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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你订了婚怎么来信也不说一句？”表哥、表嫂、表姊同时问出来！

接着，姑妈嗔怪我：

“是呀，孩子，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叫我也跟着高兴呀！”

“本来想写信告诉您们大伙儿，因为有点害羞，所以没有写。”我说的倒是实在话。当时在重庆，我曾想到了应该早点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家里，还想到最好能把美庄描写一番；可是，不知道怎么上来一股羞涩劲，几次提笔都没有好意思写出来。

“又不是大姑娘，害的那一门子羞呀？”姑母笑容满面地讲，“那个郑小姐多大啦？长的甚么模样儿？哪一省人？相片带来没有？快给我看看！”

“妈，唐表姊太可怜啦，等了小弟五、六年，等出来了个甚么郑小姐——”表姊突然哭了一声，抚着头，啜泣着跑出房去。

“姊姊，姊姊，”我追了她几步，我知道是我伤害了她。她头也不回地直奔上楼梯。

“傻慧子呀！你替别人伤的那一门子的心呢？”姑母吆喝着，“姻缘都是前生定，谁也扭不过命！刚才妈不是说过吗，醒亚跟谁结婚，妈都赞成，妈都高兴！”

表姊在楼上喊：“小小年纪，无情无义！”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一阵电铃声，姑父回来了。

“醒亚到家没有？”姑父一进大门，就大声地喊。

我赶忙走出客厅来迎接。他老人家健步如飞地，冲到我的面前：

“来，好孩子，跟姑父握握手！”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严肃拘谨的姑父如此活泼，如此喜形于色。

“就去登瀛楼吃饭吧！已经六点多啦！我还特别邀了两位最要好的海关同事，给醒亚做陪客哩！”姑父招呼着大伙儿。接着，姑父发现了全家都在客厅里，单单缺少个表姊：

“慧亚呢？”

“上楼了，我去喊她。”姑母回答。

“我去喊姊姊。”我抢着要去。

“让我陪你一块去，”姑母拉住我，“刚才光顾说话，也忘了要你上楼去洗洗脸，看看你的新房间啦！”

我搀扶着姑母上楼梯，姑父、贺大哥、表哥、表嫂、一大串都也跟着上楼梯，他们纷纷地讲：

“醒亚到那儿，咱们都跟着！”

姑母快活地扭回头来对大家说：

“醒亚现在可是‘香饽饽’喽！”

我以为姑母把我以前住的那个小房间重新布置了一番：没想到却是把以前表姊住的那个较大的卧室分配给我了：

“慧子出嫁了，不常回娘家，所以从日本人投降那天起，我就把她这个房间腾出来，留给你用；你以前住的那个小房间换给慧子偶尔回家时住。”

“姊夫呢？这么大半天都忘了问。”我问姑母。

“忘了告诉你，你姊夫那个人可真不错，又忠厚又老成，”姑母说，“是我一手替慧子做主订的这门亲，他本来在天津官银号邮局做事，前些日子高升了，调到唐山总邮局去当共么组长。”

“我快去劝劝姊姊吧，”我说，“她也许还在哭哩！”

“谁像你那么从小就爱哭？我才没有那么多眼泪紧替你哭哩！”表姊的声音由盥洗室传出来，原来她已经破涕为笑地在化妆了。

姑母陪我推门进入表姊的房间——也就是我以前一直居住的那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摆设已经与五年前完全不同；可是，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哪个角落放过我的小书桌，哪个角落放过我的小钢丝床，哪面墙壁挂过月份牌、胡琴、和衣架，哪面墙壁挂过我双亲的遗像——这个小房间蕴藏着我的童年，也蕴藏着我的初恋。我逃避似地，急忙转身走出这个房间，我似乎不敢再多逗留一霎，我怕想起那梦般的月夜，我怕想起唐琪——

我连连在心中自言自语：

“那不是初恋，我和美庄在沙坪坝上的日子才是初恋，我爱的只是美庄，只是美庄——”

可是，我尽管这么想，唐琪的影子却仍旧不能立刻远离我的脑际。唐琪究竟在这些年做了些甚么？她究竟如何又为何苦苦等我？她究竟怎么营救贺大哥？她究竟由于甚么缘故获得表姊如此钦敬与同情？这一串问题我直想马上向表姊问个明白。然而，当着姑父母一大堆人，乱\\地，我实难开口。

在登瀛楼，大家吃得尽兴，谈得痛快。贺大哥喝得醉醺醺地，一定要我跟他合唱河南戏助兴。

“周文王来至在渭水河上，

叫一声姜太公细听端详，

我好比克舜禹汤人一个，

你好比诸葛孔明二位先生，

只要你保着我得了天和下，

那时候你作朝来我坐廷。”

一段“渭水访贤”唱完，全体捧腹大笑。

在喜气洋洋的宴席上，我被推让在首座，我的嘴除了不停地吃酒吃菜，还要解答每一位提出的有关这些年来后方抗战实况，与今后国内外形势一大堆问题。没有人再提唐琪。

饭后，大家散坐开喝茶。表哥自告奋勇地唱了一段马连良味道十足的“甘露寺”，又命令他那刚会说话的幼子唱了一段童谣，表示为我接风。

我正好和表姊坐在一个大沙发上。我鼓了鼓勇气，决心探问一下有关唐琪的事。

“姊，”一个姊字刚出口，室外突然一阵小骚动，紧跟着饭店茶房一声高吼：

“客人到！”

门帘启处，现出一个张牙舞爪急奔而来的人物。

一定神，原来是表嫂的长兄高大爷！

大家礼貌地起立相迎，还没等我站直，高大爷一把拉住我的手：

“唉呀，可久违了，老弟！老弟！自老弟南下，愚兄简直无日无时无刻不记挂老弟，平常和亲友见面更从无一次不对老弟南下献身伟大抗战备加赞扬！前些天听舍妹（指表嫂）说老弟可能最近凯旋还乡，我三天两头打电话到季公馆询问尊驾北上的准确日期，以便恭迎，又千嘱咐万嘱咐舍妹，一旦大驾莅津，务必立刻打电话通知我，第一顿接风宴，愚兄我是非请不可的！”说到这儿，他怒向表嫂一望，“你这个傻妹子！怎么今天竟不通知我呢？真该打！”

“醒亚一到家，大家乐得团团转，我一下子就把您嘱咐的话忘记啦，真对不起！”表嫂连忙向高大爷道歉。

“不要紧，季老伯，”高大爷向姑父一拱揖，“今天这顿酒席，由我小姻侄做东，谁要不答应，就是瞧不起我高某人——”

“别，别，”姑父说，“今天是我给醒亚洗尘，你随便再订一天，我们都来作陪！”

“那么就是明天，地点聚合成，保险菜比登瀛楼还好！”高大爷立刻接着说。

“讨厌，”表姊凑到我的耳根小声说，“这块料还是那副讨厌相！聚合成菜好，难道爸爸今天叫的菜不好吗？”

“那么老弟，今天晚上是否我有幸陪你逛一逛？听平剧，咱们上中国大戏院，李少春的‘战太平’；想跳舞，咱们去新开的哥伦比亚，是袁世凯的公馆楼厅改建的大舞场；想玩别的，还有的是花样，我得给你这位重庆飞来客做做忠实向导——”高大爷又一把将我拉住，滔滔地说个不停。

“醒亚今天又坐飞机又坐火车的，一定太累了，非早点睡觉不行，” 姑母着急地阻拦，恐怕我真会跟高大爷走，“高大哥要请他吃请他玩，统统在明天算了。”

这样，才算解除了高大爷的“热情攻势”。临行，高大爷还一面搂住我的肩膀，一面说：

“老弟，明天咱们先洗澡，后吃聚合成。天津最讲究的澡堂，是张庄大桥的元兴池，擦背、捏脚、刮脚、搥腿，都是一流好手；华清池、龙泉、天香池都不行，咱们明儿个元兴池——”

五十八

晚上在家里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预备就寝；可是，大伙儿又都陆续聚到我的新卧室来。我重新穿上衣服跟大家开始谈个不休。

除了姑父与贺大哥，全家都在这儿。贺大哥因要参加一项夜间还要举行的重要会议先行离去，姑父每天十时以前一定入寝，这是他数十年来固定不变的习惯。

姑母一面严嘱大家的谈话必须马上停止，以便叫我即刻睡下，否则她会担心我将累出病来；她老人家自己却又一面毫不放松地向我继续问东问西，并且不厌其详地向我叙述五年来发生在天津的大事小事，与她五年来日日夜夜悬念我的各种心情。难得她的记忆力那么好，她一连串说出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她做过如何如何与我相会的梦。她说：有时候梦到我很结实、很快活，醒来很安慰；有时候梦到我有病有灾甚或流血死亡，醒来不觉心惊肉跳一身冷汗；于是她马上向老天爷\告，并且她一直深信“梦境与事实是相反的”，所以渐渐地她又会平静下来，反以为是一种吉兆；当她做好梦的时候，她就说，她相信那梦不会相反——

表哥和表姊一再向姑母提出抗议：

“您不让我们跟小弟多说话，怕他累，您倒一个人紧跟小弟唠叨个没完没散。”

“好，好，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为止，”姑母宣布命令，“谁也不许再向醒亚问一句话了，明天一早吃早点时再开始谈——不过醒亚你还得告诉我一件事，我才能睡得着——你贺大哥在日本投降后才告诉我你在太行山上打日本很勇敢，不幸被八路军围攻受了伤，并且有一颗子弹一直没取出来，你贺大哥一劲儿地说不要紧。那怎么行？子弹要在肉里生了锈，肉会烂的吧？你快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我如何作战负伤，如何被贺大哥救起，如何在重庆开刀取出子弹，报告完毕，整好十二点了。

我的听众对于贺力大哥极表钦敬，因为他只讲过我曾负伤，从未提过就是他本人救了我。另外，我的听众对于八路军极表愤慨，连姑母都咬牙切齿地说：

“这种丧良心的队伍，不打日本打自己！听说现在他们还到处扒铁路，杀人放火——”

大家都走了。我连连打哈欠，显然，已经很瞌睡了；可是，在舒适的软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竟辗转反侧，迟迟不能入梦。

我又穿衣下床，开亮电灯，在卧室里踱来踱去｜

走到室外，在甬道上看见各个卧室的灯光都已熄灭，我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轻轻地敲了敲表姊的小房间的门。

表姊立刻出声答应，她一定是醒着。

“怎么回事？小弟，还没有睡呀！”说着，表姊燃亮电灯，开开门。

“我想问您一点事。”我走了进来。

表姊加披一袭丝绒长睡衣，问我：

“问唐琪的事？”

我点头。她说：

“我一直睡不着，正是心中老想着唐琪的事。我想，你也应该跟我一样，或者比我想得更厉害些。否则，你不是太没心没肝了吗？唉哟，恕我心直口快，我又忘了你已经跟郑小姐订婚了，糟糕糟糕，算我没有说！” 表姊稍一停顿，“不过，贺大哥的想法也对，不管唐琪多好多伟大，你既然订了婚，就别再——”

“我懂得。我只是要问一下唐琪的情况，并不是想跟她重再相爱。”

“可是，她一定仍在痴心地等待你哩！唉，我也矛盾起来了，满心希望你俩这次重逢可以永远幸福地在一起，不意你又在重庆订了婚，所以白天在楼下一听到你讲的话，气得我一时冲动就哭着跑上楼来，后来我又想到哭也没有用，既然已经如此，只有改变初衷，希望你和郑小姐白头偕老——”

“姊姊，您别起承转合地做文章了，”我说，“唐琪现在在天津吗？”

“不，听说在东北；胜利后，一直没有来信。贺大哥原本比谁都着急，他还准备亲自去一趟东北寻找唐琪哩！他说他一定得设法找到唐琪才对得住你。看来，贺大哥现在或者不会再去找她了。”

“唐琪这些年到底怎么样？”我追问。

“讲起来，真像一部动人的小说，或是一部精彩的影片——唉——” 表姊长叹一声，一口气说了下去，“那年，你跟贺家弟兄同行南下后，唐琪好像就不再伴舞了，也不再唱歌；一家画报说她态度消极，心情冷漠，恐将永远脱离歌台舞榭生涯；可是，不久，唐琪突然大变，不但重新活跃舞场，并且很快地窜红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起初她是因为你的远行而悲伤，而懊丧，后来由于她打听出由香港可以搭飞机去重庆，她便决定设法筹钱，因为这笔飞机票款为数甚巨。她又有甚么好办法弄钱呢？她唯一的办法是变成红舞女。你也许责备她从此开始堕落；然而，你应该知道，她如此做完全是为的能够去重庆，去重庆完全是为能够找到你——

“过了一段时期，她一切准备妥当了，临行前夕她还特别请我跟大嫂吃了一餐饭，她再三询问你在后方的住址。我告诉她你只从太行山麓的林县寄过一次信回家，以后全无消息。她简直不肯相信，误会我们不愿意你俩见面。她哭得很伤心，几次抓住我和大嫂的手，颤抖地说：‘我唐琪究竟犯了甚么滔天大罪啊？连唯一同情我的两位姊妹也对我歧视，对我隐瞒——’我们一再对她发誓，她才逐渐相信我们不是对她故意欺哄。最后，她坚决地说：‘无论如何，重庆我是去定啦，不管醒亚在不在重庆，我想我有办法找到他，他不是念书就是从军，我要到每一家大学里去找他，我要到每一支部队里去找他，我要在每一张报纸上登寻人广告找他——我已经储蓄够了一笔款项，足够负担由天津到香港，由香港到重庆，再由重庆转几个省分的费用。’我和大嫂真\地为她祝福，盼望她早日顺利地跟你晤面，又拜托她好好照拂你的生活——第二天，她果真搭太古轮去了香港。不想，天有不测风云，不早不晚，日本人偏偏在这时候继续偷袭珍珠港的手法，一举攻陷了香港——唐琪不但没有赶上最后一班离港去重庆的飞机，并且由于人生地疏，财物被当地流氓和日本兵一劫再劫，最后落得流浪街头餐宿无着，结果无奈就在香港暂作舞女——不久，她重返天津，她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刚巧这期间贺大哥已由上海回来，并且到家里来告诉了你已平安抵达重庆的好消息。唐琪为你有了确实下落，简直欢喜得快疯狂了，似乎把上次在香港遭遇的一切不幸也全都忘记了，当然这是因为一线新的希望重在她心里出现！她认为香港重庆间的航线虽然中断，贺大哥却一定会带她由内陆交通线同往重庆。她求我带她去见贺大哥，贺大哥感于她对你的感情如此坚贞，居然一口答应，并且说唐琪真是\气好——这回不必攀登太行山，而是由津浦铁路、陇海铁路转经皖北可进入河南，一路皆是大平原。贺大哥做事细心，他交待：不久同行，沿路若遇盘查，就说唐琪是贺伯母的干女儿，要唐琪先有这心理准备便于应对。唐琪去拜见了贺伯母，她由贺家回来，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告诉我和大嫂：‘我太、太、太感激贺先生，不知该如何答报，见了他母亲大人，再忍不住地跪下磕了头，直说我就是她的真的干女儿啦，又说我母亲早已过世，今后她老人家就是我母亲，我就是她女儿——那老人家真跟我有缘，看得出她非常喜欢我。’

“贺大哥叫唐琪一切守秘，安心收拾行囊等他就好，他要离开天津几天，一回来便可以起程。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十天后他才回来，再五天后被捕。贺蒙以前在天津时，我只去过一次贺家见过贺伯母，我们全家除我之外，无人与贺伯母相识，我们不敢去探候她，怕汉奸与鬼子们的鹰犬会守在她家门口。唐琪跟我们不同，她敢去安慰贺伯母，说她一定会设法救贺大哥。我们都懂，惟有贺大哥不死，她去重庆找你的盼望才不致破灭——

“真想不出唐琪有何本领救贺大哥？却听人说见到她和富商、汉奸、日本人混在一起，日后得知她居然找到大力相助的人，她又必须把大量的金钱弄到手上，再大量去行贿，不仅汉奸，日本人也照样贪财。唐琪经过冒险犯难千辛万苦，终于把贺大哥的死刑变为有期徒刑，再变为提前假释——这营救的两年间，唐琪被人指称汉奸，贺大哥出狱了，唐琪还是被人唾骂为汉奸。只有贺大哥、贺伯母知道唐琪是何等可敬而近于伟大的人。

“贺大哥获释，已近抗战末期，日军在太平洋海战连连溃败，大陆上的军事也连连失利，经济尤其濒临崩溃边缘，民间遭受不断压榨，困贫惨像一再出现，繁华的天津市也冷落不堪了，家家户户忙于领混合面充饥，又忙于防空，市面极不景气。天津已无唐琪淘金环境，她便跟随教她唱歌的白俄女老师远去东北哈尔滨——

“不久，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贺大哥这才到家里来跟我们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唐琪。我们太受感动，简直听得惊呆住了，连爸爸也直赞叹说唐琪是个乱世中的奇女子，妈也对唐琪的印象转了个大弯，你猜妈怎么说？妈说：‘早知如此，不该阻拦醒亚跟唐琪要好，真盼望醒亚快从重庆回来，唐琪从东北回来吧，我得做一回主婚人兼大媒哩！’可是，如今你回来了，唐琪却仍无消息。唉，没有消息也好，她如果也回到了天津，不更是一幕悲剧吗？”

我正听得入神，表姊戛然停止了她的叙述。

“唐琪怎么不跟那位尚先生去重庆呢？”我突然想到了那位代我划款的尚先生。

“尚先生根本不认识唐琪呀，” 表姊说，“尚先生在天津行动非常保密，除了爸爸经贺大哥介绍和他见过一面，我们任何人都不曾见过他。本来爸爸是托贺大哥给你划款的，因为贺大哥预定的行期比尚先生的行期要迟个把月，为使你提早收到那笔款，贺大哥才建议请尚先生先行划拨。亏得是按贺大哥的意思办的，否则款不交付尚先生，贺大哥一被捕，你就再不能收到那笔钱了。”

“姊，尚先生虽不认识唐琪，却知道唐琪当选舞后歌后的新闻，并且无意中告诉了我，给了我惨痛的打击——”

“对啦，我还曾偷偷找到唐琪，告诉她最近可能有一位贺大哥的朋友尚先生南去，如果她愿意搭伴同行，我可以试着要贺伯母出面商请尚先生同意；可是，唐琪马上拒绝了我这个建议。她说她绝不能在贺大哥刚刚被捕后，一走了之，因为贺大哥已经仁慈地答应了偕她同去重庆，她一定要设法救贺大哥出来，然后再一同去找你！”

我无力地垂下头，心如绞似割，不由地双手紧抚胸口，期能稍减痛楚——

“好，好，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表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天太晚了，你去睡吧，说不定妈半夜里要起来到你房间，怕你着凉，给你拉拉被角呀，加放个毛毡呀，她要发现你不在，可要吓一大跳哩！”

走出表姊的卧室，我重又回头向它投下无限留恋无限凄然的一瞥。天！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和唐琪山盟海誓永远相爱！天，背誓的是我！负情的是我！我一直坚信自己是最忠于爱情的人，我从未发现我是如此一个背誓负情的人。

倒在床上，心乱如麻，毫无睡意。

我突然懊悔不该回天津来。剎那间，天津彷佛对我全然失却了价值。

强忍地，我由激动中冷静下来。我再三再四地思虑，唐琪给予我的爱，为我吃的苦，我当然感激；可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始根由，却仍是五年前她先背弃了与我同行南下的诺言！如果那次她毅然决然地跟我南下，我和美庄之事根本不会发生！太行山的生活虽然艰险，然而也不一定送命无疑，贺大哥、贺蒙、我，还有许多战友不都是活得好好的吗？唐琪如果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一定也会活得好好的！她那次的背信，给了我太大太大的伤害！她为甚么要有那一次的背信？我仍然无法不痛恨她那次的背信！想到这儿，我似乎获得到宽恕与平安，也惟有往这儿想，惟有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我始能获得宽恕与平安。

天，已经朦胧亮了。彻夜未眠的我，周身疲乏已极：可是，随着晨曦的来临，头脑却越来越清醒——起码我自以为是清醒；我不能再以唐琪的事来苦恼自己，来束缚自己，我们确曾彼此真挚相爱，然而从今以后那爱是无法继续，也不该继续的了。要继续只好在心深处隐密地继续，但是最好也不必了，因为那只有空空招惹永久的辛酸——在爱情上，我必须全心忠于美庄，她是个单纯娇贵的女孩子，我不能对她变心，因为她不比唐琪，唐琪坚强，她脆弱，她若在爱情上遭受打击，那痛苦将比唐琪所感受到的更要大出千倍万倍——在事业上，我必须全心忠于新闻工作，报社委我以如此重任，我怎能不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奉献出全部心力！我再没有时间在缠绵悱恻的爱情漩涡里打滚，我必须勤奋辛劳觅求立足社会，实践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阳光开始照进窗子，我似获得解脱，跳下床来，准备给美庄写一封信，并且给报纸拍出第一张电报。

五十九

表姊给表姊丈打了个长途电话，他在我抵家翌日下午便赶来天津。他给我的印象很好，稳重、沉静，虽不擅于词令，然而朴实\恳。我深为表姊的幸福安定的婚姻庆幸；可是，我却也一再想到遥远的贺蒙——贺蒙必会对表姊仍念念不忘吧？如果表姊能嫁给贺蒙不是更好吗？起码那是我曾经希望的。我真想把这一番心里的话告诉表姊；话到舌尖终又吞咽下去。想一想，我不该无端地触惹表姊烦恼，我只应虔敬地祝福表姊伉俪。

表姊丈是特别赶来为我接风的。不过，这一天的晚宴已早一日被高大爷抢先邀定。高大爷一连几个电话约我到元兴池洗澡，我因在家中可以洗得很舒服，便谢辞了。为了礼貌起见，我提议在赴高大爷的晚宴前，先去看望一下高老太太。

“对，对，醒亚可真是有出息，做大事的人，想得多周到！”姑母双手拍掌，夸奖我，“你们都还没有想到哇！”

“高伯母是长辈，又是密斯脱风雨无阻的岳母老大人，当然应该先去拜看下，”我说，“高二嫂当初对我也很不错，高大奶奶虽然有点厉害，可是这么多年不见了，不良的印象也该冲淡了，何况我这次回来高大爷特别表示得客气亲热，还有他那几位小把戏恐怕也都长大啦——”

我们一行——表哥、表嫂、表姊、表姊丈，和我，浩浩荡荡来到高府。高老太太对我亲切异常，高大奶奶则把一切夸奖赞美的词句加在我的头上，使我一再感到无法承受，高二奶奶不多言不多语地静听着大家的谈笑，我却看得出仍是她对人\挚。孩子们上学未归，高老太太告诉我：

“小家伙们已经都是中学生啦，简直是一转眼的功夫哇！当初孩子们吵嘈着跟小张叔叔去滑冰，活像就在昨天似地。好，现在小张叔叔都功成名就啦，孩子们将来还得要请小张叔叔多提拔哩——”

冰！冰！冰！

顾不得跟高老太太客套，剎那间脑子里涌现的全是冰，冰，冰——；那洋溢着欢乐与热情的冰场，那跑在冰上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外国人、男、女、老、幼，那各种不同颜色的鲜艳服装，那各种不同样式的晶亮冰刀，那大喇叭里流泻出来的俏皮轻松的音乐，那欢呼与掌声中，唐琪表演着种种绝技，刀光冰影闪铄不停地围着她的身子旋转，直如一条斑鳞璀璨银辉四射的小飞龙——她拉着我倒滑，大眼睛闪闪地瞅着我，使我如置身于一叶轻舟随风飘行，她又挽着我的臂前进，身子那么近近地，疲乏地，娇慵地偎依着我，头垂靠在我的肩上——

命令自己不许再想，我拚命把脑子变为真空。

可是，高二奶奶好心地请我们到楼上她的房间小坐片刻时，又一次触痛了我的心的伤疤。

“张弟弟，”高二奶奶小声地问我，“我还忘了问你哩，唐表妹有消息没有？有情人该成眷属了吧？”

凄然地，我摇了摇头。彷佛听到表姊低声告诉了高二奶奶：“醒亚在重庆跟一位郑小姐订婚了！”又彷佛听到高二奶奶向我说了两声：“恭喜恭喜！”在那一霎间，我似乎由于一阵剧烈的心酸与轻微的昏厥，暂时失去了听觉与视觉，当前的一切声音与形象都不复存在；定一定神，朦朦胧胧地，似乎眼睛复明——我看到了唐琪病倒在高二奶奶的床上，看到她拉我过去亲自为我围好围巾，看到自己在大雪纷飞的街上，躲进洋车里，把那围巾放在嘴边吻了又吻——

高大爷回来了，真感谢他这时候回来，用他那哇啦哇啦的大嗓门把我由梦幻中唤醒。于是，大家一起打道聚合成。

高大爷“气魄”真不小，为我竟请了三桌酒席。季、高两府全体几乎已占了一席半，高大爷又邀了另外许多亲友作陪，不少人是我当年在高府见过的二大妈、三大姨、四大妗子、五大婶，男客人多半是高大爷的现任同僚，其中还有两位是新从重庆来的接收官员。高大爷在交际土，不能不算一把好手。

酒过三巡，高大爷霍然起立，发表演说：

“诸位至亲好友，今天我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洗尘，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并且也感到万分欣慰和骄傲！因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有今日的荣归故里，本人敢说不无微功；当初我早就断定抗日战争一定胜利，所以一再跟醒亚老弟讲：‘没问题，没问题，日本小鬼想跟咱们打，简直是等于鸡蛋碰铁球嘛！’”

一阵\堂大笑，大家纷纷举杯向高大爷致意，并且异口同声地对于他这个“鹤蛋碰铁球”的比喻，表示钦佩。高大爷得意地继续说下去：

“所以，平津失守以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劝说醒亚老弟到南方去参加抗战！果然，醒亚当真不顾一切艰难，跟随今天在座的地下抗日英雄贺力贺先生同往重庆，如今醒亚老弟官拜特派员，真是我们全体亲友的光荣，更是全天津市二百七十万市民的光荣！诸位都知道，‘特派员’ 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权势最吃得开的头衔，财政部在这儿有特派员，经济部在这儿有特派员，交通部在这儿有特派员，教育部在这儿有特派员，军事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资源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可是，其中最大的一位特派员却是我们这位张醒亚张特派员——因为他虽然不是各部会的特派员，可是他是报社的特派员，俗语说得好：‘新闻记者见官大三级！’做官的谁敢不买新闻记者的账？”

又是一阵\堂大笑，夹杂着掌声与赞扬高大爷口才出众的评语。

贺力大哥跟我偷偷使了个眼色，撇了下嘴，我知道他对高大爷的演讲已感到太大的厌恶。在座的人，没有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当年如何“鼓励劝说”我南下抗战的了。高大爷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确曾说过：“日本人打中国，等于鸡蛋碰铁球！”平津一沦陷，立即高叫：“抗战绝对没有前途，中国梦想打日本人才是鸡蛋碰铁球呀！”也正是这位仁兄。

高大爷结束演讲径行宣布：“现在请张特派员致词！”我站起，道谢敬酒，请求免除“讲话”。高大爷马上也站起来，大声说：

“机会难得，一定请特派员讲讲解，分分析当前天下大势！”

一阵掌声不停，我难再推拖，便简单地说了一下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我特别提出来：到处攻城略地的中国共产党，和强据东北坚不撤兵的苏俄，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内忧外患，今后大家的努力课题也就是如何消除此一新的内忧外患，并且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高大爷立刻振臂高呼：

“没问题，没问题，共产党不过一堆土包子，一群流寇！能成甚么大事？诸位放心，共产党想打国民政府吗？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哇！”

高大爷话说得多，酒也喝得多，席散时已经半醉了。客人纷纷道谢散去，他拉住我不放，非要带我去逛逛夜天津不可。他又不住地说：

“老弟，我告诉你啊，不，特派员，我报告你：现在接收大员们都在搞‘五子登科’，老弟如有兴趣，愚兄我绝对可以效劳办到！这五子登科呀，乃是占房子、抢车子、叫条子、买金子、玩戏子——人生也就是这么点享受，何况你们都苦了八年——”

我实在不敢继续领教，强挣脱开高大爷的拉扯，跟尚未散去的客人们摇手告辞。高大爷仍在摇摇晃晃地叫着：

“慢走，慢走，你这位老弟未免太老古板了，五子登科不来全，起码来个二子三子登科也好哇，包在愚兄身上——”

六十

第三天，表姊丈在义顺合请我吃西餐。第四天，表哥请我吃正阳春烤鸭子。第五天，贺大哥请我吃同和居涮羊肉。以后一连几天，都有姑父海关的同事、表姊丈邮局的同事、表哥银行的同事，以及左邻右舍与初中时代的校长老师们，分别请我吃饭。

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我忍受下这些谩骂，理智地答话：

“诸位的爱国心，我很钦敬；但是，我们如果真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放大，正如我们国家元首所说的，要以德报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解除中日两国百年来的世仇。如果，我们继续跟日本为敌，或者将来再掀起一场中日战争，那岂是我们国家之福——”

“不听，不听！”大家打断了我的话，接着有人说：

“日本人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我们打了胜仗，并没有去强奸一个日本娘儿们，只想打两巴掌也不应该吗？”

又有人哭叫着说：日本人杀了他的父母，或是杀了他的子女，谁要再阻止他们今天打日本人，他们就连谁一起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到我的眼前：

“对，谁再多管闲事，我姓庞的眼睛认人，拳头可不认人！”

后面的人有的喊他小庞，有的喊他庞老弟，有的喊他庞二哥，异口同声地给他“加油”，喝彩。

警察拦阻了他；否则，我或许已被他扭住。

我再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连外圈的围观者也大多对我起了反感；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 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恳合作，共同为人类\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一次民众集会的公开演讲中，我应邀讲述了我们抗战的艰苦与牺牲的惨重，最后少不得又讲述了从此中日两国应该真正亲善——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跟前：

“张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是那次——”

猛然间，我想起他来：

“你贵姓是庞，对吧？”

他点点头。

“又要向我提抗议，是吗？”我问。

“不，”他\恳地，并且一脸愧色，“我要特别请您原谅我那天的鲁莽，我要向您道歉——前几天，我在电台和报纸上听了读了您所讲的话，越想，您讲得越有理；今天在这儿方才知道您就是张先生——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您曾经是一位抗日军人，这也怪您那天在黎栈大街为甚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伙儿您的身分——”

我连忙劝慰他，告诉他我十分高兴今天在这儿重跟他相遇，真是缘分。

“我的胞兄是国军一名连长，抗战时阵亡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一直恨日本人；自从听了您的广播，看了您的文章，我已经慢慢明白了，日本老百姓也很可怜，他们并不喜欢到中国来打仗。昨天我的邻居——一家子日本人，老老小小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她们接到了正式通知：老太太的两个儿子统统在日本投降前战死了，全家目前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两个年轻的寡妇，四个孤儿——您刚才说得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应该和平相处——”

临行后来他留给我一个地址，他说他会开汽车，希望有机会给我服务。

后来，他果然做了我的司机。

六十一

在忙碌紧张的采访生活中，我无暇念及唐琪。能以不断的工作弥补心之创伤，原正是我所企求的。

可是，新的烦恼开始向我袭击：

我多么渴望和平，全国同胞也多么渴望和平；然而，在平津地区以外，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停地攻城略地，破坏交通，拉夫征粮，清算斗争——人民苦不堪言，每天都有难民逃到平津——

平津市区，物价开始上涨。人民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风开始抱怨，由于若干接收大员，对收复区的人民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作威作福，尽力搜刮，“五子登科”也确有其事，使得方庆重睹天日的老百姓们感到失望、痛心——

我刚回到天津时，市民们那种敬爱“重庆客”的表现，少女们争相嫁给军人的风气，都烟消云散了。一些官员的贪污无能与一部分军人的军纪废弛，造成了这种不幸的后果。再加上共产党从中离间煽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便日深一日。

北平的一些大学生由于政府官员昏庸与共产党的诱惑，开始走上歧途。一位政府大员到北平召集学生训话时，竟胡涂到开口你们伪学生，闭口你们伪学生！天下只有伪政权，何来伪百姓、伪学生？于是，共产党便在北平西山开设“招贤馆”，号召青年到他们怀抱中去，并且派人到城内各大学张贴标语，上面写着：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果然有些受了刺激，或满怀幻想的大学生、青年人相偕出城西去。

——

我如果每天都拍回重庆这些令人失望的新闻，我的读者该是如何伤感啊！可是，怎么办呢？一个新闻记者是不能伪造任何新闻的，我总不能把平津人民的创痛撰写成快乐！

感谢天，这种严重的情形，中央终于晓得了，并且派出督察团北来接受人民控告，严惩不肖官吏，同时把军纪欠佳的天津驻军他调，改以军纪严明的“老广部队”（注：该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天津人乃呼之“老广部队”。）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