心态，百无聊赖中，好胜心渐渐被麻木所掩埋。
1956年，某位参加竞选的参议员，用来击败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就是：“今后50年里，没有需要美国参加的战争！我们不必再让军人当总统！”
在经济领域美国日益占据全球优势的同时，在军事方面它可以不必追求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
武器开发的预算被国会严格控制，研制思路仍然停留在二战前后以数量和生产效率决定胜负的框框里。
由于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美国不肯为核武库的壮大而花钱。
几任国务卿都热衷于建立一些环球安全组织，例如“太平洋沿岸国公约组织”和“大西洋两岸安全公约组织”，思路是把战争危机局限在东半球范围内。
1949年3月接替福莱斯特继任的第二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美国海军的观点是：我们不该再造航空母舰，最多保留一艘，以便“让老将军们到处逛逛”。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海军迅速缩减，主力航空母舰一度仅保留4艘※。国会中最支持海军的众议员卡尔·文森也建议：新航母的排水量不应超过6万吨。※
※以上史实。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发现航母是唯一可以快速部署的部队。
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上将，通过几次演习对比，震惊地发现，美国军人的战斗素质和战略素养，比东半球主要强国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他不得不著文、演讲、大声疾呼，试图引起国内各界的注意。
但得到的反响却是：这位前战争英雄不是出于本位主义，就是发作了顽固的战争妄想症。居然在如此不容置疑的和平年代，仍企图牟取大笔军事预算……
泰勒苦心打造的一支特种兵——三角洲部队，也因为经费不足而一再缩编，甚至在南美乌拉圭举办的世界特种兵比赛中，获得倒数第三的恶劣名次，依然不能唤醒公众的注意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泰勒任内反复呼唤的主题。
最终他在激愤中以辞职来抗议。
而《纽约时报》却发表了题为《别了，过时的勋章老人》的送行辞，间杂着奚落和嘲讽。
但国会还是从成批的优秀军人——李梅、伯克、谢尔曼、加文等等陆续去职的抗议中，感到一些什么，为军事科研增拨了一点预算。
美国，在和平的雾海中，扬帆远航。
美国那种所谓“要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世界”的态度，由于缺少刺激、缺少实施手段和理由，变成了某种商业惰性。
（984）
1959年，乌兰巴托。
“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持续了5年。在随后的激烈党内斗争中，他输给了赫鲁晓夫同志，离开苏共中央，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 ※
※莫到蒙古当大使实际为1957年。
6月11号这天，是华夏合众国联合政府成立12周年的日子。
莫洛托夫大使当天循惯例，参加华夏国驻乌兰巴托联络处举办的酒会。表示了礼节性祝贺之后，回到使馆，意外地收到一封美国来信。
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署名是“你真诚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
那位躺在病床上、年已79岁的马歇尔，在信中送来了对远在地球另一面蒙古高原上老朋友的问候。
他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并暗示自己来日无多：“年内就可能受到上帝召见，希望他分配我一个能钓鱼的差事……” ※
※马歇尔逝世于1959年10月16日。
信的末尾，马歇尔意味深长地提起：
“达瓦历士，还记得17年前的1942年吗？就是这个6月里的11日，就是由于您所在的蒙古，我们，曾签定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协定。”
莫洛托夫掩面长思。
从那一刻起，蝴蝶就煽动了翅膀。
整整17年了！世界沿着这条轨道奔驰，驶向另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
如果，当初不那么做，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些？……可以肯定，那样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就更加无力与苏联对抗。那么，苏联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可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的命运就会有所改观么？……斯大林时代的自己，多次站在监狱的门槛上。直到1949年，自己的地位已经那样显赫，仍然无法保护自己所爱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眼看着她蒙冤入狱……直到一年前，自己已经贵为党的总书记，仍然避免不了年近70岁却发配到蒙古来当大使的结局……
那只在1942年翩翩起舞的蝴蝶，虽然自己曾参与经手，放它飞出樊笼，但演变成的风暴，改变了世界，却并未左右自己的个人命运。
马歇尔最后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改善这混乱的世界，让在我们逝去以后生活于其中的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莫洛托夫伏案给马歇尔回信。
在纸上写了几行，他才懵然意识到，这样写，从使馆里是无法发出的。
他惆怅地放下笔，缓缓地，把那张白纸撕成一片片、极小的碎片，从住所的二楼上一把一把地撒下。
象6月里飘零的雪花，象一群振翅的白蝴蝶……
（985）
1964年8月8日，北平。西三旗体育场。
阴沉一周之久的天气突然放晴，阳光明媚，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下午6时，这座新近落成的巨型体育场内，隆重举行了第18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华夏合众国总统宋庆龄、总理周恩来，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等出席。
美国，为了本届奥运，专门发射了“辛科姆”卫星，向世界各地同步转播，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
“亚洲铁人”杨传广
自从1948年中国人实现“零的突破”，夺得首枚奥运金牌后，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就在国人中涌现。最终变成了国会决议，要求政府去申请举办权。
1960年，北平的选票超过对手布鲁塞尔、维也纳、底特律，赢得了第18届奥运会主办权。
这其实并不是亚洲城市第一次得到主办权。早在1936年，国际奥委会曾将第12届1940年奥运主办权交给东京。但日本却在1938年底宣称：为纪念“神武纪元”2600年，要在1940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想搞什么奥运会。结果，灰头土脸的国际奥委会从此将日本排除在申请名单之外。
本届奥运，华夏合众国代表队凭借东道主优势，大有斩获。
来自夷洲的“亚洲铁人”的杨传广，以32岁“高龄”，战胜了上届罗马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约翰逊，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运动的金牌。
有“东方魔女”之称的华夏女排，获得了球类项目第一块金牌。她们的教练却是一位“魔鬼教练”：来自日本的大松博文。
男排，则仍是苏联问鼎。
年已33岁、四次参加奥运的射击老将张桃芳，临场时旧伤复发，水准失常，屈居第二，拿下一块银牌。
北平奥运会上，前埃塞俄比亚王宫卫兵比基拉，创造了2小时15分10秒的马拉松纪录。因为赤脚跑完全程，获得了“赤脚大仙”的美称。
日本长跑名星丹谷幸吉在马拉松赛中失败后，居然选择了切腹自杀——以向国民表示道歉。幸好被及时抢救过来，才没有给奥运会带来悲剧色彩。※
这场小风波，引起记者团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大讨论。西方观点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不尊重和珍惜生命，对胜负过于脆弱。东方则不乏肯定评语，认为是责任和荣誉感的体现，所谓“知耻而后勇”。
各民族在探讨中加深了相互了解。
※史实：该人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剖腹自杀成功。
尽管由于敌对状态尚未彻底结束，观众喝彩声浪不算高，但苏联特有的体育机制，还是使她的代表团获得了金牌榜第二名的优秀成绩。
华夏合众国金牌总数的大幅增加，得益于“东道国可以增设两个新的比赛项目”的规则。在亚洲相对普及的乒乓球、羽毛球这两个奖项众多的“小球”项目，由此首次列入奥运。
金牌榜上，于是出现了庄则栋、丘钟惠、汤仙虎……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美国依然夺得第一。华夏则首次成为第三，超过了上届第三名德国队。这是1964年的夏天。
从本届起，美苏华德，四个国家牢牢地将奥运会前四名包揽。别国只好把金牌榜第五名作为追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