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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东北，是表嫂告诉我的，并且她还特别转托表嫂祝福你和我的婚姻美满！不信你去问表嫂！”

“用不着她耍这套假仁假义哟！我也用不着问任何人。我只要问你，你为甚么对我这么不忠实？你为甚么爱了我又爱唐琪？”

我长吁了一口气：

“美庄，我并不是爱你以后才又爱唐琪的，这怎么算我对你不忠实？”

“那你承认是先爱的唐琪啦！” 她猛然跳到我面前，两只拳头拚命地往我胸上乱搥，“你好狠心哪，你好狠心哪！你第一个爱人并不是我，我不要别人爱过的男人，爱情是独占，我不要做第二，我不要做候补，我不要，我不要——”

一面搥我，美庄一面歇斯底里地放声哭起来。

我意识到她或许正是由于过分爱我，才这样激动。我想，我应该谅解她，并且劝慰她：

“美庄，你年纪还小，再过几年，你就知道同情这个悲惨社会里，像唐琪这样遭遇可怜的女人了——”

拍！一个耳光落在我的颊上，美庄简直变成了我从不相识的一个毫无理性的，凶悍的陌路人：

“我小！我小！我知道你嫌我小！你喜欢唐琪，唐琪比我大，比你也大！你们两个大的合伙来欺侮我这个小的好啦！她可怜，我不可怜？孟姜女万里寻夫，还找到了忠于她的丈夫的骨头，我老远由四川跑来，找你这个没心肝的行尸走肉干啥子哟？”

说着，说着，她嚎啕大哭。猛不防地，她竟开始把我房内的茶具、写字桌上的玻璃板、小花瓶、台灯，乱砸一气，又一面嘶喊着：

“去，去找你的唐琪去！我立刻回重庆！”

门一开，表嫂、表哥，和姑母都涌了起来。我想，她们必是已经早在外面听见了这一场闹剧。

表嫂和姑母用力地往外拉美庄，劝她先回房休息。

“美庄，你问姑妈、大哥、大嫂好啦，我自重庆回来可跟唐琪有过一点关系？”

“我偏不问，我偏不问！你们是一家子，我爸爸妈妈哥哥嫂子都不在，你们尽管联合一气对付我好啦！我不在乎！我马上买飞机票回重庆！我恨透天津啦！我死也不再到天津来！”

“好，好，你最好立刻走！”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高声地吼叫着，“天津没有人挽留你！天津没有郑中将的公馆，请你回到重庆再作威作福地发你大小姐脾气！”

美庄当天没有走，因为没有班机由天津起飞。第二天一早，她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果真走了。姑母和表嫂一再苦苦劝说，也留她不住。我不肯向她道歉，因为我并没有错。我纵使向她道歉，她也不会留下来；只有让她任性地回到重庆，把事理想通以后，她方会息怒，那时候她或会又自动地重来天津和我破镜重圆。

她临走跟表嫂说预备由北平搭空中霸王号去上海，玩够了再回重庆。她上汽车前又给了女佣和庞司机巨额的赏金，使这两个老实人一时为之目瞪口呆。

我送她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肯跟我说一句话。

在姑母全家一连两日的力促后，我赶赴北平劝阻美庄，当我到达中国航空公司查询订票客人名单时，我获到答案：

“郑美庄小姐已搭今晨八时半飞机飞往上海！”

六十九

美庄已经走了半年。

一开始，我不知道她在上海的通讯处，我曾写信给维他命Ｇ托他留心美庄在上海的行踪；他没能找到。一个月后，我直接给美庄写信寄往重庆。石沉大海，渺无回音。我又连接发出两封航空双挂号，清楚盖着“郑公馆传达室收发章”的邮局回单都寄还回来了，显然，美庄已经如数地收到了我的信；只是，她仍旧不肯给我只字答复。

我颇为懊悔，不该任美庄负气而去，尽管我实在没有甚么过错。可是，每当我想到，她过去对我的温存和爱，想到她只身离家来天津我和相会的真情，尤其再想到“有爱情才有嫉妒”的道理，一切过错，我都愿意毫无怨尤地承当下来。

尽管我把过错完全摆放在自己头上，却照旧不能获得美庄的谅解。半年过去了，她仍不曾给我一次回音。

我由痛苦、绝望，渐渐变为淡然、冷漠。我似乎对爱情开始畏惧，甚而厌恶——因为它带给我太多的烦恼与创痛。美庄的爱情如此，唐琪的爱情也不例外。幸而，我对于自己所献身的工作有强烈的志趣。如果，我仅失去了爱情，并未同时把建树事业的理想与抱负失去，我想，我还能坚强地在人间支撑下去。

报社业务蒸蒸日上。当我被姑母全家、贺大哥、报社同仁，以及其它好友的鼓舞，也是出于自己的心愿，决心参加天津市第一届参议员竞选时，我开始觉得这正是我人生新纪元的起端。多年来我醉心民主政治，如果能够走进议会，为乡梓服务，为市民讲话，将是多么严肃，多么有意义，多么荣誉的一件事。在积极拓展报社业务，也同时积极筹划竞选的过程中，我把美庄和唐琪都暂忘一边。有人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全部，却是男人一生的一部分；我即便想把爱情变成自己一生的全部，也不可能了。在爱情上一再遭遇的挫折又算得了甚么？我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市民的选票，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败哩！

在美庄逗留天津的两个多月内，军调部尚未寿终正寝。年迈的马帅，不辞辛劳地一连八上庐山，和蒋主席磋商无法停止但又期望发生奇迹能以停止的军事冲突。在马帅每次获有信心，欣慰下山时，共军必定以破坏协议、扩大战乱，做为献给这位和平老人的赠礼：马帅第一次下山，共军在津浦路南段发动激烈攻势；马帅第二次下山，共军加紧围攻大同；马帅第三次下山，共军猛扑娘子关；马帅第四次下山，共军在陇海路展开总攻击；马帅第五次下山，大同危在旦夕；马帅第六次下山，共军在同蒲在线连掠数城；马帅第七次下山，共军为攻大同拿出不顾人道的最后法宝——施放毒气；马帅第八次下山，共军逼近了河北省会保定——马帅从此不再上山了，八上八下的辛劳，换来九月卅日中共正式通知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和谈宣告破裂。

这段期间，中共还曾制造了一件惊动中外的“安平事件”——共军在平津公路的安平镇上，突击正为军调部输送给养兼为联合国救济总署输送供应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结果美官兵四名死亡，十二名负伤。如此严重的事态，在共产党歪曲事实，诬说美军先行开火的答复下，马歇尔老人，和另一位被派来协助他调处工作的另一位和平老人——司徒雷登大使，双双忍受了这难以忍受的野蛮的挑衅。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消息，也正是促成我不能置若罔闻地专陪美庄优哉游哉尽兴玩乐的一大原因。

美庄离津以后，每天报纸上的战乱消息依然有增无减——马帅和司徒雷登大使在极端失望之余仍作了一次最后的奋斗——逼请蒋主席颁发了第三道停火命令。同时政府宣布：原本订于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举行，现在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希望中共尽速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

为了等待中共的名单，又把国大揭幕式的举行移后了三天；结果，中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诺言，仍旧坚决拒绝参加。

在无党派人士，和青年党、民社党、国民党四方面的代表集议下，花费了他们宝贵的心血与智慧，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我熟读这部宪法，感觉它虽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它所代表的民主精神却是十全十足的。在这期问，最低领袖曾把他的刊物寄给我，在那刊物和他的附信上，他一再指出这部宪法由于国民党过于迁就其它各党各派的意见，结果弄得不再是五权宪法的模样，他认为如果依据这部宪法建设真正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是难免阻碍的。我则回信告诉他：有宪法，绝对比没有宪法好，何况这部宪法的基本国策一章，完全符合三民主义的精神；同时中外人士对这部宪法也纷加赞扬，就连对政府多少存有成见的马歇尔先生也一再声称他极为欣慰中国这部民主宪法的产生，因为它完全符合“政协”所规定的原则。我又告诉最低领袖：以后行宪时期的国民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如果试行的结果，确实发现了这部宪法的漏洞与不妥，仍然可以进行修宪。但在修宪以前，我们每一人民都必须维护这部宪法。我更告诉他：这次制宪，国民党给了人民良好印象，因为由政府直接遴选的七百名代表中，国民党只占二百二十席，无党派七十席，青年党一百席而共产党却占有一百九十席，跟着共产党跑的民主同盟又占了一百二十席，并且开会期间政府一再声明绝对保留共产党和民盟的三百一十名席位，静候他们参加，开会以后，国民党又处处采纳接受其它党派的意见，才制定了这部宪法，这种风度，连我这无党无派的人，也觉得执政多年的国民党能有这种气概与胸襟，中华民国的自由民土应可乐观！

制宪国大闭幕以后，共军头子朱德到了莫斯科，延安修筑了大飞机场，苏俄将大连交给了中共，中共把佳木斯辟成了军事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毫不保留情面地狂叫：

“马歇尔是一条美国老狗！”

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共军处于劣势时就要求谈，共军处于优势时就发动打——的调处中，讨尽便宜养足精力的共军，从此再不需要马歇尔将军解围、护航、搭救了。

从此更再听不到“共产党拥护你，红色队伍向你致崇高敬礼——”的“马歇尔歌”了——这位显赫一时的五星上将，在卅六年一月八日由南京搭机飞返华盛顿。我没有亲眼看到马帅登机赋归时的镜头，新闻报导说：“马帅行前黯然神伤，承认一百二十天的调处全归失败——”，我不禁回忆到，他喜悦地，充满信心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和延安的一幕一幕。我想象得出这位老人离华时刻的心情该是如何沉重和凄凉。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连连中了共军缓兵计的马歇尔将军，我几乎不忍心指责他是“共产党的救星，国民政府的克星”；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尽管这种事实的造成并非出于他的原意。

二月六日，美国宣布军调部正式结束。

军调部从此不再存在于北平；可是军调部为中共打开了大门，使各地区的大量共产党员和特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均为中共特工），打着担任调处工作的招牌，日夜不息地流涌进北平，再散溢到各个重要的城市和县分，马歇尔走了，这些中共份子可不再走了，他们在北平，在华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渗透、蔓延、潜伏、侵蚀，或是蛊惑中共尾巴们假冒自由民主人士之名，公开明目张胆地诬蔑、诽谤、打击政府，表面上这些地方是政府所管辖，实际上，中共份子已逐渐解除了这些地方的精神武装——在军、政、工、商、经济、金融各机构中。都混进了共谍，更严重的，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因政府一味迷信武力、忽视文化工作，都成了共谍的温床，尤其“华北学联”在共谍一手扶养中，长大起来。变成了日后北平、华北、甚至全国的一个最大的毒瘤。

在东北，国军大量地慷慨地流血，依旧无法自苏俄手中收回大连和中长铁路，政府一再派员交涉，苏俄都装聋作哑，继续干着加紧充实装备共军的勾当。

这就是三十六年暮春初夏时候，国内外的形势。

在这个险恶的形势下，我全心致力于报社业务的开展，与参议员竞选的准备。

七十

为了开展报社业务，我必须加强充实报纸本身的内容。我们的报原就有一特色：坚决反共，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军事调处期间，为了表示衷心渴望和平实现，我们尽量抑制感情，无论在社论、新闻，以至副刊，都在在避免使读者嗅到火药气息，对共军在各地的破坏协议，大举进攻，也万分忍耐地不以大标题或巨大篇幅的报导来刺激读者，惟恐有损于调处，唯恐不利于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全国军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筋疲力竭，苟有一线希望，谁不愿意获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机会？政府为了恢复国力更是委曲求全，不惜妥协退让，\心\意\求消弭内乱。可惜，这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暴行。自此，我们的报纸不得不恢复到军事调处以前依据事实严厉批判中共的态度，由于唤起人民认识中共真实面孔的迫切需要，我们反共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决。一般读者对于我们报纸的态度甚为认同；可是，我们却另外遭遇到一个困难——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坚决反共，似乎可以不必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我们用了许多篇幅反复详尽地申诉：军事力量能扑灭共产党于一时，唯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始能使共产党绝迹。

渐渐地，我们的言论获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嘴边上挂着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骗人的，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最反自由反民主怕自由怕民主的；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绝不能由于共产党窃取了自由民主做幌子，就厌恶自由民主，因为真正自由民主正是致共产党死命的利器；大家更明白了当全国每一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民主，都能有权参政，有权立法，有权管理政府时，反共就不再仅是政府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位人民由内心坚决要做的事，那反共的力量该是多么空前的有力，空前的巨大！

此一思想，也正是促进我鼓起勇气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最大动力。

我深知我无群众。年龄、资历、声望、经验、财富、组织力量，我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愿意\\实实地竞选，胜利是我要追求的，光明磊落的失败我也乐于接受。

贺大哥、姑父全家、报社同仁、初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都做了我的助选团。表姊伉俪也特别回来一次，代我向邮政有关的人士拉票。姑父在海关的同事中，也找妥了相当数目的基本票。不过计算下来，和人家坐在屋里不动，即可稳操胜算的候选人一比，我的票数仍差得太多。

我所谓的那些稳操胜算的人士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是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的领袖，有的是纱厂、面粉厂的老板，或者是学校校长或教授，或者是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有的是帮会首脑，有的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党委，有的是富豪巨绅，有的是保甲长的莫逆至交——

这些人都有基本群众，或特殊办法。例如纱厂的老板，根本不出厂门，全部工人和眷属的选票，便足够选出一个半参议员来。学生和家长的选票投在校长或教授身上，帮会中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兄弟或师父身上，各党党员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党委身上，人民团体的选票投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是必然可以当选的保证。地方上的散票，最有操纵力量的是保甲长，如果能和保甲长发生密切深厚关系，一些不懂选举真实意义，只懂听从保甲长命令的愚夫愚妇们，将会一骨脑儿把选票投在保甲长指定的候选人身上。（也有几位负有众望而廉洁公正的保甲长，如果他们本身参加参议员竞选很可能当选：可是他们放弃登记做候选人，也不干预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财富也是当选的一种力量，正当利用金钱者可以搞出许多花样，先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夺人的局面，不正当利用金钱者便暗中散发米面布疋等实物，甚或干脆散发钞票，诱使无知人民盲目投票。

上面这些“优越”条件，我一种也不具备。因而若干友人也曾好意地劝我不必参加这一次竞选，理由是：无财无势的老百姓实在难以当选，何况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在学步阶段，笑话流弊必定层出不穷，当选不光荣，落选更难看，总而言之，染这一水，毫无意义。

我的想法不尽相同。我把实行民主政治譬喻为游泳，我们如果想变成一个会游泳的人，只站在岸上伸伸胳臂弯弯腿，而不下水，或是弄个小洗脸盆湿湿脖子泡泡头，是永远不能学会的；我们必须亲自跳进游泳池或溪流里实地练习，也许会有人负伤，甚或淹死，但如果接受正当指导，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正正当当地学习，一定能够慢慢地熟练起来，既不会出毛病，更不会惨遭灭顶。因此要想实行民主政治，必须人人下水。竞选的人越多越好，投票的人越多越好。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负起倡导风气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都不屑于参加竞选，参加投票，那么企图非法竞选与非法投票的莠民们岂不更多了一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

又有一些友人向我发表高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得好，不外两途：一是真独裁，一是真民主。他们又举例证明：希特勒独裁时德国很强盛，斯大林独裁得更彻底，所以虎视眈眈大有吞噬半个地球的可能，英国民主，美国民主，民主的结果国家也很富强：中国不独裁，也不民主，因而老抬不起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抬头，非真独裁或真民主不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文盲尚多，知识不普及，思想落后，人民无能力亦无资格谈民主，所以还是走真独裁的路才有希望。

我对此说，立加反驳。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只对了一半——我们只有，唯有，仅有一条路可走，那条路就是真民主。真独裁与一点点独裁都是要不得的。我又告诉他们：希特拉独裁带给了德意志最后惨败的结局；斯大林独裁，外表看来苏俄相当壮大，可是铁幕以内，血腥一片，广大人民仍然遭受着奴役被迫害被压榨的痛苦。最后我告诉他们：世人称羡的民主国家美国在立国不久的当初，各种选举也曾是一塌糊涂，就连林肯竞选总统时，仍遭遇到流氓包庇选举，恶势力破坏选举，混乱情况较诸目前我国有过之无不及；可是，渐渐地，由于美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认真改进，终于披荆斩棘，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的决心，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了。可是，我得策划我独特的战略。想来想去，我只有以最正当的方式进行；别人如果不用这种正常方式进行，于是我乃显得独特。

第一、我在自己的报纸上与朋友办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说明竞选的动机，与当选后的抱负。第二、我到公共场所利用休息时间发表竞选演说。第三、我挨门挨户拜访知识分子，请求他们勿抱“投票有辱清高”的观念，而要踊跃倡导选举，无论选谁都好，千万别放弃这神圣的权利。第四、我挨门挨户地拜访劳苦大众与知识水平不高的老百姓，我不惮其烦地解说民主政治的真谛与选举参议员的意义，使他们都懂得了这是他们自己开始做主人，官吏开始做公仆的一个重要关口，因此他们必须本诸良心、智慧，审慎仔细地挑选忠实于他们的代言人，万不可以相信谎话，接受馈赠，随便投票，那不但害了别人，也正害了自己。

这些方式，在最初，确实显得笨拙、缓慢，而费力。可是，日积月累下来，我发觉被我以真\说服的市民，已经逐渐增多，尤其越是贫困的人，越向我坚强表示：他们的选票，绝不会被别人用金钱或是棒子面、阴丹士林布、胶皮鞋等等收买去。有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中年妇人们更坦白地告诉我：

“保甲长来过了，一定要我们投 ×××的票，说是谁不投×××，谁将来就再不能领平价米平价布了。这简直是骗三岁娃娃的鬼话嘛！我们都告诉保甲长了，这跟平价布平价米根本不是一码事，这是选参议员，替咱们老百姓讲话，我们已经决定了，选张醒亚！”

又有些老实人跑了来，跟我说：某某流氓头再三警告威胁他们不能投任何人的票，要选就只能选那个流氓头的盟兄弟；否则“黑旗队”（出没天津一带的流氓组织）将要给他们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劝慰他们不必害怕，因为这是无记名投票，任何人也不能知道谁究竟选举了谁。他们安心归去，临行纷纷地讲：

“越吓唬咱，越欺侮咱，越不选他个山药豆子；咱爷们选定了张醒亚！”

投票那天，果然各种花样一齐出\：有的用数十辆小汽车不停地接送选民，有的干脆用大卡车连连载\群众，如果有人指出这种行为违法，车上助选人员则答说这是选民们自动集资合雇的汽车，谁也不能干涉。又有保甲长率领着一条长龙，行列中的每人手中都持有一张写好名字的纸条，进入投票所后便向管理员手中一塞：“选的就是他！”如果有人指出这种举动违法，他们就辩说：这些纸条并不是竞选人散发的：而是他们的哥们弟兄或是二大爷三大舅替他们写的，因为他们不识字记不住。更有人投票之后，大呼上当，因为他或她们并没有领到平价米、平价布。更有人偷偷地在投票所附近的街头巷尾，用现款拉选民，被其它助选团或警察发觉时，立刻便发生一场争吵、纠纷——

当天晚上，漏夜开票。候选人和市民都可以前往参观。一个个票匮当众打开，一张张选票由监票人清点，记票人统计。我跟贺大哥、表哥，几位报社同事，安静地，其实是焦急地在台下坐等。几位参观的老先生们纷纷议论：

“倒是进步啦，民国初年选省议员、国会议员时，从票匮里取出来的票，都是百十张一捆、百十张一折，连捆票的绳子都没有解开，就装进去啦！现在这倒是一张一张零星投进去的！”

听的人都不禁捧腹大笑。

突然有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直奔台上要砸票匮，一面高叫这次选举必须无效！大家一阵虚惊骚动，结果警察纷纷赶至，带走暴徒，继续开票。后来得知这是自知当选无望的某位大亨，命令他的保镖们扮演的恶作剧。

破晓时分，选举结果揭晓了。

感谢天，我当选了！虽然我获得的票数跟别人比起来，显得很少。

我被拥上汽车，第一个向我道喜的是在车上睡了一夜的庞司机。

回到家中，立刻倒下大睡。朦胧中听见姑母不住地念叨着：

“多谢老天爷保佑，醒亚考上啦，考上啦！”

又听见姑父直在一边改正：

“不是‘考’上啦，是‘选’上啦！醒亚这不是考学校，是选参议员。懂了没有？”

七十一

三十六年九月，天津市第一届市参议会正式揭幕。

在参议员当选名单公布之后，当选人即行着手组成了一个联谊会，为的大家提早互相认识，并交换将来选举正副议长的意见；几乎和这个联谊会同时成立了另一个有趣的团体，那是“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候选人既然已经落选，还组织联谊会干甚么呢？这些花样倒是民主时代，人民获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一种现象。这些人士竞选期间都很自信有获胜把握，一日落选，失望之余，便对选举事务所，或某几位当选者发生怀疑，再加上一两家报纸以“名士多落孙山”为题报导市参议员当选新闻，也给落选者一大鼓励，认定舆论界在支持他们这一批原本应该当选的名士。于是，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传单，登广告，控告兼任选举事务所所长的市长有失职嫌疑，控告某几位当选人有违法嫌疑，最后要求宣告这次选举无效，另定日期再行投票。

这些落选人确有不少知名之士，他们落选的原因，乃是：他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很受推祟，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却仍然显得陌生，而知识分子的投票率仍不够高，所以他们吃了亏；有几位确是年高德劭的耆宿，可是他们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威望，认为不必打甚么招呼，选票也会自动地跑到他们头上来，结果不是那回事；还有几位曾在军政界显赫一时的寓公，当初似也颇为自信，可是由于他们的籍贯多非本市，或是由于老百姓不喜欢选做过大官儿的做代言人，因而他们均告失败；再有就是少数的商业巨子，据说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基本票，在争取市面上的散票时，误信了一二位保甲长和自吹“吃得开”的人物的献策，“投资”购“票”，结果所得票数大打折扣，当然无法和背信的“选票经纪人”打官司，也只好到“落选参议员联谊会”中，发发牢骚出出气。

有几家报纸对“名士多落孙山” 的报导，发表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名士，也没有谁当了名士能保证永远当下去，如果名士脱离了群众，不能当选民意代表是很公平的事。更有一位澡堂业当选人，被“落选参议员”讥笑“捏脚搥腿擦背的家伙居然也当民意代表”之后，向几家报纸投书，声述他所从事的乃是政府核准的正当行业，何贱之有？既便是贱，有“贱民”拥护当选，比只有自己一人拥护自己的“贵人” 落选，仍属光荣！此一投书倒也能引起当时不少读者的同情。

我因为自己当选了，对于这些言论，关照我们的报纸不必多登，免被人说“当选人帮当选人打架”；可是我请我们的两位主笔相继写了两篇专论发表，强调一切应该诉诸法律，民主与法治是一体两面，如果司法机关依法判定何人当选无效，市民可以依法补行投票。

果真有人告进法院。选举官司打了一个多月，被告都被宣判无罪，原告缴纳了诉讼费后，“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就此风流云散。

当选的参议员们，首次踏进市议会大厦时，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兴奋而严肃的。尽管这些人并非全是一时菁英，市民表率；但是他们想认真负责地担当起市民嘱托交付的使命与任务，是毫无疑问的，倘若他们还希望在两年后的选举中能够连选连任，他们则必须缔造一些成绩向选民交卷。

静听市政各项报告以后，展开热烈质询，接下来是广泛检讨市政，最后是针对事实，拟定多种提案和计划，经过分组研究，审查成立，再于大会上反复辩论正式通过。那些提案包括了改善公营事业、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物价评议、卫生建设、地方法规、财政经济、自治保安、工商辅导、农工福利——另外，我们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监察院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选举的条文，选举出两位监察委员。

会期结束后，大家情绪很高，有人提议为了庆祝天津市第一届参议会的诞生，由全体参议员粉墨登场义演一台戏，全部票款充做冬令救济金，捐赠给贫寒市民和四乡不堪共军压迫逃来津市的难胞。此一提议，立刻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赞同。有人说：“‘牺牲色相’一次，倒还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怕当众出丑，太不好意思。”结果议决：平剧、话剧以外，口技、国术、相声、双簧、评书、大鼓、魔术——都可以表演，也可以接受临时训练，学学在平剧里跑龙套，打旗，或是搬桌椅、打门帘、提小水壶饮场——大家看在救助贫民难胞的意义上，都认头上台。

我少不了被派个角色。在一出“二进宫”中，我被派饰演杨波。那原是一出“高难度”戏，幸好有一位参议员早是铜锤名票，演千岁爷徐延昭，自能胜任；我则临阵磨枪，“恶补”一番，斗胆上场，居然博得一些掌声；那位男扮女装饰演皇太后的参议员得到更多的喝彩。

第一会期的参议会，在轻松愉快的尾声中闭幕。在这一时期——三十六年秋天，国军捷报频传，在山东一连串收复了莱阳、黄县、蓬莱、福山、烟台、威海卫，在辽北收复了昌图，在河南收复了商城、汝南、新蔡——

当年冬天，全国举行普选。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相继产生。天津市国大和立委的选举，情况极为热烈，市民由于有了一回参议员选举的经验，在这一次更为重要的选举中显示出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逐渐认识了选举的意义，因而在投票率与投票秩序上都有良好的表现。

同年冬天里，皖西的国军克复立煌、太湖，海南、榆林外围国军大捷，陇海路砀山、商邱间国军会师，津浦路济南、浦口间开始通车——尤其使天津市民兴奋的，是剿共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传来，大家一致认为有了傅老总，平津地区将固若金汤，整个华北也即可变为不再见到共军踪影的自由乐土。

可惜，三十六年消逝得太快了。苦难的三十七年开始降临人间——

七十二

三十七年春天，市参议会再度集会，大家的情绪照去年相比，显然低落甚多。因为，国军有逐渐走下坡的趋向，更重要的，乃是物价波动，政府苦无妥善对策，共党无孔不入无计不施地煽动、宣传，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政绩确实也使人民伤胃寒心。

三十七年夏天，北平市参议会被东北流亡学生砸毁，那就是闻名国内，由共谍一手包办的“七五事件”。上万的流亡学生——实际上混进去的共谍与逃避兵役的壮丁为数极伙——每天在北平拦路募捐，或占住商店，强求救济，因而冲突时起，秩序大乱。平市当局已经设法代他们解决了衣、食、住，甚至零用钱等问题，真正想读书的善良青年们原本相当满意，决心静待分发学校就读；然而，共谍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空前良机的，于是从旁加紧地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使许多纯洁的青年也跟着盲目浮动起来。政府一向不擅做宣传工作，共产党却是靠宣传起家，因此政府供应了大量的大米、白面、制服，却抵不过共谍利用的左倾文人们写出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活报剧。终于，七五案爆发了。

导火线是由于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项妥善安置管理流亡学生的提案。提案中要求尽速由政府办理甄审工作，把确有学籍及程度良好的青年分发学校就读。其学籍有问题或程度不当者由华北剿总设立训练班，施以训练后留部队服务。这原不失为一项解决迫切问题的提案；然而却被共谍份子断章取义地宣传成“政府将强迫全体东北流亡学生做炮灰打内战”。部分流亡学生理性全失地捣毁了参议会，又包围了东交民巷参议会议长住宅，驻防平郊的青年军二○八师奉命协助军警赶来维持治安时，隐躲在流亡学生群中的共谍竟先行开枪杀死一名青年军军官和一名警察，青年军被迫还击，七、八名学生负伤后始一\而散。

天津市参议会接到详细报导后，我首先提出临时动议：“拍电慰问我们的同行——北平市参议会。”恐怕在参议会同仁中，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共产党制造学潮的阴\诡计了——我不由地想起了沙坪坝，想起了导演学潮的“笑面外交”——可是，我的动议，竟有人表示反对。一听理由方才知道反对者认为东北流亡学生到天津来的为数也不少，别给天津市参议会也招来挨砸的麻烦。结果，由于多数人明白议会的尊严是暴民砸不光的，在真理之前，我们须有不怕挨“砸” 的勇气支持正义的言行；因此我的提案通过了。

在当时的天津，由东北涌来的伤兵，可说与北平的流亡学生相“媲美”。他们一来时，市民曾热烈接待，然而不久，像变魔术似地，他们简直变成了另一批人，他们不守纪律，白吃白喝白嫖白看戏，进而包庇赌台歌场，到处滋扰殴斗（后来由于事实证明，这里面也混进了大批共谍，而一部分被俘国军经过共特洗脑以后，被故意放回关内从事增加政府累赘，破坏国军声誉工作者，也大有人在）。于是，有几位参议员提出切实安顿荣军管理荣军的提案。胆小的同仁又立加阻止：

“流亡学生不来砸咱们，叫荣军来砸，更厉害！”

结果，这项议案经过辩论，也获通过。

从此，参议会中轻松愉快的气氛越来越稀薄了。时局的日益恶化，使我们的心情日益忧郁、紧张而沉重。

这情势，到了三十七年秋天，市参议会集会时，更形严重。

整个局面的恶化，是自东北开始。东北国军在三十五年夏天连创辉煌战果，若非马歇尔一再受共党欺骗愚弄，强阻国军前进，使国军坐失扑灭东北共军主力的良机，当然就不会产生日后国军转胜为败的悲惨局面；然而我们在马歇尔返美以后，原占优势的东北国军，竟节节败下阵来，这罪咎是再不能全往马歇尔老人身上推了。不断的调处，使部分国军丧失了坚强的斗志，局部的胜利使另一部分国军增加了轻敌的骄傲，军纪日益废弛，最大的致命伤，却是一些高阶层军官们生活腐化，吃空额喝兵血的贪污风气日益扩张，自从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形简直无法收拾——于是，沈阳被围，辽阳陷落，鞍山易手——

这段日子里，唯一给人安慰的，是国民大会空前隆重地在南京开幕。可是，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一任民选的国家元首和民选的政府产生之际，唯恐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共产党，是再也遏止不住发狂般愤怒了。共军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发动军事攻击，受中共津贴利用的报章杂志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谩骂，对国民大会作恶毒的讥谤。

东北籍的国民大会代表们，唯恐政府把被牵掣在东北的国军主动后撒，因为他们已听到了政府施政报告时，说出当前国家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都正消耗在空投补给被困在长春与保卫东北其它地区的事实。东北代表的大声疾呼东北必须确保，政府的承诺东北一定坚守，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于整个战略不是上策，因为我们果能机动地撤出若干已失去战略价值的点线，另在有利地带建立坚强阵地，东北和华北或许均不致相继被零星吞掉。

东北军事在继续不利中。卫立煌麾下的几员大将经常神秘地飞来天津，终于，他们的行径被发觉了——原来他们把中央颁发的军饷，自南京\抵东北后，根本不给士兵，竟原箱不动地\到天津购买物资，这样一来，受害的不仅是关外的那些浴血抗敌拿不到分文的可怜士兵，而无辜的天津市民也跟着大遭其殃——因为这一批一批的巨量军饷，投在天津市场，使物价暴涨不已——

当一些参议员获得到这个确实的消息后，真是悲愤交集；可是，大家都很顾忌揭开这个丑恶的内幕——由于卫立煌正以一副“忠贞面孔”在东北剿共，打击他会给人一种破坏反共军事，损伤政府威信的错觉。我不这么想。我无法不痛恨那反共阵营中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实在是正干着削弱自己、帮助敌人的可怕勾当。我们倘若不先把自己内部健壮起来，妄想打倒敌人，真是千难万难了。不幸，在南方也有着跟卫立煌具有“同好” 的将领，将巨金投诸上海市场——津沪两地的奸商们似乎逮到理了：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百姓点灯吗？于是他们也争相抢购物资、囤集居奇、\抬价钱——津沪物价一跳，全国物价便跟着一齐跳——我再也忍不住地在议会中提出来：“请政府严查东北剿总官兵薪饷被非法移来天津，充做投机生意的资本，刺激物价上涨的真相，并迅速饬令再勿发生类似情事”的提案。

这个提案使好心的同仁替我捏一把汗，使胆小的同仁连忙发言劝阻。经过激辩之后，原案终获通过。

物价的飞跃上升，促使政府在这个秋天变更币制，以一元金元券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并且严格禁止私人买卖金钞，持有者一律须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元券。这一政策，一开始，很得到善良老百姓们的支持。在天津，由早到晚都有几条长龙排在银行内外，忠实地掏出他们多年来储存的金钞，换回薄薄的几折金元券。可是，巨商富户们却继续珍藏着金钞裹足不前。渐渐地，物价又告跳动，奸商们再度表演抢购、拒售、囤积、\抬——再加上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新币的信用，同时共军以人海战术攻陷了济南，更造成民心的虚软惶恐，与新的通货膨胀——

军事失利，士气沮丧，民心焕散；民心焕散，士气沮丧，军事失利——交互循环不已。

由于共党在四乡封锁食粮，天津市在这个多难的秋天开始闹起严重的粮荒。

这是天津市参议员们最艰苦，最出力，也是最后一次的集会了。大家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开会，有正式会，有紧急会，有临时会，有秘密会（听取官员据实报告粮荒危机真相）；然而，除了大声疾呼：严禁食粮倒流回共区，鼓励四乡农民\粮入市销售，澈底查办少数关卡刁难农民\粮入市之不法人员，市民食粮调配处配售面粉必须按期办理不得延误，将政府控制之纱布设法换粮，急电行政院请核减配粮价格——此外，参议员们也再无良策了，因为大家无法凭空制造出粮食来。另外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是天津城防工事必须抢赶修筑。国军已自沈阳撒离，营口也告沦陷，共军驱兵入关必然为期不远。政府修建城防的经费不够，要靠老百姓缴纳自卫特捐。参议员对于任何加重人民负担的税捐都是反对的；可是，修城防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顽固地反对似乎也会遭受人民责怪。于是，大家遭遇到从未遭遇的难题——不能不反对，又不能反对。反对，无法向市民交待；不反对也无法向市民交待。

经过一波三折，又推派代表到北平请剿总拨款协助，总算在市民少出钱，政府多出钱的比例下，开始修筑城防。

我的健康在逐日减退中。每天睡眠过少，精神透支过多。报社和参议会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医生嘱我休养，我无法办到。我开始长期戴着一副“健脑器”，在汽车行驶时，仰靠着座垫打盹，变成了我每天唯一较为安适的休息时间。

十一月中旬，由贺大哥那儿，得到最坏的一个消息——贺蒙在沈阳保卫战中阵亡了。

七十三

贺蒙死讯传来刚刚两日，表姊和表姊丈双双莅津，原来表姊丈奉调青岛邮局工作，他们在天津住了三天，即搭客轮赴青。我和姑母全家还有贺大哥都往码头送行，我一直没有告诉表姊贺蒙的消息。我又再三嘱告贺大哥千万也别跟表姊提这桩事。贺大哥似乎不知多年前贺蒙和表姊之问那一段淡淡的然而至为珍贵的纯洁感情，当我说给贺大哥听以后，他不禁伤感地叹息不止。贺蒙死了！在贺蒙最后一剎那的思维中，我知道，他会想到贺大哥、我、他的老母，还有表姊——

贺蒙死了，为国家，为人民，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已无痛苦，上帝必会欣然开启天堂之门，接纳这纯真、勇敢、勤奋，坚守自己在人间岗位到最后一秒钟的好男儿的灵魂。可是，晚死的人，却遭受难以忍受的哀痛——如坠地狱。

就在贺蒙阵亡的那几天，也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以血肉保卫一寸一寸祖国土地的那几天，东北剿共统帅卫立煌擅自搭上飞机弃职潜逃了。政府这才发觉这位上将的真面目，于是下令通缉；可是，他比通缉令跑得快，比他本人跑得更快的，是他的万贯家财。

我病倒了。

姑母在我病中，万分焦急，又万分细心地照护我。有一夜我发烧不退，姑母在我床头坐守到天亮。在姑母面前，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改革币制的时候，她听信了我的劝告，把积蓄的金饰统统依法兑成了金元券，没有好久，金元券又变成了老法币，她不肯讲一句埋怨我的话——看到她那慈祥地渴望我立即痊愈的神色，我几乎哭叫出来：

“妈，还是叫我死掉的好，省得我再害您失掉全部积蓄——”